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国际管理研究的“无形学院”--基于SSCI期刊(1978-2010)的社会网络分析_资源基础理论论文

探寻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无形学院”——基于SSCI期刊(1978-2010年)的社会网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期刊论文,社会论文,学院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管理学者以“中国”为对象开展研究，一个合法的新兴学术研究群正在快速壮大。他们通常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采用西方认可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主要是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景性边界进行了延伸，它们往往满足国际期刊的编委和评审人所期望的严谨性要求，而容易发表在国际性的期刊上，甚至有不少发表在国际顶级的期刊上。显然，对中国学者来说，采用这种研究范式更容易将自己融入到主流的国际管理研究科学共同体中，因而被认为是“康庄大道”。

      如何才能顺利进入中国管理国际研究这个新兴的学术群？深入了解这一领域的科学生产和科学结构有助于该问题的回答。众所周知，非正式群体在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社会—认知结构构建中起着关键作用。与管理研究等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中国管理国际研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进一步分裂成一些特定的研究子群。尽管这些子群的成员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多通过同行评议、论文引用与被引用等方式得以了解和认识，由于他们往往有着共同的研究兴趣，接受相似的科学训练，采用相互认可的研究方法，存在一致的理论知识基础。由此，与正式的学术机构相对，这些非正式的研究子群被称作“无形学院”。识别这些无形学院不仅对于理解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社会组织至关重要，而且还有利于掌握这些研究子群的知识生产特征。

      1 文献回顾

      从最广义上讲，“无形学院”是一个在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有着共同兴趣的学者间的沟通关系网。“无形学院”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表现形式，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概念的演变过程。“无形学院”产生于17世纪初的英国。最初被称为“看不见的学院”，后来演变成“英国皇家学会”。此后，美国的普赖斯完成了“无形学院”从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包括人物)的科学史范式到研究科学家的集体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社会学概念移植的转变，他从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信息传递渠道，以及人际关系中的联系网络等科学研究的社会过程中发现，科学共同体中存在着两类亚群体，即正式的、有组织的科学家集团和非正式的、非组织的科学群体；由于第2类亚群体是通过科学交流、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因此是一种无形的社会群体[1]。他把某一研究领域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称为“无形学院”，意指那些从正式的学术组织派生出来的非正式学术群体。这些小群体的成员彼此保持不间断的接触，相互传阅手稿并到对方的机构中进行短期的合作研究。“无形学院”成为科学社会学中研究科学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1]。

      1972年，科学社会学家克兰[2]对“无形学院”重新下了定义，她把“无形学院”概念所指的某一领域中非正式交流群体再划分为两部分：①由合作者群体组成的团结一致的亚群体；②由这些亚群体中的领袖人物通过彼此之间的非正式途径、横跨学科所进行的信息交流传播组成的交流网络群体，克兰把这类学术领袖之间形成的交流网络称为“无形学院”，这种“无形学院”把许多合作者群体联系在一起。她将“无形学院”与“社会圈”进行比较，认为这些学院并不是有着明显边界的清晰群组，而是“无定形的社会群体……在不断地变化的状态”。虽然组内的沟通更密集，但是相当数量的跨界通信也存在于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由此，无形学院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被链接到部分重叠群体的嵌套结构中。同时，克兰将“无形学院”与“科学共同体”概念联系起来，认为“无形学院”是特定的学术社群中的学者所形成的交流网络，就某种意义而言，是通过引用文献所编制成的“学术共同体”。“从社会学意义上，可以把‘无形学院’解释为地理上分散的科学家集簇，这些科学家处在较大的‘科学共同体’之中，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在认识上的相互作用要比其他科学家的相互影响更为频繁[1]”。正是由于这种“无形学院”的存在，激起了研究者对“无形学院”进一步的研究兴趣。基于以上认识，研究者可以以“无形学院”中形成的虚拟社群为对象，探讨社群网络结构特征、意见领袖地位的形成等。为了本研究的目的，将“无形学院”定义为：不同研究组织、研究人员为了相同兴趣的研究方向而进行的交流网络，包括沟通、访问、讨论、协作以及文献之间的引用；这些不同的交流网络会形成虚拟的群体，可称之为社群；通过对各社群结构的分析，探讨各个“无形学院”的特征，从而更清楚地掌握各子域的研究动态。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选择

      本研究所使用的文献是来自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的数据库。通过SSCI以“China or Chinese”为主题检索词，检索到61520条1978-2010年的文献记录；并通过“Management”为类别进行精练，得到2385条记录。为提高研究的质量，本研究选择文献类型为“Article”和“Review”、语种为“English”的文章，滤掉其他类型的文章，得到2074条记录。考虑到期刊“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全部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会对中国管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特征识别带来偏差，因而将之剔除。最终，用于后续分析的文献有1999条记录，共46803条引文。

      2.2 作品选择

      作品选择是作品共被引法选择的难题，目前尚无统一的方法。一个相对客观的方法是通过引文中作品被引用次数的高低来选择。一般来说，一篇文献被引用的频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该篇文献的影响度；而一篇文献影响度的大小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文献质量和水平的高低。本研究参照MCCAIN[3]的类似研究，选择被引用次数超过45次(含45次)的作品共56篇，作品目录见表1，这些作品是中国国际管理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

      

      2.3 建立作品共被引次数矩阵

      通过对作品共被引的论文数目进行统计，形成作品共被引次数矩阵。该矩阵为对称矩阵，非主对角线中单元格的值为作品共被引次数，主对角线的数据定义为缺失值。所得作品共被引次数矩阵中，共被引次数的范围在0～89之间，平均作品共被引次数的范围为5～33。

      2.4 将原始矩阵转换为条件矩阵

      共被引分析关注的重点不是作者共被引次数的高低，而是共被引所形成的相似性。参照HIDALGO等[60]的研究，本研究以两个作品共被引的条件可能性最小值来计算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

为作品i和作品j的相似性；

为作品i的被引次数；

为作品j的被引次数；

为作品i和作品j的共被引次数。通过式(1)，本研究可以将作品共被引次数矩阵转化为条件矩阵，这实际上是将原始矩阵标准化，从而消除了矩阵因作品被引次数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进行社会网络分析，须要将条件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阈值为0.1)，转化为0-1矩阵。

      2.5 网络可视化与社群结构分析

      本研究的目标是识别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无形学院”，只须要对所获得的0-1矩阵进行社群结构分析，具体步骤如下：①找出网络中可能包含的适当社群数：依循NEWMAN等[61]的方法，计算Modularity Q值，并找出Modularity Q值极大化的社群组数。②依指定的数目进行分派分析：以Ucinet中的Faction功能将网络中的行动者分派到不同社群。即在指定的社群数目下，依据其相似性找出各个社群的行动者。③探讨社群结构之间的位置关系：密度矩阵呈现出社群之间的位置关系，社群之间的关系再以相似矩阵做进一步简化。

      3 结果与讨论

      3.1 无形学院的识别与可视化

      通过Ucinet计算Modularity Q，以便找出在文献网络中可能包含适当组数的文献社群，从而识别出无形学院[61]。图1显示了不同社群数下的Modularity Q值，其值在0.3～0.7的范围内，网络结构的异质化特征明显，适合进一步展开社群结构分析[61]。

      

      图1 Modularity Q

      NEWMAN等[61]建议应找出最高的Modularity Q的社群数进行下一步的社群划分。当社群数为3时，Modularity Q达到最高值(Q=0.367)；因而，本研究按社群数为3对网络进行分割，将作品分派到不同的社群中。运用Ucinet中关于凝聚子群分析之一的Factions功能，将每个作品排他性地分派到位置上互斥的3个社群中，产生同构型最大的各区块。Factions功能是使用Tabu搜寻方法进行社群的辨识，所依循的原则是寻求集合内各个行动者之截面(Profile)的最小“组内方差和”。

      接下来，本研究用Pajek软件绘制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网络结构图(见图2)。图中各个作品的位置，通过Ucinet软件的Netdraw功能计算得到。两作品之间存在连线，表明两者之间相似性超过门槛值0.1。对网络中不同节点使用不同色块来区别不同的社群(即无形学院)，与此同时，每个节点的标签也表明其所在的社群号和作品名。从图2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同一无形学院的作品基本集中在自己所在的区块位置。网络图的每个节点用实心圆表示，其面积的大小代表着该作品的被引次数。根据前面的讨论，被引次数越多，也就意味着该作品的影响力越强。

      

      图2 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网络结构图

      3.2 各个无形学院的特征分析

      正如MCCAIN[3]所言，作者(作品)共被引分析不仅有利于识别某学术研究领域的无形学院，揭示其科学结构方面的特征，是“无形学院”整合研究模型的基石；而且能找到该学术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和核心作品，以理解其体现的知识基础。通过深入分析这56篇奠基性作品的文本，本研究认为它们在构建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知识基础方面主要扮演3种不同的角色：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和发起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本研究识别出的3个无形学院，在研究方法论、基础理论和中国特色话题上都存在明显区别，展示出了不同的知识生产特征(见表2)。

      

      3.2.1 无形学院1：资源基础观

      由图2可知，无形学院1相对其他两个无形学院来说疏密程度处于中间状态，其社群内密度值为0.40(见表3)。这说明该无形学院内各成员之间并不具有较高的收敛性，但其关联度仍然比较清晰。无形学院1中奠基性作品有12篇，占被研究作品数量的21.4%。这12篇作品中有7篇扮演基础理论的角色，且聚焦于广义的资源基础观，据此本研究将该无形学院命名为“资源基础观”。

      

      (1)基础理论：资源基础观 “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中，扮演基础理论角色的奠基性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宏观组织理论中的资源基础观，是当今理解企业组织及其竞争优势的重要理论流派之一。由表2可知，NELSON等[29]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从动态的、演化的角度解释了经济的变迁，阐述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与自然界中生物的自然选择“强者生存”的竞争类似。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拥有的异质性资源[5]，WERNERFELT[55]将异质性资源的性质归纳为有价值、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完全替代性。TEECE等[44]在战略框架中引入了企业动态能力的概念，并构建了相应的分析框架，将一种企业资源命名为“动态能力”，指出动态能力是企业为应对外部环境快速变化而构建、整合或重构内外部胜任力的能力。HAMEL[49]认为，学习能力是动态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联盟中学习能力上的不对称性将影响伙伴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COHEN等[18]认为，吸收能力对企业的最重要意义在于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NONAKA等[56]提出了创造知识的公司的知识管理理论，补充了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缺陷。

      (2)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对合资企业的研究 在“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中，有关“中国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有2篇。这2篇文章的理论视角都是基于资源基础观对中国合资企业的研究，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根据资源基础观，中外合资企业建立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克服各自资源限制而获得互补性资源，这也将决定合资企业潜在的竞争优势和潜在绩效。BEAMISH[40]将中国合资企业的特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进行对比，识别出在华合资企业的特征。YAN等[36]关于来自中美合作者的4种合资企业的比较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管理控制的综合模型，分析中美合资企业的协商权、管理控制及绩效之间的关系，且认为潜在合作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影响一个合资企业的管理控制的结构框架。此外，KOGUT等[34]采用多元回归验证了文化因素影响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用Hofstede文化维度测量方法重点测算了合资企业的国家文化距离。

      (3)研究方法论：案例研究方法 “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中有关研究方法论的2篇奠基之作都是指导开展案例研究的经典文献。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内容分析、定性数据编码和编组等为特征的定性研究方法，是在理论和文献匮乏的领域里进行理论构筑工作的有效手段。案例研究法是对现实中某一复杂的和具体的现象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实地考察，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方法。EISENHARDT[28]探讨了如何通过案例构建理论，提出了案例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步骤。YIN[54]的著作则被认为是开展案例研究的必读之书。这表明，案例研究方法是“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的主流研究方法，这与资源基础观本身的理论特征是相匹配的。

      3.2.2 无形学院2：跨文化研究

      由图2可见，无形学院2中有奠基性作品23篇，占被研究作品的41.1%，是最大的一个社群；但与另外2个无形学院相比，该无形学院看起来相当分散，社群内密度值仅为0.30(见表3)，表明这个无形学院的内聚力有待增强。这23篇作品中有10篇是提供研究方法论指导的，有8篇是提供基础理论的，剩下5篇则是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从基础理论和特色话题来看，无形学院2聚焦于跨文化的研究。据此，本研究将无形学院2命名为“跨文化研究”。

      (1)基础理论：心理测量理论、跨文化理论、冲突解决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等 “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中，8篇奠基性作品所提供的基础理论都属于微观组织理论的范畴，最突出的是以HOFSTEDE等[4]为代表的跨文化理论；奠基性作品中NUNNALLY等[10]于1978年提出的心理测量理论(见表2)。接着HOFSTEDE等[4，15，25，27]使用心理测验的方法对跨文化进行测量研究，提出了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5个文化维度，它们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同时，TRIANDIS[26]也深入研究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并对心理学是通用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此外，DEUTSCH[47]的著作成为当今冲突管理研究的必读著作之一；BLAU[43]于1964年出版的著作被认为是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性作品。

      (2)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中国的文化特征 在“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中，有关“中国研究”的5篇奠基性作品都是从文化维度展开的，对跨文化研究进行了比较。首先，WARNER[35]以国有企业为对象，细致地描绘了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实践，这成为西方学者了解和研究中国人力资源问题的基础性作品。该书在分析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时，注重与西方和日本进行对比，凸显了文化的作用。其次，FARH等[37]研究了中国社会的正义文化和组织公民行为，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公民行为可以划分为10个维度：对组织的认同、对同事的利他行为、责任意识、人际和谐、维护组织资源、自我教育、通过自学增加自身知识和技能、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保持环境卫生和表达意见，其中，有着中国文化渊源的人际和谐维度和维护组织资源维度体现了组织公民行为的文化独特性。

      接下来的3篇作品都聚焦在跨文化研究中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EARLEY[48]对48名分别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管理学员进行调查，考察了中心文化价值、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组织设置中社会惰化问题的影响。CHEN[42]在研究中美奖励分配偏好新趋势时，运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分析了组织目标优先权与报酬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雇主是经济导向，偏好于实质性报酬，社会情感报酬的分配调用不同的规则实现；美国是人文导向，偏好于用绩效规则来分配实质性的报酬，用平等原则来分配社会情感报酬。此外，RALSTON等[59]还对与中国非常临近的越南进行了研究，运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观维度对越南管理者和中美管理者的管理价值观做了比较。

      (3)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中，有关研究方法论的奠基性作品高达10篇，表明该无形学院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相当高。这10篇作品都与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相关。具体如下：AIKEN等[11]阐述了多元回归方法，对模型中的交互作用进行估计、检验和探讨。ANDERSON等[32]提供了在实践中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方法的指导，构建了一个使用嵌套模型和连续方差显著性检验的两步建模方法。BRISLIN[21]探讨了跨文化反向翻译的语言、内容、研究困难等问题。VIJVER等[57]阐述了统计分析对跨文化的研究及其在心理学上的应用。ANDERSON等[53]提供了多变量数据分析方法和统计结果的具体阐释方法。HUSELID[45]阐述了问卷调查法、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人力资源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PODSAKOFF等[6，52]阐述了自我报告法在组织与管理中的应用及其存在的问题，后来又探讨了共同方法偏差对行为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指出在研究设计和统计上都应对其采取措施。COHEN[50]指出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二分化连续变量虽是一个很频繁的程序，但可简化数据分析。BARON等[23]指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性质的区别。

      3.2.3 无形学院3：新制度主义

      由图2可见，无形学院3中有奠基性作品21篇，占被研究作品的37.5%。相较于其他2个无形学院，该无形学院要稠密得多，社群内密度值高达0.59(见表3)，说明本无形学院的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收敛性，经典文献之间相关性较大。进一步分析可见，这些奠基性作品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大多与“制度”相关。为此，本研究将该无形学院命名为“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

      (1)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SCP范式和资源依赖理论等 “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中，9篇奠基性作品所提供的基础理论都属于宏观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范畴，其中以新制度主义尤为突出。WILLIAMSON[58]率先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其核心是交易成本理论。除了交易成本理论外，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有委托代理理论[51]和制度变迁理论[13]等，其代表作也都出现在无形学院3中。在经济学领域提出新制度主义的同时，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也同时兴起。GRANOVETTER[46]挑战WILLIAMSON[58]的市场-科层制的二元分析，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和决定并不是原子化地在社会背景之外，对于经济行动的精巧描述必须考虑到其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DIMAGGIO等[20]对制度同构现象的研究更被视作组织社会学领域中新制度理论的开山之作。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不同学科领域对“制度”的共同关注，尽管在解释逻辑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二者却能很好地互补。此外，除了新制度理论的相关理论外，还有战略管理研究中的PORTER[22，39]的SCP范式、PFEFFER等[9]的资源依赖理论和BARNEY[5]的资源基础观。

      (2)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中国制度转型、网络与关系的重要性 新制度主义被认为是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行为时最可采用的理论视角。这些将经济自由化作为首要增长引擎的低收入但快速增长的国家，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期，这为将“制度影响”作为必要元素来发展和检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而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以及高速增长的经济无疑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由此，相较于其他两个无形学院，“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中有关“中国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最多，达到10篇。

      首先，中国情境的深描。REDDING[17]的作品深入细致地描写了中国南部的海外移民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认为家长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生活的不安定感觉是传统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它们为海外华人提供了一个行为动机，使华人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组织模式，创造了今天的经济成就。CHILD[8]的作品则进一步概括、补充和更新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快速变革时期的管理系统的认识。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与理论拓展。对研究“制度”的学者来说，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研究制度变迁的绝佳时机。这里有5篇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文章反映了作者从不同的制度主义视角——经济学、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来解释和预测中国的经济转型。具体包括：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和网络资本主义。BOISOT等[14]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交易治理的组织模式，而WILLIAMSON[33]基于美国经验的、无维度的“市场-科层制”分析框架在发展中国家的解释力相当有限，为此应考虑影响交易治理的其他可能性因素，特别是那些源自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偏好[14，30]。他们以为，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对信息的处理是不同的，并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概括，即信息的可编码和信息扩散性。基于此，作者拓展了WILLIAMSON[33]的研究，提出文化空间分析框架，将原有的组织模式从2个拓展到4个，分别是科层制、市场、封地制和宗族制；对以中国为对象的案例研究很好地验证了该分析框架[30]。随后在对欧洲和中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中，BOISOT等[14]发现与欧洲的市场资本主义演化路径不同，中国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征，由此产生不同组织模式的演化路径(即从封地制直接演进到宗族制)，并产生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网络资本主义。

      基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PENG等[24]提出因为受到制度性约束的限制，网络基础的增长战略似乎更加适合解释转轨经济体中企业的内生成长。接着，PENG[38]进一步发展了两阶段制度转型模型，聚焦于从关系基础、充满个人感情的交易结构(需要网络基础的战略)到规则基础、没有个人感情的交换范式(提出市场基础的战略)的纵向过程。

      NEE[16]提出著名的“市场转型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将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相对地不利于再分配者，直接生产者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有利于市场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而不利于政治资本。他还运用市场转型理论分析了不同所有制组织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效益和未来发展，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类型会取代竞争不力的国有企业，“混合型”企业应运而生，并扮演着重要角色。混合型企业指有着不同所有制关系的企业(如乡镇企业具有集体和私有的混合特点)，或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联营合作。NEE[16]强调混合型企业重要性的原因在于他关注到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是不完善的正式制度体系，如资本市场结构、专有财产权制度的缺乏、缺乏一致性的商业法律等。

      最后，聚焦“关系”。由表2可见，有关这3篇奠基性作品的研究似乎是前面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自然延续。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不会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西方所谓的纯市场经济直接转变，“网络化”的运行特征非常明显，包括网络化经济组织模式[14]、企业层面的网络基础战略[24]和混合型企业[16]。由此，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XIN等[7]提出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支持的替代品；在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下，企业高层经理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来弥补这一制度缺陷。研究表明，私人企业的高层经理比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更依赖于关系。PENG等[12]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提出管理者社会关联的概念，并探讨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PARK等[31]将关系视作组织间网络，提出一个整合框架来理论化关系运用，并探讨关系与企业的关联。

      (3)研究方法论：理论视角的选择与适用性 就研究方法论而言，“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有两篇奠基性作品。与前两个无形学院关注于具体研究方法不同，这两篇文章主要探讨研究中国问题时理论视角的选择。SHENKAR等[41]以中国为对象，评估了源自北美的宏观和微观组织理论的普适性。研究认为，这些理论在中国的适用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些理论(种群生态理论)似乎明显不适用；而另一些理论(如公平理论)则相当适合，但也须要做出明显的修正。HOSKISSON[19]在AMJ的“新兴经济体的专题问题”专辑中，探讨了运用制度理论、交易成本和资源基础观3个理论视角来开展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在市场出现的早期阶段，制度理论非常有助于解释企业战略的各种问题，因为新兴经济体中政府和社会的影响比发达国家更为强大；随着市场的成熟，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接下来的资源基础观则变得更为重要[33]。

      3.3 无形学院间的关联性分析

      表3提供了社群密度矩阵，该矩阵会同时呈现出两种密度：①社群内密度，显示社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②社群间密度，显示社群之间的关系强度。本研究测算出网络平均密度为0.191。由表3可见，社群1～社群3的密度分别是0.40、0.30、0.59(对角线值，加黑表示)，都显著地高于网络平均密度0.191，这表明，通过Factions功能进行网络分割是非常有效的，且识别出的社群也是符合社群的强定义，即社群内每一节点的连结比社群外的节点有着显著较多的连结[61]。社群2和社群1之间的密度是0.02，社群2和社群3之间的密度是0.05，都显著小于网络平均密度，社群1和社群3之间的密度是0.15，与网络平均密度接近，说明社群2是独立的。总之，通过Factions功能得到的各个社群都能相当高质量地识别出社群化特征的无形学院。

      从表3来看，“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和“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之间更相关，这2个无形学院与“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的关联性都比较弱。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看，宏观组织与管理理论都位于“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和“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中，而微观组织与管理理论都位于“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中。不仅如此，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和“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对研究方法关注较少，似乎更偏好于案例研究，而“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中则高度关注基于量化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明显的差别，在密度表里面更好地体现出来。这表明，在中国研究的学术群体内部，似乎可以区分其中两个有显著差异的学术群体：宏观学术群和微观学术群。

      由图2可见，宏观学术群与微观学术群存在着明显的区隔，这印证了组织与管理理论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大类的观点，这一“常识性”的结论也佐证了本研究方法和由此构建的网络结构图的有效性。就宏观学术群而言，“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和“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二者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这可以从两个无形学院中的“例外”基础理论给予进一步的佐证。此外，本应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WILLIAMSON[33]的“资本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却划归到了“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中；而资源基础观的奠基之作——BARNEY[5]的“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则归属到了“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中，而这两篇奠基性作品正好处于两个无形学院的交接点上。

      4 结语

      尽管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合法的新兴研究学术群，但是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状况却缺乏系统性的、量化的评价。已有的文献回顾大多采用定性的描述性方法，基本分析技术主要是作者分布、话题分布等。JIA等[62]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发表在顶级期刊的有关中国话题的实证性文章进行系统性的内容分析，探讨中国情境下理论贡献的路径和方式。该研究在弥补上述缺陷的同时，也存在内容编码本身具有明显主观性的问题。本研究则采用定量的作品共被引方法，系统性地、客观地和可视化地刻画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知识生产特征，其主要结论和研究建议归纳如下。

      (1)系统性地识别奠基性作品 系统性地识别并选择了被引用次数不少于45次的前56篇作品，这些奠基性作品构建了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知识基础，提供了研究所需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和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等相关知识。对于中国本土的学者来说，掌握这些奠基性作品将更有利于融入到主流的国际管理研究科学共同体中。

      (2)识别出中国管理国际研究中的无形学院 通过社群分析识别出中国管理国际研究学术群中存在3个无形学院，分别命名为“资源基础观”、“跨文化研究”和“新制度主义”。这3个无形学院有不同的知识生产特征，具体是：“资源基础观”无形学院将资源基础观作为其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主要为案例研究法，对合资企业的研究是其特色的中国话题；“跨文化研究”无形学院以微观组织与管理理论(特别是跨文化理论)为其基础理论，非常注重用基于统计分析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凸显中国文化特色和开展跨文化比较是其特色的中国话题；“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则是以“新制度主义”为主的宏观组织与管理理论为其基础理论，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相关问题，在拓展原有理论的基础上，还构建了一些被国际认可的新概念。掌握这些知识生产特征，对于希望快速融入主流的国际管理研究科学共同体的中国本土学者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3)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西方主流理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适用性差异 正如SHENKAR等[41]所言，源自北美的宏观和微观组织以及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由表2可见，3个无形学院中识别出来的基础理论中，以COLQUITT等[63]提到的20个主流理论为标杆，8个宏观组织与管理理论中有5个被识别出，分别是代理理论、资源基础观、交易成本理论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而12个微观组织与管理理论中仅社会交换理论被识别出。其中的原因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基于西方情境构建的组织与管理理论都忽略了文化和制度的作用；相比而言，源自心理学的“微观”理论可能比源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宏观”理论更为明显[41]。如果是这样，从文化和制度视角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拓展和修正可能是一条非常有前景的研究道路。

      (4)识别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 3个无形学院都识别出不同的中国特色话题，分别是“合资企业”、“中国文化特征”和“中国经济转型”。这3个话题都是西方学者感兴趣的，且在西方情境下难以观察到的，但它们并不属于管理研究的核心区域，研究信心有待增强。与此同时，本研究注意到中国管理现象的深描对发起有关中国的特色话题的重要性。WARNER[35]、REDDING[17]和CHILD[8]的著作对于那些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特别西方学者来说相当重要。然而，这3本书都是西方作者写的，能否真实刻画中国管理现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5)在“新制度主义”无形学院中识别到了少量被国际认可的理论拓展和新概念 该无形学院从制度视角描绘了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拓展已有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包括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两阶段制度转型模型和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了网络资本主义、混合型企业、网络基础战略和“关系”等新概念，不约而同地抓住了“网络”、“关系”这些中国社会中最有特色和至关重要的文化元素。JIA等[62]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中国管理学研究对管理学贡献的新知很有限，仅贡献了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和关系3个新概念。本研究在印证该结论的同时，指出它们都高被引而成为中国管理国际研究的奠基之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无疑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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