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滞胀”的成因及对策——以1994～1995年为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为例论文,对策论文,论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号 F123.16
0 引 言
根据西方传统宏观经济理论，通货膨胀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结果，而失业，也即经济增长停滞则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结果。由于在一个时点上，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就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故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只能出现一种，同时菲利浦斯曲线也表明二者之间呈相互替代关系而不可能并存。然而，60年代末以来，西方工业国家出现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即经济停滞）并存的局面，使西方经济理论陷入第二次危机，影响深远。我国计划体制下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失业（严格讲应为隐性通胀和失业），主要是普遍短缺的总量矛盾。但在体制转型期，曾相继多次分别出现高通胀和大量失业。而自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以来，也多次呈现出“滞胀型”结构失衡，其中以1994～1995年为典型，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虽然这一困惑已经过去，在调整中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通货紧缩，但紧扣国情，结合我国结构转换和体制转轨时期的特点，分析探讨这次“滞胀型”结构矛盾的成因，进而提出克服的对策建议，无疑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
1 判断我国宏观经济1994～1995 年陷入“滞胀型”结构矛盾的依据
1.1 “滞”
由于经济增长停滞同时意味着大量失业，因此失业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表1 1990～1997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失业人数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城镇登记失业率(%)2.5
2.3
2.3
2.6
2.8
2.9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 383.2 252.2 363.9 420.1 476.4 519.6
年份
1996 1997
城镇登记失业率(%)3.0
3.1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 552.8 5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1）从表一我国城镇公开登记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分析，进入90 年代以来，失业率在缓慢上升，其中以1993的攀升较快，但总体失业率并不算高，均在国际公认的适度失业率4%以内。问题在于， 我国现行统计口径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国际惯例尚有距离，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的失业水平，其公式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根据国际惯例对照，我国现在有以下三部分失业者尚未统计在内：1）农村流向城镇的剩余劳动力；2）城镇下岗职工；3）企业已破产， 职工也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失业者，但他们未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尚未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者。由于第三部分失业者存在统计上的困难，那么让我们粗略地看看前两部分人的流量。
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其中农业部推断，1993年全国农村估计有6200多万的外出就业劳动力，到1994年其规模上升为7100万人。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的抽样调查，1995年外出农村劳动力达8000万人左右。据国家计委有关人士提供的资料，我国民工潮规模，1995年为2400万人，1996年为2500万人，1997年达4000万人。
另外，据权威部门提供的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数，1993年为300 万人，1994年为360万人，1995年为564万人，1996年为891.6万人， 1997年达1151万人。
综合考虑以上三项，我国现实的失业率就不是统计上的4%以内，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司预测为21.7%，其他部门的预测甚至高达28%～30%。
表2 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数估计 单位：万人
下岗失业人数
实际失业人口
年份\项目 登记失业人数 下岗职工A BA B
1993 420.1300 120
180 540.1 600.1
1994 476.4360 144
216 620.4 692.4
1995 520.0564 225.6 338.4745.6 858.4
1996 553.0
891.6 356
535 909
1088
1997 570.01151 460
690 1030 1260
下岗失业人员占实际
失业总人口比重(%)
真实失业率(%)
年份\项目 A B AB
199322.2 30.0
3.3 3.7
199423.2 31.2
3.6 4.1
199530.3 39.4
4.0 4.7
199639.2 49.2
4.9 5.9
199745.7 55.8
5.6 6.9
注：A按下岗职工总数60%已重新就业计算。
B按下岗职工总数40%已重新就业计算。
登记失业人数引自：《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31页；1993～1995年下岗职工人数引自：杨宜勇：“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失业”，《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3月10日；1996 年下岗职工人数引自：《中国统计摘要》（1997），第31页；1997年下岗职工人数引自：新华社北京1998年3月9日电讯。
以上引自：胡鞍钢《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4期。
从表1、表2综合看：1）即使不考虑农村流向城镇的过剩劳动力，仅看城镇实际失业率，也远远高于公开登记失业率；2 ）登记失业人数从1993年以后开始大量增加；3）1993～1997年期间， 登记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为7.9%，而下岗职工年均增长率高达39.9%， 下岗职工的增长率较登记失业人数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失业的严峻性。
（2）反映“滞”的指标除了失业率之外， 还需分析经济增长速度。鉴于我国具体国情，主要分析相对增长速度，下面我们重点看90年代以来GDP、第二产业以及其中工业和建筑业的增长速度。
表3 主要指标增长速度（%）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GDP 9.2 14.2 13.5 12.6 10.5
9.6
8.8
第二产业 13.9 21.2 19.9 18.4 13.9 12.1 10.8
工业 14.4 21.2 20.1 18.9
14
12.5 11.1
建 筑 业
9.6
2118
13.7 12.4
8.5
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从表3看，表中所列各项指标，从1993年起开始下降，其中1994、1995年下降幅度增大。
（3）根据国情现状，仅分析失业和速度是不够的， 由于国有企业构成我国经济的主体，故还需分析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
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看，1994年利润总额几乎停止增长，1995年大幅度滑坡，比上年减少163.4亿元。
表4 1990～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利润总额(亿元) 388.11 402.17 535.1 817.21 829.01 665.6
年份 1996
1997
利润总额(亿元) 412.64 427.8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再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看，1992年分别为25.5%和369.27亿元，1993年分别为34.6%和452.64亿元，1994年分别为41.4%和482.59亿元，1995年上升为43.9%和639.57亿元，1996年达45%和790.68亿元，其中亏损额1995年比1994年增加146.62亿元。
1.2“胀”
在我国，测定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一般采用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表5 1990—1997年我国通货膨胀率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通胀率(%)
2.1
2.9
5.4 13.2 21.7 14.8
6.1
0.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从表5看，1992年以后通胀率一路攀升，到1994年达到21.7 %的顶峰，其中1994年10月高达25.2%，1995年稍有下降，但一季度仍在23%的高位，1—6月份平均约上涨20%左右，直至1996—1997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才使通胀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
我国90年代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变化曲线
1.3 基本判断
尽管城镇登记失业率在我国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失业水平，但它与实际失业率变化方向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一方面取城镇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取社会零售商品价格总指数在同一坐标上从1990—1997年做出两条曲线，从图1中可看出，这两条曲线在1994—1995 年时段上相交，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1994—1995年我国宏观经济呈现滞胀并存的局面是确定无疑的。
2 对“滞胀型”结构失衡的一般原因分析
我的分析侧重于结构分析，主要借助于马克思的社会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并抽象掉非物质生产部门，探讨“滞胀”成因的一般性结构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假设的是一个宏观经济两大部类各自供求平衡，从而经济总量平衡的宏观结构模型。图2中第Ⅰ部类供给Ⅰ（c+v+m）等于其需求Ⅰc+Ⅱc，即6＝6；第Ⅱ部类供给Ⅱ（c+v+m）等于其需求Ⅰ（v+m）+Ⅱ（v+m），即4＝4，由于两大部类各自供求平衡，故社会总供给Ⅰ（c+v+m）+Ⅱ（c+v+m）等于社会总需求Ⅰc+Ⅱc+Ⅰ（v+m）+Ⅱ（v+m）。这是一个宏观平衡和宏观效率高度统一的高效平衡。
图2 总量和结构平衡态
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政府干预的重大决策失误，将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即“双膨胀”状态，一旦超过临界点，就可能触发社会总需求全面大于社会总供给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或经济危机。如图3所示，第Ⅰ部类求大于供，即7〉6， 第Ⅱ部类求大于供，即5〉4，从而总需求7+5大于总供给6+4，如果抽象掉非物质生产部门，膨胀部分
表现为巨大的财政赤字，这就是“滞胀”形成前的宏观经济背景。而滞胀的形成恰恰是政府面对上述总需求全面膨胀状态下，在紧缩调整中不合理干预政策的恶果。
图3 总需求全面膨胀态
在政府紧缩性干预中，通常的做法是：为迅速消除或减少财政赤字，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政府往往采取社会总需求全面收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行总需求的“一刀切”政策，但结果不但没有恢复到宏观平衡态，相反，却压出“滞胀并存”的结构失衡局面，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问题的要害在于：投资需求的压缩一般较容易，而消费需求的压缩却极困难，由于消费基金的不可逆性和工资刚性（在西方，工会对工资讨价还价的力量是较强的），消费基金一旦膨胀过度，不但难以压缩到位，而且增长势头往往有增无减，使其控制成为难事。形成图4 所示：第Ⅱ部类供求为4∶5，消费品供给小于需求，出现高通胀，当它波及到第Ⅰ部类，便引起全社会的高通胀。
图4 总量平衡下的滞胀失衡态
在消费需求居高不下的态势下，如果中央政府要在短期内迅速抹平财政赤字，达到供求总量平衡，面临的唯一选择只能过度地削砍生产需求，图4表明，在供给结构两大部类6∶4的前提下，如果消费需求由4膨胀到5，那么生产需求只有过度地由图3中的7压到图4中的5， 方能使总供给6+4和总需求5+5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于是就导致第Ⅰ部类供求为6∶5，生产资料供给大于需求，出现投资品积压，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生产停滞、衰退，失业人数增多，其中损害最严重的是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瓶颈产业，这种停滞趋势会很快蔓延到第Ⅱ部类，出现全局性的生产停滞及伴随而来的高失业率。因此，整个经济生活中便出现总量上平衡，即Ⅰ（c+v+m）+Ⅱ（c+v+m）＝Ⅰc+Ⅱc+Ⅰ（v+m）+Ⅱ（v+m），但在结构上却呈现出Ⅰ（c+v+m）〉Ⅰc+Ⅱc，Ⅱ（c+v+m）〈Ⅰ（v+m）+Ⅱ（v+m）这样一种“滞胀并发”的结构失衡局面，这是总量平衡条件下两大部类结构失衡的滞胀型模型。但在现实中，更多出现的是一种总量失衡条件下的滞胀型结构失衡模型（见图5），二者形态虽有差异，但其成因机理却是基本相似的。我国1981年前三季度及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2月出现的“滞胀”失衡局面，其成因均是如此。下面我们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具体描述1994—1995年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机理。
图5 总量失衡下的滞胀失衡态
3 对我国经济1994—1995年进入“滞胀”状况的机理分析
3.1 1992—1993年经济过热阶段
1992至199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过热状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由于1992年中央下放了投资审批权和直接融资权，促使地方投资膨胀。另外，由于国有企业预算的“软约束”，大力实行的承包制，对投资规模实行行政性分权管理，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以发展速度及水平为依据，加之非公有制经济的高速增长等，导致各地盲目追求投资和速度，无论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急剧膨胀。
在生产需求方面，我国投资率1992年为32.2%，1993年达38.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2年为42.9%，其中基建投资为42.4%，更新改造投资为42.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3年达到58.6%，其中基建投资为53.2%，更新改造投资为50.3%。
在消费需求上，国民收入分配进一步向个人倾斜，1989—1993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30%，而城镇人均收入却增长45%。据统计，国家银行工资及对个人支出1992年为6104.1亿元，比上年增长46.1%，1993年为7953.2亿元，比上年增长30.3%。职工工资总额1992年为3939.2亿元，比上年增长18.5%，1993年为4916.2亿元，增长24.8%，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992年为3090.4亿元，比上年增长19.1%，1993年为3812.7亿元，增长23.4%。职工平均工资1992年为2711元，比上年增长15.9%，1993年3371元，增长24.3%，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992年为2878元，比上年增长16.2%，1993年为3532元，增长22.7%。另外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992年为1826.1元，比上年增长18.2%，1993年为2336.5元，增长28%。1992年城乡储蓄存款总额为11545.4亿元，增长26.7%，1993年达15203.5亿元，增长31.7%。此外，各种隐性收入也相互轮番上涨。
作为集团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个人消费，1993年仅用于吃喝、铺张就花掉1000多亿元。
在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通过投资乘数，约有40%转化为消费基金，这种转化的滞后期为半年至一年，带动居民消费需求较快地增长。
我国流通中货币投放量1992年比上年增长36.5%（1979—1993年流通中货币年均增长约25%），1993年又继续增长35.3%，故社会信贷规模急剧增长，1991年投入553亿元，1992年投入1118亿元，1993 年高达1629亿元，比上年增长31.1%。这些均造成1993年无论投资品价格还是生活用品价格都呈大幅度上涨趋势。
总之，1992—199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经济泡沫化严重，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导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下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局面，因此中央从1993年7 月开始整顿过热的经济。然而在调整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收缩是不对称的，一方面消费需求不仅没能收缩到位，反而继续膨胀、引发了高通胀；同时生产需求在一些主要方向上收缩过度，最终在1994—1995年导致了与高通胀并存的增长停滞和大量失业。
3.2 1994—1995年的“滞胀”阶段
3.2.1 高通胀
（1）货币的超量发行。众所周知， 通货膨胀最终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即流通中纸币过多，使单位币值下降，从而导致物价上涨。据有关部门测算，由于货币供给增加而引起物价上升的时滞大约为8—12 个月（正鉴于此，以下我们将涉及到有关数据资料提到1993年）。1993年货币投放量1529亿元，年末市场上货币流通量达5865亿元，比上年增长35.3%，是近十几年来仅次于1988年（增长46.7%）的又一个高峰，1994年增长为27.1%。截止1994年第三季度末，我国流通中货币M[,0]为6413 亿元，比上年增长26.4%，狭义货币M[,1]为19009亿元，增长32.5%，广义货币M[,2]为43514亿元，增长37.1%。由于货币超量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因此货币超量发行是通胀加剧的主要病根。
（2）消费基金的持续失控。据统计，工资及对个人支出，1994 年为11174.5亿元，比上年增长46.5%，1995年达到12930.6亿元，增长15.7%。职工工资总额1994年为6656.4亿元，增长35.4%，1995年达8100亿元，增长21.7%，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994年为5177.4亿元，增长35.8%，1995年达6080.2亿元，增长17.4%。职工平均工资1994年为4538元，增长34.6%，1995年提高到5500元，增长21.2%，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994年为4797元，增长35.8%，1995年增加到5625元，增长17.3%。另则，1994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3179.2元，比上年增长36.1%，1995年增加到3892.9元，增长22.4%。1994年城镇人均非工资性收入增长47%，人均离退休金收入增长49%。1994年城乡储蓄存款总额为2151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5%，1995年增加到29662.3亿元，增长37.8%。
需要指出，这一期间即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被强压下来，也并不意味着能保证市场上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同步下降，相反，还可能呈现出总体规模越压，能用于消费的支出越上的局面，其结果导致一方面市场有效供给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市场消费需求持续坚挺，1994年即如此，消费基金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除其他原因外，被保留下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消费基金支出的比重上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3）农副产品供给不足。在1992年开始的泡沫经济中， 由于“开发区”、“房地产”和高档娱乐设施建设的泛滥，挤占耕地和撂荒良田的现象严重。该年仅“开发区”、“房地产”占用农田和菜田全国就约1000多万亩。“沿海少种粮，近郊少种菜”使农业基础脆弱，加之1994年部分地区严重旱涝灾害，造成部分农副产品供需矛盾趋紧，1994年粮食总产量4451亿公斤，比上年同期减产113.87亿公斤，尤其是大米、玉米等更甚；饲料涨价，成本上升，导致猪肉肉源偏紧；菜油的原料收购困难；蔬菜1994年7月以来涨势凶猛，普遍比去年同期上涨20%—30%，这些都推动食品和棉纺织品价格上涨，促使物价总水平大幅上升，1994年因食品涨价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就高达14个百分点。
（4）各项改革整体推进，也影响物价上涨。1993 年价格改革步子较大，其中大部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价格，如粮食、食用油、电力、石油、钢材、铁路等，同时国家还放开一大批产品价格。1994年国家又调整了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推动了下游产品成本上升，影响消费品价格水平。1994年还相继推出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增大改革成本，如税制改革，部分行业虽降低税率，但其产品价格降不下来，而增加税赋的行业却提高了价格，并引起其他行业的攀比，带动了部分产品提价；银行提高利率，使进口成本增大，引起进口产品价格上浮。
（5）出口增长过快，外汇储备增多以及大量外资的进入， 使基础货币投放增加。1994年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366.2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31.9%，进口增长11.2%，顺差54亿美元，外汇储备516.2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额432.13美元，比上年增长10.9%；1995年进出口总额2808.5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22.9%，进口增长14.2%，顺差166.9 亿美元，外汇储备735.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481.33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11.4%，导致外汇占款和基础货币投放量过多，基础货币投放的增长由1993年的24%上升为1994年的37%，不可避免地加大国内市场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压力。
（6）通胀预期增大。持续近2年的通胀，对社会各阶层势必产生较强的通胀心理预期。因为在通胀条件下，生产经营者总是力图保持和提高自己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以致争相利用提价手段来获取，故造成利润和价格循环追求，交替上升，形成非正式的指数化， 影响到1994 —1995年物价总水平。
（7）放开价格后， 相应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法规和管理措施滞后。各级政府不同程度放松了对物价的监管，一些投机资本进入流通领域，炒买炒卖，哄抬物价，特别是少数不法分子欺行霸市，加之市场机制不完善，竞争不充分，秩序混乱，企业定价不规范，使乱涨价、乱收费现象极为普遍。
综上，尽管1994—1995年期间投资品价格有所回落，但整个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1994年高达21.7%，1995年达14.8%，呈高通胀状态。
3.2.2 经济增长相对停滞和数量庞大的失业下岗人数
（1）生产性的投资需求压缩过度。
表6 1992—1995年主要指标的投资额和增长率
年份 1992 19931994199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7854.98 12457.88 17042.94 20019.2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42.9 58.636.817.5
基本建设投资额(亿元)3012.65 4615.5 6436.74 7403.62
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42.4 53.239.5 15
更新改造投资额(亿元) 1461.1 2195.85 2918.61 3299.35
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42.8 50.332.9 13
以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从1993年第三季度开始，为抑制通胀和经济过热，国家严格控制基建项目，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从表6上看，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1994年和1995年分别比1993年下降了21.8和41.1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1994年和1995年分别比1993年下降了16.3和38.2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1994年和1995年分别比1993年下降17.4和37.3个百分点，这些表明，投资需求的压缩幅度存在过大和过快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基建类工业原材料需求不足，1994年前三季度钢铁、水泥等重要原材料工业品产量与1993年基本持平，与前几年建材工业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形成明显反差。上述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普遍不景气，产品积压严重，1995年库存仍然较大，原材料工业及部分基础工业也增长较慢。
从速度上看，GDP的增长速度1992年为14.2%，1993年为13.5%，1994年和1995年分别滑落到12.6%和10.5%，工业总产值增长率1992年为24.7%，1993年为27.3%，1994年和1995年分别滑落到24.2%和20.3%，表7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因此，1993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投资增长幅度一路回落，投资品价格也一路下滑，1994年1—12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指数已从15.8 %降为－3.8%。
表7 三种主要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率（%）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钢14
21.8
3.43
水泥
22
19.4 14.5
13
纯碱 15.6 17.6
8.7
2.8
以上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以上是宏观经济政策严厉收缩、投资需求过度降低后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相对减慢，生产相对停滞以及失业下岗人数增多的需求方面的原因。
（2）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调整。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一个规律，就是在经济总量人均GNP300—1000美元区间上，即人们所说的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结构上指主导产业由轻工业上升到重化工阶段，是产业结构的高转换率阶段，整个经济结构会发生剧烈震动，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很容易引起社会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艰难的“门槛”。我国1994年人均GNP470.4美元，1995年达572.8美元（按8.3∶1汇率计算，如果考虑到平价购买力，还要高些），正处于人均GNP300—1000美元区间的峰值高区，而我国主导产业也由8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上升到90年代资本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许多大中城市相继将二、三、一的产业发展序列调整为三、二、一，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幅度之大，势在必然。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就必然影响到速度并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新组合，这也是东北、上海、西安、重庆等老工业基地第二产业大幅度调整，尤其是加工型的纺织和轻工等行业大量失业下岗的结构原因。当然，粗放型经营的高速增长模式在我国一些行业造成资源枯竭，如煤矿、森林等，这在东北地区较突出。这是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分析的。
（3）企业改革。我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 企业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迟缓，使其在产权结构、经营机制、管理方式等方面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上企业背的历史包袱重，在与其他经济形式，如个体、私营、三资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经济越是市场化，竞争越激烈，这种不适应性所导致的差距就越明显。尤其是经济改革的进程由80年代的包括三项制度改革在内的经营机制层面深化到90年代前期的产权结构层面，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历史上沉淀下来的隐性富余人员开始大量显现和剥离，越是加工工业和国有企业比重大的老工业基地，失业下岗问题越严重。从宏观看，城镇失业率由1993年的2.6%上升为1994年的2.8%和1995年的2.9%，城镇下岗职工也由1993年的300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360万人和陡升到1995年的564万人，正因为1994年失业下岗现象开始严峻化，故1995年国家正式开始实施再就业工程。
4 克服“滞胀”的对策建议
失业与通胀并发已成为中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并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由于我国出现的“滞胀”极具中国特色，因此，任何照搬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用于整治“滞胀并存”的对策都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深入研究。这里对其中任何一个单项研究已乏意义，要将二者绑在一起，拿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全部的问题在于，在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运用上，必须提供同一时点上兼顾充分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这两个目标实现的手段。
4.1
在宏观调节方法上要将宏观总量调节为主转为中观分量调节为主，即以结构调整为主
前面的原因分析表明，宏观总量平衡条件下，中观分量可能平衡，也可能不平衡，而只要中观分量上供求平衡，那么总量必然平衡，故结构平衡是总量平衡的必要条件，而“滞胀”正是结构失调的结果。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工业国家自60年代后期经济危机由“过剩型”转为“滞胀型”以后，凯恩斯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失灵，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越来越注意和引入中观分量（结构）的分析方法。传统计划调节是以宏观总量为主的调节，传统市场调节是对微观个量有效性的调节，而我国体制转型期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节，应是以中观结构分量为主的调节。随着我国经济生活中“滞胀”失衡的出现，我国无论经济分析还是调节方法，都应及时地转向以结构分析和调节为主了。
4.2
在宏观管理方法上要将短期的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中期的供给管理为主
克服“滞胀”不是短期的，从我国对此调整的经验教训，同时考虑改变供给的时滞过程看，对“滞胀”的调整是一个中期过程，要容忍出现一个相对的低速度。既然要立足于中期调整，那么仅仅将需求由短期的总量管理转为结构管理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将重点转换到中期供给结构的管理上，特别要加强农业、能源、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等瓶颈产业的供给，因为这些产业在调整中最容易受到损害。可考虑减税，较大幅度降低边际所得税率，以增强生产和储蓄的激励，使人们多投资和更加勤奋地工作，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总之，基本思路是将两大部类的有效供给拉起，使之与各自的需求在动态发展中达到新的平衡，这方面，我国70年代末期对轻工业的“六个优先”政策就是成功的经验。
4.3 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在量上找出增长速度、 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合理均衡点
不可否认，导致我国失业和通胀“双高并存”有经济总量上的原因，因此在中期的总量调整中，总体上仍需采用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力度适当，力争达到“软着陆”。在目标实现中，将治理失业和通胀的期限不宜限定得过短，对其降幅也不宜定得过大，必须在量上确定速度、失业和通胀之间的合理组合，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全面综合各种数据与分析，从我国基本国情、人口基数、发展阶段，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基本稳定等角度考虑，世纪之交，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应以不超过4%为宜，再就业解决总数的2/3以上；从我国现阶段就业弹性系数0.1的实际出发，经济增长速度宜保持在8—10%以内；从社会承受力以及支撑上述速度考虑，通胀率应以3—6%为合适。如果我们能达到以上低失业、低通胀和高速度的“两低一高”发展目标，不仅能走出“滞胀”阴影，也能在世纪之交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4.4 经济政策手段的合理搭配
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认为，如果调控对象仅仅是总量矛盾下的单一目标，应采用双松或双紧的政策；如果调控失业和通胀两个目标有先后序列、应分阶段治理的话，应采取松松紧紧或紧紧松松的政策；如果在某一时点上要兼顾充分就业和物价基本稳定这两个目标，并同时治理的话，那么以松紧搭配为中心的政策群运用则提供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性。一般来讲，松紧搭配的政策手段操作有以下两个层次：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松紧搭配。 针对失业和通胀“双高”的现实，一方面可采取扩大财政支出“松”的财政政策，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项目，尤其是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以工代赈”项目，增大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等，以缓和高失业率矛盾；另一方面可实行减少信贷支出“紧”的货币政策，控制广义的货币发行量，减轻高通胀的压力。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内部也可实行政策手段的松紧搭配。例如在财政政策运用上，在扩大财政支出“松”的调节手段，满足充分就业目标的同时，实施增税“紧”的调节措施，如开征消费税，将大部分变成消费基金的漏掉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上来，可起一箭双雕的作用：既能抑制总需求过旺，又可将这些资金用于举办公共项目，增加这一领域的就业。同理，货币政策内部也宜采用松紧搭配的方式，如采用提高利息率“紧”的调节手段，减轻市场购买力压力的同时，实施扩大信贷支出“松”的调节措施，来增加产出，促进充分就业。
总之，各种经济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为我国宏观经济时空上同时克服高失业率和高通胀提供了充裕的调节空间，政策手段群的灵活、合理运用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只要运用恰当，是能兼顾多重目标实现的。
4.5 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各地区、各部门存在的工资及收入的攀比机制，使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尤其是一些大城市较为突出，为吸引人才，上海要赶超深圳的收入水平，京、津等城市也不甘落后。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工成本以年均40%的速度递增，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以30%的速度增长就是明证，使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廉价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创汇受挫。从造成“滞胀”的分析框架和全局看，消费基金过快膨胀，已严重影响到物价基本稳定和充分就业，即一方面造成消费需求过旺，使总需求膨胀，加剧高通胀，陷入高收入——高通胀——高收入的工资与物价的“跳背游戏”中；另一方面从社会保障、就业和工资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过高的工资增长率，将会抬高失业率和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因此，严控消费基金过快增长，一方面要控制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严控集团消费的膨胀，双管齐下，方能利于物价基本稳定和充分就业两个目标的实现。
4.6 政府把握好调控力度，避免两种倾向
经济发展不怕偏慢，最忌的是忽热忽冷，大起大落。在克服“滞胀”的操作中，政府要特别注意避免两种偏差：1）经济大起过热之后， 最忌大落过冷，在短期内急于抹平财政赤字。调整中实施过分严厉和过长时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使“滞胀”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局面，失业率上升，1997—1998年我国经济就呈现出这种局面；2）在紧缩政策过度后，又急于过早过快放松银根，致使总需求重新膨胀，物价反弹，“滞胀”转化为总量上全面的供小于求，如1985年下半年的“滞胀”转化为1986年的总需求全面膨胀。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在力度强弱和时间上把握得当，并要求各种调节政策合理搭配的艺术。
4.7 加大民间直接投资
在经济发展中，要克服高失业，就需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性需求。而在一般情况下，增大投资又容易引发高通胀，这就是在失业和通胀上的两难选择。要减缓高失业的压力无疑需要扩大投资需求，问题在于，扩大投资需求有二类：一类是通过银行的贷款来扩大投资，这会增大流通中的货币量，导致物价上涨；另一类是扩大民间直接投资，具体包括民间直接的实物投资和股票、债券等直接的金融投资，它是通过直接减少消费实现的，这种类型投资的增加没有增大社会总需求，割断了投资与通胀之间的联系，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扩大民间的直接投资，减少银行的间接投资。（注：参阅钟朋荣《多途经增加就业岗位》，《经济日报》1997年7月7日。）
4.8 适当控制外资的过量进入
从国际教训看，外资进入的项目一般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同时又冲击民族工业，造成国内一部分民族工业萧条、破产，增大失业面；另则，外资项目以及配套工程的上马，都会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刺激总需求，加剧物价上升。
从我国当前资金方面的主要矛盾分析，已不是资金和外汇短缺，而是资金使用效率太低的问题，外资的大量进入是触发我国1994年高达21.7%高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现在具有1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实力，外债余额1997年末也已高达1309.6亿美元，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近、中期应适当控制外资的大量进入。
4.9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巴西在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超越劳动密集型而直接跨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引发了“巴西病”。其中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由于其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不利于吸收就业，造成很高的失业率；另外资本集约型的大企业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在国内储蓄有限的条件下，无法满足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只能依赖外资，从而形成累累外债，而大量的外资拥入，又触发国内的高通胀。鉴于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的国情，在现阶段仍需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有利于克服“滞胀”。因此，在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中，一定要积极、慎重，既要避免在历史上形成的支柱产业上停滞不前，阻碍结构升级，又要防止犯盲目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发展阶段的错误，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的大潮下，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例应怎样安排？如何循序渐进地实现产业结构演变的平滑过渡？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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