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对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产品论文,效率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78—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6%①。尤其是入世后，我国一系列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创新促进了农业政策的创新，并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入世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04—2010年粮食产量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七年增产，除了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也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蔬菜等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2001—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9.6%以上；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全面发展趋势进一步强化；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迈上新台阶，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入世以来，我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业农村发展的活力明显得到提高（牛盾，2011）。入世是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它为我国农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同时也给我国小规模农业带来严峻的外部竞争和挑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我国农业抓住入世带来的机遇，是迎接外部挑战的重要应对举措。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还需要建设高效率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作为基础支撑和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流通决定生产（王斌，2009）。没有高效率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将导致农产品流通不畅，直接削弱农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进而影响农民增收、农产品产业化生产甚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产品流通效率（Agricultural Products Circulation Efficiency,ACE）是衡量农产品流通体系运行质量的一个综合性评价指标，它反映了利用有限资源投入获得最大农产品流通产出的能力，度量了农产品流通投入—产出的转化绩效，也体现了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效率与农业分工水平的综合考量。本文将以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为分析对象，定量测度入世对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
目前关于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研究还不多。罗必良等（2000）从交易费用的角度为农产品流通组织制度的效率决定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徐振宇等（2007）认为新农村建设应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内生性增长，这就必须不断深化农村地区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设法降低农村地区的交易成本，而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流通效率的提升得以达到；寇荣等（2008）指出农产品流通效率是整个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各种投入与产出的直接或间接比较，并以此确定了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此外，欧阳小迅等（2011）对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本文就是以该文的计算结果为基础进行拓展研究。
与欧阳小迅等（2011）类似，本文首先根据1994—2010年28个省份农村农产品流通数量、农村农产品流通相关资本存量及相关从业劳动人数的数据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进行测算，然后得出历年我国ACE的平均值。ACE是一个介于[0，1]之间的值，最大值为1，即100%。
图1显示的是1994—2010年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平均效率②。从图1中可以看出，入世后的2004年、2005年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ACE）出现下降，但是在2006年该值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较上一年增长9.5%，此后，尽管增长速度趋缓，但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我国ACE整体水平的较快提高发生在入世之后，这应当不是一种巧合，那么除了经济增长周期的固有影响之外，入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ACE的提高呢？这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1）入世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国ACE的增长产生影响；（2）入世通过何种机制对我国ACE产生影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入世如何促进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进而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与政策理论含义。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
农业发展周期区域特征的异质性等因素都对ACE产生着影响。如果不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分离，仅仅简单地根据我国ACE在入世前后的数字变化来评价入世对它的影响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为此，在本文中采用两种测度方法以获得入世对我国ACE影响尽可能理想的估计值，一种是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方法，另一种是差分内差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控制由随个体变化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变化不随个体变化因素所带来的估计偏差。此外，可以通过对两种方法估计结果的比较来检验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一）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反映个体特征和时间特征的虚拟变量或者分解模型的截距项来描述缺失的确定性信息，这些信息包含于影响因变量的不可观测因素当中。因此，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将这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进行控制和分离。
我们估计以下包含各地区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1）中α度量了入世对我国ACE的直接影响，因为模型已经控制了通过解释变量因素实现的间接影响。如果去掉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
进行重新估计，就可以得到入世对我国ACE的总影响（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和）。
同样地，如果去掉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入世对我国ACE总的动态影响。
（二）差分内差分方法
从Ashenfelter and Card（1985）首次使用差分内差分方法以来，该方法已经广泛地运用于解决政策效果的评价问题。差分内差分方法实质上是通过政策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变化来确定该项政策是否产生了效果，引入控制组可以有效地分离出除政策以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对政策效果进行更为精准的判断。入世可以被看成我国的一项重要政策决策。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入世对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有何影响？入世是促进还是降低了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差分内差分估计方程形式如下：
入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所以控制组的选择最为关键，这个问题也可以转化为假设没有入世情况下对我国ACE水平的估计。在不可能有自然实验的情况下，这个估计无法直接获得。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利用入世前（2001年及以前）我国ACE值及其他解释变量数据，通过时间序列的指数平滑对入世后各年（2002—2010年）的ACE值和其他变量进行模拟预测。所得一系列的预测值可以被认为是假设没有入世我国ACE及其他变量各年的估计值。这样就达到了“控制组和处理组在性质上尽可能接近一致”（Meyer，1994）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指数平滑法的思想是对时间序列进行修匀以消除不规则和随机扰动，并且认为时间序列中的近期数据对未来值的影响比早期数据的影响更大，这符合反映入世对我国ACE渐进影响的数据要求。
三、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1994年及以后《全国新鲜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五年规划》、《鲜活农产品信息网建设》和《国家定点鲜活农产品中小批发市场制度》等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农产品流通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祁春节等，2009）。因此，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起点为1994年。
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各省份历年的ACE值，其他解释变量则包含：（1）农村物流基础设施，以建制村通畅率表示；（2）农村劳动力素质，以各地区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3）农村信息化水平，以乡村通电话普及率及乡镇互联网覆盖率表示；（4）农村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以农村农产品流通从业人员与农村就业人口之比表示；（5）各地区农业分工水平，以各地区乡村非劳动力与乡村农业劳动力比值表示。
本文选择1994—2010年共17年的省级水平面板数据。借鉴夏庆利等（2006）的做法，没有将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选作样本，因为黑龙江、吉林两省以农场方式生产经营为主，内蒙古主要以畜产品生产经营为主，与其他省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与流通方式有较大区别。28个省份共17年的数据进入样本，总计476个观测样本点。观测样本中某些变量存在缺失值时，使用该缺失值前后年份的平均值来补充，从而形成一个平衡的面板数据。以上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物流年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并进行了相关整理。对于计算ACE所需的农产品流通相关资本存量，由于受到价格波动影响的变量，为了将名义值折算成实际值，使用了各省份相应年份的价格指数数据进行平减，这些价格指数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四、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入世对我国ACE的平均影响
表2（见下页）的前两列报告了入世对我国ACE的平均影响，其中第1列是入世的总影响，第2列是入世的直接影响。从估计结果来看，入世使得我国ACE值总体提高了约0.146个单位，平均较入世前提高34.2%。上述影响部分是通过其他解释变量间接实现的，因为第2列所显示的直接影响下降到了0.109个单位。但是，这仍然是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它表明了入世的确促进了我国ACE的提升。
对于其他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质量、农村信息化水平、地区农业分工对ACE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工促进经济增长，对农业而言，分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效益，同时有助于改变农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流通效率的提升。农村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的影响较弱。
（二）入世对我国ACE的动态影响
表2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是入世对ACE的动态总影响和动态直接影响。动态影响可以使我们了解入世对ACE影响的渐进性和实现速度。在解释变量中，所有变量的估计符号与静态回归一致，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质量、农村信息化水平及地区农业分工表现显著，农村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仍然不显著。
以动态影响的估计结果来看，入世对ACE的总影响和直接影响都较大。入世当年的影响并不明显，入世第二年开始影响有所增强并逐年扩大，入世第五年（2006年）对ACE的影响明显加大，变量系数达到0.104个单位，第六年为0.112个单位，第七年达到0.131个单位，第八年和第九年该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0.127和0.119个单位。第4列中直接影响的动态趋势与总影响的走势基本相同。估计结果和以上分析表明，入世对我国ACE的影响不仅是即时发生的，而且能够长时间持续，具有明显的动态渐进性。2001—2004年我国处于入世过渡期，2004年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入世对ACE的影响和促进也开始全面显现。
五、差分内差分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首先以入世前（2001年及以前）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时间序列的指数平滑③对入世各年（2002—2010年）的ACE值和其他解释变量进行模拟预测。所得预测值与2001年及以前的数据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模拟面板数据，这套面板数据可以被认为是控制组在没有真实数据情况下的替代数据。
（一）实证结果及说明
利用模拟预测的计算结果，对模型（3）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入世对ACE影响在时间上的稳健性，采用逐渐增加变量的方式来表现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此外，考虑到入世可能出现的时滞效应，估计模型分为长期和短期。长期时间段为1994—2001年和2002—2010年，短期是指1999—2001年和2002—2004年。
估计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表中各解释变量并没有因为模型变量的增减而表现出显著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3中最为重要的参数估计是体现入世对我国ACE影响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这种政策变化的影响表现在模型（3）的差分内差分变量（即时间虚拟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前面的系数（即
）估计上。估计值反映了入世使ACE产生的变化是否比没有入世情况下ACE的变化要更大一些。从表3看出，该系数在长短期模型中的估计结果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入世促进了我国ACE的增长。但是长期模型的估计值（0.066）明显高于短期模型，平均意义上讲，入世对ACE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0.030个单位，提高幅度为83.3%。这说明入世对我国ACE的影响不仅仅是暂时的，它的影响具有长期渐进性，尤其是2004年后，入世的影响才开始真正发挥出来。这与固定效应的动态模型所得结果完全一致，进而充分地验证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二）基于差分内差分的作用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入世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ACE，进一步使用差分内差分方法来估计入世对其他作用于ACE解释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包括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劳动力质量、农村信息化水平、地区农业分工及农村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为了更好地反映趋势和变化差异，采用长期模型分入世前后两段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
表4的最后一列报告了这些变量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反映了这些变量受入世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入世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信息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质量及地区农业分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农村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在入世前后改善并不明显。
入世是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入世除了促进我国农业改革的深化和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外，重要的是提高了农产品市场化程度。这迫使我国要提高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流通效率，而物流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扩大农村农产品供给市场半径，增强市场的辐射能力，是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差分内差分值为0.025，位于全部变量之首，这说明我国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在入世后较之前有相对最明显的改善；农业的对外开放提升了农业信息化水平，农村信息通讯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农业企业与农民群众的信息交流，进而提高了农村农产品交易和流通的效率；另外，近年来入世促使我国不断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的优化步伐，地区农业分工不断深化，日趋合理的农产品空间布局和品种、品质结构带来的产品优势、成本优势加快了农产品流通的速度；入世同时也促使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优质的农村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农产品流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降低流通管理相关成本，促进效率的提升，表4的结果表明，入世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质量提高了约46.7%。
从目前来看，我国农业小规模生产特性仍然难以改变，这使得我国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在入世前后变化不大，仅为0.001。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的低下将导致大多数小规模生产者不能很好地把握市场机遇，制约了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
根据表4的结果，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入世促进了我国ACE的增长，其促进动力主要来自我国在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信息化水平、地区农业分工及农村劳动力质量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但我国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仍然较低，入世后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内差分方法研究了入世对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入世促进了我国ACE的提升，平均而言，入世使得我国ACE值较入世前总体提高了约34.2%。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仅是即时发生的，入世对ACE的影响将是长期的，且具有明显的动态渐进性。入世对ACE的长期影响效应超过短期效应83.3%。入世并没有使我国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明显好转，但是入世促使我国在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农村信息化水平、地区农业分工及农村劳动力质量等方面有较显著的改善，进而促进了我国ACE的提升。
为了促进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我们必须：继续加大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得我国农产品在交易过程中可以真正做到“物畅其流”；继续完善农村信息网络的建设，结合不同地区农村的需要，探索和创建不同的农村信息化服务模式，促使农产品信息的快速有效流动；继续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实施，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地区农业分工水平；加大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优质的农村劳动力也是农业技术进步及提高农产品流通质量、效率的重要保障；同时，加强我国农产品流通专业化水平的建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规模，减少交易环节，也是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背景下提升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和中肯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根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②计算ACE平均效率所使用的方法与欧阳小迅、黄福华（2011）相同，即构建相关距离函数，并通过非参数线性规划模型进行计算；计算中的数据及处理也与之相同，并可以根据ACE值的高低来衡量各地区农村农产品流通的能力。如果ACE值在[0.8，1]，则认为该地区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高的地区”；如果ACE值在[0.7，0.8），定义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较高的地区”；如果ACE值在[0.6，0.7），定义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一般的地区”；如果ACE值在[0.4，0.6），定义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较低的地区”；如果ACE值在0.4以下的则定义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低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从计算结果的静态比较分析来看，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较高及以上的地区共有5个，全国占比18%；ACE值在0.6以下的地区有13个，占比46%，即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区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没有及格，其中ACE值在0.4以下的地区有6个，占21%；2010年全国ACE平均水平也未超过0.7（0.688）。总体情况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农产品流通效率整体仍处于一般偏低水平。
③为了使平滑后数列值能够比较快速、真实地反映出2001年以后时间序列的实际变化和趋势，平滑系数应取较大值。本文计算中的平滑系数为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