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蝇王》的叙述结构和主题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结构论文,主题论文,蝇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为肇端，作为文本符号学理论体系之一的小说叙述学（注：小说叙述学只是符号叙述学的一个分支。除包括小说艺术表现形式在内的文本叙述学外，符号叙述学还涵盖了如舞蹈、绘画、音乐等艺术表现形式。）最终在法国巴黎学派那里形成了自己完备的理论构架。巴黎学派中的格雷马斯、罗兰·巴尔特和克劳德·布雷蒙（注：与格雷马斯和罗兰·巴尔特相比，克劳德·布雷蒙在小说叙述学理论上的建树更系统，影响更大。他的理论是文本叙述学三个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思想共同构成了文本叙述学的三大版块：叙述要素(narreme)、衍生不同叙述程式的叙述句法(narrative syntax)和叙述结构(macrostructure)。本文拟从文本叙述理论的上述三个层面来分析英国当代作家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的叙述结构，并揭示其叙述结构的独特语境中文本的主题意义。
一、叙述程式（注：在普洛普的基础上，布雷蒙进一步把普洛普的“功能”细分成包括三个发展阶段的叙述程式。叙述程式在横组合向度和纵聚合向度内构成文本的句法结构。）
布雷蒙的叙述句法向两个方向延伸：横组合向度(syntagmatic dimension)和纵聚合向度(paradigmatic dimension)。横组合关系指叙述的时间性（或因果性）延伸；纵聚合关系指叙述发展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在文本叙述中，叙述程式由三个阶段构成：引起可能性的场景→可能性的实现（或未实现）→成功（或失败）。在叙述的横组合向度内，罗兰·巴尔特认为功能是内容单位，构成叙述的语意核心：在他的叙述模式内，巴尔特对作为叙述最小单位的功能和标志进行了区别。与普罗普一样，巴尔特把功能描述成与其它叙述要素（代表着行动的过程）形成的横组合关系中的内容单位。”（注：Winfried Noth,Handbook of Semiotics,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711.）
《蝇王》以寓言的形式展现了一群英国孩子一段独特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具有对人性和人类文明的普遍影射意义。由于即将爆发核战争，这群孩子被飞机遣送到安全地方。途中，飞机受到敌方攻击，被迫降落在汪洋中的一座小岛上。离开了文明的怀抱，失去了成人的保护，孩子们经历了生存、孤独、恐惧和兽性残杀的痛苦折磨。通过《蝇王》独特的艺术表现，戈尔丁形象地展示了在人类文明蜕变的过程中人性的泯灭，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悲怆的现实走向狭小、阴晦的个体心理图景，从对生活盲目的梦想到命定式的否定。这就是文本中所有人物生命运动的轨迹。借助于文本叙述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蝇王》中梳理出四个平行、交叉发展的叙述程式。这四个叙述程式以四个人物（比奇、拉尔夫、杰克和西蒙）为中心，交织成文本的叙述经纬。
叙述程式一
以比奇为中心的叙述程式可归纳为：惧怕家园不可复归、文明不可重返→复归家园、重建文明的梦想破灭→比奇的死。
“没有人知道咱们在哪儿，”比奇说，他比以前更显得苍白，并且气喘吁吁，“他们也许知道咱们要到哪儿去，也许不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因为咱们根本就没有到达目的地。”（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飞机迫降小岛使比奇脱离了文明社会的怀抱。他清醒地认识到：困居小岛就有可能与文明隔绝。要维系与文明的纽带，就要按文明社会的原则行事，按文明社会的方式来组成新的群体秩序。
比奇感到忍无可忍。他对遭到的这个损失感到很气愤，竟忘掉了他的胆怯，开始尖声地哭起来：“你和你的血统统见鬼去吧！杰克·麦里杜，你见鬼去吧！打什么屁猎！我们原可以回家的……”（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77页。）
山顶信号火的熄灭使得比奇担忧的事最终成为现实。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他的眼镜也只剩下最后一块镜片。
与比奇这一叙述程式紧密相联的是来自成人世界的一系列信息。有关成人世界的消息主要穿插在文本的开始（因为即将爆发核战争，这批孩子被用飞机遣散到安全地方）、中间（在明月如姣的夜晚，当孩子们在窝棚中熟睡时，夜空中的空战和乘降落伞降落在山巅的飞行员）和结尾（一艘英国战舰光顾小岛）。原有的文明、文明社会的原则、文明所经历的劫难与比奇在小岛上的经历所构成的这一叙述程式相互关涉，形成了复杂的符指功能。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符指功能在读者的参与下，与各语境及关系层面形成了动态、多层次的符指场（注：格雷马斯的“场”(isotopy)是借用核物理学术语。在语意结构中，“场”描摹的是文本相对语境中语意生成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在这个符指场中，代表积极意义的内容符指项和代表消极意义的内容符指项从纵聚合关系轴上展示出消解的张力；从而把文本的语意层推向了深描层次。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与成人世界语境中的内容符指项和小岛这个语境中的内容符指项之间形成了“比奇”这一符指功能的张力。随着这一叙述程式沿横组合方向的发展，“比奇”这一符指项不断衍生出新的符指功能。总的来说，该叙述程式的符指功能共同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尴尬和被扼杀这一母题。在人性堕落的过程中，理性成了绊脚石。理性的思索、理智的忠告、理智的行为变得笨拙、残弱、被动、滑稽可笑。比奇与杰克最后的较量成了理性向野蛮力量最后的软弱反击。理性最终被献上了祭台：
巨石擦了比奇一下，从下颏到膝盖，螺号碎成无数白色小片，不复存在了。比奇从巨石侧旁的空中滚下去，在空中翻了个身……他的头颅摔碎了，流出了脑浆，染成了红色。比奇的双臂和双腿抽动了一下，象一头被宰的野猪那样。（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212—213页。）
叙述程式二
以拉尔夫为中心的叙述程式沿横组合方向发展的三阶段为：拉尔夫在成人世界和梦想之间的选择→拉尔夫梦想的破灭→拉尔夫重返成人世界。拉尔夫脱离了成人世界。他无意中发现了湖中的海螺：“贝壳呈浅乳白色，有些地方还间以淡淡的粉红色。从露出一个小洞的那一端到粉红色的螺口之间，有十八英寸长。”（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11页。）出于好奇，他吹响了海螺，把人群召集起来。他自然成了孩子们民主选举出的首领，担负起拯救其伙伴、使他们重返文明的使命。与这一叙述程式相交织的是一系列与美丽、精巧、激情联想的符指功能；甚至连拉尔夫本人（金发少年、拳击运动员的体型、温柔的面容）也是一个符指功能。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海螺”这一符指功能主要在读者的阅读期待、拉尔夫的梦想和其梦想破灭这三个语境中形成。“海螺”在阅读、叙述程式发展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变成一个复杂的符指功能场，从日常语境中的icon演变成特定文本语境中的象征。（注：这里的“海螺”符指功能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抽象的icon到客观实在的icon，再到复杂语境中所获得的丰富意义。这既是一个不断衍生的新问题，又是一个符指功能的功能项不断复杂化的过程。）符指功能的内容符指项和表现符指项也就挣脱了一一对应的网结而趋向内容符指项的纵聚合张力。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火”这一符指功能也基本上沿“海螺”的语境设定而生成新的符指功能。在整个文本中，各主要符指表现项在读者阅读参与和文本叙述程式的发展形成的复合语境中结成新的对应关系、产生新的符指功能。正如艾柯所言：因此，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自行消解、形成一个各种关系变化所产生的高度复杂的网络。符号学展示了一种分子似的狭小风景。在这里，我们习惯认同的常见形式成了类似化合作用下的结果；那些所谓的“事实”只是表面现象、下面潜沉着更基本因素构成的网络。（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86页。）（注：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49.）
这里所言的“更基本因素构成的网络”还待读者和批评家的发掘。这一主动参与就是向更深、更细微的“意义之意义”迈进；或迈向语言更澄明的境界。（注：理查兹和雅各布森从语意学角度、皮尔斯从符号学角度、海德洛尔从思辨哲学角度阐述了同一问题。皮尔斯从泛符号的认识角度认为：认知、思想、人本身都是符号，整个宇宙都充盈着符号。）
整个叙述程式的内容一侧交织着两种力量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就是拉尔夫。拉尔夫开始鄙视比奇，后来无可奈何地认可比奇的力量，最后与比奇共度苦难时光。
那天晚上，拉尔夫不得不对比奇刮目相看。比奇会用脑子。别看他长得肥头大耳，却会有条不紊地进行思考。可惜比奇却不是头头，他虽长得滑稽，可他有头脑。
拉尔夫对比奇的认可实际上是对理性力量的认同。他自己也渐渐学会了思考问题。正是在理性的佑护下，他最终保持人性不灭。另一方面，拉尔夫对杰克却有着本能的亲密感。这正隐喻了人性中两种不同力量的关系。“就连拉尔夫本人也不知道他同杰克的联系如何在一处断了，却又在另一处接上了。”（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80页。）拉尔夫在两种力量间的挣扎是人性的痛苦挣扎。在痛苦的挣扎中，拉尔夫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然而，文本所展示的理性力量的胜利使这一叙述程式超越了文本的现实而达到逻辑可能性的层次。人性的复苏和人类的救赎被隐含的超文本的逻辑可能性中。纵观整个文本，拉尔夫仿佛在现实和梦想间游荡了一圈。梦想只是智暂的休憩之所；而一旦梦想破灭，他又跌回到现实。可现实仍处于劫难中。人性的复归、人类文明的出路因成人世界正发生战争仍渺渺无期。
叙述程式三
与比奇相对应，以杰克为中心的这一叙述程式蕴含的却是相反的母题：人从文明的巅峰跌入邪恶的深渊。在杰克身上同样交织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人类文明的规则、禁忌和道德力量对他的约束。过去，他是教堂唱诗班的领队，“往昔，他们曾经排过两排严肃的队列，他们的声音犹如天使的歌，不过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另一种力量就是邪恶势力对人性的考验，就是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认同。
他从刀鞘里把刀抽出来，猛的一下砍在一根树干上。下一次就不会手软了，谁胆敢抵抗的话。他恶狠狠地向四周望了一眼。（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当突然降落在这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杰克仍渴望打猎、吃肉，梦想着当首领。当他第一次尝试用颜料涂染面孔，他也就亲手杀死了自己，他的灵魂被一种陌生的异己力量统治着。
……看着自己在水中的模样，他不由得十分惊讶，不再是对自己的惊讶，而是对一个可怕的陌生人感到惊讶。……在水池边，他那强健的躯体上支撑着一个假面具，吸引了其他几个孩子的目光，吓得他们魂不附体。他开始跳起舞来，他的笑声变成了一种嗜血的狂号……这个假面具是个自成一体的东西，杰克的脸藏在面具后面，因此，既不怕害羞，也不怕难为情。（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这一叙述程式的内蕴力同样取决于一系列复合性符指功能，如：唱诗班和狩猎队、被捕杀的野猪和被追杀的比奇、西蒙和拉尔夫、捕野猪的号子（“宰野猪、割咽喉，放鲜血”）、猎猪仪式。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杰克”的符指功能在纵聚合方向上同样形成了两极（文明和野蛮）间的张力。随着叙述程式的发展、符指语境的变化，从张力的一极（文明）向另一极（野蛮）不断派生出新的内容，生成新的符指功能。整个叙述程式中的符指功能呈现出强烈的下驱力度。无论是在文明的圣殿里（教堂）还是在一个全新的生活时空中，人只不过是依附在现实土壤上的生命体。一旦文明的大厦倒塌、现实的土壤恶变，人性的脆弱足以使人成为自我的牺牲品。
叙述程式四
以西蒙为中心的叙述程式在文本中的地位不是细致而占大量篇幅的叙述性文字，也不是复杂的符指功能。与西蒙的命运紧扣的关键文笔是细腻的描写性文字和戏剧化的场景呈现。
……黄昏即将降临到海岛，那美丽奇异的鸣叫，那蜜蜂的嗡呜，那归巢鸥鸟的啼声，都渐渐消失了。……蜡烛似的花苞绽开了宽阔的白花，迎着天空最早出现的几颗星星的微光，晶莹闪亮，花香四溢，升华到空中，飘散到整个海岛。（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60—61页。）
独特的描述语言使整个程式散发出清新、圣洁、凄美的气息。单纯从语言风格来论，它属于“非叙述”的范围。但这种语言因与西蒙的命运变化、与他因投身于对自然的祈祷所获得的同超自然力量的交流，以及与文本其它叙述程式的语境相互作用而具有散文和戏剧的风格；同时又使这一叙述程式独特地漂浮在文本的世界里。
表现功能项 内容功能项 符指语境（层面）
“西蒙”在文本中形成了上述符指功能，并指向同一范畴，这就是高于生活现实的精神领域：或是宗教信仰、或是知识、亦或是云海遮掩处存在的真。
在文本中，高于现实的真就是人类恐惧的真正根源。西蒙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人类祈福，揭开恐惧的真面目。在昏迷之际，他的潜意识最终面临人类恐惧之源的化身——猪头。
“这你总知道吧？我就是你们身上的一部分。亲密无间，亲密无间，亲密无间！因为有了我，一切都徒劳无益，是我把一切弄到如今这步田地的。”
……蝇王说，“我可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明白吗？杰克也罢，罗杰也罢，莫里斯、罗伯特、比尔、比奇也罢，拉尔夫也罢，都别想逃脱。明白吗？”（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167—168页。）
西蒙的身上有着他的伙伴们不曾拥有的力量。他的身体是病弱的，但他却以肉体暂时与灵魂的分离而逼近真实。西蒙象征着人个体生命中非物化存在的方面。“西蒙”这一符指功能场更折射出无言的悲怆。尽管他是知道一切答案的人，却无力向同伴解释清楚一切。当他最终把怪物的真象披露给同伴时，自己却被当作怪物处死。这样，叙述程式的母题自然就把人的命运和必然规律这类抽象问题纳入其审视的视野。
在文本中，几个叙述程式在特定场景中交汇。当杰克一伙追捕的野猪“跌跌撞撞地跑到一片空旷的地方时，他们已在它身后了。那里，鲜花争妍斗丽，蝴蝶翩翩起舞，空气却是闷热静止的”（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157页。）。西蒙常常独自一人到这片林中空地来祈祷。拉尔夫在仓皇逃命之际无意间也闯入这片林中空地。面对猪头的空骷髅，“他感到脊背上阵阵冰凉。……猪脑壳认为拉尔夫是知道一切答案的那种人，因此不肯奉告。”（注：威廉·戈尔丁著《蝇王》，张镜等译，北京十月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在从人类文明向新的存在迈进、从新的存在向人类杀戮式的疯狂堕落中，什么人成了真正的被告？聪明的比奇找不到答案，用热情拥抱新生活的拉尔夫也感到困惑，杰克和猎手们则感到恐惧。从小孩们惧怕的蛇形怪物到传说中的水怪；从降临山顶的空中怪物到西蒙的死，可怕的怪物一直困扰着他们；与之类似，可怕的怪物也困扰着成人们，与整个人类文明难解难分。因此，文本的叙述结构的复杂，变动的符指世界中沿着几个叙述程式的发展，形成循环模式：
整个文本叙述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不良状态”（人类文明的苦难现实）。同时，主题随着叙述结构的展开、发展，逐渐从模糊状态变得轮廓清晰。作品也就逐渐集聚在两点上：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的灾难？人类文明的基石真的就那么坚实牢靠吗？如果说文本叙述程式的母题涵盖了人性的可变性、双重性和悲剧性，那么文本的叙述结构则隐喻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
二、主题意义
研究《蝇王》的评论家们大都把焦点集中在文本的作家语境、西方当代文化语境和《圣经》文化语境所衍生的主题意义上，而忽略了对文本独特的结构编码进行梳理、分析。如，英国评论家威廉R.穆勒就简单地从《圣经》出发，在蝇王和Beelzbub间发生联想；（注：William R.Muller,"The Christian Century",pp.1203-1206(Oclober 2,1963).）也有人把杰克看作罪恶的化身。事实上，戈尔丁对人性、对文明的前景不是简单地下结论；他所信奉的是深深根植在文本中的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中的环境制约论。
一方面，戈尔丁继承了20世纪这个文化断裂时代人类精神的苦难意识。20世纪与传统文明的关系就象文本中现实的世界和小岛上梦魇般的生活的关系一样。伴随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的价值观念的蜕变、人格的异化和人性的沦落敲响了文明的警钟：人类用全部的天真和激情拥抱的只是一场恶梦。人成了替罪羔羊。在思想文化领域，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到尼采的权力意志；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到二战后存在主义，这就是当代西方人精神嬗变的轨迹。所以，戈尔丁在他文本的底色上直接显影的是作者切肤体验到的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人性的泯灭和文明的尴尬境地。
在更深层次上，戈尔丁从世纪末的屋檐上逼近了传统的西方文化语境。文本世界的双重性、对人性的多层表现、对西方文化语境中与人性的解码相联系的符指功能的关涉，正意味着对文本任意阐释的不可能性和不合法性。例如，从西方文化语境看，《蝇王》似乎同时承接了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但是文本本身又恰恰证明了这两种文化根源的不相融及主次之分。
在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中，人性被诠释成是罪恶的、邪恶的。在《圣经》中，蝇王（Beelzbub希伯莱语）被形容成“群魔之首”，在权力和罪恶上仅次于撒旦（详见《圣经》Luke 11:15）。以人性邪恶、有罪为中心，以上帝为最高审判者的基督教文化在认识论上是典型的决定论。基督教人性本罪、本邪恶的决定论在符指功能上形成了单一性的表现。这与作者在文本的结构和内容中刻意交织着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环境决定论是相互矛盾的。
戈尔丁在符指表现上的双重性和多重性、结构上的循环性，更接近以人为中心的古希腊文化中人性的自然样态和古希腊人文精神中的辩证法——“万物适度”。古希借文化中典型的人性符指编码是巴乔斯神话。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巴乔》是根据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话创作而成的。美国学者伊蒂丝·汉密尔顿在《神话学》中专门考证、分析了酒神的双重性格和双重象征意义：快乐和残忍。现代世界的人对酒神的理解主要来源于古罗马人对酒神单纯快乐意义的理解。事实上，酒神也象征“动物生活的原则……被猎者和狩猎者——象征人对动物不被控制力量的嫉妒、渴望”（注：E.R.Dodds,EuripedsBacchae,2nd Edition,Oxford:the Clarenden Press,1960,p.xii.）。这样，本能的摆脱理性和社会习俗的束缚就成了人固有天性的另一面。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中，游荡在山野、森林的酒神崇拜者（巴乔斯妇女、底比斯妇女）用蛇、牛、狮和野猪动物（甚至人）作为酒神的祭品。
酒神是快乐的，同时也是残忍、无情的。酒神的膜拜者也同样经历着快乐和无情两种情感的折磨。脱离了文明襁褓的拉尔夫一伙在文明与本能的自我之间冲突、挣扎。在本能性的自我得到解放时，他们也把自己献上了祭台。《蝇王》是一幅人类从现代文明的巅峰状态、从文明的苦难现实被抛入一个神话般的空间后蜕变的全景画。在文本中，没有普罗米修式的福祗，没有沐浴上帝恩泽的摩西。巴乔斯的灵魂一经复活，恶魔就蔓延猖獗。戈尔丁对20世纪人类文明的审视最终在古典神话中找到了审美契合点。巴乔斯神话包容了20世纪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两难现象，西方文明衍生出的一种苦乐感。它也是戈尔丁对文明发展与堕落、人性的沦落与复归这个矛盾症结的最终概括：从人的无助到神话般的文明辉煌是偶然；从神话般的辉煌到人的无助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