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党论文,关系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5年春召开的善后会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次令人瞩目的会议。各派政治及军事势力暂时止息干戈，汇聚一堂，就直奉战争的善后及国家的恢复重建问题，尝试以和平会议的方式，谋求政治解决。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孙中山，虽然最终因为未能弥合与皖段奉张的分歧，仅仅走到会议门槛外便驻足却步，国民党甚至还发起了抵制善后会议的运动，但孙中山能够应邀北上这件事本身，便已提示了会议的重要性。对于这次会议，学术界颇为重视。然而过去学者大多从南方国民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角度去予以认知。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的关系问题上，则单纯强调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的抵制。甚至编纂北洋时期历史资料的学者，也大多本着这种认知决定材料的取舍。其实国民党最初并无明显的抑制善后会议的动机，只是在善后会议的名目及人员构成上与段祺瑞存在一些分歧。且国民党和段祺瑞都为弥合分歧作了一定的让步。后来双方关系破裂，既可归因于思想主张上彼此难以完全认同，也与利益分配上不能相互兼顾有关，而后一因素尤为重要。然而，以往的研究仅仅强调前者，对后者却缄口不言。另外，即便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不出席善后会议的情况下，由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有为数众多的国民党人参与了善后会议，而这一点也被以往的研究者忽略了。如此“重建”的历史自难让人看出事情的全貌。本文拟依据史料，将国民党与善后会议的关系重新作一番厘清。
（一）
直奉战争开始不久，孙中山即起兵讨伐直系，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这表明此时国民党走的仍然是“武力统一”的路线。但是，要以武力达到所标举的革命目的殊非易事，由于军事力量较为薄弱，成败利钝难以逆料。加之广东根据地尚不巩固，商团的敌对态度，陈炯明的反目为仇，使国民党时有萧墙之虞、后顾之忧。国民党所处的这种艰难境地，使之在实施武装革命手段的同时，也具有以和平方式谋求统一的可能性。
对于段祺瑞政府拟议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党的反应十分复杂且几经变化，并非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皖段的对立方面。据《许世英传略》记载，1924年，当反直三角同盟酝酿倒曹之初，段祺瑞曾密派许世英南下赴粤，在韶关惕园谒见孙中山，提出“先开善后会议，继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父嘉公（许世英）忠恳，欣纳其言，谓如芝泉朝有电来，夕即北上。”黄伯度《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一文中有许氏“秉承国父指示，对韶关晤谈约定之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竭力规划，务求实现”一语，表明孙、许当初确曾谈及善后会议，且已取得共识，亦表明孙中山最初是赞成善后会议的。（注：黄伯度：《许世英先生纪念集·传略》、《笃行实践的许静仁夫子》；商会衡：《许世英书生本色》，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9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年版，第2、252、284页。）故当冯玉祥于北京政变后通电主和，邀请段、孙“入京主政”时，孙中山很快表示“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注：《致冯玉祥等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第252页。）。对于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 孙岳等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孙中山虽未必能欣然接受，但其正式的表态则为：“现在除合肥外，实无第二者可当此任，今后可全委诸合肥办理。”（注：《与张作霖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51页。 孙中山北上途中经过日本，谈及国内形势时亦称：“至于目下之北京政府，段祺瑞既出任执政，其资格良宜。予舍推崇之外，别无他存见也。”见1924年12月5日北京《晨报》。）而段祺瑞对孙中山北上也寄予很高期望， 在天津会议上，曾明确做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第10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的表态。 可见尽管存在着潜在矛盾（注：在启程北上之初，孙已经意识到，自己到北京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见《孙中山先生由上海过日本之言论》，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版，第90页，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69页。），双方最初的合作态势依然良好。
孙中山决定北上之后，于11月19日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注：《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4—298页。），并就代表人选提出了具体意见。孙中山此时不提善后会议，意味着对于韶关之约，国民党已单方面作了改动。
11月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随即依“马”电之承诺，着手善后会议的筹备工作，任命许世英担任善后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并谕令临时法制院院长姚震草拟《善后会议条例》。法制院很快拟出草本，内容凡13条，除规定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宗旨”，期以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外，还对善后会议的会期、议长选举等相关程序做出了规定，但未理会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发表的政见。
《北上宣言》的发表和《善后会议条例》的拟订，使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开始凸显。这种分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议的“名目”，即究竟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二是会议的人员构成，即会议究竟是以“实力派”为主还是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
在会议名目问题上，段祺瑞坚持冠以“善后会议”之称。依其设想，善后会议可兼顾直奉战争的军事及财政的后续事项处理和国民会议的组织筹备两方面，其职能范围应较单纯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宽泛。然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段氏主张以国民会议“治本”，那么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为之作准备即可，没有召开善后会议的必要。在会议的人员构成上，段祺瑞政府偏重于实力派的参与。《善后会议条例》对会员资格作了如下规定：“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而国民党方面则偏重于“人民团体”代表，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曹吴各军及政党九方面的代表组成。
尽管双方的主张存在一定差异，但由于尚未看到《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不清楚段祺瑞究竟将如何筹划善后会议，国民党方面最初只是正面阐述自己的国民会议主张，未对善后会议提出批评意见。
12月10日，段祺瑞派人将《善后会议条例》草案送交孙中山参酌，孙未表态。18日，许世英、叶恭绰等谒见孙中山，征询其意见，孙仅仅对段政府“外崇国信，尊重条约”的外交保证表示不满，亦未对善后会议提出异议。（注：《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00—501页。）同日阅李烈钧带来的《善后会议条例》草案，做出暂缓入京的决定，但对条例内容也未置可否。（注：1924年12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本文所引上海《民国日报》消息均转引自该书。）
孙中山既已应邀北上“共商国是”，此时却对《善后会议条例》草案三缄其口，且继续留驻天津，引起众多猜疑。国民党方面的解释是孙身体抱恙，痼疾复发。但这只能解释何以孙中山迟迟不入京，却不能解释孙为什么不就《善后会议条例》草案表态，因当时孙的身体状况还未恶化到不能表态的地步。（注：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就盛传孙中山在身体抱恙的同时，还患有“政治病”，即称病以表示对段祺瑞“径将一切国是按己意安排”的不满。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 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内部发行），第374页。）从情势上分析， 孙未就《善后会议条例》及时发表意见，可能是因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一时难以统一认识所致，也可能是碍于韶关之约而不便公开提出异议。不管其原因如何，后果都一样，它使国民党丧失了表白自己政治立场的最好时机。富于政治经验的段祺瑞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于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随后又通电全国，宣布于次年2月1日正式召集善后会议，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国民党发现自己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局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敬告国民书》，说明解决国是须以人民团体广泛参与之预备会议为前提，用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随侍孙中山的在津国民党要员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张继等11人亦召集会议，做出“一切善后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必要另行召集善后会议”之决议。（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91页。）12月26（寝）日，国民党通电反对段政府在京召集善后会议，表现出与段祺瑞政府分道扬镳的倾向。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社会舆论更多的是站在同情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立场上。在段祺瑞筹备善后会议期间，各地成立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大多支持孙中山的主张，这对段祺瑞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国民党的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心理，也符合“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但却没有注意辨析两种会议的不同性质，也较少考虑政治操作中的可行性问题。
北京律师公会会长、法律专家陈炳堃当时就发表通电，认为站在国民会议的立场批评善后会议，系未辨两种会议的性质所致。（注：《陈炳堃解释善后会议之通电》，1925年1月14 日天津《大公报》。）从会议的性质上分析，国民会议主要解决制定宪法等有关国家根本建设的问题，有类美国的费城会议，具有“立法会议”的性质。而善后会议主要解决时局纠纷及直奉战争之后国家所面临的军事、财政等善后问题，具有“行政会议”的性质。借用《大公报》当时一篇评论的话来说，“善后会议从事实上谋收束，国民会议从法制上以图创造”（注：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1925年1月10日天津《大公报》。）。两个会议性质互不相同，所欲解决的问题各有侧重，因而并不一定构成对立排斥关系。
还有人从政治操作的角度对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虽然国人已经认识到了国家混乱的现实与军阀政治的关系，但在军阀未被彻底“打倒”之前，欲将其撇开，而以“人民团体”为主召开会议，解决国是，未必现实可行。当时《大公报》一篇署名文章就曾指出，若不屈就现实，先召开以实力派为主的善后会议，使实力派之间达成妥协，“岂国民会议以一纸决议，遂能强某某军阀裁兵若干万乎？遂能令某某各省不得截留中央款项乎？……遂能举军民分治之实乎？……遂能期废督裁兵之效乎？”（注：春木：《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1925年1月 10日天津《大公报》。）
段祺瑞政府对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的原因曾做出与上引《大公报》评论类似的解释。当国民党通电反对善后会议之后，段政府方面复以孙中山缄默为由，将双方立场未能协调的原因归咎于国民党。当时，段祺瑞曾紧急召集许世英、林长民、汤漪、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商量对策。会后汤、梁等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了以下意见：其一，善后会议条例未公布前一旬，段执政曾先后命李烈钧、许世英、叶恭绰赴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彼时中山虽无赞成之表示，但亦无反对之表示，可见中山彼时实曾默认善后会议之条例，中山彼时既默认之，则此时实无提议修改条例之余地”；其二，国民党称段祺瑞派人送呈《善后会议条例》供斟酌时，孙中山因病不能考虑，故未发表意见，“然中山彼时对于李烈钧回赣一事，既能有所主张，则可见中山彼时尚能考虑，且确已加以考虑者”；其三，善后会议筹备多日，“已成将熟之饭”，断难另起炉灶，修改条例，将国民党所主张的九法团代表同时纳为组织成员。因此，段政府方面认为，若中山不能谅解，对善后会议固然是一种遗憾，“而责任固不全在政府也”。（注：《北京通信·善后会议与孙中山》，1925年1月28日《申报》。）段政府方面的强硬态度， 当然无助于分歧的化解，争论很快陷入僵局。
（二）
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的分歧，就国民党方面反复强调会议应当具有社会团体参与系本于民国应当“主权在民”而言，可以说具有某种“主义”之争的色彩。过去学者在解析这一问题时，也都强调了这一点。这应当是有眼力的。在不具备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以“主义”来邀结民心，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该党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宣传。（注：C.Martin Wilbur,“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1922—1937”,in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8),Vol.1,p.221.）
但是，如果仅仅从思想政治主张异同的角度去诠释国民党与北方实力派就善后会议所发生的争执，对于问题的研究将停留在表浅的层面。事实上，在围绕善后会议的不同“主义”之争背后，还存在着十分尖锐但表现形式却异常隐曲的利益之争。对于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利益，国民党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其对“主义”的重视。当时的一些揣测，有堪记录以备参考者：
或谓段本自待不菲，安福系又欲大有为于将来，因中山在民众方面之势力不可侮，恐国民会议召集之日，即中山被推为总统而率其党员占领政治舞台之日，故殊不欲见国民会议之开幕……至于反侧（民党方面），则亦有其计划。一则以段乃一军阀之领袖，在民众方面全无潜势力之可言。故国民会议之列席者资格愈泛，国民会议之任务愈重，则民党在会议席上即可愈得势。而未来之组织政府者，亦除却国民党而莫属。因之对于本问题，乃不惜力持到底，以博全国之同情，为将来挟国民作后盾，以组织民党政府之计。故双方目下之所争，质言之，乃争组织未来之政府耳。（注：《北京通信·段孙意见不同之点》，1925年1月6日《申报》。）
说孙想当总统，未必符合事实。但从当时反直各方领袖的地位与政治影响来看，孙中山应当是最有资格在倒曹之后出任总统的人选之一。奉张虽于推倒曹吴建有“武功”，且最具实力，但只是一介武夫，缺乏政治上的号召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虽直接控制北京，但政治影响最多不过等同奉张。且因数次“反戈”，在操守上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注：《冯玉祥辞职原因》，1924年11月13日《申报》。），不可能有总揽国家政治的奢望。黎元洪在反直军事行动中置身事外，虽有主张恢复“法统”的章太炎等捧场，但于善后事宜，亦基本无与。当时真正有资格与孙中山竞争总统的只有段祺瑞。段氏为“北洋三杰”之一，且有“再造共和”的声誉。如果曹、吴的倒台系中国政治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变革的结果，当然孙中山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如果仅仅是一次包括若干重要变化的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则段祺瑞出而执政应当是适得其选。
从当时中国的政治语境来看，尽管曾有人将北京政治的变化称为一次“革命”，尽管段祺瑞多次主张要废“法统”，赤地新立，但曹吴倒后中国政治的变化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判断很快就成了不可移易的事实。当时，中国的政治统治已经严重失序，呈现出“五代”式的分裂局面， 寻求和平统一成为中国政治的最大急务。 （注：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ld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No.3(1975),pp.199—200.）由于中国政治未形成一切推倒重来的格局，北京政变之后的变化就只能是北洋军阀政治权力体系的重新“整合”。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局部动手术的方式，才可能将分散的各军阀派系暂时维系在一起，尤其是使已经退到长江、企图卷土重来的吴佩孚表态“拥护”中央，不至重启战端。在当时，能够膺此重任者，非段莫属。奉军将领何柱国曾分析说：“段以北洋元老的资格，对于北洋军阀，无论那一个，虽然都吸不住，却都罩得下。”（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8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这清楚地说明了段氏出山的原因。孙中山在段就执政之职后说，整理时局之人，“除段祺瑞氏而外，无适当人物”（注：1924年12月22日《广东七十二行商报》，见《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82页。），应为审时度势的表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没有领袖全国和为国民党谋求参与全国政权的深谋远虑。因为在天津会议上，段祺瑞只是被推举出任“临时执政”，并未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其职责也仅仅是“善后”而已，故其“马”电中有“（善后）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注：费保彦编：《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第23页。）之语。孙中山对段的承认，也仅限于出任“临时执政”。中华民国的合法统治者“总统”，按照多数国人认同的程序，应根据国民会议通过的总统选举法由国民选举产生。段祺瑞当然想在就任执政之后顺利地登上总统位置。他极力将善后会议开成实力派控制的会议，并企图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这应当是原因之一。但如果以国民党设想的程序召开国民会议并选举总统，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则更有可能当选。
国民党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可能的机会。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与各方联络工作的邓汉祥就曹、吴倒后究竟是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而邓汉祥的意见则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当时他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皖段。（注：详见季宇著《段祺瑞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页。 ）故倒直成功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不久，广东方面有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这次进京，“一定可以握大政权”（注：《各界欢送大元帅北上演说词》，1924年11月6 日《广州民国日报》。），并对此寄予很高期望。在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也曾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注：《国内专电》，1924年11月13日《申报》。）的建议。
孙中山自己此时的公开表态比较低调。针对他一定可以握“大政权”的说法，他表示说：“其实我并没有想到握大政权，就是他们要我办，我也是不能答应的。”（注：《各界欢送大元帅北上演说词》，1924年11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 ）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没有出任总统的想法。孙氏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注：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1页。）之语， 与段左右之人在天津会议上所提建议异辞同义，这似乎不能说是巧合。退一步说，即便孙中山没有为自己谋求总统位置的想法，作为国民党领袖，他也不能不为国民党的利益及前途设想。他之所以坚持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显然就是出于在政权问题上为国民党争一席之地的考虑。孙中山在善后会议开会前在巴达维亚来电上所作“国民党力量尚未足”、党员应努力“扩张势力”的批语（注：《国父批牍墨迹》，第215页， 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048页。），以及要求国民党上海各区分部委员“每人一年内须介绍党员一千人，否则不准再来见我”的训话（注：1924年12月2日《顺天时报》。）， 都反映出孙中山急于扩充党势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岂能不尽其所能为国民党争政权？
其实不独国民党欲争未来合法政府的控制权，皖段奉张亦无不争。争乃政治斗争中的正常现象，不争倒才不可思议。对国民党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争还是不争，而在如何去争才对自己有利。在“联俄”、“联共”（或称“容共”）的过程中，国民党已经积累了政党建设和民众动员的经验。（注：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 — 1928(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pp.5—6.）相对国内其他政党或社会团体而言，这是其优势，国民党当然会想方设法加以运用发挥。李剑农对此所作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他认为，说善后会议系以军阀实力派为主要成份，国民会议预备会则以公民团体为主要成份，这只看到了事物的表象。“骨子里面，中山是代表当时有严密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潜势力已经钻入各公民团体中，若依中山的组织，国民党用党团操纵的方法，这个会议便可由国民党宰制；执政政府的生命，托于实力派的军阀，对于各公民团体无深切的关怀，岂能容纳中山的主张？”（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60—661页。）李氏所言，应该是比较切近事理的。
国民党与段祺瑞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中央政权的组建上，在地方权力分配尤其是地盘划分问题上，双方同样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自段祺瑞入京主政之后，各实力派便开始争夺地盘，并形成“临时防区”之规定。奉张以实力控制了天津并将势力扩展到津浦铁路沿线，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京畿及京汉沿线。（注：《国内要闻·天津通信》，1924年11月30日《申报》。）对此，段政府分别给予了承认。孙中山作为倒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局促在广东一隅，难纾抱负，故继续挥师北伐，亟欲夺得江西。但是在北伐军进入江西时，段政府却致电孙中山，内有“南军师出无名”之语，请电令北伐各军停止攻赣，并任命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主持赣事。方素与国民党方面不协，曾四次发兵犯粤。孙中山对方受命督赣极为不满，在方本仁击退谭延闿所部北伐军，重新占据吉安之后，孙中山要求段任命李烈钧为江西省长，以抵制部分拒贿议员以方取代省长胡思义的企图，段未照允。孙旋命李烈钧回赣，与“赣中诸将”共同应付局面。是即当时举国关注的“江西地盘之争”。（注：《孙段电商赣局》，1924年12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日志》1924年12月27日条，见《东方杂志》第22卷第2期，1925年1月25日；《李烈钧即日入赣》，1924年12月21日北京《晨报》。）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要求李烈钧长赣受阻之后，国民党对段祺瑞政府及善后会议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段祺瑞与孙中山电商赣局是1924年12月17日的事。19日，孙中山即特派宣传员赴北方13省区宣传国民会议，表示出欲自行其是的政治倾向。20日，国民党党员接到不得在段政府下取得任何位置之训令。（注：于右任就曾遵命拒绝段祺瑞要其担任内政部长之请，详见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26日， 国民党首次发出反对段祺瑞在京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这一系列非常举措均在段、孙电商赣局之后一周内发生，其间的逻辑联系清晰可见。对此，当时有人分析说：
善后会议问题，只可谓为表面的，实则孙文方面最重要视之者，仍为江西地盘问题也。盖孙中山曾要求执政府任命李烈钧长赣，执政府方面对之以目下情形万难即允孙之要求。即执政府倘因孙之要求，即任命李烈钧长赣，势必遭方督之反对，且与方督有联络之陈炯明，亦必继起反对也。（注：《民党对执政府不满之内幕》，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5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今日学者虽不必完全赞同时人的这种见解，认为江西地盘问题是孙中山当时最为看重的国民党的实际利益，但至少可以认为，江西地盘之争是导致国民党与段政府关系紧张并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对善后会议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尽管善后会议遭到国民党的通电反对，段祺瑞政府仍然争取到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并最终造成了“全国实力派已十九与会”（注：《善后会议与国民党》，1925年2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局面。在多数实力派人物已决定参与善后会议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若为会员构成及江西问题与段政府僵持，结果对自己并不一定有利。而段政府方面则做出姿态，不将国民党的通电反对视为决裂的表示，再三邀请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野再次凸显。
黄郛（膺白）称：“随中山先生北来的同志，其时亦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里从来少有如此多的同志，亦从来未有如此多的龃龉。”（注：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244页。）张继、孙科与汪精卫等“积不相能”， “愤然去津南下”（注：《张继孙科南下之原因》，《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5册，第311页。），即国民党内出现裂痕的例证。而孙中山的病重不起又加速了国民党的分裂过程（注：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91.）。在是否出席善后会议问题上， 国民党内部众说纷纭：“反对参加者以此会与真正民意无涉，吾党不宜参与；主张参加者以必须加入后方可防止其包办国民会议，且对各省军事财政为报告之性质，亦有益。”（注：《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2109—2110页。）激进的左派人士主张对段、张不作让步，坚决抵制善后会议，而“温和派”则希望维持与段、张之关系，参与善后会议。孙中山的秘书黄昌谷在回忆此事时说：
当时最大的时局问题，就是本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因为善后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所以本党是否加入的态度，应该要赶早决定。为这个问题，有许多人和大元帅研究过，总是主张加入的多。（注：黄昌谷：《大元帅不北上患病逝世以来之详情》，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657—658页。）
黄昌谷所说的“总是主张加入的多”这一情况，在过去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其实不仅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加入善后会议，就连孙中山本人，对于段祺瑞亦不抱成见，“仍期贯彻段孙合作之旨”（注：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1925年1月7日《申报》。）。当其进京时，一些国民党人在欢迎队伍中散发传单，鼓动“打倒某某”，孙获悉后，立即训令国民党北京党部严加制止，称此番进京，对于段、张、冯均注重保持友谊，“若对于友军人物不能以诚恳之辞互相勉励，良非本党应取之态度”。（注：1924年12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后来其身边的激进派人士又以江西问题、善后会议条例及段承诺遵守条约三事，引为口实，“颇多劝中山南回，中山则不谓然”。（注：尧日：《曹园张园之新讯》，1925年1月7日《申报》。）孙科自京返粤后发表谈话，亦称其父坚持国是惟有通过“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解决，“段执政对此完全同意，并无异议”。至于善后会议，其父只是“因病体荏弱，不能活动参与”而已。（注：《特约路透电·孙科之谈话》，1925年1月11 日《申报》。）可见孙中山在善后会议上实有与段继续合作的倾向。过去人们所说在是否北上问题上孙中山的“力排众议”，通常被理解成在善后会议问题上孙与众多党人意见相迕，实际上是孙认为不必为其安全问题担心，故有“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危险；若以革命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注：《与党员同志的谈话》（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页。）的表示。
在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形势下，作为领袖的孙中山不能不做出最后的裁决。孙是讲求原则性但更加务实的政治家。“主义”使他坚持其政治原则，但党的利益的需要又使他对于“原则”的把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时论尝以“绝对不妥协，又不决裂”（注：罗敬：《北方最近之政情》，《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9日。）来概括孙中山的态度，但最终孙中山还是为了不“决裂”而作了一些“妥协”。1月17（筱）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会议， 但又提出了如下先决条件：
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中国历来会议，人民无过问之权，故无良结果；此次善后会议构成分子偏重实力派一方面，忽略民意代表，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文筹思再三，敢竭愚诚为执事告：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是，则文对于善后会议及《善后会议条例》，当表赞同。至于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让之于国民会议。（注：《孙中山筱电》，善后会议秘书处编：《善后会议公报》第1期，“公文·电三”，1925年2月。）
20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对孙的“筱电”作了详细解释。要旨有二：其一，国民会议的构成分子，应以士农工商为主，方可名副其实。故产生此国民会议之会议，不应均为军政界及执政府指派之人，至少须令少数法团代表参与其间。其二，无论整理军政或财政，皆与人民负担有关，既谋解决人民负担，即不可不征求人民之意见。“质言之，即谓欲中山赞成善后会议，则必先修正善后会议条例”。（注：《北京通信·善后会议与孙中山》，1925年1月28日《申报》。）
国民党的上述表示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因为尽管该党要求加入人民团体代表，却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因而即便获得采纳，也未必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政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决定的要求，则主要是为了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遭受打击而已。（注：《我的回忆》第1册，第380页。）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当时《申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说：“筱电所言，将预备会议与国民会议冶为一炉，实已迁就段氏，表示让步。在数十日（年？）笃信所抱主义之中山，向无所谓迁就者，今已有破觚为圆之意”，洵属难得。（注：《国内要闻·段侧对中山筱电之办法》，1925年1月31 日《申报》。）
段祺瑞在接到孙中山“筱电”后，连日召开会议，筹商办法。但此时执政府内也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以许世英为代表，为“调停派”，“绝对不欲段孙破裂”，主张部分采纳孙中山的意见，将各省垣教育会、农会、商会等“法定团体”的会长吸纳入会，而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因尚未成为法定社团，暂不纳入。另一派以林长民、汤漪为代表， 力持异议， 认为这样做，会使加入善后会议的法团代表人数多达130余人，占全部与会人数之半。 这与善后会议偏重实力派以维持局面的做法颇形凿枘，势必引起“对于现在组织尚嫌人多”的奉张的反对。（注：《国内要闻·段侧对中山筱电之办法》，1925年1月31 日《申报》。）由于两派的背后分别有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支持，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采取疏通国民党人士、寻求共同让步的办法。
在与国民党人士的晤谈中，许世英听取了汪精卫的陈述，发现并无转圜余地，遂将该党的意见报告段，“请容纳孙意”（注：《善后会议增添会员问题》，1925年1月21日《顺天时报》。）。21日上午， 段祺瑞与许世英召集林长民、章士钊、屈映光、龚心湛、梁鸿志等开会，确定了“中山既有明白之表示，自不能不予以尊重；但中山之意见，固须尊重，而执政府之威信，亦必须保全”（注：《北京通信·善后会议与孙中山》，1925年1月28日《申报》。）的原则，并在激烈争论之后， 最终采纲了许世英的折衷调和处理办法（注：当晚，记者采访许世英，问及执政府会议是否决定采纳中山意见，许答曰：“本日在执政府会议，对于中山之建议，大多数主张为相当之容纳”，并详述了容纳方法。见《许世英关于善后会议之谈话》，1925年1月31日《申报》。）。 29日，段祺瑞复电孙中山，正式表达了21日会议的意见。段在解释了不便修改条例、延缓会期的原因之后，允聘各省及特别行政区议会、教育会、总商会、省农会四会长以及京津沪汉四大商埠商会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其职权为“按照条例，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注：《段祺瑞复孙中山之艳电》，《善后会议史》，第30—31页。）同日，段政府通电各省区四法团， 请迅速赴京与会； 30日，下令于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善后会议开幕之后，法团代表的“表决权”问题，也以替补缺席会员的方式，部分地（或象征性地）得到了解决。（注：《各法团代表之暗潮》，1925年4月14 日北京《晨报》。）过去学者多认为以“四法团”来代替“九法团”，是对国民党要求的敷衍。其实如果考虑到政府派内部的严重分歧，段祺瑞能做到这一步，已相当的不容易。
段祺瑞政府方面做出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善后会议的社会基础，用当时汇丰银行主席的话来说，这次会议“根据较从前所有之会议广大”（注：《汇丰主席论中国事》，1925年2月23日《申报》。 ）。但条例文本未改，允添四法团代表为专门委员与孙中山九法团代表作为正式会员的要求尚存在距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段未接受所提出的先决条件，遂于30日发表宣言，命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注：1925年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2月10日，国民党再次发出通电， 主张由人民团体构成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之时局，反对以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并号召人民团体自己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注：《国民党正式否认善后会议》，1925年2月11日北京《晨报》。 ）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完全否定了善后会议，孙、段合作至此结束。
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并未消除。后来，一部分“急欲接近政权”的国民党人仍然参加了善后会议。从有关善后会议的报道来看，实际出席者计有彭养光、冯自由、马君武、石青阳，以及熊克武的代表张铮、樊锺秀的代表唐瑞铜、杨希闵的代表卢启泰、范石生的代表邓之诚、胡思舜的代表李岳渊等9人。（注：《国民党与善后会议》，1925年2月3 日天津《大公报》；《善会预备会开会纪》，1925年2月10 日天津《大公报》；《国民党决定出席善后会议》，1925年2月11日《顺天时报》。 ）黄郛称：“国民党议决该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实则温和派之不遵命而依然出席者，固大有人在也。”（注：见《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29页。）所言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以往学者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事实，让人难以看出事情之“全豹”。
就段祺瑞方面而言，尽管遭到国民党的抵制，但多数地方实力派的表态仍差强人意。到会议开幕前夕，各方所派或允派之代表已达130 余人。在全部拟聘会员中，段最为看重、认为最不可少的有7人， 即代表国民党的孙中山，代表镇威军的张作霖，代表国民军的冯玉祥，代表西南联治派的唐继尧，代表旧直系的萧耀南，代表政学系的岑春煊以及代表研究系的染启超。 （注：《国内要闻·善后会议之人的问题》， 1925年2月5日《申报》。）在这7人中， 梁启超拒绝与会系已宣布脱离政治之缘故，并非故意与段为难，故于段氏方面并无影响。唐继尧虽曾表示不满，但因其欲“平分政权”（注：罗敬：《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见《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故仍然允派代表。岑春煊虽不主动，但亦能“消极赞成”。而且，“关于人的问题者，中山虽决计不加入，各方面虽亦未表示十分热烈之欢迎，而在目下，亦并无一人欲出积极之手段，以破坏之”。这说明时人虽颇怀疑会议的最终结果，但抱尝试而“乐观阙成”心理的人确实为数不少。（注：《国内要闻二·北京通信》，1925年1月10日《申报》。 ）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终于可以抛开国民党，自行其是，按照预定计划召开善后会议了。
综上所述，国民党对于善后会议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其始为允，而后为争，最终为拒，且左右两派颇有差异。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态度，可以用“欲迎还拒”加以概括，并不像以往研究者描述的那样只有排斥抵拒。
国民党之所以对善后会议表现出“欲迎还拒”的姿态，与其自身力量薄弱有关。当时，孙中山虽然号称以两广作为革命基地，实则号令不出广州，处境极为艰难。1925年春，李宗仁前往广州鼓动国民党北伐，结果发现“广州党政军各首脑部都像‘泥马渡江，自身难保’，何能奢言北伐？”（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国民党虽然力量弱小， 但却具有澄清天下、统一国家民族、将三民主义政治理想付诸实施的恢宏气势与抱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因其势单力薄，故不得不寻求与皖段奉张的合作以共同反直；因有共同反直之举，故不得不共谋善后；也正因为势单力薄，在国内政治力量组成的权力天平上自己一方分量有限，致使有奉张支持的段祺瑞在安排设计未来的国家政治时得以更多地为本集团考虑。然而国民党的远大抱负又决定了它不甘心接受段祺瑞政府做出的政治安排，于是引发了双方在善后会议问题上的尖锐冲突。
由于段祺瑞当时并无实力，故国民党与段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国民党与奉张冲突的外化。在反直三角同盟中，奉张系“执牛耳”的一方，直系倒后，更一跃成为最大的实力派。张氏对孙初无成见，在与段、冯会晤时曾提出“推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专理政务；拥段祺瑞为大元帅，专理军事”的建议。（注：《东报纪中国政局之将来》，1924年11月27日《申报》。）但后来态度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孙中山在北上到达天津之后，曾拜访张作霖，当孙感谢张氏历年的帮助时，张表示“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注：叶恭绰：《我参加孙中山先生大本营之回忆》，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13页。）， 已经流露出对孙中山的不满。说孙中山主张共产，系看到孙主张联俄、联共而产生的推测，是对孙思想政治主张的误解。（注：孙中山在次日出席黎元洪的招待午宴与张谈话时，对张明确表示：“本人主张五权宪法，当提出国民会议公决。予非赞成共产主义，予乃社会政策正所以引共产主义者入于正途。”观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共产”的真实态度。引文见1924年12月8 日《申报》。）而张一旦偏向段祺瑞，孙中山与段祺瑞在善后会议期间为控制中央及地方政权所作斗争便已提前有了结局，难以更改。
但是从国民革命的历史结局来看，孙中山未获得这方面的成功或许并非坏事，因为即便获得成功，至多也只能造成某种类似“共主”的政治格局。由于不能利益与共，冲突迟早会发生，分手也势在必然。如是，则前此为“打倒军阀”所作的一切努力又将前功尽弃，而国民党也很难完全弃置“联络军阀打军阀”的斗争方式，走出一条独立的“武装革命”道路。正如张国焘分析的那样，孙、段决裂后，对国民党方面来说，“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注：《我的回忆》第1册，第381页。）。国民党获得“只此一途”的认知，对于国民党的命运前途关系极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党在善后会议问题上与段祺瑞政府竞争中央及地方政权斗争的失败，倒真正成了后来国民革命的“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