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新与社会应用
——黎运汉先生的语体学研究
曾毅平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广州 510610）
摘 要： 黎运汉教授从事语言学研究60年，在修辞学、语言风格学和语体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果。其语体学理论贡献主要有：从外部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认识语体的本质；主张语体学、语言风格学、修辞学分立为独立学科；提出了口语、书卷、电信三足鼎立的分类体系，并对口语体的下位分体进行了较具周延性的划分，将交融语体纳入了语体系统。其语体理论的应用研究主要在语体修辞、公共关系和商务语言运用等方面。
关键词： 黎运汉；语体性质与分类；语体修辞；公关语言；商务汉语
一、引言
黎运汉教授是我国修辞学、语体学和语言风格学领域的著名学者。2018年，黎先生九秩嵩寿，也是从事语言研究60周年。① 黎运汉教授1958年开始发表语言学论文：《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脱离实际倾向》，刊于《科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与张维耿合作；《大跃进中汉语词汇的新发展》，刊于《中国语文》1958年第10期，与程达明合作。 先生青年时代参加过解放战争、粤西剿匪、抗美援朝，立下赫赫军功。② 1950年，黎运汉在广东茂名、高州、阳春边界剿匪中，荣立二等功；1951年，在部队文化建设中荣立一等功。1951年，在华南军区奖模大会上，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和政委谭政、陶铸签署奖状，授予二等奖；1954年1月，在朝鲜荣立二等功，被选为劳模代表，参加了15兵团奖模大会，获司令员杨勇颁奖。参见盛永生《立志·立业·立说——黎运汉先生的奋进历程》，载《清心望远——贺黎运汉教授九秩华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参军前，他就读中山大学社会系，复员后进入中文系继续学业，最终修得社会学和中文专业双学位。之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并从事语言研究。几十年来，黎先生关注语言运用的社会人文背景，侧重应用研究，学术风格很鲜明，这与其军旅经历形成的家国使命感，以及读社会学和中文专业培养的社会责任感、语言敏感性不无关系。
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是黎先生用力最多的领域。发表的主要论文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结集为《黎运汉修辞、语体、风格论文选》，于2004年出版。相关著述有《语法与修辞》（1981，1989）、《现代汉语修辞学》（1986，1991）、《新编修辞学》（1987），《汉语修辞学》（2006）、《汉语风格探索》（1990）、《汉语风格学》（2000）、《汉语言风格文化新视界》（2018），《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1989）、《汉语语体修辞》（2009），以及《秦牧作品语言艺术》（1990）、《公关语言学》（1990，1996，2004，2010，2018）、《商业语言》（2005）、《商务语言教程》（2005）等（含独著、合著、主编并参著）。这些著述受到过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张寿康等先生的赞誉；同辈学者何自然、宗廷虎、刘焕辉、程祥徽、袁晖、丁金国、濮侃、郑颐寿、张德明教授等都有积极评价；著名作家秦牧先生对黎先生文学语言的研究赞誉良多。修辞、语体、语言风格是互相关联的语言运用现象，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三门学科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本文主要论析黎先生语体学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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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语体性质的界定
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语体论多蕴含于文论之中。“语体”术语，最早见于蔡元培1920年6月的演说，其义与“白话”相对。[1]23 “语文体类”性质的“语体”则源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20世纪50年代，修辞学界开始较多使用“语体”术语讨论语言运用问题。80-90年代，汉语和外语界对语体研究都倾注热情，出版了多种著作。语体定义多受西方genre, register, style等术语影响，涵义颇为“混乱”。[2]1研究者对修辞、语体、风格、语体风格等概念，理解不一，存在彼此交叉的现象。有的著作，取名为“文体学”，但并不限于讨论书面语。有的风格学著作，主要描写类型语境下的言语综合特点，并不以语篇的言语气氛格调为研究主体，实为语体研究；也有的主张语体学就是研究语体风格，就是风格学。关于语体的性质，有“风格类型”说、“语言综合特点”说、“言语综合特点”说、“语言运用特点体系”说、“言语功能变体”说、“言语行为类型”说等多种界定。
黎先生在搜罗各家定义，综合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先后将语体界定为“社会交际的言语体式”，[3]1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体”。[3]5“语体又叫功能语体，是适应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体系，是运用词汇、语法、辞格、语音手段及话语组织等语言材料、表达手段所形成的诸特点的综合体”。[4]78分析黎先生的论述，他对语体本质属性的界定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从语体形成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认识语体的本质。语体是适应特定类型的交际语境需要，选择表达手段的结果。关于语境要素，各家认识上有差异：有的指交际的目的、内容、范围；有的指表达内容、交际目的、听读者的特点、交际的场合；有的指交际方式和活动领域；有的指交际功能、题旨情境；也有的只笼统地说交际环境。黎著则将诸多要素加以范畴化，概括为交际领域、目的、对象和方式4大要素，[3]5从而使外部的语体制导因素更为集中，使之与语体物质材料因素的变量关系更便于观察和描述。在此前提下，将中心定义项落实在语篇的物质材料所呈现的特点综合上。这个定义体现了语体是外部因素制导下，语言运用的产物。
第二，黎著对语体的界定，特别强调整体性。他说的整体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一种语言来说，其语体类型自成“语体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用树状图来呈现。其中包含了语言在运用中，是以变体的方式存在的思想。全民语言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索绪尔“语言”意义上的存在。其实体则是功能性的各种语体，并且是一个由多种语体构成的系统。另一层意思，则是就单个语篇来说的，语体不是语篇的语言和言语要素的个别特征，而是整个语篇各物质要素所呈现的综合特征。语篇的语体归属，取决于语言运用的综合特征，而不是单一要素的特点。此外，黎先生也特别强调了“整体性”在语体定性和描写中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分析和理解某种语体的特点，必须对同类的一系列作品从用词、造句、运用辞格以及组织句段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从全局上、整体上把握其孤立、零散的语体手段相互作用、相互融化表现出来的特点系列。同时，在分析和理解语体中的某一语言特点时，也必须着眼于整体，从同类语体的一系列作品，去认识具有共同功能的表达手段，不以偏概全。分析和理解构成语体的物质材料因素时，要着眼于整体，抓主要倾向，而不被个别的或者少数的其他语体表达方式和表达手段所迷惑。[3]19-23
棚架绿化主要是在构件不同的棚架下端种植攀援类植物，棚架绿化的植物布置与棚架的功能和结构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棚架功能分成两种，即经济性和观赏性，在对经济性植物进行种植时，可以选取葫芦、茑萝等植物，在对观赏性植物进行种植时，则需要选取一些开花观叶植物，进一步提高观赏效果[3]。在结构上，不同的结构选取的植物种类也有较大的差异。如果棚架是由砖石或者是混凝土结构构成的，则可以种植紫藤、凌霄等植物，如果棚架是由竹、绳等结构制成，则宜选用牵牛花、啤酒花等攀援植物[4]。
黎先生关于语体性质的界定，揭示了语言社会功能变体这一语体的本质属性，体现了类型化语境因素与语言功能性要素之间的变量关系、动因与表征关系，说明了语体是得体修辞的结果。当然，作为定义，将“全民语言”作为限制前提，未免受到局限。语体是在类型化语境制约下，语言的社会功能变体。不管是全民语言，还是地域方言，都存在语体分化。同时，不同语言之间，通用语和方言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同一类型的语境，其语体性质也具有一致性。
第三，对语体性质认识的阶段性。黎先生对语体定性的表述，有一个渐进的认识过程。从“言语特点体系”到“言语特点的综合体”，再到“言语特点体式”，中心词是“体系”“综合体”“体式”，这是从关注词汇、句式、语音、辞格、篇章等体系性的要素特征，再到要素特征体系的融汇综合，最后上升到模式化、变体高度认识和界定语体性质的过程。语体作为一种体式，是从该语体的诸多语篇的共性特征中抽象出来的，而这种抽象的体式，又是存在于每一个具体语篇之中的。语体和语篇之间的关系，是抽象和具体、模式和呈现的关系。
三、关于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的关系
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的研究传统，是重体悟洞见。许多重要认识，主要以3种语篇呈现：语录体、单篇、由单篇而单元的文汇。较之西方，就是不重术语建构和理论的体系化。修辞论、文体论、风格论更是与古代文论共铸一炉，难分难解。以学科面貌呈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出现在20世纪初，语体、语言风格，虽然在50年代就以“学”冠名，但其学者群到80、90年代，都主要出自修辞研究者。一种下意识的观点，就是语体、语言风格问题，在学科范畴上归于修辞学。因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的学科地位和关系成为一个争鸣的话题。
修辞、语体、语言风格都属言语学范畴，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修辞手段、语体手段、风格表达手段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二，修辞手段和风格手段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4]78-79
黎先生长期致力于修辞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对语言风格学和语体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对于修辞、语体、语言风格三者关系，以及作为学科的分合问题，黎先生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发表的论文有《修辞学与语言风格学》（1993）、《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1994）、《修辞、语体、风格》（1994）等。2001年8月，他还受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邀请，作过《修辞、语体、风格的联系和区别》的专题演讲。黎先生的基本观点是：修辞、语体、语言风格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性质差异的三种不同的语言运用现象，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在学科属性和地位上，应独立为三门学科。学科关系取决于修辞、语体、语言风格三者的关系。
关于相关性，主要是指修辞手段是语体手段和风格表达手段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修辞是针对具体语境，运用语言手段，或辅以非语言物质手段来提高表达效果的。语体则是强调类型化语境与语言及非语言的表达手段的匹配并定型化，而语言风格则是风格手段与审美感受下言语的气氛格调类型之间的生成与表现关系。黎先生认为，语体表达手段是由带语体色彩的修辞手段生成的；风格表达手段也是主要来自带风格色彩的修辞手段，可见，语体手段、风格手段与修辞手段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致性（从黎先生的论述看，修辞手段大于语体手段、风格手段）。另一方面，修辞手段又是产生于各种语体和不同的语言风格的语篇实践，修辞学探讨修辞规律必须深入各种语体和风格创造的语言运用。[4]78-79
所谓制约关系，一是指修辞手段的运用受语体制约，语体对各种修辞手段有的开放有的封闭，修辞手段的运用必须适应语体要求，受语体制约，得体的“体”就包含了语体。二是特定的风格类型对修辞手段也有要求，修辞手段的运用要与语篇的整体格调相统一。此外，语体对风格也有制约关系，民族风格、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创造的前提是符合语体要求，遵循语体规范。[4]78-79
在诸多分类系统中，目前比较通行的分类是，在第一层次上分出口头语体和书卷语体两大类，在第二层次上，则主要按交际领域划分为科技、艺术、事务、政论等语体。如王德春、陈瑞端认为：“语体首先分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其次，书卷语体再分为艺术语体和实用语体；再次实用语体可分为科学语体、事务语体、报道语体和政论语体。简而言之，我们实际接触到的语体只有谈话语体、艺术语体、科学语体、事务语体、报道语体、政论语体6种。”[2]43袁晖、李熙宗则在第一层次上将语体分为谈话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文艺语体、融合语体等6类。[15]
修辞、语体、语言风格性质上的差异，决定了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属不同的语言运用学科。学科的分立与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着眼点密切相关，三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基本的差异：修辞学研究修辞现象，包括规范修辞和艺术修辞现象，其着眼点是通过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谋篇，获得理想表达效果的规律。语体学的研究对象是语体现象，即同类语言环境下的言语表达的综合特点，着眼于从语言的实用功能角度，探讨运用语言表达手段，形成言语特点综合体的规律。语言风格学的研究对象是言语风格现象，着眼点是语言的美学功能，探寻运用风格手段达成言语气氛格调的规律。研究对象的差异，为学科的独立奠定了基石。研究对象和着眼点的不同，使得三门学科在研究的任务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修辞的任务是探讨修辞规律，研究内容重在探讨修辞目的、修辞语境、修辞手段、修辞效果等因素的相互关系。语体学的主要任务是探讨语体形成的规律，研究内容包括语境的类型化、语言功能、语体特征三者的关系。语言风格学研究风格创造和鉴赏，内容重在探讨言语主体、风格手段、言语的气氛格调之间的关系等等。
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分立为三门语言运用学科，对于各自的集中研究和独立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中国修辞学20世纪30年代和80-90年代的两个发展高峰，后峰较之前峰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对语体和语言风格研究渐成体系，语体学和语言风格学自修辞学脱颖而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语体学不仅出版了论文集《语体论》（1987）、《语体与文体》（2000）、《语体风格研究和语言运用》（2013），还出版了概论性的著作，如王德春《语体略论》（1987），王德春、陈瑞端《语体学》（2000），袁晖、李熙宗《汉语语体概论》（2005），单个语体的研究也走向深入，出版了林兴仁的《广播的语言艺术》（1994），高歌东《广播语体修辞学》（2005），赵雪、路越《新媒体语言探索》（2013）；潘庆云的《法律语体探索》（1991），潘庆云《跨世纪的中国法律语言》（1997），孙懿华、周广然《法律语言学》（1997），王洁《法律语言研究》（1999），吴伟平《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2002），刘傃贞《判词语体论》（2009）等。外语学界也有一批语体学著作问世，如秦秀白《文体学概论》（1986）、程雨民《英语语体学》（1989）、裴文《现代英语语体学》（2000）等。语体作为一种类型化语境下语言功能变体的定性，给语法、词汇、韵律、语用、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语言结构要素的语体限制描写和解释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促进了语言描写研究的深化。
第二，是将交融语体纳入了分类体系。黎著1989的体系即提出了交融语体的概念，并在之后的分类系统中，保持了这一范畴的独立性。所不同的是，交融语体的下位分体划分，几个体系有所差别，从最早的文学政论体、文学科学体，[3]33再到文学性应用体、文学性政治体、文学性科学体，[4][16]到最新的文学科技体、演讲语体、广告语体、网络语体、广播语体。[17]29以划分标准的单一性而论，文学性应用、政治、科学的三分法逻辑性相对较强。再就是，交融语体在前三个体系中，都置于书卷语体之下，到2000年的新体系，则将之升级到第一层次，与谈话和书卷并立。这是注意到了语体交融不仅存在于书卷语体中的领域语体交融，口头语体之间，以及口、书之间亦有交融现象。
当然，学科的分合对人类认识的发展，对学术研究本身并不是一个本质性问题。分合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工作范围的划分、学术资源分配的问题。以问题导向、问题解决、认识发展和人类知识增长的角度看，理论和方法都具有相通性。解决问题是根本，学科的分合以是否有利于解决问题、促进认识发展为宜，并不需要太过纠结。
四、关于语体分类
语体的分类是语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探讨过分类的科学性、分类原则、分类标准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分类体系。如：唐松波分语体为日常生活语体、社会实用语体、文艺语体3大类。[6]郑远汉分科学体、艺术体、谈话体3类。[7]叶景烈从交际方式和交际领域切入，前者有口头语体、书面语体2类，后者分日常谈话语体、公文事务语体、宣传鼓动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5类。[8]吴士文将口语与书面语揉合，分政治语体、司法语体、财贸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日常生活语体。每一种语体都可以有“口头分语体”和“书面分语体”。[9]潘庆云将语体分为：日常生活语体、学术语体、行政语体、法律语体、新闻语体、商业语体、外交事务语体、艺术语体。[10]王维成分9类：日常交际语体、官方事务语体、时评政论语体、新闻报道语体、法律诉讼语体、科学技术语体、文学艺术语体、字典辞书语体、史传记实语体。[11]郑颐寿基于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分语体为口语、电语、书语3类。[12]戴婉莹则将思维类型和表达方式相对应，分口语语体为思索型、随意型、偶发型语体3类。[13]邓骏捷认为现代汉语语体应分基本语体和专业语体两大类，后者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可细分为法律语体、广告语体、新闻语体、科学语体、宗教语体、政治语体、商业语体、艺术语体。[14]
笔者认为，基于降低刑法起刑点推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可以彻底改变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与观念，从而切实提高我国的法治化发展水平。
修辞、语体、语言风格是性质有别的言语现象，其差异性主要在以下方面：其一，三者的构成因素，即制约因素和物质材料因素有差异。在制约因素方面，修辞重具体的主、客观言语环境，语体重客观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风格的制导因素是个人的主观因素和客观的交际环境。在物质材料上，修辞可利用一切语言和非语言的物质材料；语体则主要调动具有实用功能，即语体色彩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语言风格则主要使用具有审美功能，即风格色彩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其二，修辞、语体、风格不是同一平面的言语现象，修辞是处于语言运用第一层面的言语现象，语体是在修辞基础上第二层面的言语现象，风格是语体之上最高层面的言语现象。语体风格是语体的表现风格，是特定语体所具有的言语的气氛格调。语体风格属于风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语体不能与语体风格划等号。[4]78-79
采用基于非关联流动法则与M-C准则精确匹配的DP5准则，在饱和土的DP5模型中引入基质吸力分量与总黏聚力公式(4)，可得到用于分析非饱和土的力学特性的DP5模型关系式：
黎运汉先生在多部著作中论述过语体的分类，先后提出过4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分类系统。如《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1989）首先将语体分为口语语体和书卷语体两大类；口语语体再分日常谈话体、演讲体、实况广播体，书卷语体分应用语体、科学语体、文学语体、政论语体、交融语体。[3]36《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1994）第一层次分口语语体、书卷语体、电信语体三类；口语语体分谈话语体、讨论语体、论辩语体、演讲语体，书卷语体下分应用语体、科学语体、文学语体、交融语体，电信语体分电话交谈体、现场实况广播语体、热线对话语体、播送语体。[4]84《汉语风格学》（2000）第一层分口头语体、书卷语体；口头语体再分谈话语体、论辩语体、演讲语体，书卷语体下分应用语体、科学语体、文学语体、政论语体、交融语体。[16]53《汉语语体修辞》（2009）第一层次分谈话语体、书卷语体、交融语体，谈话语体再分庄重谈话体、商洽谈话体、随意谈话体、亲密谈话体，书卷语体分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学语体、新闻报道语体，交融语体分文学科技语体、演讲语体、广告语体、网络语体、广播语体。[17]29
黎先生的分类系统，较之其他分类有共性，也有特色。共性一是在第一层次，基本沿用了以传播方式划分的体系，区分口头和书卷语体两大类，其中随着大众传播的兴盛，吸收了郑颐寿“电语”的概念，在1994的分类中第一层次增加了“电信语体”，并进行了下位划分，但之后的新著并未承续“口”“书”“电”三分的立场。第二，书卷语体的划分，虽名称略有变化，基本上采纳了较为通行的领域语体划分格局，以应用语体、科学语体、文学语体、政论语体为核心。黎著有特色的分类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颈动脉及下肢动脉不稳定斑块发生率与AHI呈正相关，OSAHS与动脉硬化、血压、血糖等数据呈正相关，严重的OSAHS患者更易出现高血压、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颈动脉以及下肢动脉硬化等症状[32-33]。另外，有研究证实睡眠呼吸暂停与周围动脉疾病（PAD）发病率之间密切相关，并且两者的相关性还受到种族差异影响，Nagayoshi等[34]在评价了1844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严重程度后发现，其与PAD的相关性在黑人中显著增高。
与单桩基础相比，多桩基础的嵌岩施工难度相对较小，且目前已有一些应用，如高桩承台基础嵌岩、导管架基础嵌岩等。多桩基础嵌岩的工艺如图4所示。首先，将钢护筒打至强风化岩层的层底位置；其次，在钢护筒内下钻机，缩孔打至设计底标高处；再次，将钻机取出并下放钢筋笼，钢筋笼的高度应由设计计算得出；最后，在桩内进行灌浆，并将钢护筒拔出。
一是口语语体的第二层次划分，较为系统。以口头自然语言形式产生的话语，黎著最早划分为日常谈话、演讲、实况广播三个分体。[3]33其中实况广播尚不足以与谈话、演讲语体三足鼎立，主要是1980年代中后期，体育实况转播以其新颖性受到全民追捧，特别是女排比赛实况转播盛极一时，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众传播现象。之后，口头语体调整为谈话、讨论、论辩、演讲，再调整为谈话、论辩、演讲，最新的分类则以谈话语体与书卷语体对立，将谈话体划分为庄重、商洽、随意、亲密四体。尽管名称和分类在变动之中，总的优点是，口头语体的下位划分周延性得到了加强。如果再观察其第三层次的划分，这种周延性则更加突出。
语言风格学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在高名凯的倡导下，与官方对文风问题的重视相呼应，曾经受到我国语言学界的重视。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涌现了多部专著，如程祥徽《语言风格初探》（1985）、张德明《语言风格学》（1989）、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1990）、郑远汉《言语风格学》（1990）、王焕运《汉语风格简论》（1993）、郑荣馨《语言表现风格论》（1999），李大勤、王德福、张成福还翻译了N.E.恩克韦斯特的《语言风格学》（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2）。甚至在计算机还不是很普及，靠手工统计的情况下，发表过一些计算风格学的成果。[5]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随着一批学者的退休，语言风格学研究逐渐归于沉寂。近年来，语料库和计算语言学发展迅速，这为语言风格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但不管是专著还是论文，都已经很少有成果面世，语言风格研究已鲜有人问津。
语体交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说明了语言社会功能变体的过渡性和连续性。语体交融可以存在于同一层次的两种语体间，也可存在于跨层之间。用交融的观点去描写语体，有助于我们认识语体的性质，如四大书卷语体之中的政论语体，它就有科学语体（社科）与文学语体的双重特征。性质上实属交融语体。但是，在语体分类中，交融语体是否适合作为独立的语体类型看待，如果作为类型看待，该定位在分类系统中的何处，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五、语体理论的社会应用
黎先生的语言研究，一直以来都重视语言本体基础上的应用研究。在语体领域，一方面致力探讨语体的性质、成因、分类等理论问题，描写各类语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侧重于语体的社会应用研究。一般语体修辞和单个语体的语言运用是其应用研究的主要表现。
李小树很愕然的样子，他瞪大眼睛盯着我说：“怎么可以说艺术与女人是两码事情呢？我认为女人本身就是艺术品，只要你懂得去欣赏她，才能品出她的滋味。”
一般语体修辞研究，就是结合各类语体，进行修辞实践的研究和指导，可以称为语体实用修辞研究。黎先生指出：“研究语体学，概括出各种不同语体在语言运用上的要求和特点，可以指导人们依据不同语体的要求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手段，做到适切得体，掌握语体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对于领会、欣赏、分析、评论具体的言语作品，体察其遣词造句的妙处，也具有重要的作用。”[3]1上世纪80年代末，黎先生就组织力量编写了《现代汉语语体修辞学》，这是学界较早的语体修辞研究体系化的成果。2009年，黎先生又和弟子盛永生合作，出版了《汉语语体修辞》专著。按照题旨情境论的修辞基本原理，特定的具体情境中的修辞得体性，以及类型化语境下的修辞得体性，是修辞人际互动所追求的目标。黎先生一般语体修辞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各类语体的功能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语音、词汇、句式、辞格、篇章上的修辞要求、修辞特点。这类修辞研究，重点在第二层次语体类型的修辞研究，此外还深入到了主要语体的第三层次分支，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同时，黎著还指出了各类语体的语言风格特点，从而打通了修辞、语体、语言风格三个层面的语言运用研究。
单个语体的修辞研究，黎先生抓住了社会语用的热点，因应改革开发的时代大潮，重点进行了公共关系领域和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出版了《公关语言学》[18]和《商业语言》[19]《商务语言教程》[20]等著作。
公共关系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组织形象的构建、维护，危机处理中组织形象的修复或重构，主要靠沟通，而沟通的方式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同时，现代公关传播又借助种种非语言的传播手段，与语言传播构成多模态的沟通模式。公共关系领域的语言运用，因其功能的特殊性和典型性，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言语体式”，具有语体性质。早在1990年，黎先生就建构了公关语言学的体系，主编了《公关语言学》教材，除了探讨公关语言的性质、功用、语用原则等理论问题之外，重点研究了公关口头表达和书面语表达艺术，细致划分了公关口语和书面语表达的类别，并对每个类别进行了极富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言语艺术的描述，这不仅深化了口语、书面语下位分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表达艺术角度，将语体特征描写的成果转化为修辞实践的指导，应用于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公关语言学》成为大学诸多应用型专业的选用教材。自1990年出版以来，第五版即将面世。该书深受读者欢迎，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进入新世纪，商业语言成为黎先生语体研究面向社会应用的一项重要课题。2005年，他和弟子李军合著的《商业语言》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黎先生又独立撰写了《商务语言教程》，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教程将商业领域语体描写的成果实用化，在商务语言性质、功用、语用基本原则、语言特点研究的基础上，对营销、酒店、旅游、经理、谈判等典型的商务口语，以及品名、商业楹联、广告、商务文书等典型的商务书面语进行了研究，既描写特征，又进行实用化教学研究，也是语体由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和实用研究的代表。黎先生的商务语言研究及其教程编写，初衷是服务于国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和指导社会人士的商务语言应用。近年来，随着汉语国际教育走向深入和精细化，汉语非母语学习者的商务汉语教学成为热点，商务汉语的研究和商务汉语教材的编写、商务汉语词典的编撰都迫切需要商务语体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的语言学界，能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的成果委实不多。黎先生的专著，是少有的且较早的系统研究成果，成为对外商务汉语教材编写和词典编撰的重要参考。
两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上路了，我骑车跟在后面，就见眼前一股股黑烟飘进了夜的深处。我落在了后面，出村后停下来回望了一下柳家营的灯光，就觉得这里是一个神秘的村落。
黎先生认为：语体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对于语文教学也有着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教师从语体的角度去具体分析、指导语言运用问题，提高语文教学的水平。[3]1公关语言和商务语言的研究及其教材编写，正是语体实用研究的范例，其社会效益十分明显。科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用研究三种形态。黎先生的语言研究兼顾这三方面，既有理论模式的创新，也特别倾心于理论研究向应用和实用研究的转化，体现了学者的社会责任。黎先生这一研究特色，正是其青年时代报效国家的初心使然，也发挥了先生大学时期专业背景的优势。数十载潜心教书育人，面向社会实际开展专业研究，老师的敬业精神、理论探新与社会应用研究并重的学术风格，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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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ts Social Application——A Study on the Genres by Prof.Li Yunhan
ZENG Yi-pi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 Yunhan has been engaged in linguistics research for 60 years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rhetoric, language stylistics and stylistics.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e genre theory are: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gen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G and internal factors; advocating the separation of genre, linguistic style and rhetoric as independent subjects; propos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yle of oral, written language,and telecommunications.The system, and the subordinate types divided into more gradual divisions, and the blending style is included in the stylistic system.His applied research of genre theory is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rhetoric of different styles, two variants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business language.
Key words: Li Yunhan;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genre; rhetoric of different genres; language variant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business Chinese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9)02-082-07
收稿日期： 2018-12-01
作者简介： 曾毅平（1963-），男，江西石城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修辞学、方言学。
责任编辑：温昌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