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的形势及治校走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大学校长论文,形势论文,走向论文,治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8)05-0031-05
美国学者考利(W.H.Cowley)认为，1870年至191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巨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涌现出了一批“伟大校长”(great presidents)，如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Eliot)、康奈尔大学的安德鲁·怀特(Andrew D.White)、芝加哥大学的威廉·哈珀(William R.Harp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C.Gilman)等。[1]另外，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华莱士·史德龄(Wallace Sterling)等校长在大学发展的关键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教育理念及治校实践对美国高等教育、甚至世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很难再看到像艾略特、哈珀等那样的“伟大校长”了。本文通过分析当代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的形势揭示了“伟大校长”难以在当今时代出现的原因，并分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治校的未来走向。
一、当代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的形势
因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多革命性变化，因此今天的大学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大学，现在大学校长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困难也更多。
（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研究型大学的问题复杂化
21世纪随着全球化和公司化趋势的发展，研究型大学董事会努力通过采取商业化的方法使高等教育变得更为有效和高效。大学校长接受委托，采取各种措施使大学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发展。例如，在管理中引入商业技术，并发展一些营利性附属机构，聘用许多廉价的、临时教师劳动力，等等。结果，大学变得越来越公司化。这种变化趋势需要校长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以便在多元化的时代、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治理大学。另外，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空前繁荣之后，在7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8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有所好转，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21世纪初，美国经济面临着另外一次不景气的局面。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遭到的灾难性攻击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事件降低了大众的信任，经济出现了明显弱化的趋势。目前，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机构，都面临着巨大的预算赤字，他们都在降低成本和寻求新的收入来源。许多研究型大学也在努力增加大学的学费，并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创造经济发展项目。现在的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着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大学筹资模式不稳定、学生入学人数波动较大、人们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合理性进行抨击等局面。应对这种局面需要校长集中于外部的和非学术的事务，并日益充当企业家、经理、筹资者和经济发展伙伴、说客(lobbyist)以及公共人物等角色。[2]这对任何一位校长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二）研究型大学规模的扩大和机构的复杂使得校长治校的难度增加
20世纪中叶以前，即便是那些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也不如现在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学院规模大。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公立研究型大学，其规模都非常庞大，机构设置也很复杂。例如，密歇根大学有5万名学生，3,500名教师。其中作为旗舰校区的密歇根大学安阿伯校区就有超过3.7万名学生和2万名教职员工，而整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10万。[3]而私立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规模也很大：哈佛大学共有13所学院，其中研究生院有11个、本科生院2个，正式注册有1.8万名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另外还有1.3万名非学位学生在其扩展学院学习一门或更多的课程。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超过1.4万人，包括2,000多名教师。[4]耶鲁大学共有12所学院，拥有2,400名教职工，1.1万名学生。其中，耶鲁学院拥有5,200名本科生，为规模最大的学院；其次是文理研究生院，在册学生2,300名，攻读文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余3,000多名学生分布在建筑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等10所专业研究院。[5]丹尼斯·朗认为，权力对象数量越大，监视他们一切活动的困难就越大，而且为控制他们所需的指挥链就越长、越分散，他们对掌权者的态度差异出现各种可能性也就越大。[6]可以说，大学的规模越庞大、机构越复杂，校长对大学治理的难度也就越大。
（三）研究型大学内部特征的变化使得校长面临新的困境和难题
目前研究型大学的内部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方面非常依赖于外部资助研究(Externally Funded Research)。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的支持和资助，大学将不能继续他们大部分的科研以及推进教学的发展，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大学还会面临破产。大学的科研随着外部资助的减少而缩减，这几乎超出校长的控制能力；(2)研究型大学开始采取公司治理(company governance)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大学从集中单一的实体转变为一个控股公司，因而大学中经常出现冷门院系捉襟见肘，热门院系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每一所学院的成员都重视他们院长的领导而不是校长的领导，导致校长大权旁落；(3)学生成为“消费者”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中学生都需缴纳学费，因而学生被看作大学的消费者或顾客。大学的各项政策要考虑到消费者或顾客的需要，校长职位经常受到学生态度和行为变化的影响，因此，校长处理众多的学生问题存在着潜在的困难，有时是极为困难的；(4)大学内部变得日益松散。随着大学企业家身份(entrepreneurship)的增长，“支付你自己的费用”的哲学(pay-your-own-wayphilosophy)在大学里得到重新解释，导致大学比以往更分散、更松散，大学中的各院系像独立的机构一样运作。大学校长处在一个高度分散的管理环境中，其他的管理者和教职员工并不一定都认同大学的理念。[7]这使得研究型大学校长面临新的困境和难题。
（四）研究型大学的各项制度模式和运行机制相对稳定，使得校长很难取得突破
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模式和运行机制。如研究型大学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及评议会制度。这样，董事会是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最终决策权，而校长执行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评议会则对学校的学术事务负责。另外，终身教授制、重视程序的制度、职责分工制等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都已基本成熟，虽然这些制度有些不够完善，但校长只需对此进行简单的改进，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改革。因此，可以说研究型大学的重大管理制度以及各项运行机制都已经稳定下来。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上个世纪的大发展是“栽树”阶段，目前树已成长为参天大树，所以现在的大学校长可以享受前人的成果，在“无遮拦的荫庇”下生存。伯恩斯(Burns)曾经指出，英雄式的领导通常都是在社会遭遇深刻的危机时才出现的。环境和危机造就英雄式的领导，当危机过去，形势和社会就需要一个能在平静的海面上驾驭轮船的船长了。[8]这个比喻同样适合于大学校长。确实，在历史的很多转折时期产生了人人钦慕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而现在研究型大学并不需要英雄式的大学校长，需要的是具有足够智慧实现大学的理念，能确定大学是否需要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变革，并根据形势调整领导方式的校长。因此，可以说目前制度和机制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阻滞了校长发挥作用的空间。
（五）研究型大学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垄断，影响了大学校长充分发挥其作用
很多研究型大学凭借着他们自身的品牌、卓越的师资以及前沿的应用研究、雄厚的基础研究等就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教师和学生。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克利大学等都有它们在学科专业、科研等的强势，它们的强势就是它们吸引资金和资助、优秀生源和师资的“杀手锏”。除此之外，主要研究型大学都有数额庞大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用最好的教师、补助不充足的经费或者用于学校的扩大再发展。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用这笔资金，这些研究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大。[9]因此，这种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很多研究型大学不需要为生源、师资、经费等进行激烈竞争，就可以有优秀的学生、教师以及经费来源。现在研究型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大规模的改革。这种垄断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校长主动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校长治校的未来走向
由于大学校长面临的研究型大学内外环境的变化，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必然出现一些不同于原来的趋势和走向。
（一）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侧重说服、劝导、建议等方式，而不是强制和控制的方式
目前，知识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应用者的大学已经从社会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大学作为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的机构，自然具有内在的学术性，研究型大学更是如此。在研究型大学中，学术活动的探究性、自由性、自主性以及学科性等基本特点，规定着研究型大学必须是一个充分自由与自主的机构。大学教师处于大学的核心地位，学生是大学存在的理由，而行政管理者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因此，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宜侧重说服、劝导、建议等方式，而不是强制和控制的方式。因为“教师成员和学生希望在所有重大的决策面前需要有他们的声音，希望对每一件影响他们的重大事情与校方进行商讨。他们希望被倾听而不是有人用高人一等的语气跟他们说话”。[10]当然，当校长与大学成员的观点不一致时，康奈尔大学校长大卫·斯格顿(David J.Skorton)认为，“校长需要重新考虑大学成员的观点，并且对这些观点给予回应”。[11]哈佛大学原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在2006年被迫辞去哈佛大学校长的职务与他强硬的处事风格有很大关系。
不管校长手中的职权有多大，最好的办法是说服、开导，以理服人；同时要跟大学成员商讨，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商讨达到一定的协调，最终促成事情的圆满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使领导者的目标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才能使大学成员倾其全力为大学的目标奋斗。
（二）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加注重发挥专长权和参照权的作用
组织行为学专家约翰·弗伦奇(John R.French)和柏崔姆·瑞文(Bertram H.Raven)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中，把组织中的权力分为强制权(coercive power)、奖赏权(reward power)、法定权(legitimate power)、专长权(professional power)、参照权(referent power)，前三类属于职位权力，后两类属于个人权力。[12]一个人如果拥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基础知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以及运筹帷幄的能力，就必然使人产生信服力和钦佩力，而专长权正是由这些信服力、钦佩力综合而形成的权力。由于领导者的表率作用，赢得被领导者发自内心的信任、支持和尊重的权力就是参照权。由于研究型大学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结构以及财政资助的减少等原因，大学校长对大学的管理难度增加。现代领导理论认为，依靠职权地位发号施令，只能让下属口服，不能让下属心服。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如果他的个人权力的影响力较大，那么他的职位权力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反之，如果他的个人权力的影响力较小，他的职位权力的影响力就会降低。所以，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加注重运用专长权和参照权，让其他管理者及教职员工心甘情愿地追随。
在当前生源竞争、师资竞争以及资金竞争不断加强的新形势下，校长要充分运用自身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品格、声望等，使得高级行政管理者和教职员工认同大学的理念，并为此理念而努力。一个领导者如果知识渊博、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就易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的意志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成为一种无形的、巨大的道德力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最可靠的威信。
（三）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加倾向于宏观管理和协调
首先，由于公司治理模式的出现以及各专业学院的数量和规模的增长，大学的每一个部门越来越具有法人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也表现在它的内部管理上，结果导致了大学的法人结构，其特点是在大学有一些相对自治的学术部门，逐渐地，这些法人实体也在财政上自治。这种模式使得整个大学变得太分散，而每一部门都要求自己的“势力范围”(turf)，在这种情况下，校长不得不在大学中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进行“授粉”(pollinate)。因此，校长日益被看作是大学的交流者，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成为发挥其作用的重点之一。[13]其次，由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有董事会、评议会以及董事会下属的执行委员会和评议会下属的各种委员会等，在治校过程中校长必然要协调董事会以及评议会之间的关系，协调董事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协调高级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级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关系等。总之，校长越来越不会参与微观的具体事务。可以说，随着研究型大学的日益扩展，宏观管理和协调将是校长在治校中最经常、最复杂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重视对外关系的处理
大学所面临的需求主体日益多样化，社会各方面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大学自身也成为规模庞大、人员众多、结构复杂、耗资巨大的庞然大物。现代大学比以往更加依赖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的运行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外部的支持。大学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及其结构的复杂化对大学校长提出了新的角色期望。作为一校之长，自然要处理校内的各种事务。但大学校长更多的是把校内事务的权力和责任交给教务长以及副校长等，而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筹集资金、引进高层次人才以及处理与政府、社区领导者以及捐赠者、基金会、商业机构等的关系上。贝辛杰(Basinger)认为，大学校长更像一个企业的CEO，他直接指向外部的责任，而教务长是主要的操作官员，是集中于内部的学术领导人。[14]因此，大学校长都称作外部事务校长，他需要有经济头脑，很强的经营意识和良好的社交能力，成为善于从事“外交”的社会活动家。校长对外联系的能力强，就可以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在市场调节为主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总是受着价值规律的驱使，向最能发挥其作用、能够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地方集中，教育市场的资源配置也同样如此。良好的学校形象就如同教育资源的吸收器，能够使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学校，从而使学校在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从发展趋势来看，大学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竞争也日益激烈。研究型大学校长在治校中将更重视对外关系的处理。因为大学校长只有不断扩大社会影响，提高大学声誉，树立大学形象，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吸引到更好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才有利于实现大学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