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政治的特殊融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境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匈牙利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乔治·卢卡契（1885—1971）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一书收录了卢卡契于1919至1922年先后发表的八篇论文（注：共包括《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合法性和非合法性》、《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批评〉的批评考察》、《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八篇。全书汉译本已由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于1923年问世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卢卡契由此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者。在其中首篇《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卢卡契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著名话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这段引语极具象征性，它拉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试图以哲学领域的辩证法的革命力量来“改变”世界的序幕，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者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理想从此演变为思维领域的精神变革运动。半个多世纪后，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争鸣集出版，该书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跋，书名为：《美学与政治学》（注：Aesthetics and Politics,
NLB 1977。）。世界、改变、美学、政治学，这些普通的语词、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中被赋予种种特指涵义，它们以理论的“陌生化”面孔构建“西马”独特的文论语境。
“世界”的焦点与“改变”的方式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反思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背景，并由此形成理论语话中不自觉遵循的语境限定——如果将语境简洁地定义为“在语言运用中对话语有影响的种种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注：关于语境的定义有多种解说，此处参见王建华《语境，幽默的催化剂》一文，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那么“西马”理论的这种语境限定自然被纳入非语言的范围。
二十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建立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新体制的出现、资本主义新矛盾的暴露，为探索社会出路的理论家提出了新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受现实状况的检验和质询。尤其是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土的失败和在异域的成功，脱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社会发展预想，整个世界现实与马恩所处时代有了很大的区别。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被压迫与生存权益的被剥夺并由此唤起无产者的反抗性这一现实大背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逐渐模糊，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完全可能成为有产者或大的资产者，社会福利的增加给无产者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无产阶级作为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力量，其对于现实的反抗性及阶级意识走向淡化。无产阶级革命未取得胜利——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卢卡契从无产者自身寻找：“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迫变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从属的、受束缚的角色，而不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的角色，从而就剥夺了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力量。”（注：卢卡契：《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物质生存的压迫转向精神意识的控制——资本主义社会在进入二十世纪后统治方式的特点是始终坚持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关注的方面。精神危机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问题，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引发的失掉信仰、价值沦丧、自我膨胀等一系列心理后果成为普遍的精神现象，文艺领域以各种抽象的形式语话将这种深层的危机予以充分表达。“西马”理论家的思想视野自然地由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社会物质基础的关注转向对个体精神出路的探寻，由物质到精神的“世界”焦点的转移彻底改变了理论的语话形态及研究目标，这种转移与改变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方面包含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另一方面更大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西马”以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或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抬高都是简单化的评价。
“西马”作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联系的、当代西方社会中左翼激进主义思潮，它在理论旗帜与出发点上同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联系，无法否认，众多“西马”理论家引用并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谓；但在最终结果与形态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其中差异最为鲜明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改变世界确定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从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彻底推翻与颠覆，而“西马”理论家在激烈批判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现实状况后将改变的内涵确定于人的精神界域的自由解放与总体发展——由此，改造世界的主体不再是无产者，思想家、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知识分子代之而起成为资本主义巨大精神危机下革命的领袖与先导。这种观念学说上的“离经叛道”是“西马”理论家自觉而为之的。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将社会批判理论推向现实大众的马尔库塞严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异化状态，他设计的现代革命任务是实现人的解放、恢复人性的自由和谐，革命的途径是以主体的本能革命造就“新感性”，而艺术和审美恰好具有重建主体新感性的政治潜能。以“重建”替代“改变”、以“总体”与完善替代颠覆与推翻，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结果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庄重严峻的思考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轻松温和的微笑。
应当看到，“西马”理论家们已有轻松微笑的理由，毕竟，资本主义社会自进入后工业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仍显示出继续存在发展的强劲势头；毕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众多无产者一起摆脱了马克思所经历的物质贫困，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毕竟，在战争与和平并存的世界局面下，和平成为最强大的呼声，发展，尤其是可持续性发展成为最核心的世界主题，合乎科学与人性的思想的多元化为社会所容许。基于一系列的理论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对准了新的世界焦点并设计了新的改变世界的方式。詹姆逊在他的被伊格尔顿誉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三部曲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其余两部为《语言的牢房》和《政治无意识》）卷首语颇有意味地引用了这样两段话：向精神求索开放的只有两条途径，／我们的需要在那里分道扬镳，／一条是美学，政治经济学是另一条。”（马拉美）“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又译詹明信）：《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解析与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现状与出路，寻求政治与美学方向的社会变革途径，或许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选择。
“政治”的内核与美学的对策
关于“政治”一词的涵义有相互关联的几种：①政事得以治理，政事清明；②政事的治理；③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④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注：参见《汉语大词典》卷5第42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赋予“政治”一词以特殊文本涵义：
政治，作为社会公正和权力的竞技场，它掌管暴力的合法使用，调节冲突（在自由主义社会则通过法律），以便维持社会传统或宪法（有文字或无文字记载的）所体现的公正观念。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于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8页。）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卢卡契开始即强烈关注社会政治问题，而且这种关注的目标并非具体的国家政事、治国方略、政务活动——“政治”的词义转换为与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相关的所有社会生活方面，“政治”的语言学意义随着西马理论语境中“世界”内涵焦点的转移而产生根本性变化，政治领域的主要行动者由少数领袖转为广泛大众、政治生活的影响方式由社会集体转为现实个人、政治观念的表现方式由外显行为转为隐蔽的意识乃至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
“政治”一词的意义转换是逐渐进行的。在卢卡契、葛兰西等第一代西马理论家那里它既包含理论家自身的受争议或迫害的现实处境，包含他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者与无产者、民族与革命等社会问题的思考，又包含他们在运用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赋予语词的意义张力。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学派观念的核心，社会批判，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精神压抑的批判成为政治的鲜明立场与宽泛涵义，对于精神领域以自由与解放的强烈呼吁拓展、同时也限定了政治的新内涵。理论语词的意义张力还在扩大。在以伊格尔顿、詹姆逊为代表的新一代西马理论家（也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社会批判以审美解放为最终成果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方向得到进一步发展，政治与美学的融合成为理论的自觉。詹姆逊曾以较通俗的语言谈到自己对政治——艺术——美学的辩证理解：
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暖味，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政治、文艺、美学之间在社会整体文化层面保持辩证协调的关系，这种协调成为西马几代理论家共同的思维方向。
在当前动荡不定、多极发展的世界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寻求概念上的转折以适应现实领域的新变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寻求观念上的突破。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焦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本世纪以来西方自觉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全面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和学术群体，它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多个人文与社会学科，在理论的系统整体内，美学并不是重要方面，但西方理论家的社会评判取向使得政治与美学成为一条时隐时显的思想引线，串联起不同时期西马理论家对于总体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阐释与变革设计。从美学的角度书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从卢卡契到詹姆逊的西马理论家不自觉的工作。“以异化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仍在发展”（注： 参见詹姆逊与李泽厚的对话， 《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美学的政治化——以审美作为批判现实的力量——成为西马理论的必然取向，美学成为否定的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革成为审美乌托邦的文化建设，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学院精英圈的西马理论家以时代思想家身份，在政治的最宽泛领域给出了美学对策。由此，“政治”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替代为否定的美学，精神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以不同形式传达变革现实与解除危机的信号、发掘潜藏于审美与艺术中的政治潜能，构成西马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新现实而设计的美学对策。
本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格局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构成挑战。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有关社会，而不是有关自然的科学，历史观念、辩证法思想被西马理论家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加以维护，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则是西马理论家，尤其是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西马理论家群体一致的思想立场。美学指向、审美乌托邦作为否定、批判之后的建设性理想，成为西马理论家普遍的思想蓝图。西马理论家对于美学的兴趣以对艺术发展特性的解析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鸣体现出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文本阐释与价值判断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卢卡契、法兰克福学派至詹姆逊整个理论进展的全过程，卢卡契对现实主义的坚守、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主义的解剖、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在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美学及文艺理论中都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以社会学方法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材料易陷入庸俗社会学与机构唯物主义巢臼，西马理论家对历史总体观念及辩证思维的坚持使其避免了文论的狭隘视野，而达到相对完满的理论整合。
艺术的批判与审美的走向
赋予文艺以强大的社会改造功能是西马理论家拯救濒危现实的美学策略。阿多诺强调文艺的自主性、马尔库塞突出艺术的政治潜能与审美解放力量、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的揭示，以不同角度和方式阐释现当代文艺表现和探求人类精神出路的性质。
阿多诺早在1947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就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资本主义戕害人性作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性剖析，至1966年《否定的辩证法》出版时，这种社会批判与哲学反思结合起来，上升为一种以否定性为核心的社会批判哲学。《美学理论》作为阿多诺最后一部（未完成）著作，其成就一般认为比《否定的辩证法》更加重要，该书将哲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结合起来，为现代艺术中的批判性力量进行辩护。在艺术与现实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阿多诺指出：“现实中没有解决的对抗以艺术形式固有问题的伪装在艺术中重新出现这一点，而不是有意识地注入客观要素或社会内容，界定了艺术同社会的关系。在艺术作品中自我表露的审美张力，在它们对客观性的事实表象的解脱中并通过这种解脱表达现实的本质。”（注：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人的物质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但在精神生活中却失去了很多希望，以至变得绝望，艺术要展现人心目中的真实，就必须走向与现实的非同一，非同一性成为基本的审美原则。由非同一性原则出发，审美不仅无需顾及客体的对象存在，而且还必须有意识地背离客体对象，追求不同于客体对象的非同一性事物。艺术同经验存在若即若离，它欢快地翱翔于现实世界之上，却仍然被它的每一种成分束缚于经验世界，而精神成为艺术与社会相联的中介，社会在艺术作品中不是直接而是精神性地表现出来的。阿多诺认为现代艺术的首要特点就是精神化，艺术作品只有通过把作品的感性要素化为某种精神载体才会获得成功。非同一性与精神化，是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审视现代艺术的真实处境后作出的美学选择，其中包含了清醒的社会批判意义，同时给予艺术批判力量以理智的定位——艺术只能以审美形式表现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的姿态和精神，对现实的艺术批判与审美的精神指向构成鲜明的理论立场。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美学思想界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理论代表以批判理论重新界定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并且“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方面，艺术在这里超越了它的社会限定，摆脱了既定的言行领域，同时又保持其誓不可挡的风貌。”（注：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马尔库塞非常强调艺术和审美的政治、革命功能，在同政治功能的联系中揭示艺术和审美的特质。他赋予艺术和审美以一种政治性的革命或“造反”功能，因为艺术创造出与既存现实相反、为现实所不容的“另一种现实”，艺术的任务是“永恒的美学的颠覆”。艺术和审美的革命与造反功能，通过一系列中介来实现：艺术凭借美学形式创造出虽来自现实却与既存现实相疏离的另一个想象的、理想的现实；艺术和审美具有心灵解放的功能，把人从非人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审美能使感性与理性达到和谐统一的自由状态，形成新感性；艺术和审美通过美学形式而转化为按美的规律来改造、重建世界的重要物质力量，等等。马尔库塞将艺术化的现实作为审美乌托邦的理想国，艺术和审美成为一条通向主体解放的道路。相对于阿多诺艺术批判的和平与理智，马尔库塞的审美设计更具有激进和冲动的色彩。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较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具有更广阔的全球性文化视野及更前瞻的时间界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创立以及“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提出，使他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世界文化思想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的序言中，詹姆逊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第9页。）。 相同的观点在他为新左派出版社（Verso）1990 年出版的《后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再次被明确表述：马克思主义，就象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74页。）至此，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特异性获得充分肯定，并以此建立起自觉的适应现实语境的理论调适框架。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学应当重视艺术的形式，把艺术形式作为理解文化、社会的代码，特别是把由此而对最深层根源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解释作为艺术形式—文学—文化现象的终极代码。在《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述》中，詹姆逊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出“政治无意识”概念，指出意识形态就是对人们的深层无意识的压抑。文化艺术的文本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一种在阶级之间进行战略思想对抗的象征活动。后现代主义艺术文本把一切都平面化，不提供任何可以解释的深度模式，这些文本并不表达某种思想信念，或许只是给人以欢快和愉悦，然而这也许更令人恐怖。后现代主义艺术文本没有现实主义作品中对社会的倾向性看法，也没有现代主义作品中包含着自我捍卫的焦虑和不安，而是如同进入后工业时期的美国社会：充满形象，一切都是文本，人们从中感到的不是可怕的孤独和焦虑，而是一种浮于表面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变得很恐怖，但也可以很舒适。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领域普遍存在，后现代主义已从过去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詹姆逊把视野满怀希望地投向第三世界，分析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与文本内涵，剖析差异巨大的文化语境，从而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全球的文化意识。
相对于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直率地否定和批判立场，詹姆逊的文化理论视野更宏阔且态度更温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审美形式个性创造痕迹的消失、意义与价值的消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影响艺术生产机制走向大众化、商品化的结果。詹姆逊没有昂扬地以审美乌托邦的幻象展望或预言未来，而是直面现实，解释现实的各个层面，最终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对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发展差异给以透彻分析，并暗暗地将希望的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詹姆逊自己即以此身份而自豪。“美学颠覆”一词成为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变革资本主义现实的暗语，潜存于诸多理论文本。而自席勒以来对审美作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有力中介，不同时期的西马理论家都投以赞赏的目光，并给予新的解释与充实。
因有理论原理的“同宗”关系，西马文论与美学理论在我国自然获得对照、比较的意义，并由此产生理论贡献与价值评判方面的争议。本文仅从诞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及理论基本范畴的特指涵义入手，意在廓清西马文论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明显界限，期待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在世界学术论坛占据独立而显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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