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与温州民营企业家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州论文,温州论文,民营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11月，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揭晓，温州名列第九。而常州则成为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选提名城市。同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两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也均取得了不俗的骄人业绩，从1978年到2003年，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均翻了五六番多。
但细细分析起来，我们还是感到两地的发展是有差距的。过去，温州的经济基础较之常州要薄弱得多，但其后来的发展速度却要快于常州。以至于在本世纪初，温州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226.4亿元，超过常州325亿元，而且经济发展的活力又大大强于常州经济。温州人用20多年的努力，摆脱了贫穷落后、不能温饱的局面，完成了从“生存”到“发展”的跨越，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常州的民营经济应该讲起步不晚，上世纪70年代末的迎春小商品市场曾经成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全国试点而风光一时，并成为全国最早形成的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享有“香港滩”的美誉，它的辉煌和繁荣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末，以至于今天的常州市民谈论起迎春小商品市场昔日的繁华仍然念念不忘。
是什么魔法能够使温州拉开与常州经济发展的距离呢？
研究发现，拉开两地经济发展距离的魔法就在于民营经济。这位魔法师就是温州民营企业家。
二、常州与温州两地民营企业家的共同点比较
1、创业的动机：迫于生计而穷则思变并艰苦创业
常州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然而，富庶的江南在1978年之前，由于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缘故，并没有给常州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尤其在农村，食不果腹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据调查显示，常州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动机中，因为“家庭太穷”、“因为下岗失业”、“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等迫于生计原因而创业的占33.1%。而希望“追求更大的成就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自己有一技之长，想有用武之地”等的比例43.8%，在原单位处境不好而“下海”的占了13.5%。
由此也说明，在创业初期，既有生存与生活改善的欲望，也有理想主义者的冲动。（见表1）
表1 常州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动机
项目比例%
在原单位处境不好而“下海”
13.5
自己有一技之长，想有用武之地
18
追求更大的成就而实现自身的价值
25.8
因为下岗失业而创办了自己的公司8.4
家庭太穷，想多赚些钱，改善生活
12.9
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想有个“饭碗” 11.8
为了下一代能有更好的生活、发展基础6.2
其他 3.4
一项调查研究（张一力，2000）显示，在回答创办企业的主要原因时，有44.32%的温州民营企业业主认为是要“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有50.0%的业主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两者总和达到94.32%。“想多赚钱”的占43.18%。在原单位处境不好而“下海”的占了8.09%。
这说明无论是常州的民营企业家还是温州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创办企业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是为利所趋，而是为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创办企业为了赢利是极为正常的，这在表1中也得到了反映。
另据对常州民营企业家原先的职业调查看，“农民”占41%，“个体工商户”占25.9%，而原先是“工人”所占比重为19.9%。“农民”与“个体工商户”两项合计为66.9%，即目前常州民营企业家队伍中有三分之二原先是“农民”与“个体工商户”。（见表2）
表2 常州民营企业家原先的职业
项目频数
比例%
农民 68
41
个体工商户
43 25.9
工人 33 19.9
教师 3 1.8
公务员3 1.8
服务人员 53
其他 9 5.4
缺省值2 1.2
合计 166 100
究其原因是国家对体制内人员的基本生活实行定量供给制，基本的生存可以得到保障，而农村以及早期的个体工商户没有这一身份及待遇，生存问题必须自力更生解决。所以，创业的冲动首先来自于这一批非国家身份人员。
温州民营企业家发展民营经济也实属被迫无奈的选择。一项研究（张一力，2000）表明，68.5%的民营企业家是有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的，91.7%的人在成为个体工商户之前是农民，93.2%的人经商的目的是为了谋生。
恶劣的自然条件与重商崇利的历史文化传统，短缺经济的现实与穷则思变的生存与发展的冲动，使温州的民营企业家们表现出了倔强的生命力，从而捕捉到了众多的市场机会，同时也为市场拓展降低了成本，使创业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了。
2、创业的宏观环境：同质性
民营企业的创业离不开一定的环境，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治环境的宽松，就不会有民营企业创业的动力与机会。两地同属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居于全国前列，商品经济发展起步较早，有较浓郁的商品经济意识，手工业与近代工商业有一定基础。人口稠密，而且能工巧匠较多，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高，受吴越文化的人文传统影响，功利主义思想较深厚。可以说，两地的经济地理特征、文化、体制背景都有很强的同质性。
在创业初期，常州由于处在比较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集体经济与国有制经济是传统的经济类型，因此发展集体经济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由于是发展的公有制经济，其走向也与当时国家的宏观政策脉搏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比较吻合，因此从其一开始就得到了从上到下的赞赏与肯定。
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因此，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是坎坷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的80年代初，发生在乐清的“八大王”事件多少也说明了温州发展民营经济的外部环境比常州也好不到哪里去。
3、企业家创业精神：相似性
企业家创业精神包括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不满足精神、英雄主义精神。这些企业家创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主要是在创业与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创业者的创业的机会成本较低。也就是说，如果不创业而从事其他工作，他们获得的收入与需求的满足程度会较低。另外一方面，创业要有一定的经验与技能。与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相比，以前的教育会更有助于创业者识别机会和有能力提供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以便把握机会。
常州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尽管他们选择的是集体的公有制经济，但由于从业范围的锁定，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们只能在计划经济的边缘游走。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资源，甚至没有市场。然而，“四千四万”即“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历尽千难万险、说过千言万语”就是常州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最直接的写照。
温州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是从家庭手工作坊起步，从几十元、几百元起家，因陋就简，为脱贫而闯荡市场，尤其善于抢抓机遇，创造先发优势。“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是温州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敢为人先，体现了温州民营企业家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一种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冒险精神。比如，具有传奇色彩的王均瑶、具有温州精神象征的南存辉。不等不靠、敢想敢为的创新精神成就了温州民营经济，成就了一代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说，创业，他们并没有优于他人的条件；成功，更多地得益于孜孜以求的实践精神与创新精神。
三、常州与温州两地民营企业家的差异比较
1、两地民营企业家生成的途径不同
常州的私营个体经济真正发展时间比较短，所以，发展于自创经营的民营企业比较少、规模也比较小。
从私营经济发展的早期看，主要还是个体工商私营业主，他们是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一部分农民、没安排工作的返城知青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刑满释放无业人员等。如常州市最早的个体工商私营业主高均、红星集团的车建新。再从近期看，90年代中后期，由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一批下岗工人，在下岗再就业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创业明星。如丽华快餐的蒋建平。与此同时，一批放弃公职、自愿“下海”的教师、科技工作者、转复军人、机关公务员等人也加入这个队伍，成了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据我们的调查，高技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基本都是从原单位辞职出来创业的，因此大多是年纪轻、文化高、技术好的人才。如同大的刘科军、天合光能的高纪凡、常州爱思特的孙晓慰。
而世纪之交又有相当数量的国有、集体经济在改制后成为民营经济，一批原先的国有、集体企业经营者就转变为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如鸿联集团的周金清、江苏金鼎的鲁仲清、江苏中天的董才平、九洲集团的刘灿方、江苏新城集团的王振华。调查显示，“获得当前职位的最直接原因”选择“早期曾经担任过公司的领导职位，再加上机遇”这一项占39.7%。（见表3）
表3 获得当前职位的最直接原因
项目 频数 比例
因为是家族制企业
30
14.7
个人运气
125.9
工作努力对公司有贡献
39
19.1
早期曾经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位＋机遇 81
39.7
有过硬的技术＋丰富的工作经验＋培训 39
19.1
其他31.5
在常州，资本积累型民营企业家以个体工商户、农民出身的居多。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头脑灵活的农民就成为最早的民营企业家队伍中的一员。工人、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等加入民营企业家行列的时间要晚一些，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突破姓“资”姓“社”问题后承包人转化型、企业改制型民营企业家才逐渐增多。
可见，这种改制型的民营企业家在常州是绝大多数的，所以，常州民营企业家的来源主要还是通过改制，资本积累型的民营企业家所占比例较小，调查表明，“因为家族制企业”原因而获得当前职位（即公司老板）的仅占14.7%。因而常州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有不少是“半路出家”的，这些民营企业家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够称“家”，更准确地说只能称其为“经营者”。
温州的个私经济是以家庭作坊式的企业为开端，经过原始资本积累慢慢聚集、发展、壮大，由量变产生质变，赢得了诸如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十大国家级生产基地的荣誉称号。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最早出现的企业家群体几乎都是出身于社会的边际阶层，如农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各类工匠、手艺人、城市与农村的无固定职业者。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于普通农民和城市平民，是正宗的“草根”阶层，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创业之初大多是修鞋匠、裁缝等出身，补皮鞋、弹棉花、挑货郎担就是创业的起点。尽管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自己白手起家。但他们却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自己。像南存辉、胡成中、周大虎、王均瑶、林凯文、郑胜涛等约有90%的温州民企精英，穷且益穷不坠青云之志，他们凭借敏锐的市场眼光和付出的艰辛，掘到第一桶金。一项研究（李志国，2003）表明，温州的私营企业主有90%以上来自于农民，大多数都有过外出打工、摆地摊或走街串巷推销商品的经历，当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以后，才回乡办厂、开店逐渐发展起来的。
2、两地民营企业家创业的微观环境的不同
(1)区域文化传统观念有微妙差异
常州的区域文化的背景是吴文化，它强调精巧纤细、温柔敦厚，强调均衡、集体、等级。所以平均主义思想盛行，个人在组织中的作用被弱化，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而“重义轻利”、“重农轻商”。因此，常州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有较大影响力的实业家，相反却是盛产科学家、政治家、诗人、画家、文学家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中籍贯或者原籍为常州（含武进、金坛、溧阳）者有46人之多。可见，吴文化所追求的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只是一种精神内涵与气质，由此也形成了具有吴文化特征的财富价值观念。
温州的区域文化中历来有提倡功利、重商、富民的传统。它反对“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儒家观点，主张经世致用，提出“义利并重”，强调“工商皆本”。这是对当时温州商品经济普遍发展与繁荣而产生的自发性民众意识的自觉的理性加工和提炼，反过来又促进和引导这种民众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历史上温州民众意识的区域文化基因。温州优良的区域文化传统，经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洗礼，铸就了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本领。
(2)政府管理理念的不同
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苏南模式”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常州的民营经济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国有集体经济的地位难以撼动。“保公抑私”成为政府经济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思路和落脚点。近几年来，常州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虽然有较大改善，但仍不尽如人意。
早期的温州社会中，温州地方的行政长官无不被“温州精神”所同化。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其财政收入的85%来自于民营企业，但当时的浙江省委三次调整了温州的领导班子，每一次新上任的“一把手”都曾想按上级意图发展国有或集体经济，但他们很快就明白，在温州，真正有活力的是民营经济，于是明里暗里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政府的这种“宽容”与“无为”管理的方式，体现了一种经济民主，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温州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政府与市民的关系中，尽可能保留最大限度的生存空间。从而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当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3、两地民营企业家创新与进取精神不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常州的企业家们不甘贫困而艰苦创业，有许多人甚至押上身家性命背水一战，把自身及企业的命运系于市场，研究市场，研究对手，敢冒风险，敢于竞争，为国家、集体也为企业创造了直接的物质利益，由此也成就了“苏南模式”。常州是“苏南模式”主要的贡献地区，也是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模式地区。在取得的成功面前，常州的企业家们一方面有些陶醉，失去了继续创新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有些满足，由于不再有生活的担忧，失去了继续开拓进取的目标和动力。“中华多宝”的消失、“神鸡电缆”的折断就是最好的注解。
然而，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却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为了致富，他们非常勤劳，敢于冒险，勇于闯天下，即使在再艰苦的地方，也能寻找生机，生根发展，而且没有“小富即安”的思想，永不满足。“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生动的写照。温州民营企业家大多都是凭着艰苦精神发家的。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就是由补鞋、做小买卖起步的。为了创业，他们挤过火车，吃过方便面。而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时，甚至一辈子也不愁吃穿时，他们也没有“小富即安”，而是仍继续奋斗，立志要将企业做成国内一流，享誉世界的品牌。
4、两地民营企业家的个体特征与文化素质有差异
据调查，常州民营企业家的年龄分布主要是30～50岁年龄段，占调查总数的71.7%，加权平均年龄为41.1岁。可见，目前常州民营企业家是以中青年为主体，究其原因，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创业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时期和对所在行业的熟悉过程，30～50岁这一年龄段的民营企业家既有较好的创业基础，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良好的身体状况，正是创业、发展的最佳年龄段。（见表4）
表4 常州民营企业家的年龄分布
项目频数比例%
30岁以下 13
7.8
30～40岁 47 28.3
40～50岁 72 43.4
50～60岁 27 16.3
60岁以上 3
1.8
缺省值4
2.4
合计166
100
调查显示，目前常州民营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近90%的企业家的文化程度在高中或者中专以上，其中，大专或者相当于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民营企业家达到48.7%，尤其是研究生学历的民营企业家占到调查总数的1.8%，非常难得。仔细分析，在高科技民营企业中，这些企业主的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主要是自主创业或者有留学背景的海归。如“硕士鸡倌”程立力、东太平洋牙防所的刘正秋等。（见表5）
表5 常州民营企业家的文化程度分布
项目频数比例%
初中以下 17 10.3
高中或者中专 68 40.9
大专或者相当于大专
60 36.1
本科 18 10.8
研究生3
1.8
合计166
100
一项研究（张宗和，应焕红，2003）也表明，温州民营企业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0～45岁年龄段，占总数的73.86%。如果利用权数进行平均，企业主的加权算术平均年龄为37.10岁。这表明，温州民营企业家的主体是青年。从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比常州的民营企业家年龄平均低了4岁。不要小看了这4岁，它实际上说明了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时间比常州的民营企业家平均提早了4年，由此积累的资本、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又比常州的民营企业家要丰富得多，也许正是年轻，才使得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有活力。（见表4、表6）
表6 温州民营企业家创业前后受教育程度的情况
受教育程度 创业前比例(%) 目前比例(%)
小学或者小学以下3.86 1.4
初中40.3 15.4
高中
38.64
28
大专14.1 47.1
本科及以上
3.1 8.1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①④整理
从总体而言，温州民营企业家的文化程度偏低， 民营企业家队伍中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为83.2%，要比常州民营企业家队伍低六个多点（见表5、表6）。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促使不少温州民营企业家们不断提高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目前温州已有相当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开始接受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如正泰集团的南存辉是北京大学的在职硕士，德力西的胡成中是复旦大学的在职博士生。
四、结语
常州与温州的差距，表面上看是民营经济的差距，说到底是企业家才能、理念、精神上的差距。“温州模式”与其说是个私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不如说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企业家发展模式。
所以，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非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非自然资源，包括劳动、资本、科学技术及企业家才能。其中，企业家才能是最稀缺的非自然资源，谁拥有的企业家资源多，谁的经济发展就快，谁的经济实力就强。因为如果没有担当创新职能的企业家，资本只是一堆物资而已；而缺乏本地企业家，则经济就会严重依赖于外来资本和外地企业家。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外来资本和外地企业家的转移很容易导致本地经济的衰退。经济要发展，首先靠企业，企业要发展，首推企业家。对于今天的常州而言，无论是发展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乃至对外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些都离不开企业家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因此，如何培育企业家特别是本地企业家，才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核心任务。可见，在今天常州的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如何注入更多的企业家才能，是最为关键，也最为紧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