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再谈发展中小企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谈论文,中小企业论文,吴敬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于扶植中小企业的方针，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扶植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最先是在1998年4月讨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出路的时候提出的，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现在是一个世界潮流。这一潮流的兴起，有深刻的根源。应当说，“大才有优势、”“大就是效率”是一个基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观念。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由于有了以蒸气机做为动力源，新兴的工业企业竞相扩大规模，以规模大取胜成为赢得竞争的不二法门。这种竞争战略到本世纪初进入极盛时期，产生了所谓“福特生产方式”（大规模生产），正象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说“集中化”，“大型化”和“好大狂”乃是“第二次浪潮”（工业化浪潮）的基本理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大工厂”、计划经济等设想也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在本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即电能的广泛应用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电作为动力的应用，使动能不需要集中供应。二战后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企业规模大不一定具有优势变得日益明显，例如在服务业中，小企业在进行面对面服务时就比大企业更有优势。所以麦当劳采取特许经营制，每个门面都是一家独立的小企业。特别是随着最近十几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大，小企业的优势也就更加突出。当机器设备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时，企业规模庞大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当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才是决定效率和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时，小企业往往较之大企业有更大的优越性。由于小企业与每个个人的利益更为紧密和直接，它们更有利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由于以上原因，二战以后人们越来越强调小企业的作用。1973年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并且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标志着社会观念的改变。最近20年，西方各国普遍建立了扶植小企业的政策体系。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有没有活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业的状况如何。不过在我们的国家，许多人一直停留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观念上。
解放以后，我们把眼睛盯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上。加之中小企业往往不适合用国有国营的方式经营，而按照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国有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扭转这种观念就更加不容易了。同时，我们还用这种观点看待西方产业的发展。例如谈美国的电子工业时，想到的就只是Intel、IBM。其实，第一这些大企业也是从小的演化来的；第二这些大企业能维持繁荣是靠了千千万万个具有很高创造力的小企业的支持。大企业往往通过收购小企业的发明创造，集成到自己的系统中去来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
上面这些分析，可以从美国、台湾和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得到印证。
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8年的增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势头很好。从根本上说，这是从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放开管制，强化竞争，提高了整个经济活力的结果。从80年代初期起，里根政府解除了对农业、航空、电信等行业的行政管制。管制解除后，大企业就失去了垄断地位，大量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提高了竞争度。于是，有关行业的成本降低，服务改善，新产品大量涌现。九十年代初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带头行业是电子。下个世纪的新兴产业可能是生物工程，现在已经呼之欲出。在美国的城镇里有很多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小公司，由几十个人、最多一百个人组成。技术人员参股，他们的干劲十足，争分夺秒地干。其中一部分在竞争中失败，另一部分取得成功。后者或把自己的发明卖给大公司，或者自己发展成大公司。这是支持美国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因素。
其次看台湾。最近我去过一次台湾。台湾经济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比较大的抗冲击能力，靠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素质和活力。台湾的金融系统也是有问题的，80年代后期的“金钱游戏”影响始终没有得到消除。最近已连续发生6个与当局或“党产”有关企业“跳票”（发生支付困难）的事件。不过，他们的电子工业由于依靠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近几年的确实现了技术升级。并且已经超过了韩国，仅次于美日，升入世界第三位。许多电脑部件，如主机板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为60-70%。世界各主要品牌都由台湾厂商为它们做OEM，台湾称之为“代工”。总之，台湾经济的活力，靠的是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
再看我们，我们面临企业亏损，职工下岗等问题。但到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如浙江的中南部直到福建，那里就没有这些问题。原来的印象是小企业就是假货，如皮鞋穿几天就坏。7月份我在浙江跑了1000多公里作调查研究，与地方和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交谈，完全改变了我的老观念。在浙江，前几年还有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的人，现在成了十几亿、二十亿销售收入企业的老板，把企业管得很不错。如果北京有这样的机制，加上雄厚的技术力量，建立中国的“硅谷”是完全能做到的。
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着力点是什么？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技术与制度这两对矛盾中，生产力、技术是本原性的，起主动作用的，而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适应生产力和技术发展而变化的因变量。这就是说，首先是生产技术发生变化。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要求生产关系发生适应性的改变。例如对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间关系的解释就是这样：先有产业革命，后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根据这种观点，在讨论技术进步问题时，就容易产生就技术谈技术的倾向：增加投资，加强研究，改善引进工作等等。二战后关于近代技发展史的研究证明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产业革命中得到广泛运用的核心技术如蒸气机等是早就存在的，只是由于不具备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得到工业应用的推广。产业革命之所以能在18世纪发生，是因为中世纪来形成的制度安排给它准备了条件。以研究技术发展史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森伯格写了许多书。其中一本有中文译本，名叫《西方是怎样富起来的》。书中指出，近代技术革命的发生，有一个增长体制作为基础，这个增长体制是在中世纪中后期逐渐形成起来的，譬如复式簿记是13世纪发明的，公司制度是在17世纪初出现的，等等。如果想要促进技术进步，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自己出马调配力量，确定重点课题，指导研究工作和安排生产运用，而是建立良好的制度，采取正确的政策，改善自己的社会服务。
说到技术，北京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全中国无出其右者。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如果发展不起来，中国就没有什么戏了。问题是，雄厚技术力量的存在只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高新技术要发展，必须以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存在为前提。没有一个创新的体制，不管你有多少技术人员和技术发明，高新技术产业并不能迅速发展起来。应该说，过去几十年北京的投资是比较多的，技术发明也不少，有可能从外面引进的现成技术更是不计其数，但许多企业最后还是垮了，创新基地如中关村的发展很不如人意。问题可能就出在体制上。
说到制度安排，首先要说到企业制度。多年来，企业制度的改革更多的是放权让利，这显然是不够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实现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但这方面的进展迟缓。例如四通明晰产权和建立公司制度问题，早在1988年，我就受它们的委托，找了国内外好几位专家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成立了一个研究组，提出了一个公司化的方案。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没有实现。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四通总裁段永基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他说产权的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可是四通到底是谁的，“这是一个我永远也说不清楚，你们也永远听不明白的问题”。十几年前四通就立下雄心壮志，要成为中国的IBM。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一个连所有者是谁都说不清楚的企业，能够成为IBM？我想，如果IBM在1993年时也这样，没有老板，那么他是垮定了。但是IBM没有垮，那是因为IBM的老板（股东）下决心改组领导班子，从全国饼干公司雇来郭士纳当首席执行官员。郭士纳在老板的督促和激励下干得很出色，三年后IBM不但起死回生，还超过了原来的绩效。
另一个炒得很热的问题是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对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然很重要，不过许多人对创业投资有误解，以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拿出足够的钱来。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一笔投资，而在于依托什么样的制度搞投资。这才是生死攸关的。去年政协专门开过一次常委会讨论“科教兴国”。许多科技界常委的发言要点似乎在于说服政府拿出若干亿元建立基金，用来支持从事高新技术开发的科学家和企业的工作。但是熟悉经济工作的人们对这种做法的成功概率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中国早就有了这种基金。1986年中国建立的中创公司，就是一家国家科委直属的创业投资公司。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搞不成呢？我认为主要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搞创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公司，但它们并不是全都成功的。由于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如果创业投资制度安排不能保证具体运作者个人的责任和收益，就很难保证成功。所以美国风险投资采用的基本形式是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在旧中国又叫两合公司）。这种企业形式从公司制看是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的混合。从合伙制看是只有经理人员为负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其它投资者，如银行、大公司、投资基金等只是负有限责任的合伙人。
从企业制度的角度看，既然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载体是中小企业，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要以很大的力度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中小企业有长处，也有弱点：(1)资金微薄，资信也不足，融资有困难；(2)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强大的技术后方，如R&D中心等；(3)取得市场、技术、管理等信息的能力比较弱。因此，各国有成套的措施帮助它们扬长避短、克服弱点和改善经营。例如，各国都建立了象美国小企业管理局那样的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中国则还没有。各种政策的具体落实更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政府如果想要发展高技术产业，最好的办法不是自己去调配资源，插手经营，“抬牛腿”，而是把市场制度建立起来，让市场去引导企业，这才是牵“牛鼻子”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