独创的贫困——有感于“跨世纪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跨世纪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5月18日于上海
上个世纪之交，27岁的梁启超“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正身处于“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时，写下了著名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表达了他迈进新世纪“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的激动之情。如今时间已过近100年了。就文学批评而言， 这确实也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时刻，因为中国是带着“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激情跨入20世纪的。
可惜，对20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人们并不感到十分辉煌，至少在将要跨越这个世纪的时候，普遍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例如青年批评家谭运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中就谈到：“如果有人声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并未出现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相信不少人都会强烈地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有人声称20世纪并未出现一个真正伟大的批评家，则相信有异议的人数将会大大减少，……事实上，百年以来，除了一个胡风因文艺批评的言论和活动引起了一番并非学术意义上的风风雨雨之外，人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批评家的名字了。甚至于，人们还很难说出一个具备相当份量的文学批评活动，或者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第20页）
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这种看法多少持有异议。因为在这个世纪我们并非一无所得，一无所有，只不过我们的期望过高，而现实的回报又总是不尽如人意，以至于当批评界两次擂起进军新世纪鼓点时，多少会感到消沉和失望。今年4月中旬， 我参加了在广东召开的“跨世纪文学批评”研讨会，虽见到了许多血气方刚的文坛评论家，却再不见当年梁启超式的“一鼓作气”“曼声浩歌”21世纪的思想热情。
不过，我们到底缺乏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转换的时期，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完成了文化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把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从传统带到了现代，进入了一种开放的、与世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境界。我们之所以不满足于现状，原因是我们的期待和标准已进入世界化，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个世纪定位于世界级大家大师的时代。实际上，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好几代学人和批评家都在勤奋进取，努力拼搏，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此来说，近100年来， 我们并不乏“具备相当份量的文学批评活动”，更产生了许多凝结了这种进取、拼搏和创作艰辛的批评著作。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著作和文章能让人铭记于心之外，大部分很难占据人们的记忆，因为它们大多数缺乏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独创性。当任何一门思想或理论不能向整个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境界新的开拓，新的发现，新的思路和方法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也无权向世界索取更多的认同和更辉煌的荣誉。
独创的贫困，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一个世纪性现象，而且表现了这一文化时代中国人精神中一大弱点。
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贫困现象？难道中国人天生保守，并没有意识到独创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是中国并不具备进行独创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也许都不是。如果我们不接触到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产生的独特氛围和语境，不深刻探讨这个世纪围绕一代又一代批评家的精神状态，就很难走出和消除这种贫困。
首先是如何从精神上心理上走出恐惧感的问题。当我们回顾20世纪文学批评历程时，也许会再次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种对现实对周围环境的恐惧感不仅浸透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刻内化到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之中。事实上，在中国走出专制和封闭社会状态过程中，这种恐惧感是历史留给后人不能不承担的一种精神“遗产”。就此来说，鲁迅笔下的狂人所恐惧的不仅是肉体上的“被吃掉”，更是精神上的被虐杀。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这份“遗产”注定首先由知识分子、由现代文学家、批评家来承担，无疑给文学和文学批评发展本身增加了几份历史的沉重感。
应该说，“狂人”是由于自己思想的独特性而陷入“被吃”重围的。就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个隐喻。大多独立思考，有自己见解的文学家、批评家实际上都深怀这种恐惧。对独创性的怀疑和恐惧，正是来源于整个社会机制对于思想、知识和真实的恐惧，它构成了一个文化和精神之网，笼罩住了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独创性。在20世纪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乏有智慧、有胆气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但是他们的坎坷甚至悲惨命运，多半是由于他们有所独创或者向往独创，敢于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独创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上，而且在于在精神文化领域敢于对抗和消除这种恐惧感，给中国思想的发展多拓出一块空间。不过，总有一种力量在继续制造和强化这种恐惧，以至于到“文革”时期，人们处于“连想都不敢想”的恐惧之中，更不必谈什么独创了。试想一下，如果因为一篇文章、一个观点的发表，就得付出几十年的代价，因此就提不了职称，分不了房子，甚至被关押、流放，进劳改队，那么又怎么期待出现“真正伟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批评家呢？这种恐惧已成为一种心理阴影，深深投落在批评家的思想屏幕上，浸透到思维和表述方式之中，以一种思想本身的贫困表现出来。回想起来，早在这个世纪之初，梁启超就把自己所处时代定位为“过渡时代”，并认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人物必须有三大品格，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梁启超把“冒险性”放在第一位正是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所以“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而且很可能“一挫再挫三挫，经数十年百年，而乃身不克见其成者比比然也。”而这种冒险性本身就基于某种恐惧心理，企图用矫枉过正的方式进行超越。在这里，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也自然潜藏着偏激和破坏性因素。文学批评和理论创造，当然需要勇气，但是它不应该是一种拿生命做赌注和冒险的事业。如果是，这样，它本身也就不再是文学了。
这正是这一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悲剧所在。当我们谈及恐惧感的时候，并不是在谈论某一个观点，某一篇文章，而是在谈一个国家的思想氛围和民族的精神素质，是浸透到无数批评文学的字里行间和思维方式中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在我们的面孔，也在我们的心灵，甚至在我们无数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构成了批评界无端无序的反叛、指责、猜疑和陷害。因为恐惧一旦占有思想，思想本身就是恐惧，而且能继续制造恐惧。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感，文学批评无法脱离某种绝对的“形式上真理”的依傍和迷信，因为每个人心理深处都在“保卫自己”，就需要在观念上思想上甚至词句上寻找一种可靠的无懈可击的证词，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难以改变的“潜文本”。当这种恐惧越来越加剧的时候，这种对“形式上真理”的要求就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唯一，再也容不得半点个人生命的东西。这种情形至今还影响着当今文坛的理论与批评。即便在一个开放的文学时代，文学批评仍然放而不开，在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评头论足之前，首先把自己设放在一种无可争议的正确或高尚的地位，表现自己无愧于道德良心所在，使文学批评和理论无法敞开自己的心灵。
这不仅表现在以往对于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老舍等作家的“封杀”中，甚至也表现在90年代对于王朔、贾平凹、莫言等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论中。一些批评家总是习惯地把自己的批评建立在某种纯洁、高尚的“形式真理”原则上，忽略了文学在个人文化心理方面自然要求的丰富性。因此，在可能出现的文学创作的独创性面前，文学批评和理论总是试图扮演一种“公众”道德角色。
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提到，批评界是否一直存在着某种“反创新的热情”，其实已接触到长期形成的某种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20世纪以来，中国批评界一直存在着创新与反创新热情交替出现的周期震荡，忽而涌起一种追求和欢呼独创的高潮忽而又有回归传统和国粹的时尚，往往前者于批判一切甚至砸碎一切开始，但是还未开始建设就轮到又一次的回归和恢复。而在这批评表面的风气变换之间，往往隐藏着批评家心理对世态变幻迅速的感应。由此说来，长期压抑，心怀恐惧，必寻求机会喷吐渲泄，获得暂时解脱，所以一有宽松便大张旗鼓，趋于偏激，高谈阔论，标新立异，乃是一种必然。所谓批评界反复出现新潮与复古西化与恋旧之周期性震荡，与批评家文化心态的躁动不安密切相关。
这种批评心理中根深蒂固的“防卫”机制，造就了种种观念、范畴和思维方法上的障碍，使独创步履艰难。其突出一点就是在思想上制造种种界线和限定，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新潮与传统、有用与无用、世界性与民族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修佛中有一说法，就是切忌“自筑围墙”，防止用种种方式把自己与佛觉无边的世界隔开。而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就经常出现用种种概念和限制来“自筑围墙”，要么回避很多文学现象，把自己所面对的文学世界严加限定，要么用种种方法设立防线，使自己拥有某种“绝对真理”的庇护。回顾王国维在世纪初所提出的“学无中西”、“学无新旧”和“学无有用无用”之分的胸怀，只是文学批评超越恐惧的一道灵光，不久就随这位大师一起沉入了湖底。活着的批评家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不得不一次次“自筑围墙”，使自己获得人身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由于外在的恐惧而内化而成的某种处处小心翼翼、时时为自己辩护、不断回避真诚的批评心理及其思维方式，就是这样形成的。为了安全，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虽几经反复，文学批评和理论仍然显示出了趋于封闭和单调的倾向，直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惧心理已从外在转移到了内在，表现为对思想和自我本身的恐惧，批评中的个性化语调和个人性语境被自动消除了，批评家无一例外粘连在权力话语网罗之中。而一旦有机会脱离这个网罗，习惯成性的恐惧感又使一些批评家感到无家可归的悲哀，害怕自己无所依傍，急急要跑回去，或者继续营造一种新的“精神支柱”或者“精神家园”。
这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仍然难以走出的困境。当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批评家有可能从有形的束缚中解脱而出的时候，无形的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恐惧阴影仍在起作用。显然，前几年文学界对于“主体性”的热衷，以及近年来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呼唤，无不从另一方面表达了文学批评重建自我的努力。而在这里，一直被恐惧感追逐的批评家的灵魂，在本世纪一直默默无闻的学人王国维、陈寅恪面前感到了震憾，开始从心灵深处，从生命本身意识到了自我的懦弱和批评的丧失，开始从单纯的批评文本检讨中解脱出来，顺历史之流而前，寻找这种恐惧感形成的历史和思想渊源。钱理群教授的研究工作就十分引人注目。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类似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疏导和释放过程，人们将以反思和回忆的方式从过去的压抑感和恐惧感中走出来。
这就是走出恐惧。因为走不出恐惧就根本谈不上独创，甚至永远学不会如何孤独地思考，如何独立地面对人生，如何真正理解和拥有自我。而对外在世界的恐惧一旦内化为一种思想方式和习惯，就会形成对权力话语的依赖，视之为保护神，一旦离开和失去这种保护就会六神无主。
内心的恐惧会促使人永远在寻求更强有力的保护，而由此又会导致更深刻的恐惧，独创的潜力也由此受到更大的压抑。因此，在20世纪将要过去的时候，独创的希望首先在于走出恐惧，走出鲁迅的“狂人日记”。
问题必然要继续提出：恐惧来自何处？
当然首先来自历史。中国自唐宋以降，随着市民自由民主思想流行，封建文化专制色彩也愈加浓厚，至清代晚期，文字狱迭出，为文者人人自危，在人们心理上留下浓重的阴影。《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在历史中读出“吃人”二字的，而他之所以恐惧，陷入“被吃”的危险心理的包围之中，实在不过因为“……廿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显然，这里“踹了一脚”是个隐语，可以理解为一种批判的文化行为。且不论这一脚“踹”得是否正确，就其引起的后果实在可怕，可见得这种恐惧感之深重了。
这实际上涉及到一种历史积沉和文化观的问题。因为历史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多痛苦的记忆，使之难以摆脱对待文化的双重态度——崇尚和恐惧。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人们为此骄傲自豪，便产生过分崇尚，转而产生过分恐惧，而过分恐惧又会产生过分信赖和迷信，所以“踹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也会构成弥天大罪。这种在文化上被迫害被征服的恐惧心理，它至少来源于历史上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一种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被认为是天下第一的汉家文化并没有保住自己的天下，反而被人口稀少，以游牧生活方式为主的种族所征服；另一种是近代与工业化文化的接触，同样沾满着暴力的鲜血，人们感受到“被征服”而又不甘心的屈辱。这二种文化遭遇（从一般观念上说，一种比自己落后，一种比自己先进）都使中国人自我存在的自尊心受到挑战，失去了文化心理上的安全感，时时担心失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家园，惧怕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从这种意义上讲，《狂人日记》揭示了一种世纪的精神病态现象，所有的人都处于恐惧和被恐惧之中，互相由于恐惧而隔绝和孤独，都有可能成为狂人或被认为是狂人。
这就涉及到独创的人格基础和心理氛围问题。我曾经提出，学术和理论之本在于人，在于人心。如果没有自由健康的心态，就不可能有卓越超群的理论创见。在这里，我并不想把文学批评中的独创定位得过高，一定要有世界影响或者一定要与柏拉图、萨特并肩站立，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由、健康和创新的人格和心态，一种见性情的、能够敞开自己灵魂的艺术探求和对话过程。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人们首先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坦然的灵魂。
由此，话题重新回到了批评家自身。显然，最可怕的恐惧来自于批评家自己，来自于批评本身。当文学批评本身成为制造恐惧的工具时，其本身也必然被恐惧所控制所威慑，这种经历中国已不可忘记。当年鲁迅也谈论过那种“境由心造”的恐惧心理，他在同外在恐惧的对抗中，最终发现了对自己的恐惧，从而能够超越自己，犹如“走进无物之阵”，不管各种各样的提醒和劝告，完成自己生命的述说。
批评就是一种生命的述说，而且是一种独特的、让自己生命自由舒展、无拘无束的述说。唯独这样，它才能全身心地接触另外一个艺术生命，从各个方面和层次去感受和理解对方，把自己独特之处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是“捍卫”什么，也不是“批判”什么；不在乎发现什么“转折”，也不一定要建立什么“体系”。它是一种持续不断地追求心灵自由、理解和宽松的艺术活动，使人们能够从中发现某种更久远、更广大和更宁静的东西。我总以为，独创是在某种自然而然的氛围和心境中产生的，是思想和审美意识达到一定境界的产物，这是刻意和“硬说”所无法达到的。所以，独创的贫困，不仅是我们批评界自由和宽松的氛围的贫困，更是人格精神和思想境界的贫困。
显然，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一个走出贫困的时代。但是人们最先意识到的是物质的贫困，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了知识的贫困和精神思想的贫困。而独创的贫困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人的素质和潜质及其创造能力问题，关系到文化发展的未来。我们要真正走出物质的贫困，必须走出知识和思想的贫困；而这还不够，最后还需要走出独创的贫困。就文学来说，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1936）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大凡一种外来的文学，要发生影响，通常要经过三个段落，或者三个时期：第一是翻译时期，第二是仿效时期，第三是创造时期。”中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虽然不能单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来认识，但是同样有一个走出贫困的过程，从知识的吸收、挖掘、整理、积累走向独创，是21世纪黎明开来的曙光。
走向独创，同时也是从文化心理走出恐惧的过程。虽然恐惧是一条长长的阴影，但是当中国的文学批评迎着新世纪朝阳走去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把阴影永久地留在后面——留在跨越世纪的门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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