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和谐社会建设论文,质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3-0057-07
自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之后，200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并作出了五方面具体部署。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要求，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报告特别强调要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政策行动表明，政府力图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领域内，强化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要加强对这一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理论研究，揭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为此，社会政策研究者就有必要讨论如何反映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社会质量；如何增进各社会群体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和社会团结，以维持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如何把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社会发展关注点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并确立中国社会在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及其战略。基于这些实践需要，社会质量理论能够为我们展开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提供新的视野。这一理论产生于1997年，并已成为国际社会政策领域一个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一理论是在欧洲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对分析亚洲社会包括中国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状况的改善，更要关注社会体系的运行状况，关注社会体系运行的和谐性、稳定性和发展的协调性。
根据该理论的要求，我们不能把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放在经济政策的附属地位，因为社会发展的状况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的发展状况和社会体系的改进。借鉴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评估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各种条件性因素和建构性因素的状况和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思考这些变化是强化还是减弱了社会公正、社会团结以及社会平等和人的尊严等价值问题。由于该理论以“可持续性的福利社会”作为追求目标，具有明显的民生导向，并把社会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主张，其研究对我们说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能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工具。这一理论也培育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或规范体系①，而这一体系能够支持我们社会建设的政策实践，并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
本文从“元理论”或“纯理论”的层面，对社会质量理论展开讨论。由于这一理论的采用有助于我们探索和谐社会与社会团结、社会包容和社会公正这些理念的关系，它能够为我们探索研究“和谐社会”的理论工具提供一定的帮助，并缓解对“和谐社会”研究中面临的理论资源缺乏的困境。例如一些学者指出，和谐社会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社会资本，因而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自主、平等、信任、协调、合作和互惠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②。而社会质量理论的关注点就在于如何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度，并且把社会和谐看成是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各社会阶层问的协调）的结果。事实上，一些有关“和谐社会”的研究强调要在调整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工作③，也有些研究主张强化市民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社会协调功能④；而社会质量理论的引入能够为我们整合这些研究提供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基本立脚点，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其对于我们进行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质量的理论及其分析维度
社会质量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如何界定“社会质量”。这一理论不仅仅停留在“人具有社会属性”这一规范性的一般原则上，而且考虑如何把社会体系的规范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物质因素结合起来，并通过这些因素来反映社会体系的各方面的状况。由此，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可以通过以下四方面因素来描述：一是关于社会经济保障方面的因素；二是关于社会整合和社会排斥方面的因素；三是关于社会信任和社会团结方面的因素；四是关于社会参与和社会赋权方面的因素。社会质量理论并不针对每一类因素展开专项研究，而在于揭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根据这些因素的相互联系从整体上来说明该社会的状况。
对社会物质条件而言，社会质量研究分析各社会的社会经济保障状况，涉及到对贫困率的研究、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研究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生活条件状况的研究。基于这一理论，经济发展本身未必能够导致很高的社会质量，因为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剧了贫富分化状况，从而降低而不是提高了社会质量。由此，社会质量研究的着眼点就不能主要放在经济增长和GDP等指标上，而是放在对上述四方面因素的综合分析中。在社会物质条件方面，社会质量理论强调通过使用社会经济安全／保障状况来反映人们的生活，认为人们的生活状况并不仅仅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取决于国家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所进行的努力。
社会质量理论主张：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够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不管是来自企业年金还是国家的社会保险——以免于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质量理论与人类安全理论是相互支持的。在人类安全理论中，人类安全的基本目标包括“免除恐惧”（Free from fear）和“免除匮乏”（Free from want）⑤。而社会质量研究注重社会保障方面的状况（特别是根据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贫困率和基尼系数等方面的资料），把社会经济保障看成是保护人类免于匮乏的一个重要条件和保证。这就使社会保障的状况成为反映人类安全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说，要提高人类安全程度，就要增进人们所享有的社会质量。
其次，就制度因素来说，社会质量研究关注如何增进社会体系的整合性和包容性，研究社会排斥、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等问题，并从社会体系的层面来反映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在这一理论看来，一个具有较高社会质量的社会，社会排斥的比例就会比较低，民众的社会参与程度也比较高。这些研究也涉及到公共服务、社区发展和非政府组织所起作用等议题。例如在大众参与和增能方面，有关社区管理和社会组织参与方面的个案研究，以及非政府组织所提供服务方面的具体状况研究，都为社会质量的分析形成一定的资料基础。要增进人类安全，我们就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公共服务网络的完善，来应对外来的挑战。因此，社会质量的研究使我们可以从新的视野进行观察，针对社会排斥和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而产生一系列的政策分析结论。
再者，就规范基础而言，社会质量理论以“社会团结”作为其核心价值，并把这一价值标准作为衡量社会质量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发展促使人们追求“社会福祉”这一目标，从而为其发展福利体系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亚洲社会来说，“社会团结”理念也使我们反思亚洲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的潜在作用，并在政策制定中强化民生导向。沿着这一维度进行扩展，我们可以触及到各种道德、伦理、文化因素的讨论，从而影响我们对于社会福利状况、家庭生活质量和社会体系的合法性等问题的分析。例如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此类研究常常会涉及到有关“好社会”、“好政府”和人们的幸福感研究的议题。⑥
图1 各类相关因素的关系图
由此，社会质量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建设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种种问题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它涉及许多社会政策的议题和话题领域（见图1），并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社会质量。它使其理论有别于生活质量研究和社会网络的研究。借鉴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去，引入我们有关和谐社会的讨论中。它所倡导的社会和谐和社会团结的宗旨以及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把各种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政策放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增进社会凝聚力的努力，具有积极意义。
资料来源：Lin,K.and van der Maesen,L.J.G.,A Background paper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Nanjing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in“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f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Nanjing: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8,p.13
二、社会质量的度量和社会指标
在对社会质量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社会质量理论要求我们考察一系列与社会经济条件相关的物质指标：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社会保障体系项目的类型、收入状况、就业状况、住房津贴、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这些指标也涉及到环境、教育因素和就业状况（例如有关居住条件和教育状况方面的指标），以便反映人们的社会经济保障条件方面所享有的公共津贴和服务的数量、质量⑦。在就业方面，这些指标还涉及到就业率、工伤比率和就业形势（固定就业或部分就业）。通过这些指标的使用和比较，我们可以在社会体系的层面反映社会经济安全和物质生活的基本状况。在这些指标体系中，社会保障指标具有独特的意义。
当然，社会质量的测度不仅仅可以通过各种物质条件指标的测量来达成，也可以通过使用各项主观性指标来反映。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不能仅仅依靠人均GDP的水平或者医生和病人床位的数量来反映，也要考虑人们的主观感受（例如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人们对于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的评估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特别是受到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例如印度、泰国等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认为其社会质量要低于诸如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对于各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指标要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出该社会所具有的社会质量状况。事实上，社会质量研究常常会采用一些主观指标来反映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福利状态。
此外，对于社会质量的界定，也可以通过社会规范的角度去描述。社会质量理论将“社会团结”作为中心议题，并在社会价值层面上展开对于社会质量的研究。由此，有关人际信任和机构间的信任的调查就成为我们分析社会质量的核心问题。正如Hardin所说，信任意味着对他人或机构行为的可预期性⑧。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进行和谐的人际互动和机构互动⑨。在考察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质量时，我们就要检验人们所具有的社会信任程度、类型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所形成的信任关系。
在国别调查中，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就设有反映人们对警察、公安、司法和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对企业、专家、产品生产者的信任程度等方面的指标（见表1）。这一评估可以从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两方面展开，而人际信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内容。社会质量理论把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作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机构信任问题，就能从社会规范角度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和个人对社会体系的归属感和融入程度。这一研究路径使社会质量理论注重对于公民社会状况的分析，并由处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信任向涉及公共领域的机构信任延伸。从这一视野出发展开分析，社会质量理论对我们进行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具有积极的作用。⑩
由此，在方法论上，社会质量分析常常采用各种社会指标和统计数据，并基于各种社会调查资料来解释社会质量问题。这些分析增进了我们对于社会整体状况的认识，揭示社会体系在运作中的问题，并探讨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相关理念。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把社会指标进行简单罗列或历史性叙述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描述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对于一些社会而言（例如苏联、东欧社会），我们很难断言其社会质量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是否一定高于改革之前。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对于这些资料社会背景的分析，从而在社会质量架构与指标之间建构起具有内在逻辑的解说。
三、社会质量研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把社会质量理论引入中国，对于分析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但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也增进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化。特别是由于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中，单向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更加剧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社会区隔日益严重，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相对贫困现象也日益严重。正如人们常常道及的，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5以上。这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国际警戒线，也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同时，尽管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高而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拉大(11)。这些状况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社会质量。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我国政府在2004年以后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农民实施多种惠民政策，并且积极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这也要求我们社会政策研究者针对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议题来展开研究工作，考虑如何把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目标结合起来以增进社会团结，如何推进促使各类社会组织增能的社会政策。在这种政策分析中，社会质量理论从社会基础角度为我们理解社会政策的发展，并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走向民生建设和追求社会福祉的总体目标，提供理论帮助。
在一个具有很高的社会阶层分化程度和社会区隔明显的社会中，社会质量的程度就比较低，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就是通过提高社会制度的准入来减低社会排斥现象，把更多的民众包容到社会体系中（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为此，该理论强调它能够增强人们对社区、各种社会组织等的归属感，从而增进社会质量程度。这一理论十分强调在增进社会融合，扩大社会包容程度，为每个个人提供独特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以减少社会排斥现象。在它看来，在一个具有高质量的社会中，人们的意志要能够有机会表达，其意愿要能够有实现的可能性，要能为公民的发展形成广阔的空间，并最终形成以社会福祉为目标的“福利社会”。而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在建设民主决策机制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社会规范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削弱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体系，以往的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瓦解了，但新的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伦理文化与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此期间，物质观念和金钱效率的价值弱化了人们对于道德的遵从及其价值的认同（例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十分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12)。传销中的“杀熟”现象和医疗行业中医患“红包”的普遍存在，也说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这就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社会信任程度，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在此，增进社会信任就成为提升社会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于社会质量理论强调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的作用，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社会边缘群体、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强化“社会团结”的理念，形成社会稳定的规范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从而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社会行动。归根到底，社会的状况是由人们的这些社会行动所建构，而这些价值和意识形态因素就会影响到各国追求社会质量途径的选择。
四、社会质量研究的政策导向
社会质量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如何描述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更在于如何增进社会质量。为增进社会质量，我们首先要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高社会对公民社会经济的保障程度，同时也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此，我们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社会保障领域，而且要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政策领域，包括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社区建设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等方面。在社会经济保障方面，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扩大覆盖面，并在完善和发展各种社会保障项目方面进行努力，是我们所面对的迫切任务。为了改进社会质量的状况，我们要关注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买房贵、失业率上升等众多社会问题，正如一些地区调查所反映，教育、住房、医疗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压迫人们的新的“三座大山”。与此同时，针对特殊的困难群体，我们也要加强社会干预，以增进社会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状况。
在此，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帮助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对于促进社会融合意义重大。在目前的政策实践中，中国政府大力推行扩展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使之覆盖城市农民工群体，也制定种种惠民政策来帮助各种弱势群体，以便减少收入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距，提高社会融合，降低社会排斥程度。在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以及加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工作。这些努力都提高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保障程度，也增进了社会融合，从而提升了社会质量。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努力常常显得各自分离，由各个部门根据其问题独立设立。各项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协调性和内在逻辑都显得十分缺乏。而采用社会质量理论的范式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
社会质量理论也倡导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它强调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发展NGO的必要性，要求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的积极行动将改变未来的远景社会发展。在社会质量的研究中不可忽视对第三部门的研究，而要使其成为增进社会质量的基本力量。由此，社会质量理论支持公民组织的发展，倡导人们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协调公民和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以达成社会赋权和增能的目标。它把社会参与、社会赋权和社会增能这些概念就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提倡人们的积极介入，以便创造一种使人们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通过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来提升人们的教育文化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总之，尽管社会质量理论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理论，但它揭示了与和谐社会相关的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我们对于和谐社会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这一理论反对以经济建设为社会发展的总体导向，倡导以社会福利目标作为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民生为导向的政策意向。它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社会质量理论所倡导的关注社会建设，增进社会和谐的主张，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基础与目标，纠正近二十年来出现的“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现象(13)。该理论把社会生活和民生问题提升到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并力求用一种新的概念与理论架构来考察社会发展状况。它强调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必要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进程。由此，社会质量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和谐的视角，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也为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提供政策分析以及理解社会变化的理论分析工具。
收稿日期：2009-12-12
注释：
① Taylor-Gooby Peter“The Rational Actor Reform Paradigm:Delivering the Goods but Destroying Public Trus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ety Quality,vol.6,issue2,pp.121-141
② 吴光芸：《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④ 罗公利、牟宗荣、张立海：《非营利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4日。
⑤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Needed Policy Ac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⑥ ［英］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载杨团、葛道顺主编《社会政策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⑦ ［英］艾伦·沃克：《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载杨团、葛道顺主编《社会政策评论》（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⑧ Hardin,“Rational Action and Social Values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Trus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ety Quality,vol.6,issue2,p.123.
⑨ Hardin,“Rational Action and Social Values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Trust”,European Journal of Society Quality,vol.6,issue2,p.123.
⑩ Paul Ward et al.,2006,Operationaliz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Quality:Theoretical and Experiential Reflec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ubic Health Programme in the UK 2,p.11 Ward,2006; Ogawa,2006,11.
(11)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是20％最低收入组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是20％最低收入组的7.2倍。参见李欣欣《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1期。
(12) 参见郑也夫《中国的信任危机》，《新闻周刊》2002年7月22日；李伟民《红包、信任与制度》，《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