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与汉代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关键词 灾异 灾异说 灾异谴告说
一、汉代灾异说盛行的原因
灾异，主要指自然灾害（地震、水灾等）和某些特异的自然现象（日食、流星、太阳黑子等）。人们对其无法作出科学解释，因而给它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并演化为一种以灾异附会社会人事的神秘学说——灾异说。由于灾异对汉代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的，所以有必要探讨一下灾异说在汉代盛行的原因*
汉初的思想家认真地总结秦亡的教训（施暴政而亡），提出一系列以“仁义”治天下，以“仁义”守天下的主张。但如何使统治者接受这些主张，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只有借上天的力量。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在这方面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董仲舒以《春秋》说灾异，认为阴阳、五行的异常变化即为灾异，天以此来表达其意。而“凡灾异之本，尽失于国家之失”①，这就把灾异的原因归之于政治得失。
董仲舒又把灾异分成三个层次：“灾害”、“怪异”、“伤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②。而天降灾异的出发点是天出于对人君的爱护，”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③。
董仲舒一方面大力宣扬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君主代表上天治理人民；另一方面巧妙地用天意把儒家的仁义道德神圣化，把一系列治国的主张贴上天的标签塞给皇帝，而皇帝却乐于接受，这正是董仲舒的高明之处。这就为臣民向专制君主进谏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即借天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实质上是对专制制度进行改造，给它加上约束机制，从方法上解决了如何贯彻汉初思想家提出的实行“仁政”的主张。
另外，当时唯物主义的缺陷给天人感应说、灾异说留下空隙；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又给灾异说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先秦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是荀子的“天人相分说”。然而它在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时，过分强调天人之分，在否认天有意志时，过分强调天作为自然之物的特性，而对天对人类巨大影响的作用则认识不足。然而，天灾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及身体健康都有很大影响，这是现实存在的，不可否认的。这种理论本身的缺陷，也给天人感应说留下了空隙，灾异说乘机填补。
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又制约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们对诸多的自然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它们，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冥冥在上令人敬畏的天。并且，人们在自然现象（特别是异常现象）与人事之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带有浓厚的天命论色彩，它包含着天（有意志的神）是万物（包括人）的主宰，天通过灾异这一媒介完成这一任务，于是灾异就成了传达天命的使者。
当然，作为一种流行甚广、影响很大的学说，其本身也必然有一些适合时代潮流及某些貌似合理的地方。
灾异说首先吸取了阴阳五行说。董仲舒用阴阳五行说改造了儒学，使儒学阴阳五行化。董仲舒的天的观念主要是吸收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和阴阳五行家关于阴阳、四时、五行的自然学说而成。前者提出了处理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诸子百家所不能取代的，后者正确地反映了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是人们不可违背而必须遵守的纲纪。其目的是利用阴阳五行说的思想材料，来把儒家所提出的伦理、政治原则抬高到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高度。他开创的这个方向影响了整个汉代儒学和后世儒学，也是儒学能取代其他学说取得定于一尊地位的重要原因。
其次，灾异说又吸收了自然科学成果。董仲舒把天描绘成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自然物，用以论证天人同类；用共振现象来论证同类相动；最终论证了天人可以互相感应。他正是借助于当时普遍信任的科学事实，对以往的天人感应思想精心加工、改造，无论他的论证方法，还是他的理论水平，都远远胜过当时的各派学说，因而他的理论不仅受到皇帝的支持，也很快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
二、灾异与汉代政治
灾异同汉代政治关系最为密切，具体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一）制定或改变政策
1.下罪己诏：灾异说主要针对皇帝，所以在两汉，皇帝常常因灾异而下罪己诏。其中最早的是文帝二年因日食而颁的。皇帝们在罪己诏中表示承担灾异的责任，在灾异面前检讨政治得失，痛切表示悔过。
两汉皇帝因灾异所下罪己诏书凡58条，西汉28：文2、宣4、元10、成9、哀2、莽1；东汉30：光武4、明3、章3和4、殇1、安5、顺4、质1、桓5。
诏书中皇帝除自责外，还表示出虚心纳谏、延问得失的姿态。往往言及举能直言极谏之士，其用意在于匡正过失；又常鼓励公卿“悉意陈朕过，靡有所讳”④；为了应变，或令“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⑤筹划集议；或“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⑥；或令“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所指变以闻”⑦。
上述种种举动，用意是给臣民一个发表消除灾异意见的机会并鼓励他们发表政见，无疑对政治有所补益。
2.策免大臣：皇帝在对天作一番虔诚的自我批评以后，转而责备大臣，推卸自己独当灾异的责任。宣帝肇其始。五凤年间，驺马猥佐成借日食上书告平通侯杨恽⑧；元帝即位初，以关东连年被灾害，条责丞相、御史以职事，丞相于定国上书谢罪⑨。这样，皇帝归咎股肱大臣，而不再一人独担灾异之责，大臣得为皇帝分担罪责了。
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⑩。以此为起点，到兴平元年（194年）因日食策免太尉朱隽，凡88年，因灾异策免三公62人次，平均每10年策免7人次，其中安帝时4次，顺12，桓13，灵24，献9，明显呈递增趋势上升。
东汉共策免太尉28次，大多是因日食；司空23，大多因地震；司徒11，大多因疾疫。
其实西汉即有因灾异策免三公之事，凡6人：薛宣、师丹、孔光、董贤、逯并、陈茂。另还有中央其他一些高级官吏及地方官，如成帝时，清河太守何武“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11)。
3.诏举贤良：文帝二年，因日食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者(12)，此举标志着汉代察举制的正式产生。此后，两汉多次诏举贤良等察举科目，其中大多数是在遇到灾异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些科目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至孝、有道、敦厚、明阴阳灾异、四行等，其中举贤良数量最多，凡20次：西汉5、东汉15，其他各科凡24次：西汉14、东汉10。
此举对广开仕宦之路，扩大统治基础，稳定封建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4.整顿吏治：灾害常造成灾荒，而灾荒又造成社会危机，导致政治体制多种弊端的总暴露。对于这些弊端，最高统治者着力整顿。如建始元年成帝诏百僚“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13)；建武五年光武帝诏“务进贤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14)。
5.减轻刑法：
①大赦天下：灾异说认为，刑属阴，刑重而阴迫阳。日食乃月掩日，阴迫阳之象，为刑重之征。于是，两汉多在日食（亦有地震、大旱等）发生后，“赦天下”、“大赦”、“大赦天下”、“赦天下徒”。两汉此类赦令凡33条。西汉22：文1、武3、宣1、元5、成5、哀2、平2、莽3；东汉11；光武2、安2、顺3、桓3、灵1。
②减刑：或减省苛刑，元帝时，因彗星省刑罚70余事；或减囚徒罪，光武时，因地震减死囚罪一等；或赎罪，武帝时，因旱募死罪入赎钱50万减死一等。
③平反冤案：汉代人认为冤案也会导致灾异的发生。昭帝时，东海郡太守冤杀孝妇，致郡中枯旱三年。新太守亲自祭孝妇坟、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15)。
既然冤案可致灾异，那么就得消除冤案。东汉政府常诫敕地方官吏及主管刑法部门理冤。两汉亦有诏举冤狱或遣使者举冤狱，亦是为了查出冤狱并改正之，消除灾异。
（二）政治斗争的工具
1.批评时弊，提出政治主张：封建专制时代，公卿大臣一般是不敢随意批评政治的，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缺乏这种机制。只有当天对政治提出批评，即发生灾异时，公卿大臣们才有了良好的机会来批评时政。所以，对在两《汉书》中有一半以上的奏疏都是言灾异的就不足为怪了。
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帝。如顺帝时封乳母宋娥为山阳君，尚书左雄借地震、山崩提出严厉批评。其次，又指向臣下专权，或批评大臣专权。如宣帝时萧望之借雨雹批评霍氏专权，“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16)。或批评外戚专权。如和帝永元四年，司徒丁鸿因日食上封事，批评外戚窦氏临政擅权(17)。或批评宦官专权。如顺帝建康元年，京都、太原、雁门地震，皇甫规贤良方正对策，认为宦官专权，使得“天下扰扰，从乱如归，至令风俗败坏，招灾致寇”(18)。第三，又指向严酷的刑法。如章帝建初元年，大旱谷贵，杨终上疏：“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19)。
在批评政治的同时，许多人又提出政治主张，董仲舒、夏侯始昌、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田终术、郑兴、尹敏、冯衍、朱浮、杨终、刘苍、马严、丁鸿、杨震、张衡、杨厚、郎、襄楷、刘宽、陈蕃、蔡邕等。
两汉许多政治家运用灾异说，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借助灾异谴告人君的威力，借机抨击时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有灾异说这面旗帜，有时他们十分大胆，往往能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大大有利于改革弊政。而皇帝对他们的猛烈批评也是能容忍的，在没有危及皇权而是能巩固皇权、稳固统治时，也是能接受的。
2.攻击政敌、阴谋策反：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常借灾异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如灵帝初，宦官外戚斗争激烈，大傅陈蕃劝说外戚大将军窦武“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20)。
两汉时，灾异又被作为谋反的工具。如武帝时，有人因彗星的出现劝吴王谋反，吴王亦积极筹备。灾异被统治者利用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借灾异的出现进行斗争，以对灾异的解释附会其斗争目的或政治野心，所以灾异的出现又往往是统治集团或派别间力量彼此消长的信号。总而言之，灾异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灾异与汉代经济
（一）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破坏
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首先，正常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农产品因自然灾害的打击直接造成减产减收，有时甚至颗粒不收。而农产品的减产，又造成谷价飞涨。自然灾害又引起流民问题，并且还发生了残忍的“人相食”现象。其次，自然灾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两汉时期，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荒。灾害分布广，旱灾、水灾动辄数十郡国。危害大，动辄毁屋杀人。
（二）救灾措施
1.减轻负担：主要是减免租税。从种类上分：或免除诸侯之贡献；或田租（30次）；或刍稿（7次）；或免征赋（13次）；或免收税，主要是假税（5次）。从地区上分：或全国性的减免，次数较少；或局部地区的减免，两汉有30多次。从减免幅度分，或田租、刍稿等几项同时减免；或仅免田租；或全免田租；或减半征收；或在受灾郡国全免；或在受灾地区按灾情成数减免；或根据资产多少减免。
汉代的因灾减租政策，有值得称道之处。第一，表明统治者强调“重农”，希望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减轻灾害对农业生产及再生产的冲击，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第二，具有赈济贫民的性质。以资产限额酌情减免，贫民可以复免田租，而中家以上通常就不可能享受这种优待。这种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同时也符合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有利于稳固封建政权的统治秩序。
2.赈贷灾民：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开仓赈民。汉代从都城到郡、县都设有粮仓，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统治者往往开粮仓赈济贫民。如文帝后六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民(21)。另外还有“赈贷”、“禀”、“禀贷”、赐粟等直接的赈民措施。
有时，政府还借贷粮种给农民，以期恢复农业生产，或将粮食借贷给农民，以保障灾后的生活，这无疑能收到“雪中送炭”之效。而所贷粮食，过后又往往予以免除，这对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的恢复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3.安辑流民：两汉，尤其是东汉，流民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假民公田”是两汉安辑流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是把政府控制的公田假给贫民或流民，然后向他们征收假税（亦常免收）。这一措施是为了防止贫民沦为流民，或安顿流民使他们不再流亡。史载西汉下过5条假公田的诏令，东汉2条。与此类似的举动还有“弛山泽”，包括两部分：一曰苑囿园池，一曰江河陂湖、山川林泽。前者称禁苑，为国家直接控制，是皇帝的私家公园，供皇帝游玩或打猎，其在汉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也大，苑中有相当大的可耕地，如元凤三年，因水灾而罢中牟苑赋贫民(22)；后者在秦汉时期也属国有，私人在山林川泽中开矿、捕鱼等，必须向国家缴税，遇灾害则向贫民、流民开放山泽，甚或免予收税。这些措施，目的是给这些贫民、流民生活出路，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一般说来，对假田民的剥削相对轻些，有利于他们恢复生产。
两汉地方官对安置流民相当重视，政府常把治理流民的政绩作为对地方官升迁或奖励的标准。如宣帝时，胶东相王成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而“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23)。
4.救灾运输：其一曰移粟，即调运粮食救灾。这是直接的、积极的救灾措施，即“调有余给不足”，这需要政府有高度的行政效率、较强的运输能力、充足的粮食储备。两汉政府组织的救灾运输所体现的管理水平，是当时世界其他各国无与伦比的。
如安帝时，两次从5个郡国征调租米赈给六七个郡国，其运输规模之大，效率之高，组织之精细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永初七年，在调零陵等郡租米赈给南阳等郡的同时，又以滨水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24)，说明开仓赈灾时，不致削弱粮仓应急救灾的能力，这也体现了汉代社会机体调节功能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同时也可看到仓储在救灾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也可见汉代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其二是移民，是政府为了避免贫民、流民盲目地流动而组织他们去人口较少就食方便的地方。其中规模最大者当为武帝元狩三年的移民。这年因山东水灾，迁徙贫民七十余万口。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先是采取开仓救灾的办法，接着“募富豪人相假贷”，在未能相救的情况下，才大规模地移民。政府给移民以衣食，又贷与产业并派使者分部护送，以保证移民的生活必需、生产的需要及移民队伍的顺利到达。从这次大规模的移民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政府的行政效率之高及灾害后恢复生产措施之完备。移民，实际与移粟有同样的效能，都具有“调有余给不足”的性质。这一人员空间位置的移动过程，比物质空间位置的移动过程（粮食调运）花费更大也更难妥善安排，并且还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四、灾异与汉代文化
灾异对汉代文化亦产生重大影响，其较为集中的方面，约有以下数项：
（一）礼制
1.减省礼仪：指在凶年简化或省去礼仪。如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有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于太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貂裘，何强颜邪？”(26)
2.求雨止雨：董仲舒运用阴阳学说，认为“大旱，阳灭阴也”，是阳尊压阴卑，尊压卑是常理，所以人们求雨只能是“拜请”，即所谓“大旱雩祭而请雨”，须闭阳纵阴；反之，“大水者，阴灭阳也”，是阴卑胜阳尊，卑陵尊是“逆节”，所以“大水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这样才能达到止雨的目的。
求雨或皇帝亲自进行祷请；或公卿求雨；或令地方官求雨。止雨始于成帝。“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萦社，击鼓攻之”(27)。
（二）思想文化
从思想发展史来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两汉时代的灾异说可称得上是“百家争鸣”之遗风。
秦汉时，“百家争鸣”丧失了其存在基础。西汉武帝时，儒家定于一尊，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百家争鸣”只能成为知识分子美好的愿望。但是，汉儒很巧妙地继承了战国“百家争鸣”之思想传统。我们知道，汉代的儒家思想已非本来面目，而是已经吸收了其他各派思想，尤其是阴阳五行家学说，在吸收各派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各派间互相争鸣的精神。而且，汉儒已非昔日之儒。他们一方面来源于战国时代的“儒”，另一方面一大批方士也成为儒生，这些阴阳五行化的儒生深受海滨文化的影响，他们好奇想、善辩说，依然带有浓厚的战国诸子的遗风。但是，现实的政治是决不允许他们来搞一个争鸣，他们只能寻求在现存制度下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从一定意义上讲，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灾异说使专制制度下的儒生有了一定的民主权利，这种权利对于强大的专制制度来说是一种微弱的民主权利，它既是专制政治的对立面，又依附于专制政治而存在，是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思想界进行争鸣的一种方式。可以说，灾异说是在“天人感应”旗帜的庇护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精神的遗风，但已不像“百家争鸣”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是在封建专制皇权下知识分子尽可能去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然而一旦它有摆脱皇权控制的趋势，或者危及皇权的生存，那么皇权就毫不犹豫地要扼住它，使它连呼吸都不可能。
灾异说的社会批判功能是很明显的。许多人利用灾异说这一思想武器大胆地揭露社会矛盾，主张限制君主胡作非为，他们对矛盾的揭露是深刻的。两汉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运用灾异作为斗争武器，企图用天的启示的形式来揭露现实矛盾，挽救统治危机。东汉末年，灾异说的调节作用因昏君孱主的破坏，因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失效，下罪己诏徒有具文，或者干脆转嫁责任，策免大臣。这时，一些思想家也不能满足于运用灾异的形式开展批判，而是直接面对现实问题，继承灾异说的社会批判精神，抛弃了灾异说借用灾异的形式，从而产生了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灾异说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而社会批判思潮又是灾异说的继承和发展。
（三）自然科学
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灾异说是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但它以自然现象作为“天人感应”的媒介，这就促使人们重视并研究这些自然现象。
灾异说十分重视天象，在客观上有利于天文学的发展。汉代关于天体、星象的观测和研究，有重大成就。汉代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汉书》中记载了53次日食，与实测完全符合；汉代还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学著作，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史记·天官书》。而天文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历法的进步，汉武帝时的《太初历》、东汉末的《乾象历》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成就包含了当时灾异学家的劳动成果。
数学的发展与天象观测、历法修订有密切关系。西汉时的两部重要数学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至今依然备受人们重视。汉代的天文、数学、历法等成就，在当时世界上居于最领先的地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灾异说也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灾异说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现象看作是天人互相感应的媒介，企图用阴阳五行说去解释一切，而不去探求事物内在矛盾。这就导致了用思辨的思维排斥严密的科学理论。
以天文学为例，人们把“天”看作是人间的投影，“紫宫”象征宫廷，其中“太一”象征皇帝，还有三公、子属（太子）、正妃、藩臣（象征王侯），在紫宫近处还有侍从和料理帝后起居巡行的官职，再往外边则边藩与子民混处……。天文学主要表现为“占星术”，目的是“究天人之际”，任务是观测天象以应验人事，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记录，但严格来说，这不是科学，只是用近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记录给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有害影响的方法，即只注重描述现象，不去探求自然规律，除进行一些猜测性的议论（或神的启示，或用社会现象来比附），极少对理论进行科学的探讨，这就远离了近代科学也使许多重要的科学发明或发现失之交臂。从现代眼光来看，古算术中的“鸡兔同笼”立即就可以提升为方程理论，穷竭法求π的思想很容易导致极限论和微积分。但尽管层纸之隔，却体现了经验向理论的进一步飞跃，体现了思想传统上的质变。正是在这个分界上，中国古代科学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被鉴定为“是达芬奇式的，而不是伽利略式的”(28)。
同时，又产生了另一种同样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方法，即轻视实验。科学实验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古代却以臆想、推测、玄想来代替实验，即使少数人具有实验的精神，却不能受到普遍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唯有墨家对客观事物抱有热情的认知态度，对科学怀有真诚的尊重。但它不能见容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所以终于沉沦，变成绝响，未能被传统文化所吸收，也未能对科学作出其应有的贡献，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沉痛的发人深思的《墨经》。
爱因斯坦在谈到中国和西方发展的不同特点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29)爱因斯坦的这一看法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没有走上这两步，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而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欧洲的重要历史渊源。
注释：
①③《春秋繁露》。
②④⑤⑧⑨(12)(13)(15)(16)(21)(23)(25)《汉书》董仲舒传、元帝纪、宣帝纪、杨恽传、于定国传、文帝纪、成帝纪、于定国传、文帝纪、萧望之传、昭帝纪、王成传、食货志。
⑥⑦⑩(11)(14)(17)(19)(20)《后汉书》和帝纪、安帝纪、徐防传、何武传、光武帝纪、丁鸿传、杨终传、窦武传。
(18)《后汉纪·孝顺皇帝纪》。
(24)(26)《东观汉记》
(2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9章361页。
(28)《爱因斯坦文集》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