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广辉[1]2002年在《粤港“前店后厂”经济合作模式的交易费用分析》文中提出“前店后厂”模式是粤港经济合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合作模式。以前有关的文献大多根据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合作中的交易费用分析。本文试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把“前店后厂”模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来分析，着重于揭示交易费用在粤港产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前言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揭示模式的基本涵义，并就本文的选题立意、总体思路、创新之处、研究方法及文章结构进行简单说明。第一章对以前有关研究文献进行简单评介，指出讨论粤港“前店后厂”模式时，单单研究比较生产成本不够全面，也应重视交易费用的研究。第二章主要介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主要包括行为假定、维度分析和规制结构等，为下文对粤港合作的讨论提供一个分析框架。第叁章研究合作模式中的交易费用，并对不同模式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阐明节省交易费用是“前店后厂”模式的重要成因之一。第四章分析由于目前合作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并分别就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来揭示“前店后厂”模式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有向“厂店合一”模式转化的趋势：最后第五章对未来降低“前店后厂”合作中的交易费用，并促进“前店后厂”向“厂店合一”模式转化，以及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康学芹[2]2013年在《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界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行了深入发展的部署。而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历程,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穗港澳增长叁角的经济辐射带动珠叁角地区、华南乃至泛珠叁角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以经济发展需要在开放体系条件下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以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跨学科对粤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主张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平衡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出现区域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扩散效应达到整体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有效投资顺序问题,打破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会催生一些环节或地区跳跃式、更高效发展。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济、文化、生活、民族都呈现多元性,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而且层次间落差较大,如果全国采取平衡发展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意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路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理论中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使区域内部成员间要素更有效配置,相对区域合作之前内部成员间更外向性、更开放；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增加及增加程度是衡量区域合作绩效的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静态经济效应研究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证明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的绩效；而为什么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会对“后厂”地区的经济模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是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生产制造企业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进行生产区域选择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会创造、解放生产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经济效应,往往比容易计量的静态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影响更长远,产业转移调整、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协调；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在参与方积极主动的相互协商中发展进行的,制度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合作前提,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的进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边界效应的转变,促使边界以前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移,所以整个研究以大陆开放政策制定、边界效应的转变为线索来研究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叁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文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攸关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穗港澳增长叁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穗港澳增长叁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有正效应,随后对穗港澳增长叁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方消除边界屏蔽效应是一切合作工作开展的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加入新变量进行扩展,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最后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纳大量港澳直接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第七章通过测度大陆与香港、广东省与香港的贸易成本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合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贸易成本趋势分析中对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事件、政策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性质的第九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穗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国际上一般性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与特征；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具有可供借鉴参考价值的经验、特征。
刘创[3]2018年在《制度视角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研究》文中认为粤港两地地域相连,是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最早开展区域合作的地区,同时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下具有“特别”色彩的合作区域。粤港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丰硕成就的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合作写下了成功的范例。经过将近40年的发展,粤港经济合作的模式也不断面临由市场自发整合到制度整合的过渡之中。通过对世界唯一有着“一国两制”制度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特别是分析制度因素对于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影响与作用将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起到启示和指导作用。深化对于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研究对于打破深化合作中的制度障碍,进而推进粤港两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制度理论和区域合作理论予以结合并系统梳理,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加以整合,叙述制度和区域合作之间的理论基础以及内在联系,并通过分析粤港经济合作的普遍与特殊性来指出两地合作的内涵本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将运用制度学派的视角对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的发展过程以制度脉络来分析梳理,结合粤港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并总结借鉴国内外区域合作的经验,为进一步打破粤港经济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碍开辟新路径,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林艺丹[4]2006年在《粤港“前店后厂”投资合作模式交易费用分析》文中指出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华南地区,港资北移推动了粤港经济垂直一体化,也造成了香港制造业空心化和粤港产业同构化。随着香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接近尾声,两地经济垂直一体化的动力正在消退。通过资本流动的视角,指出要构建新的投资合作平台,为科技开发、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共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提供资金支持,共同推动粤港经济进入水平一体化的投资合作发展新阶段。
邵帅[5]2008年在《CEPA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绩效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英文简称CEPA)的签订与实施,为粤港两地经贸合作提供了制度安排,CEPA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降低了广东与香港经贸合作的交易成本,对粤港两地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服务贸易是继货物贸易之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潮流,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CEPA最为核心的内容,给粤港两地带来不同的制度绩效。粤港如何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合作,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关于CEPA和粤港合作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从历史发展进程分析了粤港各个阶段经济合作的主要特征。接着从粤港经济合作的相互依赖性推导出CEPA制度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结合粤港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静态效应分析。其次通过将理论模型计量化,结合粤港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从而详细考察了CEPA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粤港两地的制度绩效及其差异。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加强粤港合作,提升CEPA的制度绩效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汤山文[6]2007年在《论深港经济合作的寻优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通过对区域差异与区域趋同、区域分工与合作、区域一体化等基本概念界定，在对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述评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评价体系，区域合作的路径与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论文对深圳、香港——一个是我国经济总量与规模最大的经济特区，一个是我国最大的特别行政区，这两个毗邻都市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economic integration)，进行实证分析，论证深港在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如何互补合作，实现深度一体化。论文首先界定区域差异与区域趋同、区域分工与区域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化等基本概念。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以及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进行回顾与分析。在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基本思路：区域分工与区域合作，区域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等均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基本范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推动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在评述基本理论基础上，论文分析我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格局下的深港经济合作，分析了深港经济合作的背景与趋势、深港区情以及深港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重大意义，以及合作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目标定位与宏观指导等进行分析。论文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通过分析深港区情，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运行规律、基本特征，探讨深港经济寻优合作这一重要理论课题。论文认为，深港经济寻优合作须从要素寻优合作、产业寻优合作、区域空间创新与空间寻优合作叁方面来充分展开。在合作过程中，制度安排与合作机制建立也处于关键地位。经济深度一体化，是深港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与终极目标。论文认为，深港分别作为经济增长极之一，经济发展背景、水平及要素生产模式存在较大差异。20多年来，两大都市圈经济体在“自下而上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推动下进行了广泛整合，但经济二体化程度仍然偏低。从未来发展上看，深港经济区经济体必须以全球市场为坐标，成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规模、集聚创新要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都市圈。论文认为，在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将香港纳入五年计划之内后，毗邻而居的深港两地必然走向要素的更自由流通，产业结构更高层次的互补与优化，走向更深入的经济融合。深港经济区作为我国处于萌芽期的知识型区域，两地合作更有利于优要素集聚与组合，有利于优质资源的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提高，有利于帕累托更优(Pareto efficiency)的形成。论文认为，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小型经济单元，其经济发展既有与其他地区所共有的普遍规律性，又有着自身特殊规律性。运用区域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方法来研究香港经济，是客观认识香港经济及其发展规律性的根本途径。深圳作为我国经济总量与规模最大的经济特区，其经济发展和运营有自身特色。深港经济合作，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在制度安排与合作机制方面，深港须以现有制度安排为基本点，适度超前，将政府主导“自上而下一体化”模式，与市场导向的“自下而上一体化”模式充分结合，力避“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equilibrium)，促成区域创新空间的形成。双方以高科技合作、知识与智慧共享为核心，整合各类创新要素，形成创新资源、知识型资源集中、创新活动活跃的区域合作共同体，力争成为亚太区内“知识与技术、智力与智慧的集聚带”。
邓瑾[7]2004年在《CEPA下的粤港物流合作》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粤港物流合作的关系，提出两地发展物流业的问题所在，从而探索在CEPA下两地物流的新型合作机制以及途径，即如何整合两地的物流资源，寻求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使粤港物流合作达到共赢的局面。本论文首先分析了粤港物流业合作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其合作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围绕着CEPA为粤港两地物流合作提供的契机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然后分析了粤港物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粤港两地物流合作的新模式以及如何整合两地的物流资源。本文认为目前珠叁角包括香港在内的物流业都是处于离散状态的，并且两地物流合作发展的状况已经成为粤港经济进一步合作发展的制约因素。借着CEPA东风，两地物流业的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将会形成以第叁方物流联盟为主体，以供应链管理为核心的，全面整合两地物流资源和功能要素的物流一体化新型合作模式。
陈德宁[8]2006年在《CEPA后“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遵循“一国两制”方针和WTO规则前提下，2003年6月和10月中央政府与香港和澳门政府先后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和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gement between Hongkong and Mainland of China &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gement between Macao and Mainland of China，简称CEPA)。CEPA于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叁方面内容，总目标是提高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CEPA的签署，从制度上标志了包括香港、澳门和珠江叁角洲经济区在内的大珠江叁角洲经济区(简称“大珠叁角”)正式成立。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大珠叁角”因其历史、地理、社会和文化的渊源，加上以往20多年的合作基础以及服务业与生产性企业的内在联系，将成为CEPA的最大受益者。 本论文运用了演化经济动力学、系统科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基本方法，从“大珠叁角”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视角，对CEPA后的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通过探讨其动力机制，构建了相关理论框架和动力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就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预测和展望，就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如何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在CEPA这一全新特征的框架下探讨“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新规律和新走向，为学科建设和创新服务，为现实需求服务。 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重点就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和动力机制两大概念进行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的述评，并就“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归纳。第二部分对“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进程和现状的动力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中，第叁章重点就前两个历史阶段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动力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第叁阶段的“竞合”动力特征进行了探讨。第叁部分特别就CEPA框架下“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与动力模式进行了论证，为本论文的重点，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其中，第五章应用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等，构建了四个经济格局变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动力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推断出了该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动力机制的动力因素、内在机理和综合动力结构，由此构建起CEPA框架下“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模型；第六章以区域制度合作为导向，区域创新为核心建立起了新的动力模式。第四部分为研究结果的总结，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其中，第七章主要对2000-2020年的“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预测分析，同时，对“大珠叁角”辐
曹阳[9]2008年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所选论题为“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围绕此选题,主要运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贸易分工理论、地区专业化和部门专业化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价值链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协同发展理论、交易协调理论,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切入点,在对我国现行跨行政区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实践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明确了一国范围内区域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的内涵;提出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及类型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各不同模式类型的基本含义、主要特点及其适应性;分析了影响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因素及作用机理;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评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构建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选择模型,以层次分析法为支持,探寻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评选方法,并以东北经济区为对象,对东北经济区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评选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探讨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以上研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分工、实现东北经济区产业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决策依据,同时在关于跨行政区的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选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实践指导意义。
李铁立[10]2004年在《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叁者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以求进一步丰富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内容，拓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本文在分析概括边界的本质和边界效应对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基础上，从企业集聚的角度重点论述了在边界效应转化过程中，边境区位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企业两个层次讨论了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的演化过程及其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更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它要受到边界的强烈影响。因此，就其本质而言，边界具有“矛盾”、“复杂”、“演变”等属性。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屏蔽效应对跨边界经济交往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显性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上，更在于其深层次的隐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上。一般说来，边界通常是空间认同感、归属感和信任感的分隔线，并且它也是空间认知的分隔线。正是基于此，边界的屏蔽效应便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而边界的中介效应，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通过对边境区企业集聚的机理分析，笔者构建了边境区企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得出如下重要结论：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且两者相互影响；企业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企业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包括市场拓展机制和价格机制；在垂直型企业集聚的初期，一般成本剩余的实现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集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成本剩余和收益剩余的实现机制均作用于企业集聚；而在水平型企业集聚中，两种剩余的实现机制则始终交织<WP=5>在一起。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本文基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界定以及合作类型、特征和目标的概括，主要论述了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降低边界屏蔽效应的作用机制。其主要结论是：跨边界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能够降低边界的屏蔽效应；在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按照制度变迁和组织结构演变的特征，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划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以及政府、企业、民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共同推动等叁个阶段。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行为体是企业。在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借鉴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理论、网络理论和心理距离理论的研究成果，得出如下结论：企业间跨边界合作在空间上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扩张，在组织结构上则表现为企业间网络的连接；企业跨边界合作主要表现为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它有赖于企业间互动与学习；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一般包括叁个过程，即寻求机会、发现共同利益和建立合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以我国参与的、具有代表性的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前者代表了非均质型次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后者代表了均质型低水平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跨边界合作。在粤—港—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边界效应转化的机制、过程以及叁地间合作的评价，指出政府间制度安排是该次区域经济合作今后发展的关键。在辽宁—朝鲜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通过对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评价，指出该次区域经济合作受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并且尚处于以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小额贸易为主的合作阶段。这一类型的次区域合作宜以项目开发为主，采取点—轴开发战略模式。
参考文献：
[1]. 粤港“前店后厂”经济合作模式的交易费用分析[D]. 侯广辉. 暨南大学. 2002
[2]. 穗港澳增长叁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康学芹.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3]. 制度视角的粤港经济合作模式研究[D]. 刘创. 沈阳师范大学. 2018
[4]. 粤港“前店后厂”投资合作模式交易费用分析[J]. 林艺丹.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5]. CEPA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绩效分析[D]. 邵帅. 暨南大学. 2008
[6]. 论深港经济合作的寻优选择[D]. 汤山文. 四川大学. 2007
[7]. CEPA下的粤港物流合作[D]. 邓瑾. 暨南大学. 2004
[8]. CEPA后“大珠叁角”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研究[D]. 陈德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9].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研究[D]. 曹阳. 吉林大学. 2008
[10].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李铁立.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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