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市场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趋势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大变动与大调整的转折时期。人们在阐述世界经济中的巨大变化时，通常更多地看到的是世界范围生产力的变革，诸如科技、通讯和信息产业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生产力的一系列变化已使得一些国家的现行经济体制受到挑战，在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革中，蕴含着世界范围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变革的趋势，这种调整与变革的趋势集中表现为进一步的市场化，即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自由化，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所追求的现实目标。
一、经济体制演变的主趋势：进一步的市场化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改革与开放、全球市场的大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潮流，市场经济体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既包括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也融入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型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当今的世界大市场包括了多种经济类型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它由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体系构成，支撑这一体系的共同基础就是世界范围的“进一步市场化”。
“进一步市场化”是现阶段国际范围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的一大趋势。这是因为：第一，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以市场经济调节为主的经济体制及其运作机制，基本上取代了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本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截然对立基本消除。在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越南、蒙古和古巴等国，都在积极而快速地向市场经济推进。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国家中，许多曾选择过国家主导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其中很多已放弃了国有化经济、集中性计划管理和限制私人经济的政策与做法，它们也在转向市场经济。在90年代初，美国提出“新兴市场”中的多数国家，则是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当前，坚持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只有朝鲜等极个别国家，反之，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知。
第二，面对世界经济出现的巨大变化，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在调整自己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和做法。这种调整的一个重要趋向是：向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宽国家限制的方向演变。历史地看，西方国家对经济体制的自我调整未曾间断。在本世纪，对西方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宏观调节的政策，它们不仅导致西方经济学发生重大的转变，而且对缓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到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演变为有国家宏观调节的现代经济体制。美英等国家现行的经济体制模式，正是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与实践中逐渐得以改进和定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日本和东亚经济模式的出现等，无不有着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国家调节经济的深刻影响。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跨国界的国际流动，使一些国家原有的经济体制显得“笨拙”和“乏力”，尤其是所谓“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则越来越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现实，其中尤以日本经济最为明显；近半年来，东南亚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体制的深刻弊病。
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症”。最近，更多的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甚至经济衰退，说明“固有的经济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后的日本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二战时期确立起来的“资源总动员型”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企业凭借终身雇佣、工龄工资、企业内工会及相互持股等制度，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凝聚力；政府也能够有效动员全国的总资源向主要产业倾斜。在“追赶阶段”，日本政府的主导型经济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在“追赶”结束后，赶超型经济与日本经济的成长、甚至“成熟化”之间的不协调日益显现，政府过去制定的大量限制政策和规制陈旧，有碍于市场自由调节的充分发挥，它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发展，表现为企业组织缺乏创新精神、没有灵活性和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特长等。（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7年9月5日。）从东南亚国家的情况看，缺乏市场化调节弹性的利率水平和汇率高估，就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持续涌入，其中不乏投机性资本，从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再如泰国，由于泰国的金融体系缺乏市场化所必要的高效率，没有严格控制对地产业的贷款比例，从而使得房地产商在“地产泡沫”破灭时将危机转嫁给金融体系，在泰国的金融体系中形成了200多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一方面， 东南亚国家实行开放型经济，另一方面，它们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却并非建立在充分市场化基础之上。可见，亚洲国家经济体制的“不适应”，主要指其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与经济全球化、与商品、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状态不相适应的因素。
第三，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正在发生变化。战后，在西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工业国的“政府”（govermemt）的扩大是由于：1.给遭受收入损失的人和低收入的人提供福利收益；2.实行适当的混合经济，这种经济意味着将许多战略性产业国有化；3.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注：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第2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我们看到，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对公共部门、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的经营与管理，甚至包括政府为教育和医疗卫生提供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些都曾是政府独有的权力。因而，这类企业和组织不参与市场竞争，它们的盈亏责任由政府承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市场也能够并且应该提供各种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需要打破政府垄断，市场也需进入公共部门和基础设施的生产与管理。由此而破除了过去所认为的天然垄断性部门必须由国家管制的观念，致使在发达国家中，与70～80年代相比，天然垄断性企业在比重、程度和份额上都已大大削弱。而且，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危机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在实行开放经济的国家，政府继续对经济进行过度干预，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这一切恰如世界发展所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使放宽国家管制、加大市场调节的改革趋向具有世界性。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转轨国家不得不向市场经济进行根本性转变，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临政府领导的发展战略的失败，即使在工业国的混合经济中，由于政府干预的失灵，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有利于市场机制的转变。（注：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第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经济全球化迫使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可以预计，在今后10年，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将经历一个空前规模的经济调整与改组的过程。
二、与“市场化”趋势相关的主题：企业与政府
世界范围的经济调整和改革，以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放宽政府限制为主导。各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正在带动产业组织甚至产权结构的变化；“放宽限制”，则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在逐渐放松。这种变革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始于80年代。最近，一些学者在分析美国经济顺利发展的原因时认为，美国经济显现的效果正是由于它长年放宽限制。近年来，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市场力量在增强，放宽限制取得了新的进展。它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是：
第一，放宽国家对企业和市场的管制。在西方一些国家，放宽管制的做法大致趋同。它包括：1.解除过时的经济规制和有碍公平竞争的条款，放宽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各种限制性政策。例如，近年来德国相继通过了两个《金融市场促进法》，决定对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在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2月签署了新的《电信法》， 停止执行原来规定的本地区的长途电话业务、有线电视和广播服务之间保持界限的条款。又如，1993年法国开始对银行和保险等行业的21家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由于这些原来的国企股票上市极大地吸引了美英等国的投资者，1995年6 月法政府又颁布了“对法投资完全自由化（除国防、公安及社会福利部门外）”的政策，由此而废止了对非欧盟成员国企业总额在5000万法郎以上的投资必须事先向法政府提出申请许可的规定。2.对原有的一些经济规则进行反思和改革，例如废止“终身雇佣制”、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等。以日本为例，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感到，日本长期实行的终身就业、按年薪提升、自动加薪等，这一切已经成为战后日本社会契约的支柱，尽管它们在日本经济奇迹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现在却受到四面围攻，因而许多著名公司，如丰田汽车公司、索尼电器公司等，都试图脱离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走向探索面向激烈市场竞争的改革之路。3.把一些原来属于自然垄断性部门和服务性行业，重又纳入到市场竞争的轨道，给它们以更大的灵活性和经营自主权，这既要求从企业组织形式上进行改组，实际上也对企业的产权结构和管理方式作了改革。这种改革被世界银行称为“公共管理改革”，即主要通过运用市场机制和正规承包的方式，改变由核心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做法。新西兰从80年代起，政府就将其商业性和其他可以开展竞争的服务业务从公共部门分离出来，成立公司，通常它们是私营公司。剩余的有着多种职能的较大的部委被分解成若干专职事业单位，由经理依据定额定产合同进行领导，经理们的自主权相当大，拥有雇员权和解雇权。（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第87页。）
第二，企业组织形式与产权结构的变革：从私有化到企业兼并与重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起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私有化”，其进程始终在持续而未曾中断，到90年代这一趋势和范围逐渐扩大到金融服务、投资和保险等行业，其实质是使过去由政府经营或管理的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造和股份制经营的基础上实现“非政府化”。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公营企业的私有化还是企业的兼并，大都是在过去被视为“公营部门”或者“国家垄断性”行业之间进行的；90年代被“私有化”的企业和企业兼并的重点，也都集中在长期隶属于政府管制的航空、电信、铁路、银行的产业与企业，这些企业很多已经转为由私人经营或者实行股份制经营，其构成和治理结构与一般私营公司相差无几；而在许多公用事业的建设方面，各国都在不断引入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和参与管理。
企业组织的变革可以视为“重新构建公司”，它在这里既指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购并与合并，也包括企业内部结构的重新整合，在美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企业兼并方面，波音公司在1996年收购了洛克威尔公司的军工生产部门，继而又对麦道公司实行兼并，这不能不说是美国航空业中的重大改革性举措。有的学者从国际性企业组织体制的变化来看待波音与麦道公司的合并，认为这种合并体现了“正在演化的两种不同企业组织体制的竞争”。分析指出：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更多地体现了以现代垄断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它倡导的是私人大企业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它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的竞争力；而与之进行国际竞争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其企业管理模式是典型的欧共体式的国有化模式，它所体现的是以国家或国家集团为目标的计划化内涵，这种由欧共体成员国组成的国有企业模式，是所谓“莱茵模式”起主导作用，即政府行为更多地影响企业的运作。（注：参见《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1997年第8期第44～46页。）波音与麦道公司的合并， 不仅使空中客车公司面临组织结构变革的挑战，而且将会对大型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在企业内部的改革方面，往往通过重新设计与整合工作程序，旨在建立能够充分体现个人价值的团队（team）式经营方式，并以信息化和知识化为前提，在共同的经营活动中产生共同语言，进行自我协调。
在发达国家公营部门的改革中，电讯业的改革起步早、动作大。诸如德国，在1989年，德国就对邮电系统进行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把德国邮电部所管辖的邮政总局改建为三个独立的企业，即邮政银行、邮政局和电信公司，使其从国家行政机构变为政企分开、独立经营的企业。但当时，它们仍为国家所有。1995年，德国又逐步把这三家公司改造成为控股公司，即德国邮政银行股份公司、德国电信股份公司、德国邮政公司。其基本思路是实现邮政部门的民营化和国际化，以实现邮政企业的独立经营，并进一步明确邮电业务逐步向国内外市场开放：计划到1997年底使邮电部门完全放弃垄断，1998年最终取消有125 年历史的邮电部。过去，德国的邮电部门是“庞大无比的官僚机构”，一度拥有50余万行政人员，其中官员32万人。由于邮政部门过去所处的垄断地位以及旧的法律框架的束缚，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显得臃肿、落后，弊病很多。采取这些做法，不仅大大减少了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企业数量，也成为90年代企业合并、兼并和购并的开端。
第三，“重新思考政府”。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失效，市场经济国家中不可避免的“政府失效”，以及上述更为广泛的对公营企业和部门的改革进程，也使得“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政府”。它实际上意味着：压缩政府的经济权限，放松经济性规制；保留政府原有的社会性规制，在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某些领域，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力度还有加强的趋势。从进一步市场化趋势对政府的冲击来看，这必然导致人们对削弱政府权力和放宽经济限制的要求。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取消管制条例大大扩大了开放全球舞台供外国竞争的规模”，在向“全球可竞争的”世界经济价值（即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和资产市场）开放的世界经济产值，将从1995年的大约4 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1万亿美元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放宽经济限制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在西方国家中，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在随着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而缩减，有些发达国家正在探讨从“大政府”到“小政府”的转变。
在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中，“重新思考政府”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已到极限、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表明，政府“主导”导致了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非市场管制；而政府与银行和企业的勾结往往加剧了政府的腐败，一旦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正常，就会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在日本，山一证券公司的破产、东京“特殊股东”小池敲诈（总额达6亿法郎）等诸如此类的大金融集团案件； 在东南亚国家，像韩国韩宝集团这样的不正当贷款事件不绝如缕。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自1997年以来，日本政府几次宣布要进行体制和结构改革，并决定实施“开创21世纪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主导思想是通过实行结构改革措施，使陷于停滞的经济走上复苏的轨道，而“放宽限制是此次经济对策的支柱内容”，它还包括改变信息和通信业务的报审制、修改法人税制、促进土地的转让、中小企业对策、充分利用民间活力改善社会基础设施等项措施。（注：《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11月18日。）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在对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如美国政府在积极制定面向21世纪的国家科技和教育规划，已决定不遗余力地加大科技的投入。当然，现阶段，各国以开放市场和放宽限制的改革，仍将以调整和放松经济性的规则和政策为主，并非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作用。
三、世界范围“进一步市场化”趋势的启示
“进一步的市场化”趋势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这一趋势已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它对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从这一趋势来观察近年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我们可以有以下的启示：
第一，目前世界范围经济体制变革趋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国家把自己的经济置身于国际大市场和国际竞争之中，因而，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目标现实地面对着国际大市场。最近，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经济体制能够对向风险挑战给予适当的报酬，这样的体制最符合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新、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的时代潮流。（注：日本《世界经济评论》1998年2月刊。）尽管美国的经济体制并不适合他国， 但是有一点，使本国经济面向国际市场与竞争，却是一国经济所不能左右、而只能置身于此的必然结果。1997年，世贸组织就全球基础电信服务、信息技术产品和金融服务，与世贸组织多数国家达成协议，这必然带来贸易的更大自由化，从而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都在积极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运行机制，使其既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又能够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居优势，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性目标。为此，这些国家通过调整政策、改革规制甚至变革企业的产权等项措施，以更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激励和竞争功能；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在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目的，而是将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更加密切地衔接，使本国经济面向21世纪的世界经济。
第二，任何一国的经济成长都必然伴随着体制的不断调整与改善，哪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固守传统体制，就会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来，前苏联经济失败甚至瓦解、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和最近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前苏联的瓦解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多方面原因，但是社会发展的停滞，特别是相对于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其经济衰退与危机深重，无疑是使其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景气与停滞，仅仅用“泡沫经济”的后果和经济衰退来解释，还不能说明其根由；东亚经济也曾显示过它的奇迹效应，得到过广泛肯定和赞誉，只有克鲁格曼提出过“谨慎的寓言”：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所谓的“奇迹”，注定还会落下来。（注：美国《外交》季刊1994年冬季号：《亚洲奇迹的神话》。）这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日本和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中的共性问题，即它们的“制度性匮乏”：诸如法制、市场和公司的透明度都跟不上经济迅速的增长。同时，银行业和房地产业中的“泡沫经济”却是普遍的。可见，前苏联、日本和东亚国家都没有适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造，这是它们经济停滞和衰退的不容置疑的根源之一。
但是，问题还在于：在这些曾经有过辉煌经济成就的国家中，为什么不能够对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进行机制性和体制性调整？日本一些学者和企业家的总结可谓寓意深刻。在他们看来，日本以往的“经济成功”，令日本人过于相信自己的战略，过于依赖自己以往的成功，因而不去思变，从而在新的世界竞争面前不堪一击。日本人自己总结道：“如果你取得了辉煌成就，就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带来成就的东西，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不作适当的调整，就只能失败。这就是成功的悲剧。”（注：《世界经理人文摘》，1997年第11期。）实际上，“日本的悲剧”也正是前苏联的悲剧之所在。前苏联也同样是这样，它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虽说它也曾进行过经济改革，但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其几十年的、若干次的改革，都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触及到原体制的任何问题。不敢触及旧体制，并非它们对此没有认识，而是对自己“辉煌的过去”，对自己的体制模式充满了无限的留恋，因而难以舍弃其旧体制。经济竞争归根结蒂是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只有不断地根据已经变化的现状适时调整体制结构，才能为经济持久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都不是停滞的，市场的建立绝非一劳永逸，随着经济的不断成熟、经济增长过程更为复杂，经济的调整必须跟进。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改革就是无止境无终点地不断演进的过程。我们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不会是至臻完美的，即使发达国家，也从未停止过对其经济规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这无疑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东亚奇迹”不久前还为世人所称道，但是仅此不到半年时间，东南亚国家就陷入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仅仅是金融领域的问题，还是体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过时”了？对于这个问题，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在谈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源时认为：“一是经济制度，国民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必要的改革、尤其是银行业的改革和加强没有跟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二是在于政治、政府与商界没有保持必要的距离，政府与官员应当是裁判员，不是参与者，而在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不偏不倚、自觉服务于市场、而不是参与市场的公务员阶层。……日本必须拆除在外国求购者面前把银行和零售业保护起来的各种障碍，这一点对于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我们都适用。”（注：德国《时代》周报，1998年 2月19日。）实际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势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进步程度而言的。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制度模式是相对稳定的，而经济体制具有动态性和可变性，这是实践给出的经验，也是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的一个出发点。对于正处在发展中和改革中的中国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建立的过程中，只有不间断地对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体制结构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才能够快速成长、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