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姓“高”还是姓“职”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09)02-0060-03
关于高职教育姓“高”，还姓“职”，始终是高职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焦点问题。高职院校在办学实践中往往在姓“高”与姓“职”之间迷惘徘徊，往往在谈到特色时，普遍强调自己的“职业性”，而在谈到身份地位时则强调“高等性”。当下的高职院校，为了彰显“职业性”，非常强调岗位技能的培养，强调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等一系列旨在培养学生“一技之长”的改革探索。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又常常困惑：如此下去，我们还是高等教育吗？这不成了中等职业教育了吗？显然，在广大高职人的内心中往往不愿意将自己与中职为伍，内心总有个声音在提醒着自己：我们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这是理论的错误，还是实践的偏差？面对实践中的迷惘与困惑，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高等职业教育？个人认为高职教育不是姓“高”与姓“职”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职业教育的高层次，也不应简单地认为是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型，更不能被视为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或者说姓“高”与姓“职”不是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高职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发展”问题，单纯地姓“高”发展或者单纯地姓“职”发展都不利于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应纯粹地将高职教育完全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应给它贴一个标签或画地为牢，实行身份管理，造成事实上的高等教育“双轨制”。至于在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教育到底该如何发展，不同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可以选择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也可以选择职业性发展模式；抑或根据专业不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有些专业更适合于通识教育，则完全可以采取通识教育模式，有些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更紧密，则可以选择职业性发展路径。
一、高职教育很难单纯地姓“职”
一方面从专业设置来看，高职有相当一部分专业与社会经济联系并不密切或者说“职业性”并不明显，如工商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城镇规划、保健品开发与管理等等，这些专业很难按职业教育的模式进行人才培养，很难做到“工学结合”。另一方面，即使具有“职业性”的教育也不完全都是职业教育，职业性不是职业教育的唯一属性。笔者认为职业教育应是指向“职业”并以培养基层职业人才为目标的专业教育。职业性、专业性、基层性是职业教育的三个基本属性。只有同时具有这三个特征才是职业教育，仅仅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属性都不应属于职业教育。因此，在普通中学实行的具有职业性的劳动综合技术教育不应被视为职业教育，因为其没有专业性，没有一定的职业指向；具有职业性、专业性的技术应用专业性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师范教育、医学教育也不应属于职业教育，因为他们培养的人才不具有基层性。同理，有些高职教育专业即使同时具有职业性和专业性，但不一定具有基层性，其培养的是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或特殊类人才，因此，也不应完全归为职业教育。换句话说，如果职业教育要涵盖高职教育，等于是所有具有职业性的专业教育和不具有职业性的专科层次的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包括专业学位教育、师范教育、医学教育等等，如此一来职业教育的边界将难以穷尽，①从而造成职业教育研究缺乏基本的立足点和焦点，也会使职业教育实践变得无序和茫然。
二、高职教育不应过于突出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
虽然在管理体制上，我国将高职教育纳入高等教育范畴进行管理，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将高职教育作为单独的一个门类进行管理，事实上是一种身份管理。当然，实行高等教育的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分类管理往往有时会过于强调高职教育的类别特色，而忽视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共同性，客观上使得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双轨”运行，老死不相往来。当前尤其突出的问题是：高职教育过于强调“职业性”，而忽视其“教育性”和“高等性”；过于强调“人才培养”，而忽视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过于强调经济功能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性的高等教育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普遍将职业性高等教育完全纳入高等教育体系，采取高等教育的单轨制。如美国1862年颁布实施了《莫里尔法》，根据该法美国建立了一批以培养工农业实用人才为目标的赠地学院，以我们今天的高职教育标准去衡量，显然赠地学院就是高职教育，但美国政府并没有给这些学校贴上“职业性”标签或者说过于强调其职业性而抑制其高等性，而是将这些学校全面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并提供土地、资金等外部条件，支持其“自由”发展。正如美国教育家考利(W·H·Cowley)所指出的：“莫里尔法案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在资助创建农业、机械或其他实用学科的高等院校时，并没有规定这些院校不教授其他自然科学或古典学科，从而导致了美国高等院校中最有影响的学校—综合大学的产生”[1]。事实上，赠地学院不仅满足了美国工农业生产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需求，而且大大丰富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促进了美国不同类型大学间的合理竞争，形成了有利于大学自身独立发展的生存环境。[2]正是在这种制度和环境下，一大批赠地学院发展成了研究型大学甚至世界一流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伊利诺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等世界名校都是在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并没有因为这批学校的职业性的失去而影响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这批学校通过自身个性化的自由发展为美国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如在欧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实行“双轨制”，即一轨是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另一轨则是应用型高等教育或者称为非大学高等教育(non-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也称为职业的高等教育(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主要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②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欧洲许多国家开始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取消高等教育的双轨制，实行单轨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最典型的就是英国从1992年开始将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3]另外像希腊、西班牙等国家尽管依然采取高等教育的双轨制，但职业类大学不论是办学层次，还是办学功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普通大学越来越接近。在层次上，普遍具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在功能上，科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成为这些学校一项重要功能，在有些领域其研究实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普通大学。[4][5]可见，职业类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趋势。这种国际趋势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不必过于突出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更不应为了特色而特色，事实上，这两类高等教育除了差异性以外，还存在许多共性，而且它们的共性会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多，相反，其差异性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三、高职教育不应是低层次的高等教育③
当前，我国的高职教育限指专科层次的高职高专院校(也包括一些普通大学的职业技术学院)，一些应用型的地方本科院校、刚刚从专科升格的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则不属于高职教育，而这部分学校从办学功能而言，显然与高职教育非常接近。由于中国高职教育的特殊标签是给专科学校的，因此，这部分学校属于普通高等教育或者学术型院校④，这显然不符合办学实际，从而造成这些学校难以找到自己的办学定位，在政策上也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这些学校有意识地回避“职业性”，生怕与高职“沾亲带故”而降低了自己的层次和身份，另一方面又自感与重点大学或一些办学历史悠久的老牌大学竞争无望，力图通过突出职业性、应用性特色，谋求自身的发展，从而陷入矛盾困境，不知如何定位。另外，在政策上，一方面他们既然不属于高职教育，那就不能享受高职教育的政策，如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另一方面国家又没有单独为这部分学校制定一套政策或计划，从而使这类学校缺乏政策的指导和支持。此外，将所有专科学校都归为高职系列也使得一些特殊的专科院校难以适应，如师范类专科学校。在过去，这类学校作为师范教育与本科师范大学、师范学校共同构成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承担不同层次教师的培养任务，但现在专科层次的师范院校也要划入高职系列，显然忽视了师范教育的特殊性，特别是我们高职的评估指标体系难以适应这部分学校的要求，以此评估指标体系指导这类学校，显然不利于这部分学校的发展。总之，将高职教育等同于专科教育不利于部分学校的归类和发展，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应将高职教育完全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而不是限定在当前的专科层次的高职高专院校，有些应用性为主的地方院校、刚升格的本科院校、应用性独立学院完全可以纳入“高职”的范畴进行管理，一些特殊的专科学校也不必一定要按高职的统一要求去发展，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的多样化需求和不同院校的多样化发展要求。
四、高职教育没必要非贴“职业性”标签
虽然，在国家层面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要对不同的高等教育实行分类指导，但国家层面的政策应该是一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而不应管得过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类型本无可非议，甚至可能成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类高等教育。但如果政策上将高职教育特别限定在一些学校，甚至是只要是专科学校就是高职教育，这种管理似乎显得过于简单，而且在具体政策上要求所有高职(专科学校)，不论曾经是成人高校，也不论是师范类院校，更不论专业特点，一律按照所谓的“职业性”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以层次来划分高等教育类型，显然不符合高等教育的办学实际。另外，将所有的高职教育都要贴上“职业性”的标签更是不利于各高职院校多样化发展，对于有些学校、有些专业而言，其很难突出职业性、也很难做到工学结合，但为了所谓的职业性，一些学校可谓是下足了工夫，想出各种办法，提出各种新名词，搞了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所谓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真可谓“五花八门”，结果是“弄巧成拙”，把学校、老师弄得精疲力竭，这种背着“职业性”标签的改革是一种典型的为了职业性而职业性的改革，是一种放弃了学校、专业的基本特点与实际的盲目的改革。也许有人会质疑，那是学校和老师对政策的理解有误，没有真正理解“职业性”、“工学结合”，国家并没有要求所有学校和专业都要如此。但殊不知现在不论是示范性院校遴选、人才培养水平评估，还是示范性专业、精品课程、实训基地评选等各类国家、省市的评审项目无一不将“职业性”作为显性的或隐性的标准，在这样一种政策导向下，为了利益，各学校、各专业只能是想尽各种办法，围绕“职业性”制造“特色”。这种为了职业性而职业性的改革，既不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整个高职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高职教育是否有特色，不一定要硬贴“职业性”标签，更不是做文字游戏，也无需整天喊着怕人不知道我们有职业性特色，关键的问题是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的人才受社会各界的欢迎，那就是一种好的教育，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其实并不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人才培养工作亦是如此。因为不同的学校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不同、专业特点不同，需要办学者看菜做饭，而不应要求所有的学校采取一种办学模式，更何况这种办学模式的效果还没有得到最终检验。当前，我国提倡创新，在高职教育中也确实是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改革之风可谓如火如荼，特别是各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涌现。但教育除了创新以外，还需要积淀，还需要反思与完善。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改革是盲目的，甚至成了“瞎折腾”；没有这个过程，任何好的模式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就像我们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一样，上世纪80年代觉得德国的“双元制”好，于是全国开始学习“双元制”，90年代觉得英语国家(主要是加拿大)的CBE好，于是又开始学习CBE，现在又觉得德国模式好，又开始向德国学习。然而，我们的每一次学习并掀起的改革浪潮，总是一阵风似的，没有考虑现实的客观条件，也没有考虑自身的国情、地方特点和校情，甚至对于对方的整套理念、理论、方法并没有完全理解消化。这种学习其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在此并没有反对“职业性”，也没有反对“工学结合”的意思，因为无论是职业性、工学结合，还是CBE、双元制都无所谓好与不好，更无所谓对与错，关键是哪种理念，哪种模式适合我们自己，而不是跟风似的，一会学这个，一会学那个，更不需要为了所谓的“职业性”而弄出一些不是模式的模式来。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职教育无所谓姓“高”，还是姓“职”，更不应该贴上“职业性”的标签，为了所谓的职业性而过于突出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事实上，高职教育很难纯粹地姓“职”，职业教育从概念上也很难涵盖高职教育；高职教育也不是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的代名词，有些应用性的本科教育也可以划入高职教育“范畴”，而有些职业性并不突出的专科院校也可以不是高职教育。虽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有必要采取分类指导，但不可简单的一刀切，更不应实行身份管理，造成事实上的高等教育“双轨制”，而应将高职教育完全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在国家宏观政策框架下，任其“自由”发展，这既避免了职业教育边界无限扩大的尴尬，也避免了普通大学回避职业应用性的无奈与无序和相当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无法归类的弊端，同时也有利于打破高职教育的身份限制，有助于各高职院校、各专业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百花齐放”。
注释：
①虽然当前职业教育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倡大职业教育观，但大职业教育观不知要大到什么程度，是否所有与职业有关的教育都视为职业教育，那么如此一来，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因为任何一种教育都是为职业作准备，高等教育、社会培训自不待言，甚至基础教育也是如此，如数学、语文教育显然对未来的职业有帮助。因此，笔者倾向于职业教育应该有一个明晰的边界。
②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和生产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受生产力的限制，表现在高等教育中就是部分新兴学校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技术应用性人才的需要，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技能和技术应用能力，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表现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双轨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要求教育的民主与公平，要求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为这种教育理想提供了现实性，单纯的技术技能岗位更多地由机器代替，人逐渐从机器大生产的岗位分工中解放出来，逐步走向全面发展。为此，高等教育单轨制逐步取代双轨制，职业性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融合。
③此处并不是主张现有高职高专院校升本科。
④虽然学者们倾向于按功能对高等教育进行分类，如我国高等教育家潘懋元先生主张将高等教育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型大学或学院、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院校(潘懋元：解读中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但国家政策往往是按层次进行分类指导，只要是本科院校就按传统的学术标准进行指导，而专科院校则作为高职教育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