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学名篇汲取历史启悟——一篇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史学论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名篇论文,旺盛论文,生命力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又轮到甲申年。60年前，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为纪念明朝灭亡和李自成起义失败的第六个甲申年，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然而，60年过去了，这篇长不过1.6万多字的史论并没有失去它的影响，不仅常被人们提起，而且仍被人们集会纪念。这种景象在史学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的。是什么原因促使它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这篇史论适应了中国共产党防骄拒腐的需要，为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教材。郭老在文章中总结了李自成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深刻教训，道出了争取执政或已经执政的政治力量要想取得政权和长久执政就必须防止骄傲和腐化的铁律。文章指出：“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正是这一分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不仅马上指示有关部门把这篇论文列入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而且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时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文的联合通知中也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注：转引自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14章《白果树下的伏尔加河畔》，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以后，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致郭老的信中又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显然，郭老的这篇史论给正在思考我们党在胜利面前如何保持旺盛斗志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大预备会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今后胜利了，党内可能因为胜利而使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得以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他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再次提到了李自成的教训，并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注：薄一波：《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由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止胜利后骄傲和腐化的问题，得以在建国初期保持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面对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借鉴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注意防止骄傲和腐化的思想。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他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3年版，第313～314页。)1991年，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形势，江泽民在讲话中两次提到要重新读一读《甲申三百年祭》。他在2000年视察广东时还指出：“经济发展了，生活条件好了，领导干部仍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注：《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强调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2002年12月，面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胡锦涛在当选总书记后不到一个月便率领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来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在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他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丢。”(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全面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西柏坡学习考察》。)
这一切说明，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骄傲和腐化的一贯努力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篇史论不断提醒我们党不要重犯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失败的错误，我们党防止骄傲和腐化的努力也在不断为这篇史论注入新的生命力。实践反复证明，像我们这样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大党，敌人要想从外面把它打垮是很难的，如果要垮，必然是垮在内部的骄傲和腐化上。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防止由盛而衰的历史任务没有完结，《甲申三百年祭》对于我们党的警示作用就会继续发挥下去。
其次，是这篇史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郭老以前长期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明史并非他的专长。但当重庆文化界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决心以纪念甲申三百周年来批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所谓“流寇”、“匪患”的污蔑时，他便毅然放下原来的研究计划，改为撰写和创作有关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史论和史剧，而且一上手就对明末历史发生了极大兴趣。正如他在《十批判书·后记》所说：“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批判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对于崇祯皇帝的评价。郭老指出：“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郭老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导致明朝260年统治垮台的责任，“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在这场学术领域的政治斗争中，郭老不仅开了头炮，而且一炮打响，使《甲申三百年祭》成为射向国民党反地动派的一枚“重型炮弹”。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也把攻击的火力集中到了郭老身上。当《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分四次连载完毕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污蔑郭老是“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含沙射影地说什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造成了“260年的亡国局面”。《中国之命运》的执笔人陶希圣还搜寻史料，急忙写成文章，“证明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79年6月再版，第217页。)这足以说明，郭老的这篇史论确实引起了那些为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辩护的反动文人们的恐慌。同时也说明，郭老撰写此文，决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于现实而成。
郭老面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光明前途和国民党所代表的黑暗前途的激烈较量，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革命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联。这种服从革命需要和人民利益的精神所体现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党性原则，也是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不久前，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充分肯定了我们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通过研究，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可以说，《甲申三百年祭》在这方面早已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对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更需要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汲取营养，以资借鉴。我们应当向郭老学习，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历史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再次，是这篇史论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典范。早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先进的历史学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郭老便是其中的创建者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主要围绕的是诸如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古代史、思想史等问题。因此，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很自然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农民起义的开山之作。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传统的史学观点，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历代农民起义都是“盗贼”、“流寇”、“匪患”，封建王朝才是正统。即使在近代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这种观点仍然是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观点。对此，郭老曾经在《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中作过这样的描述：“帝王时代之传统史观仍被视为天经地义，有起而驳正之者即被认为‘歪曲历史’。洪秀全仍是叛徒，曾国藩依然圣哲。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似此情形，颇令人啼笑皆非，真不知人间何世?”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明末社会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使这沉浮数百年的真相大白于世”(注：丁易：《庄烈帝与李自成》，《大学》第3卷第9、10期，1944年11月。)，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了过来。他说得好，这种学术论争的实质，“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注：郭沫若：《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甲申》一文中还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分析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指出：“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郭老是难以完成这一史学理论创新的。
另外，我们要看到，郭老的这一理论创新绝非重复或者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能奏效，而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的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结果，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收集、深入的历史考证以及严谨的学术思考基础之上的。据有人统计，《甲申三百年祭》一共引用了49条史料，其中真实性得到公认的有29条，存在争论的有17条，而在这17条中，15条是关于李岩其人其事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在收集史料上受到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与他以李岩为主人公的史剧创作计划有关。因此，从整体看，这篇史论不愧为一篇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术杰作。
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还是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正确，这个争论至今没有结束。现在有人质疑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也有人极力反对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还有人以唯心史观指导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试图把已被马克思主义史学“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去。其实，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自古以来，凡是进步的科学的思想要最终为全社会所接受，都要经过同错误思想的反复较量。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作为人类最科学的世界观，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当然更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唯其如此，《甲申三百年祭》所表现出的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方向，才会在学术领域中更加长久地显示它的现实意义。
最近，继党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之后，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的总理工作报告和国家发改委的报告，都写入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促进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内容。这对于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郭老的治学精神，大力加强历史研究，充分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功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