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00)03-0038-43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突破了传统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阐释体系（教科书体系），并力求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重新理解的基础上，建构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又具有现时代特征的新的理论体系。这是我国哲学界一项返本开新的工作。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出发，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思考。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是在当代社会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刻变化，尤其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哲学界基于实践的需要，反思马克思在哲学史上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现实的社会功能的必然结果。早在80年代，我国哲学界就展开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省、批判和解构，体系改革的实践也由此而引发。学界的普遍共识在于，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改进我国哲学理论的现状，不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从根本上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实践精神。
首先，传统教科书体系的“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大板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结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人为地变成外在的拼排，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法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其次，传统教科书体系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实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没有把实践的观点理解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际上，实践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其理论内核。再次，传统教科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化，囿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执著于抽象物质的观点和片面的客体性原则，忽视了感性的实践基础和主体性原则，造成了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失落；最后，在传统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极富创见和方法论意义的哲学观念被公式化、教条化，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套用的操作话语，哲学本身因而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它的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在所有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解构中，高清海先生对传统教科书体系存在问题的分析最为全面、深入和切中要害，对这种体系结构的拆解也最为彻底。高先生的最终结论是：“我们的教科书不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往前走，甚而可以说是反向逆行。它不仅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连认识论哲学的内容也被抛掉，而是径直退回到本体论哲学和素朴实在论理论”（注：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6.）。走出这种教科书哲学桎梏的突破口在于：突显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随着传统教科书解释模式和体系结构的崩解，学界大多数人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当然，学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依然存在分歧，目前还很难看到取得共识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确实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内在原则。
在批评和解构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同时，我国哲学界也开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工作。首先是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一套“主客体”逻辑克服了传统教科书的板块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体化；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和中轴，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贯通、相互包含；陈晏清等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以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关系为中心线索全面展开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运用史论结合的叙述方式展示了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系统。其他诸如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陆剑杰著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等，都从各自不同的理论视角以不同的阐述方式力图重新把握、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贯穿于体系之中。这一切都显示出我国哲学界既回到马克思哲学文本又切近时代精神的理论取向。
然而，在这种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同时又支配这个过程的一个主导思想令人深思，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一个完满的或者相对完满的体系来体现，似乎不构造一个完满的体系就不足以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体系建构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体化的追求上。让我们看看这种追求对理论内容所作的裁剪。例如，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了一体化就把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等整合到一套“主客体”逻辑中去，这样它就在客体部分讲自然观和辩证法，在主体部分讲历史观，结果是历史主客体问题和历史辩证法无法展开；再如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为了一体化而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贯通，把一个完整的唯物史观进行分割，分别塞进唯物论和辩证法两大板块中。如果我们理性地审视那些新建构的体系，它们也象旧的体系一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极力体现的内容。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过程中，新体系的建构者并不是仅仅原本地展示理论内容的内在联系与逻辑，而是还可以出于理论形式完满的需要对理论内容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裁剪和编排。这种情况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并摆正体系（理论形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显明体系的建构是否真正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以及体系建构的意义。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一个与之相称的完善的体系，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哲学原本就是体系性的思想，它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例外。但另一个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儿，有许多著作阐发他们的创造性的哲学观念，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纵贯他们一生的理论活动，从未显示出一种建构哲学体系的冲动。长期被认为是第一次完整地、全面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体系的《反杜林论》（哲学篇），也并不是什么哲学体系的构造。恩格斯明确地申言：“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恩格斯之所以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分别论述了认识论、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辩证法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每一个问题以独立成节或分成几节的方式论述，这完全是出于批驳杜林的庞大哲学体系的需要，“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并正面阐发自己的各种见解。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但是，强调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不等于构造哲学体系的企图。相反，恩格斯对于当时德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创造体系的现象表示了由衷的厌恶和弃置。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似乎极不协调的事实：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阐发过许多独到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又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另一方面，他们都没有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将他们的哲学见解系统地、全面地、贯通性地阐述出来。这是一个矛盾吗？抑或不是？对此，我们可以而且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以及它在哲学史上革命性变革的实质来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和消解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传统哲学，无论是非反思性的、把自己确立为研究世界整体的古代哲学，还是由认识论奠基的、凌架于具体科学之上的近代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哲学。在古代它是知识总汇；在近代随着具体科学纷纷独立，它依然把自己建立为能随意裁剪具体科学的科学。它不象具体科学那样局限于经验而只能获得相对真理，而是能够超越感性经验达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传统哲学的这种本性要求为自己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并以绝对真理而告终。这种理论取向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这样的哲学将会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5.）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是这种以体系完成自身又使自身陷入矛盾的哲学。当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哲学时，他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宗旨与传统哲学有着根本区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改造世界的人们所面对的是现存的感性世界，而不是超验的、永恒的本体世界（当然，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对现存世界的改造内在地要求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把握它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正是进行经验研究的实证科学，而不是传统哲学对世界的终极解释。这可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以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为什么马克思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而不是去创造一个哲学体系。正象恩格斯不屑于创立一个哲学体系与杜林的哲学体系相抗衡一样，马克思也不想构造一个哲学体系取代近代哲学史上的各种体系，以显示他在哲学上有什么高超的本领。马克思批判旧哲学、创立新哲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实证的历史科学的研究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崩解中能拯救出辩证方法与唯物主义原则，并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辩证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哲学与一切旧哲学在根本性质上形成了巨大反差，以致于“哲学”这个词在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时失去了统一的意义。恩格斯说：“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8-179.）这即说，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所以它也就不需要一个完善的哲学体系展现自己。按照恩格斯的理解：“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只能作为一种方法去指导具体科学并通过具体科学表现出来。由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儿有一种崭新的哲学（世界观）而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倒不是一个矛盾，反而是这种哲学的本性使然。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体系不是必需的，真正需要的是它作为方法的具体实践，以及这种实践的广阔领域——具体的、实证的科学。
三
体系的建构并不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内在的要求，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是没有必要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还是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教科书体系的；另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以及总结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等方面，体系的建构也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在一些外在的、相对的意义上是必需的，尽管它并不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本性。但是，无论是为哲学教育教学提供一个教科书体系，还是通过体系建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体系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旦人们通过体系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掌握（当然人们也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文本以到达这种理解和掌握）；一旦体系的改革者通过旧体系的解构与新体系的建构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改进，体系就已经被超越，就不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如果相反，体系本身被当作目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一个完满的体系展示自身，人们也只能根据这种体系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那么哲学体系改革中确立的任何新的解释模式与阐释体系都会再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从而象旧的教科书体系一样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建构完成的体系是自我封闭的、停滞的，而哲学本身却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这样，任何哲学体系都会随着哲学的发展而被解构和抛弃，正如恩格斯所言：“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5.）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不会以某种“完满的体系”为最后目标，而是以顺应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为最终归宿。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向实践开放并不断发展的，体系的改革自然是经常性的，没有终结的。
任何哲学体系都是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的统一体。体系的改革无非是理论内容的改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形式的改变。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最终目的不在体系本身，而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那么体系改革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就不是理论形式的完善问题，而是理论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更新和改进问题。其实，撇开理论内容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形式的完善问题。理论形式的完善归根到底不过是它对理论内容的内在逻辑的原本展示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只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理论形式的改进就会迎刃而解。可是，体系改革过程中对形式完满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完全贯彻理论形式必须展示内容逻辑的原则。由于不满传统教科书以板块结构来安排理论内容的形式，新体系的建构者大多力求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具体方案并没有在内容的内在联系方面作深入研究并极力去展示这种内在联系，反而以一种主导型框架（这一框架要么是本体论的，要么是认识论的，要么就是历史观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部门的内容进行外在的强行整合。结果就是上文提到的对理论内容的裁剪和编排，造成对理论内容不同程度的损害。传统教科书在不同板块中集中阐发相对独立的各部分内容的长处反而丢掉了。这一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若不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在逻辑的深入研究为前提，它就达不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改善哲学教育教学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内容上所取得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大多论者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既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社会新发展的需要。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主导性、统摄性的观念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原理，并充分概括和总结当代社会的实践以及科学、文化发展的最新成就，其结果是具有现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就会被原本地展示出来。在此基础上，一个较为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才能建构起来。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建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以上思路进行的。但是，以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为基础所作的新体系的建构工作才刚刚起步，还处于初步的、尝试性阶段。新体系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很多都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对实践唯物主义所具有的丰富的理论内容还没有做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将实践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体系中去，这在理论上、逻辑上以及叙述结构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些困难和问题是不能通过形式层面上的各种方案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来逐步排除。现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在认识论方面和历史观方面，而在本体论（世界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理解为处于变化发展中的物质世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教科书把物质范畴确立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模式正确地揭示出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践基础，它要求以实践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这就给以实践为基础同时又要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新体系的建构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带来困难。如果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在实践的基础地位与物质本体论之间的关系上作出合理的说明，它就不能成为内在一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但我们不应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为我们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关于世界的知识（无论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应该由实证科学来提供。哲学所能做是概括和总结实证科学的成果，形成对世界的一般的、总体的看法以指导实证科学对世界的研究。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恰当地定位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只有方法论才是其最终的立足点。这一定位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可能成为用某种总体框架把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整合成一体的知识体系。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作知识体系来建构的努力；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作现成的知识来接受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最终，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获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那么我们只能获得一些教条，或者什么也得不到。
综上所述，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并不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它只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教学和理论研究等起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意义就不在于找到一个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满体系，而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及哲学教育教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体系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体系改革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决不是理论形式的完满，而是理论内容的改进。对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任何建构完成的哲学体系都将被超越。
收稿日期：20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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