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1]2001年在《《案例》：广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选择》文中指出本文以广钢集团公司的发展历程和面临的战略选择为案例，主要运用了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价值链、关键竞争因素、SWOT矩阵以及策略联盟理论进行了案例分析，提出了广钢集团公司强化市场营销核心竞争力，逐步从生产性企业转向服务性企业；与目前竞争对手韶钢结成策略联盟，共享采购及销售网络，必要时合并重组，提升广东的冶金工业竞争力；以及利用广钢股份上市公司融资功能筹措资金，投资高新技术行业，实现企业转型的战略发展思路。本文还提供了广钢股份资产重组的一个可能方案。最后，给出了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加以注意的八大管理要素。
武鹏[2]2008年在《跨国战略联盟与我国钢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凭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迫于强大的竞争压力,纷纷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合作竞争的方式代替对立竞争的方式来参与全球竞争。跨国战略联盟成为现代企业强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组织创新”。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彻底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此,国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就钢铁行业来说,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第一的钢铁生产与钢材消费大国,但是我国还不是一个钢铁强国。企业的规模、创新能力、产品结构、议价能力等方面都与世界大型钢铁企业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都是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经营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随着全球各大钢铁公司纷纷通过兼并、联合扩大产能、强化自身。我国钢铁企业要从战略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今后的艰巨形势,抓住全球钢铁业整合浪潮的机遇,通过各种有效的扩张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本论文研究目的是为我国钢铁企业跨国战略联盟提供理论基础、方法指导和策略建议,为建构我国钢铁企业的竞争战略,增强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文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方法,从跨国战略联盟的迅猛发展与我国钢铁企业国际竞争力急需提升相结合的层面上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了我国钢铁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理论及其实践问题。本文首先从国内外学术界对战略联盟本质的不同看法出发,概括了战略联盟和跨国战略联盟的定义,分析了跨国战略联盟的类型和形成的动因和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价值链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叁个角度分析了跨国战略联盟提升竞争力的机理。结合跨国战略联盟的一般理论及其内嵌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本文着重研究了我国钢铁企业利用跨国战略联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成因。这种分析是从中国钢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展开的。从内部因素(我国钢铁行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外部因素(世界钢铁行业战略整合趋势)和现实基础(跨国战略联盟有助于我国钢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叁个层次分析了我国钢铁企业建立跨国战略联盟的必要性。并从我国钢铁企业实力、资源优势、政府政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方面进行了可行性研究。针对我国钢铁企业跨国战略联盟发展的实际,探讨了跨国战略联盟在我国钢铁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冲突和风险,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我国钢铁企业成功建立跨国战略联盟的具体策略,解决了我国钢铁企业跨国战略联盟“怎么做”这一本论文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我国钢铁企业实施跨国战略联盟,整合优势资源,走合作竞争的道路,将成为我国钢铁企业发展的必然,且有助于提升我国钢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使之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钢铁业的合作和竞争。当前我国钢铁企业正在探索和实施不同形式的联合或合作,但是由于这种联合或合作更多地并非源于联盟理念或战略要求,所以对于我国钢铁业跨国战略联盟来说,无论是产业联盟实践,还是联盟理论研究,都需进一步探索和深化,本文的研究只是起一个铺路石的作用。
佚名[3]2015年在《地方国资整合大餐》文中研究指明天时已至地方国资整合风云再起。一旦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出台,地方国企改革放行后将加速,改革阻力相对小。地方国资资产整合是地方优化产业布局、提升证券化率、改善经营现状的重要抓手。对标央企,地方国企资产回报率、权益报酬率等指标落后,更有必要加快改革。自201 4年年初以来,地方国企累计收益已经跑输央企,估值相对较低,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赵金兆[4]2016年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研究》文中提出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从未间断,并且,我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概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明确企业的责任,扩大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通过两步“利改税”明确利益分配关系,并在中小企业推行股份制;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2002年,这一阶段主要解决企业结构不合理、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并在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改造,为国有企业提供发展动力;第叁阶段是在2002年至今,确立“叁统一、叁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明确出资人职责,保障出资人的权益,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造,并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国家战略,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到企业产权和所有制的层面。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经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鼓励产权主体多元化,产业结构优化的企业,鼓励员工持股,建立现代的公司治理制度等,都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方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更是细化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措施,也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一轮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又被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这既是对以往改革错误的纠正,又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而且随着《意见》的出台,国内多个省市先后制订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政策,并要求各地方政府按照相关政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河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虽然一直在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行政干预、民营企业实力弱小、国有资产流失等等,这些问题都制约着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的发展。在2016年两会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频词汇,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主要的内容,而去产能的主要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盈利能力低下,资产负债率高,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这也说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国有企业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总结河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国内各省(市)出台的有关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政策以及河北省发表的《关于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政策,有针对性的提出当前状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建议。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相关理论,阐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和与此相关的股权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从理论方面了解何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等。并介绍几个国内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案例,分析总结可借鉴之处。第二部分介绍国家有关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政策,对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发布的具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可选择的路径。即将企业进行分类;从产权角度进行股改;将企业分层,不同层次的公司分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企业各种行业进行分类;职工持股计划等。第叁部分简单介绍河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概况,并以河北钢铁集团为例,分析河北钢铁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现状,提出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可选路径,希望可以为河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参考。本文既是作者对国有企业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思考的结果,也是作者希望为国有企业更好的发展而进行的努力。
赵晶[5]2014年在《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公司创业成为了大型母子公司型企业集团开创新事业,赢得规模效益的有效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母子公司试图通过子公司创业来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然而面对数目众多的子公司以及母子公司之间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合理协调母子公司之间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子公司创新行为的产生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实践界迫切需求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关于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对子公司创业影响的研究较为薄弱,缺少相关的理论探讨。基于此,本论文在已有的母子公司关系和公司创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宝钢集团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和子公司创业的实际情况,采用案例研究、文献研究以及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剖析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提炼出相关命题,并构建理论模型。围绕上述研究内容,本论文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母公司向子公司派遣董事有利于子公司创业；第二,子公司独立董事多样化的行业背景以及丰富的海外工作经验有利于子公司创业；第叁,母子公司之间的网络嵌入性与共益性结构洞均有利于子公司创业,提高子公司的创业机会。其中在网络嵌入性对影响子公司创业的过程中,联合价值创造与价值攫取具有中介效应,信任机制、子公司自主权以及利益支持与弹性限制具有调节效应。本论文不仅拓展和丰富了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和公司创业的研究领域,更为促进子公司创新创业的实践操作做出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诚然,本论文仍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本论文在母公司治理以及子公司治理层面,重点关注董事会治理特征,对于公司治理的其他维度尚未考虑；其次,由于受到数据来源的限制,对网络嵌入性、创业强度概念的衡量方式较为简单,考虑的方面较少；最后,本论文为了论证的方便,没有考虑到子公司各自治理情况的区别,难免会对结果产生误差。
贾宸[6]2015年在《企业并购动因、方式及后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间的并购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调整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从最初的跨国公司鲸吞中国企业,到如今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积极探寻海外并购之路。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的并购重组和产业整合也是当前中国企业并购的主要形式。本文选择了同属于百联集团控股的两家上市公司友谊股份和百联股份间的吸收合并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企业进行并购活动的动因、支付方式及实施效果,特别是研究同一控制下的两家企业寻求并购的特殊动因和支付方式。本文从与并购相关理论出发,结合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手段,对友谊股份吸收合并百联股份案进行研究。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交代了写作背景、目的和意义;第二章为并购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研究;第叁章从原始动因、企业角度、政府干预视角、利益相关者视角对企业并购的动因进行分析,探讨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间并购的特殊动因——整体上市;第四章探讨了企业并购采用的支付方式及财务特征,并对本次案例中采用的换股吸收合并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第五及第六章为案例研究部分,其中第五章第一节介绍了案例的经过、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合并方案的基本情况;第二节对友谊股份吸收合并百联股份的动因进行研究,总结了六点动因,归纳出本次并购的根本动因是百联集团为实现自身整体上市的意图;第六章对本次并购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分析,具体研究并购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对本次并购的最终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本次并购基本实现了百联集团的意图,未来百联集团的并购重组之路还会继续。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对本文进行总结,提出了本次案例对我国企业并购的借鉴意义及本文的不足之处。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同一控制下的国有企业间并购动因体现的是并购双方共同控制人的意志,体现在控股股东的动机和政府干预方面;2.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一般采用换股吸收合并的方式作为并购支付手段,一方面出于财务目的,另一方面为了改善公司治理结构;3.友谊股份吸收合并百联股份一案实际是2004年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案的承继,百联集团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完成集团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4.百联集团的并购重组之路还将继续,未来并购的重点将会是互联网平台与实体平台的融合,可能呈现新的并购模式和方法。
邹俊[7]2014年在《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逐渐成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竞争力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那些经营灵活，不断创新，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长期生存；而那些缺乏活力，反应迟缓，缺乏创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当前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保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的中坚力量。在当前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国务院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培育和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提升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从国际跨国公司发展的经验来看，积极实施战略重组是企业快速成长的有效途径，也是一项重要的企业战略举措。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市场存在大量的战略重组的机遇，但也暗藏着风险，如何抓住历史机遇有效提升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实践的课题。虽然企业竞争力问题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实业界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但针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却较少，尤其深入研究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关系的就更少。因此，研究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深入研究企业重组和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多学科、系统性和动态发展等研究角度出发，将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博弈论相结合，以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相关理论问题，着重分析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并选取两家中央企业做深入的案例对比分析，最后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和举措。全文除去导论和主要研究结论外，共分为八章。在导论中，首先，阐述本文写作的背景和意义；其次，对中央企业由来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和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内涵和概念进行界定和相关说明；再次，对本文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是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企业重组、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对近年来有关企业重组和竞争力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功能定位。首先，从产业组织视角对传统的企业性质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从产业组织的演化发展角度探讨不同时代产业组织的发展的特点，进而对现代企业性质进行再思考；其次，在对现代企业性质反思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性质从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两方面进行重新认识；最后，对中央企业功能定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先从宏观的对国有经济定位着手，然后再探讨中央企业的功能定位。第叁章主要回顾和总结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历程。本章对从2003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成立后中央企业经历的几次特点鲜明的战略重组历程划分为起步阶段（2003—2004年）、发展阶段（2005—2007年）、深化阶段（2008—2010年）和攻坚阶段（2011年至今），并进行归纳总结。第四章主要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本章从企业自身、产业组织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叁个层面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动因问题；其次，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指出战略重组中存在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最后，着重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规模与垄断边界问题，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中央企业的规模边界问题，并指出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可以在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上实现规模经济，然后从市场势力、是否存在垄断利润和可竞争市场构建叁个角度分析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是否会带来垄断问题。第五章主要对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中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快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其次，分析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现状与进一步提升存在的瓶颈；最后，研究构建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能力和创新叁个核心要素出发，以央企资源、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制度创新四个核心指标为中心来构建适合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十一个一级指标和四十一个二级指标。第六章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考察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问题。首先，分析零交易成本下的市场模型和企业对重组战略的选择，发现零交易成本下企业重组战略并非是企业的最优选择；其次，分析了在现实世界的正交易成本下的市场模型和企业对重组战略的选择，发现正交易成本下企业若要迅速提升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战略重组就会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再次，着重分析了正交易成本下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互动机理，分析了战略重组对中央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以及战略重组对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最后，对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进行博弈分析，主要进行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的选择、市场阻扰、囚徒困境和动态博弈分析。第七章主要是中央企业战略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案例对比分析。本章选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来分析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着力点和关键点。一个是中国建材集团大力推进战略重组，通过战略重组获得协同效应，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从而使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另一个是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战略重组活动中盲目扩张、战略目标短浅，重组后整合乏力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混乱，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失效，最终不但没有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反而拖累了公司经营业绩，致使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我们发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第八章主要是深入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对策研究。为了有效推进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中央企业有许多方面需要配套改革，进行系统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本章提出了中央企业战略重组模式创新，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跨国经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以及大力推进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对策建议。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汪义平[8]2011年在《我国钢铁企业重组：动因、现状、对策研究》文中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重组己成为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大型钢铁集团的竞争,以及急需解决国内钢铁产业的诸多弊端,国内钢铁企业的重组工作也在明显提速。通过重组,组建大型钢铁集团,并以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和更合理的运营体制,降低资源内耗程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钢铁企业竞争力,已经成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钢铁企业的重要途径。据此,本文首先从我国钢铁企业重组动因入手,从理论和现实因素两方面分析。在理论分析上,运用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观点;而在现实因素的考虑上,选取了不同角度的动因因素,如政府因素,产业因素以及企业自身的因素。其次,分析了我国钢铁企业重组的现状:在重组态势上,重组势在必行;将我国钢铁企业重组类型划分为强者重组弱者以及小型钢铁企业合并等两种;在以上基础上,归纳出我国钢铁企业重组的一些特征;并且对重组效果做出评价;最后指出我国钢铁企业重组中存在的问题。第叁,结合米塔尔重组安赛乐与八钢重组八钢两大经典重组案例,从企业背景、重组历程以及财务评价上进行描述,最后进行比较分析,从中获取一些经验,借以指导我国钢铁企业重组。最后,针对我国钢铁企业重组的现状以及问题,分别从政府角度、钢铁产业角度以及钢铁企业自身阐述了应对策略。
朱兰春[9]2014年在《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文中研究指明从1985年5月起,至2014年12月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约8000件民事裁判文书或案例,与多数人的想当然所不同的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这是一个日益巨大且十分宝贵的司法资源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持续发掘,总结审判经验,理清法理逻辑,洞悉裁判思维,辩明发展方向,必将直接、持久地惠及于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把案例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准。本书认为,面临大数据时代的海量司法资源,欲保持实践对理论的丰富和滋养,又不失理论对实践的统摄和把握,首先应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革新,这是衡量案例研究质量的重要尺度,也是提高案例研究水平的必由之路。目前通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实务取向的案例汇编解析法,还是理论层面的法律关系分析法、请求权基础体系法,均是前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对应的是个案研究,遵循的或是从特殊到一般,或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路径,其特征是微观分析,其优势是分析透彻。但面对司法资源信息浪潮的冲击,以现有研究方法应对,沧海拾贝绰绰有余,总揽全局能力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后者的困境如长期存在,将全面解构前者的存在价值。黑格尔认为,“真实的只是整体”,我国哲学家王太庆先生进一步引申为,真理是全体,不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哲学如此,法学亦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的危机,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危机。提出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以通盘把握更为深刻的裁判思维,正是本文的全部目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危机,迫使笔者不得不另寻研究制高点,最终立足于民法基本理论体系,以“主体、行为、权利、责任”为基元,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提炼出四元结构分析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部民事案例,以四元结构重新归类、多次归类,遵循的是从一般(大理论)到一般(大实践)的认识路径,使得极为浩繁的实证研究,获得了相当清晰的方向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困惑,为理论重新找回了自信。更重要的是,四元结构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在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提精取萃中,基本理清了最高法院叁十年来民事审判的历史脉络,证实了笔者长久以来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思维已初步成型,但尚不固定,且未来走向仍不确定,由此形成了本文的中心命题：作为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四元结构既是统领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的总线索,也是揭示最高法院民事审判规律的总钥匙。显然,这一中心命题由两个相互缠绕的子命题组成。笔者紧紧围绕上述中心命题,按双螺旋线索展开全文,一方面论证,四元结构能否以及如何起到统领作用；另一方面实证,最高法院的审判思维是否以及如何相对成型于四元结构。开篇从以往的研究经验出发,上升至方法论的高度自我反思,在民法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四元结构方法的分析框架,再以此切回到对全部民事案例的梳理,以该分析框架的每一基元为标准,提取案例公因式,构筑了四个子系统,依次分别为“界定民事主体”、“判断法律行为”、“保障民事权利”、“划分民事责任”。而每一子系统项下,又不断细分若干裁判元素或类型,继续细分和提取案例公因式,如“界定民事主体”子系统项下,又可细分出“适格当事人的审查标准”；“判断法律行为”子系统项下,最终可细分出“影响效力的主要因素”,等等。理论结构从主干一直延伸到毛细血管,在案例诸元素的重新归纳、逐级整合中,图景脉络越来越明晰,体现出理论对实践的总体驾驭。与此同时,看似杂乱无章的海量案例,也经由毛细血管的吞吐、梳理,开始井井有条,显出内在的机理,并经由主干直通理论结构,体现出实践为理论的源头活水。理论与实践的穿梭往来,最后合而统之于有机之四元结构,并收于对最高法院审判思维的整体考察中,得出全文结论。各章的实证研究表明,叁十年来,最高法院在界定民事主体时,开放中有规范；在判断法律行为时,宽松中有反复；在保障民事权利时,绝对中有限制；在划分民事责任时,承担中有平衡。笔者相信,如果不从四元结构方法的理论自觉出发,很难从容俯瞰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在长时段中的总景图,传统研究方法的乌龟再努力,也永远追不上司法的兔子；更难深入探究最高法院法官群体审判思维的模块要素,一块砖头研究得再仔细,仍可能对整座大厦的结构一无所知。相较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以四元结构梳理和分析最高法院叁十年来全部民事判决,在此基础上总结民事审判思维以及审判规律,这在国内尚属首次。这一研究有如下四个特征：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研究方法新,理论张力强。覆盖范围广,是指研究对象包括最高法院迄今公布的全部民事判决,把以往民事判决的类型化研究,推进到全口径研究的更高层面；时间跨度长,是指研究案例上溯1985年5月起,下至2014年12月止,历时整整叁十年；研究方法新,是指突破了现有实务和理论方法的局限,提出了四元结构作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统摄最高法院全部民事判决,涵盖案件审理主要环节；理论张力强,是指四元结构本身脱胎于民法理论,既是民法理论的方法论表达,也是民法思维的逻辑构造,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与万花筒般的司法现实之间,构成必要的张力,二者未来的互动将演绎丰富的可能性。鉴于案例库数量巨大,加之这一研究方法本身,对首创者的识见和意志均要求极高,笔者虽竭尽全力,但兼受学识、专业和精力所限,学术勇气有余,学术水平有限,故本项实证研究尚存诸多不足,尤其在个案的的法理生成路径、案例之间的内在机理关联、审理模式的历史节点转换、法官心证判断的识别依据等深层次领域,均无力涉及或浅尝辄止,一定程度上限制、削弱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品质。对此,笔者完全有自知之明,将正视不足与缺陷,并以此为动力,听从命运的召唤,继续投入到这项永无止境的研究事业。
参考文献：
[1]. 《案例》：广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战略选择[D]. 彭勇. 暨南大学. 2001
[2]. 跨国战略联盟与我国钢铁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D]. 武鹏.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3]. 地方国资整合大餐[J]. 佚名. 资本市场. 2015
[4]. 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研究[D]. 赵金兆. 河北经贸大学. 2016
[5]. 母子公司关系治理影响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D]. 赵晶. 东北大学. 2014
[6]. 企业并购动因、方式及后果研究[D]. 贾宸. 苏州大学. 2015
[7]. 中央企业战略重组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D]. 邹俊. 吉林大学. 2014
[8]. 我国钢铁企业重组：动因、现状、对策研究[D]. 汪义平. 安徽工业大学. 2011
[9]. 最高法院民事判决四元结构论（1985-2014）[D]. 朱兰春.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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