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理论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利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所在。以其牵涉甚广、意蕴甚深之故，众多学者倾力于此，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①各派观点之争鸣、交锋自然亦不鲜见。惟二者之关联，或曰“全球化对福利国家有何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却少有争论。正如妮塔·鲁德拉所言，此前的传统观点是现代福利国家在全球化面前将难逃一劫。②传统理论的高度一致，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人们对该主题的理解与认知，以至于这一阶段几乎无人质疑上述论点的合理性与适用范围。尽管在20世纪70、80年代，卡梅伦、卡赞斯坦已经从经验意义上证实了北欧诸国高度开放的经济与规模庞大的公共部门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③潜在地挑战了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的宿命论，但他们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至多只是为后来的论争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证角度，对传统看法的质疑和挑战已渐成气候。其中，率先揭开论争序幕、引发热议的是罗德瑞克。④随后，加勒特就论争中相互对立的两派观点予以界定，分别称之为“效率假说”(the efficiency hypothesis)和“补偿假说”(the compensation hypothesis)；简而言之，前者认为全球化将迫使福利国家面临收缩的压力，后者则恰恰相反，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将得以维系甚至扩张。⑤这一区分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接受和采纳，后续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十多年间，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的权威期刊，如《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等，其中尤以《国际组织》为学术争鸣的重镇和代表性平台。⑥
这场争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理论渊源与现实意义皆可谓深远重大，不容忽视。就理论渊源来说，“全球化是否将导致福利国家的衰微”虽属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却承袭着绵延至今的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平等与效率之争。对于这一核心问题，持“效率假说”论者多从经济逻辑出发，强调全球经济格局给各国政府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在这一背景下政策选择余地的缩小和国家自主性的削弱。⑦尽管他们在立论、阐释的角度或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就本质而言，其理论均折射出鲜明的新自由主义色彩。⑧与之相反，“补偿假说”的支持者则更强调政治逻辑，他们指出，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给各国内部的社会群体带来了经济风险，使其不得不面临更剧烈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各国政府将对开放过程中的受损群体予以补偿，以维系甚至扩张福利国家的方式做出回应。⑨不难看出，这一派论者更多地表现出干预主义的色彩，他们相信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仍然有着远大前程，仍将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最高而最广的”善业。⑩就现实意义而言，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无论各国的决策者还是民众，均不能不关注福利国家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以便拟定应对之策。肇始于贝弗里奇甚至俾斯麦的福利国家制度曾在二战后数十年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11)此间马歇尔所提出的“社会权利”被许多国家及其民众接受并付诸实施。(12)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福利国家仍然能够独善其身吗？显而易见，对争论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府支出、社会政策乃至公民福祉。
尽管自90年代中期之后，争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就这一主题的认知仍然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13)学者们在一些环节上达成了共识，但在更多的地方分歧依旧。对“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真理越辩越明”的格言，然而在更大程度上却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景象。学者们各执己见，而其研究方法均不可谓不规范、不科学；这就使以辨析现象之间规律性联系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如下问题：怎样看待当下的论争？尤其是，怎样理解论争中的分歧？未来研究应做出哪些改进，以深化我们对该主题的认知？于是，厘清纷争头绪、求同辨异即成为必要任务，这也正是本文的目标。
概言之，本文试图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出解答：首先，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研究主要取得了哪些进展？其次，对于目前的共识和分歧，应当如何看待？最后，未来研究可能在哪些方面得以改进？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将分别对此展开分析：第一节从变量设定、传导机制与样本选择三个方面对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做出评介；第二节归纳当前的共识和分歧，并追溯其根源；第三节在评价此前研究得失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可能改进提出建议。
一、“全球化—福利国家”的因果关联：变量设定、传导机制与样本选择
时至今日，关于全球化与福利国家之间因果联系的探讨，已从初始阶段新自由主义论调的一统天下，发展到两种代表性观点的相互对峙。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IPE学界对该主题的关注程度也迅速上升，其势头至今未有消减。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入手，各自阐发其认为最关键的因果联系，并选择不同方式进行检验。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尽管如此，无论早期的定性分析，还是此后蔚然成风的定量分析，实际上都是循着“全球化→福利国家”的路径展开的。其中，箭头所示的含义即全球化凭以影响福利国家的传导机制。
上述分析路径亦可表示为一个简单的函数形式，即y=f(x)。其中y代表因变量，在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背景下即福利国家；x代表自变量，即全球化；f则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研究当中，这一关系往往通过具体的传导机制得到体现。(14)在提出理论假说之后，通常还需要对其进行检验——无论是以案例分析还是统计分析的方式，这时就要考虑样本选取及适用范围等问题。三十年来，观点的冲突、碰撞自不在少数，然而也正借此推动了理论的进步与认识的深化。接下来，我们就从变量设定、传导机制与样本选取这几个方面，对此前理论研究的进展做一番梳理和评价。
(一)诸变量的设定及其合理性
1.自变量
毋庸置疑，对于“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研究而言，将核心概念予以操作化，使其准确反映题中之意，并且易于测度，显然是重要的任务。为此，首先要确定何者为矢，何者为的。由于绝大多数研究旨在阐发并验证从全球化到福利国家的单向因果联系，故此在这些文献中，全球化一般都以自变量(15)的形式出现。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对于全球化这样一个包罗万象、内涵丰富的概念来说，研究者究竟应当从什么角度、选取哪些指标来把握乃至测度？回答该问题不仅要考虑到选择的合理性，即变量的设定是否能涵盖全球化的本质特性，还要考虑可操作性，即变量是否易于测度、相关数据是否易于获取等等。(16)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关注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其自变量的设定通常都在以下三者之列：贸易开放、资本/金融开放、生产的国际化。至于具体研究中究竟选取何者，则因各自理论的侧重点和目标而异。
卡梅伦着眼于贸易总量，提出了一种关于北欧诸国开放经济与庞大公共部门之间联系的解释。(17)这一研究取向被许多IPE学者所接受，迄今为止，以贸易量作为衡量全球化的指标之一，仍是最通行的做法。罗德瑞克就是典型的例证，在他那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中，贸易水平是关键的自变量；最终得出的结论也与卡梅伦相似，即贸易与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着稳健的正向相关。(18)与之相比，另一种做法则着眼于资本流动性，探究其与政府自主性、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系，如奎因、斯旺克、施瓦茨、加勒特与兰格等等。(19)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不满足于以单一的贸易或资本开放程度来衡量全球化，而是同时采用两者甚至更多指标，试图更全面地把握这一概念。其中，加勒特采用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指标来反映全球化的进展程度，他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跨国相关程度非常弱，如果贸易的扩张与国际金融活动的扩张并不同步，那么仅仅关注二者之一所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方。(20)或许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考夫曼与塞格拉、鲁德拉、布雷迪、贝克菲尔德与赵、格默尔、内勒与桑兹等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21)
尽管学者们在以贸易或金融开放程度作为全球化指标上有着基本的共识，然而一旦涉及具体的测度方式，就立刻呈现出激烈的纷争。以贸易为例，在实证检验环节就出现了“总量”与“边际”之争。卡梅伦与罗德瑞克在各自的研究中均以贸易总量作为解释变量(亦即自变量)，然而加勒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可能导致统计上的偏误，更为适当的做法是在变化量即“边际”意义上衡量全球化的进展程度。(22)其次，关于进出口总量能否准确反映贸易开放度，同样存在争议。加勒特与米切尔就认为，对福利投入形成重要制约的不仅仅在于贸易总量，更在于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数量；因此，对市场一体化的界定既应当包含前者，也应当包含后者。(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伯贡，他指出，相对于全面的贸易开放而言，进口方面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或低工资经济体的竞争更容易激起国内群体对补偿性福利政策的需求。(24)
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说，在如何操作的环节上同样有着许多争论。通常的做法是以资本流动总量来衡量一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过，加勒特指出，最适于衡量大样本条件下各国资本流动性的方法是观察其资本账户的相关政策；从资料的可得性来看，在IMF的连续出版物《外汇交易安排与限制的年度报告》中，可以方便地查询到各国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25)与此相似，考夫曼与塞格拉也采用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状况而不是资本流动总量来衡量金融开放程度。(26)最后，在生产的国际化方面，学者们已注意到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可能全然不同于金融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影响，因而引入外国直接投资(FDI)这一指标来进行分析。(27)其间亦有细微差异，比如加勒特与米切尔着重于FDI流入与流出的总量，而格默尔等更为关注FDI流入量对福利国家的效应。(28)
2.因变量
“福利国家”之由来可谓源远流长，其内涵的复杂性较之于“全球化”亦毫不逊色。(29)反映在相关文献中，关于这一概念的操作化方式也各不相同。总体而言，随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对福利国家的认识和测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整体到局部、从总量到结构的逐步深入的过程。
起初，研究者们试图从最直观的意义上把握福利国家这一概念，他们选择“政府支出”作为观察与测度的对象。在卡梅伦之后，罗德瑞克也采取了相似做法，他以政府支出水平来指代政府规模的大小。(30)加勒特也把注意力放在政府支出、公共经济部门的扩张之上，不过他的分析更为细致，还包含了货币自主权等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因素。(31)此后，有学者对先前以“政府支出”作为因变量来衡量福利国家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其理由在于：政府支出包含许多组成部分，其性质各不相同，并非都用于福利支出；最明显的一例就是国防开支，后者在政府支出中占据相当比重，但却与福利国家毫不相关。(32)基于这种考虑，对福利国家予以更合理的操作化、选择更恰当的指标就成为当务之急。
鲁德拉以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服务方面的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福利国家的指标。(33)与此相似的还有希克斯与佐恩，他们和皮尔森一脉相承，更关注福利的收缩，即社会服务范围的有计划削减。(34)为此，他们集中考察一系列政策事件，如养老、救济费用的变化等等。在这一阶段，研究者的注意力明显从总量意义上的福利开支转向更为精细化的福利“结构”与“成分”。其中，加勒特与米切尔对公共支出中的社会服务与收入转移两种用途做出了区分；(35)考夫曼与塞格拉不仅考虑了拉美诸国福利支出变动的总体水平，还将社会福利支出分解为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组成部分，以利于更细致的分析。(36)伯贡则指出，把注意力集中于福利供给总量概念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原因就在于，对那些因经济开放而受到影响的不同群体来说，很可能某一类型的福利政策具有补偿性质，而另一类却恰恰相反。因此，他区分了劳动力市场政策、保健、家庭救济、职业培训与再就业协助等性质与影响各异的福利计划。(37)类似地，威贝尔斯对用于人力资本的社会支出和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做了区分。(38)鲁德拉将政府的社会支出分为教育、保健、社会保障与福利等几类，分别探讨其受到的影响。(39)格默尔等从生产性、非生产性的角度对公共支出予以划分，在其看来，社会福利保障与公共服务支出当属非生产性之列。(40)马雷斯则与上述做法皆不相同，她采用一种“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新指标来考察开放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关系。(41)
如果仔细审视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它们有共同的视角，即着眼于社会支出的用途或去向。换言之，目光所聚皆在于福利之供给。有别于此，另一种视角则着眼于社会支出的来源，亦即税收。更具体地说，它所关注的内容包含税收政策、税收负担的相对变化以及税种差异等等。罗德瑞克曾经指出，全球化可能使公共支出的筹资来源——税负——由资本转移至劳动力身上，从而削弱公共部门对财富与风险的再分配职能。(42)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引入税收等相关因素作为因变量，以检验其理论假说。例如，在加勒特与米切尔对福利投入的定义中，不仅包含公共支出，还包含税收；后者进一步细分为对资本课征的有效税率、资本劳动比率和消费税等几个指标，以衡量税收系统的累进性(progressiveness)。(43)斯旺克考察了资本市场全球化是否将导致企业在社会保障、工资与利润等方面税收负担的降低。(44)艾曾曼与詹加拉克区分了“易于征收的”税种与“难以征收的”税种，并指出贸易和金融开放对这两类税收有着不同的影响。(45)
3.控制变量
社会现象与生俱来的复杂性，使得力求探询事件之间确切关联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常常面临棘手之局。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如何分离并考察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所单独造成的影响。如“福利国家”这般宏大的变量，其成因当然远非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就可以涵盖。于是，当研究者选定某个角度进行分析时，就势必将其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与其他并非研究目标、但同样可能造成影响的变量相分离，以剔除后者带来的扰动。显而易见，选取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并加以测度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准确可信。
就“全球化—福利国家”的关联而言，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控制变量的重要意义。在罗德瑞克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中，他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如人均GDP、赡养比率、城市化水平、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等等。(46)鲁德拉将老年人口与赡养人口的数量、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及其增长率、债务水平、私有化程度、民主程度等均作为控制变量。(47)考夫曼与塞格拉同样引入了许多控制变量，如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公共债务、政府收入等，以及一系列关于通货膨胀、汇率、GDP波动、GDP滞后、GDP增长的虚拟变量。(48)总体而言，GDP、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公共债务等因素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并且被列为控制变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因素都很可能对各国的社会支出或福利水平产生影响，从而给“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分析造成扰动。以GDP为例，由于该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后者通常与福利支出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因此若不加以控制，计量检验所得到的结果就很可能是有偏误、从而不足为信的。像人口规模、城市化水平与公共债务等变量之所以被引入且加以控制，其原因亦大抵如此。
(二)传导机制
对于任何旨在解释“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理论来说，探究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都是最核心的任务。效率假说曾经长期占据理论上的主导地位，其主张所赖以成立的传导机制在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资本的跨国流动更容易，从而显著提升了其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又使劳动力面临更激烈的来自国外的竞争，从而严重削弱了其讨价还价的能力；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使资本的要求更容易得到满足，而对于一心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资本来说，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显然是喜闻乐见之事。与效率假说相反，补偿假说的传导机制在于：经济开放可能给一国内部造成社会紊乱、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面对这些威胁与冲击，政府有动机为那些在开放中受损的部门或群体提供福利支出或转移支付，以补偿其所遭受的损失。(49)
对比以上两种假说，可以发现：效率论者在阐发其传导机制时，强调经济意义上的效率以及由此而生的竞争压力；补偿论者则强调经济变动所引发的政治需求。表面上看，似乎前者所执的是一种纯粹的经济逻辑，即“效率优先”；后者所执的是政治逻辑，即“公平至上”。但究其实质，这两种假说的传导机制却有着相当的共通之处，可谓一体之两面：它们的成立都极度依赖于国内政治状况；只不过前者为隐含，后者为明示而已。效率假说看似与国内政治无涉，仅仅强调国际经济竞争所造成的压力，但它隐含地假定了一个对“国际竞争力”极度敏感、惟资本之命是从的国内政府和决策机构；在其理论脉络中，国内政治决非不重要，而只是被先入为主地设定为“效率至上”从而易于遭到忽视罢了。事实上，正是这个常常被忽视的关于国内政治的隐含假定，却恰恰是效率假说的灵魂所在。至于补偿假说，其传导机制中“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围绕着国内政治这一核心传导机制，学者们选择了不同角度分别做出阐释。根据理论侧重点的差异，部分学者主要从单一视角进行考察，另一些则倾向于多重视角。前者以皮尔森、鲁德拉为代表，后者则包括加勒特、考夫曼与塞格拉、马雷斯等。皮尔森对福利国家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提出了一种机制意义上的解释，他认为，发达国家内部形成的跨阶级联盟阻止了福利国家的衰落；在工业化国家，高度发达的各个利益集团意味着福利计划的受益者能够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进而抵制任何削减社会支出的企图。(50)鲁德拉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补充，她指出，在国际市场、劳工力量与欠发达福利国家(less-developed welfare state)(51)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其间的核心传导机制在于劳工阶层的政治力量。为了更准确地阐释并验证其观点，鲁德拉并未采用通常的工会覆盖率指标，而是自行构造了“潜在劳工力量”(PLP)这一指标对欠发达国家的劳工政治力量进行测度。(52)
加勒特可能是最早采用多重视角分析“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学者。他强调两种因素——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组织化的劳工政治力量，认为二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政策反应。具体说来，如果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够在政府与劳工之间有效地起到协调沟通的作用，那么全球化就可能伴随着左翼劳工运动的进一步壮大，各党派之间的差异也能够得以维系。(53)与之相似，考夫曼与塞格拉考察了两组因素对全球化与社会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它们分别是政党势力均衡与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压力。其中，选择前者的用意在于观察利益群体与政党之间的权力平衡，为此，考夫曼与塞格拉以当职总统所在党派的政治倾向和选民基础作为衡量指标。选择后者的用意则在于检验一种相关假说，即民主制度下的执政者由于面临着选民的压力，因此更有可能对补偿需求做出回应，从而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54)马雷斯着眼于国家能力和国内不同群体关于外部风险的政治分歧这两个因素，考察开放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关联。其统计结果表明：首先，外部风险与出口集中度的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国家间差异；其次，开放对社会保护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既存的国家制度与能力是否足够强大。(55)
(三)样本选取
理论假说的构思与检验，都离不开研究者对特定范围样本的观察与分析。通常而言，理论假说首先是基于对某一样本范围内特定事件的观察而提出的，意在解释事件或现象之间的规律性联系。(56)在假说得到正式表述之后，还需以某一样本(无论是案例还是数据形式)来检验其解释能力和适用范围。其间所遵循的即为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原则”。(57)由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现象历来以错综复杂而著称，探究其理论假说所基于和适用的样本范围就显得尤为必要。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学者们对样本的选取也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外围”、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演变过程。
起初，不管是卡梅伦还是卡赞斯坦，其理论均是针对西欧、北欧高福利国家，如奥地利、瑞典、荷兰等国所提出的。(58)此后一段时期，盛行的做法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诸国作为研究样本，如艾弗森与丘萨克、加勒特与米切尔、格默尔等皆是如此。(59)其原因一方面在于OECD诸国有着良好的资料与数据可得性；另一方面，作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相对富裕民主的国家，OECD诸国也确实更容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出于类似的原因，其他一些学者集中关注更有限的几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例如塞尔尼与埃文斯以英国为样本考察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60)谢维与斯劳特同样以英国为考察对象，探究全球化导致的经济波动；(61)斯坦莫研究了福利国家体系在瑞典的变化与调整；(62)皮尔森则以英国、美国、德国、瑞典为样本案例，检验其关于福利收缩的假说。(63)
随后，OECD诸国之外更开阔的景象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加勒特与尼克森以中等收入国家为研究对象，(64)考夫曼与塞格拉、威贝尔斯与阿奇则集中考察拉美各国。(65)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鲁德拉、尹等少数学者已开始将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并且得出了与OECD诸国明显不同的结论。(66)分类研究的理由主要是OECD诸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劳工力量、公民社会等许多方面都有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很可能会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为理论与实证研究之严谨计，分别对其进行考察可能是更适宜的做法。当然，在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群体加以区分的基础上，也有学者同时考察不同样本并加以比较，如威贝尔斯、艾曾曼与詹杰拉克等。(67)
至于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多数学者截取的时段都在20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或21世纪初)之间。当然，基于研究目标、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考虑，在起始与结束时点的选取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后文还将论及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含义。
二、收缩还是扩张？
任何理论都旨在加深人们对现象之间规律性联系的认知和理解。那么，就本文所关注的主题而言，此前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这些认知可靠吗？还有什么是未知但可望获知的？其中，前两个问题已在上一节得到了初步探讨，本节则试图以此为基础，对迄今关于该主题的基本共识与分歧做出评介，并追溯分歧的根源所在。
(一)共识与分歧
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将面临扩张还是收缩的压力？就这一问题而言，目前所取得的共识更多体现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的意义上。换言之，学者们对于如何寻找理论切入点、如何加以检验有着基本的一致。首先，他们几乎都认可国内因素尤其是国内政治在“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中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核心传导机制加以探究。这一理论路径显然受到了“反转的第二意象”(second image reversed)的深刻影响。(68)其次，随着定量分析方法逐渐被广为接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多数研究都试图通过对大样本、长时段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假说。这与先前定性分析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形成了明显对比。当然就方法本身而言，定性、定量分析各有所长，并无高下之分。
如果说在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上存在基本的一致，那么研究结果就多少让人感到莫衷一是了。尽管已有许多相关论文与著作，但学者们就“收缩还是扩张”的方向性判断，却往往彼此矛盾、相去甚远。其中最明显的分歧出现在关于OECD诸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之间。以OECD诸国为分析对象的学者大多认为，对于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富裕民主国家来说，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已经表现出、并且仍将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与之相应，各国政府在福利支出方面的态度也将一如既往的慷慨。(69)反之，以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则指出，发展中国家通常并不具备那些有助于维系福利支出的国内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正是这一关键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抵御全球化给福利国家带来的压力和冲击。(70)
相对于以上情形来说，另一类分歧则更加令人感到困惑：针对几乎同样的目标群体，选取大致重叠的考察时段，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在加勒特与米切尔关于OECD18国(1961-1993)的研究中，结论表明贸易和金融的开放与福利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效率假说的预测。(71)而在希克斯与佐恩的同样关于OECD国家(1978-1994)的研究中，结论是贸易和金融开放与福利收缩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外国直接投资则与福利收缩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贸易与金融开放对福利国家的效应似乎遵循着补偿假说，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遵循着效率假说。(72)格默尔等关于OECD各国(1980-1997)的研究中，结论又有不同：贸易开放、外国直接投资与政府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这既不支持效率假说，也不支持补偿假说；然而，如果把目光转向社会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那么贸易开放所产生的效应将更接近于效率假说，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更接近于补偿假说。(73)诸般景象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那么，研究者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分歧？
(二)分歧缘何而生？
第一类分歧是相对易于理解的。任何理论均有其适用范围，如果研究对象本身分属不同性质的群体，那么针对某一群体的分析就很可能得出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结论。罗德瑞克曾经指出，对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贸易增长不大可能带来很高的经济风险；然而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后者的贸易模式通常更狭窄、更局限，因此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风险。(74)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在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全球化所引发的补偿需求或收缩压力可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模式。
除了考察对象不同所引起的分歧之外，研究者对自变量、因变量的界定和测度也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如前文所述，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未必是同一方向的，更不必说是同一程度了。衡量因变量的指标也不仅仅限于政府支出或福利支出，还至少涉及社会保障、卫生保健、教育等几个方面。正如考夫曼与塞格拉所指出的，研究者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支出加以区分，因为它们很可能受到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75)显而易见，反映在分析结果中，全球化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支出完全可能有着迥异的效应。(76)
至于第二类分歧的根源，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复杂现象之间往往存在着多重因果关系。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现象通常既宏大又复杂，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因果关联而论，更多情况下存在的并非单一因果链条，而是纵横交错的因果网。研究者一般只能择选自认为最重要的因果链条进行阐释和验证。如此一来，由于选取并分离出来的因果链条(即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传导机制)并不相同，得出的结论彼此有异也就难免了。不过，结论的矛盾和对立未必表示其中至少有一方非真。完全可能出现的是：自变量以多种传导机制同时影响着因变量，其间各个传导机制的效应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从另一方面来说，得到实证分析支持的理论假说固然有更高的可信度，但研究者仍需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实证意义上的“支持”不等于“证明”。近些年来定量分析尤其是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被广为使用，但往往被人忽视的一点是：计量分析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因果关联；它所表明的是相关性，也只能是相关性。尽管因果关联必定意味着相关，但相关并不必然意味着因果性。我们完全无意贬低定量分析方法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只是想表明：在评价一种理论假说时，首要的步骤在于推敲其前提假定是否适当、逻辑链条的推演是否确凿无误，随后才是考察其定量分析的技术和数据是否严谨精确。
三、结论及可能改进之处
经过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探索与争鸣，IPE学者们在“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该主题的认知与理解。通过对核心自变量、因变量的进一步细分，学者们就各自关注的因果链条展开分析，探究其中的传导机制，最终得出或相似或对立的结论。其中，已经达成的共识自然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是尚存的分歧，亦有相当部分源于如下事实，即面对现实世界中纵横交错的因果网，论者往往只能各执其最感兴趣的一条因果链构建理论假说，随后围绕其选择的链条加以检验。如此引发的分歧并不必然意味着孰是孰非，毋宁说各有所见、各有所得：不同理论假说未必处于直接竞争冲突的境地，而更可能体现了一种互补。
尽管如此，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不一而足，那么其中何者最为重要或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纵有千百条影响渠道，但万流终须归宗，最终的总体效应又是怎样？迄今为止，学者们的解释多能做到“自圆其说”，但理论假说之间的直接交锋却并不多见。因此，对不同传导机制予以比较、综合，或许能够打开一条前景更广阔的分析路径。
总体而言，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一些理论假说所阐释的因果链条尚不够清晰，其间往往存在疏漏之处。这些疏漏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和批评。例如，支持补偿假说的观点一般都隐含地假定全球化导致一国的经济波动加剧。但是该假定的可信性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其中既包括政治学家，如艾弗森与丘萨克，(77)也包括经济学家，如布伦纳与纳克诺等。(78)其次，对假说的检验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改进余地。目前通行的方法是采用多元回归分析，(79)然而，正如布龙与加勒特所指出的，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定量分析存在某些局限，分析技术与测度方面的微小差异常常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80)这就容易让人质疑统计结果的稳健性。另外，统计分析通常可以在一系列限定条件下回答“是否存在相关性”的问题，却不能回答“为何存在相关性”，后者只能依靠更成熟的理论；而更为定性化的研究方法对此可能是有帮助的。例如，考夫曼与塞格拉讨论了全球化、政治压力与社会支出之间关联的一系列解释，但正如作者所承认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能确定是哪一种具体的因果机制在发挥作用。(81)
有鉴于此，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两方面着手，改进目前存在的不足，从而更深入和全面地回答“全球化—福利国家”关联这一重大问题。首先，就理论假说的推导与构建来说，研究者必须致力于因果链条的完备性与清晰化。换言之，必须对全球经济中谁受益、谁受损、损益如何转化为相应需求、需求又如何转化为政策结果等一系列环节有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从因果链的一环跳至另一环。其次，就实证研究来说，已有许多学者指出，采取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式可能会大有裨益，它们能够对大样本研究起到很好的支持和补充作用。(82)根据考夫曼与塞格拉的意见，必须更细致地考察变化中的受益者与受损者，而这类问题最适合通过小范围的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加以探讨。(83)与此相似，斯蒂勒与克斯伯根更倾向于在西方国家内部进行跨国比较研究。(84)毋庸置疑，路漫漫其修远兮，研究者仍需上下而求索。
注释：
①二者皆为宏大复杂之主题，因此引来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全球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自不待言，即以福利国家而论，其复杂性亦毫不逊色。关于福利国家的三种理论视角，即决策过程的多元理论、政府政策的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的功能理论，分别源自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伊恩·高夫在其著作中对此给予了评价和批判。参见[英]伊恩·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10—13页；另见Ian Gough,"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A Critiqu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Vol.8,No.1,1978,pp.27—40。关于西方福利国家的三种模式，参见[丹麦]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②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dissertation,2000,p.1.
③David R.Cameron,"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A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2,No.4,Dec.1978,pp.1243—1261; Peter 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④Dani Rodrik,"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Foreign Policy,Issue 107,Summer 1997,pp.19—37; 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Dani 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5,1998,pp.997—1033.
⑤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tlanta GA,September 1—5,1999.
⑥1995-2008年，《国际组织》刊发的论文中，以“福利国家”为主题词或标题词的有七篇；《世界政治》刊发了五篇。2004-2008年，以“福利”为标题词，《国际研究季刊》刊发了两篇论文，其主题与经济开放、社会福利均高度相关。
⑦Michael Brown,Remaking the Welfare State,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 Moshe Sherer,"Welfare States:An Overview of Problems and Prospects",in Robert R.Friedmann,Neil Gilbert,and Moshe Sherer,eds.,Modern Welfare States:A Comparative View of Trends and Prospect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pp.290—298; Robert Morris,Testing the Limits of Social Welfare,London: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1988; Alfred Pfaller,Ian Gough,and Goran Therborn,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Houndmills,U.K.:Macmillan,1991; Stephen Gill,"Globalization,Market Civiliz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3,1995,pp.399—423; Philip Cerny,"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4,1995,pp.595—625; Isabelle Drunberg,"Double Jeopardy,Globalization,Liberalization,and the Fiscal Squeeze",World Development,Vol.26,No.4,1998,pp.591—605; John Gray,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The New Press,1998; William Greider,One World,Ready or No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8; Susan Strange,"The Erosion of the State",Current History,Vol.96,Issue 613,1997,pp.365—369.
⑧鲁德拉对效率假说作了进一步区分，参见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p.13。
⑨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787—824; Geoffrey Garrett,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79—416.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页。
(11)参见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5—70页。
(12)Thomas Humphrey 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0.
(13)国内学者郑秉文、周弘也注意到了福利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参见郑秉文：《全球化对欧洲合作主义福利国家的挑战》，《世界经济》，2002年第6期，第38—45页；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93—112页。
(14)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从全球化到福利国家的单向因果关联，不过也有少数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如卡赞斯坦，里格与莱布弗瑞德等。参见Peter 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Elmar Rieger and Stephan Leibfried,"Welfare Stat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Politics & Society,Vol.26,No.3,Sept.1998,pp.363—390。
(15)在诸多研究文献中，“全球化”当然是核心自变量。不过，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往往需要通过某种中间机制或传导机制发挥作用，体现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即方程式右侧的“干预变量”。就其实质而言，干预变量亦属自变量之一。
(16)参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100页。
(17)David R.Cameron,"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A Comparative Analysis",pp.1243—1261.
(18)Dani 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pp.997—1033.
(19)Dennis Quinn,"The Correlat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3,Sept.1997,pp.531—551; Duane Swank,"Funding the Welfare State:Globalization and the Taxation of Business in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Political Studies,Vol.46,No.4,1998,pp.671—692; Herman Schwartz,"Small States in Big Trouble:State Reorganization in Australia,Denmark,New Zealand,and Sweden in the 1980s",World Politics,Vol.46,No.4,Jul.1994,pp.527—555; Geoffrey Garrett and Peter Lange,"Political Responses to Interdependence:What's Left for the Lef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Autumn 1991,pp.539—564.
(20)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35,No.4,Winter 2001,p.16.
(21)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World Politics,Vol.53,No.4,Jul.2001,pp.553—587; 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Spring 2002,pp.411-445; David Brady,Jason Beckfield,and Wei Zhao,"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Affluent Democracie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3,2005,pp.313—334; 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4,No.1,2008,pp.151—171.
(22)加勒特指出，贸易水平一贯很高的国家，其贸易增速未必同样引人注目。因此，选择总量数据还是边际数据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参见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pp.13—14。
(23)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39,No.2,2001,p.146.
(24)Brian Burgoon,"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Compensation:Disentangling the Ties that Bin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Summer 2001,pp.509—551.
(25)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p.15.
(26)两位作者认为，资本流量通常只能反映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而不是金融开放程度，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这样不稳定的地区。参见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563。
(27)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p.145—177; 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8,No.4,2004,pp.662—674; 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pp.151—171.
(28)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p.164—165; 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p.159.
(29)“福利国家”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出现于德国，及至40年代又在英国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参见伊恩·高夫：《欧洲福利国家：对其发展过程的阐释及其可资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教训》，谢雨译，中国社会学网，第二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之一，社会政策理论(学术讨论第二十八期)，2006-09-25，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xstl/xst127/P020060925362679375467.pdf。另可参见[加拿大]R.米什拉：《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全球化的视角》，郑秉文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盖尔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Q-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68—970页。
(30)Dani 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pp.997—1033.
(31)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pp.787—824.
(32)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pp.424.
(33)Ibid.,pp.424—425.
(34)Alexander Hicks and Christopher Zorn,"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Macro Economy,and Reversals of Welfare:Expansion in Affluent Democracies,1978-1994",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3,Summer 2005,pp.631—662; Paul Pierson,"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World Politics,Vol.48,No.2,1996,pp.143—179.
(35)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146.
(36)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561.
(37)Brian Burgoon,"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Compensation:Disentangling the Ties that Bind",p.525,Figure 1.
(38)Erik Wibbels,"Dependency Revisited:International Markets,Business Cycles,and Social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2,Spring 2006,pp.433—468.
(39)Nita Rudra,"Openness,Welfare Spending,and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8,No.3,2004,pp.683—709.
(40)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p.165.
(41)Isabela Mares,"Economic Insecurity and Social Policy Expansion:Evidence from Interwar Europ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4,Fall 2004,pp.745—774; Isabela Mares,"Social Protection around the World:External Insecurity,State Capacity,and Domestic Political Cleavag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6,2005,pp.623—651.
(42)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pp.53—55.
(43)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164.
(44)Duane Swank,"Funding the Welfare State:Globalization and the Taxation of Business in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pp.671—692.
(45)Joshua Aizenman and Yothin Jinjarak,"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 Shrinking Tax Base?" NBER Working Paper,No.11933,January 2006,Revised in May 2007,Cambridge,Mas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46)Dani Rodrik,"Why Do More Open Economies Have Bigger Governments?" pp.997—1033.
(47)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pp.411—445.
(48)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p.553—587.
(49)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ound the World",pp.3—29.实际上，这一派观点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卡尔·波兰尼，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Farrar & Reinhart,1944。中译本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50)Paul Pierson,"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pp.143—179.
(51)这一概念取自普法勒等(Alfred Pfaller et al.)，意指运用国家权力以承担如下责任：保护民众免于经济困境，保障所有人享有一定的生活水准等。转引自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p.416。
(52)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p.426.该思路源自权力资源理论(Power Resource Theory)，参见Walter Korpi,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3; Julia O'Connor and Gregg Olsen,Power Resources Theory and the Welfare Stat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在鲁德拉与哈格德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潜在劳工力量”与“民主政体”等因素均被纳入计量模型加以考察，结果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民主政体能够比专制政体更好地化解外部压力，从而维持福利支出水平。参见Nita Rudra and Stephan Haggard,"Globalization,Democracy,and Effective Welfare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9,Nov.2005,pp.1015—1049。
(53)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pp.787—824.
(54)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p.553—587.
(55)Isabela Mares,"Economic Insecurity and Social Policy Expansion:Evidence from Interwar Europe",pp.745—774; Isabela Mares,"Social Protection around the World:External Insecurity,State Capacity,and Domestic Political Cleavages",pp.623—651.
(56)关于理论的功用及判别标准，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57)[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7—52页。
(58)David R.Cameron,"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A Comparative Analysis",pp.1243—1261; Peter 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pp.81—125.
(59)Torben Iversen and Thomas R.Cusack,"The Causes of Welfare State Expansion:Deindustri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Vol.52,No.3,Apr.2000,pp.313—349; 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p.145—177; 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pp.151—171.
(60)Philip G.Cerny and Mark Evans,"Globalisation and Public Policy under New Labour",Policy Studies,Vol.25,No.1,2004,pp.51—65.
(61)Kenneth 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pp.662—674.
(62)Sven Steinmo,"Globalization and Taxation:Challenges to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5,No.7,2002,pp.839—862.
(63)Paul Pierson,"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pp.143—179.
(64)Geoffrey Garrett and David Nickerson,"Globalization,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in Middle Income Countries",June 2001,Yale University,unpublished manuscript,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CMS/files/midinc.pdf;Geoffrey Garrett,"Globalization's Missing Middle",Foreign Affairs,Nov./Dec.2004,Vol.83,Issue 6,pp.84—96.
(65)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p.553—587; Erik Wibbels and Moisés Arce,"Globalization,Taxation,and Burden-Shifting in Latin Ame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1,Winter 2003,pp.111—136.
(66)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ungkeun Yoon,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laremont,California: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dissertation,2007.
(67)Erik Wibbels,"Dependency Revisited:International Markets,Business Cycles,and Social Spend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2,Spring 2006,pp.433—468; Joshua Aizenman and Yothin Jinjarak,"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A Shrinking Tax Base?"
(68)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基欧汉与米尔纳(Keohane and Milner，1996)主编的论文集就是运用这一视角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该文集主要关注国际化与国内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的联系。参见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 pp.787—824; Geoffrey Garrett,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1998; Elmar Rieger and Stephan Leibfried,"Welfare State Limits to Globalization",pp.363—390.
(70)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73-199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dissertation,2002; Nita Rudra,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71)Geoffrey Garrett and Deborah Mitchell,"Globalization,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axation in the OECD",pp.145—177.
(72)Alexander Hicks and Christopher Zorn,"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Macro Economy,and Reversals of Welfare:Expansion in Affluent Democracies,1978-1994",pp.631—662.
(73)Norman Gemmell,Richard Kneller,and Ismael Sanz,"Foreign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Size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Expenditures",pp.151—171.
(74)Dani 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pp.49—67.
(75)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p.553—587.
(76)卡斯尔斯(Castles)指出，因变量范围越广，研究的问题就会越大；其中必须审慎考虑以下几个因素：a.复杂的政策过程背后几乎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决定性因素；b.影响社会政策的因素很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c.没有理由假定不同类型的政策输出结果源于相同的决定因素；d.不同的政策输出会以种种复杂方式影响到不同的福利结果。参见Francis Geoffrey Castles,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Patterns of Post-War Transformation.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8，p.4。转引自伊恩·高夫：《欧洲福利国家：对其发展过程的阐释及其可资发展中国家借鉴的经验教训》。
(77)Torben Iversen and Thomas R.Cusack,"The Causes of Welfare State Expansion:Deindustri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pp.313—349.
(78)Allan D.Brunner and Kanda Naknoi,"Trade Costs,Market Integration,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IMF Working Paper,No.54,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3.
(79)Michael Shalev,"Limits and Alternatives to Multiple Regress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http://www.geocities.com/michaelshalev/Papers/Shalev_Limits.pdf.
(80)Nancy Brune and Geoffrey Garrett,"The Globalization Rorschach Test: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equality,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p.419.
(81)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581.
(82)Nancy Brune and Geoffrey Garrett,"The Globalization Rorschach Test: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equality,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p.419.
(83)Robert R.Kaufman and Alex Segura-Ubiergo,"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Social Spending in Latin America:A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Analysis,1973-1997",p.582.
(84)Sabina Stiller and Kees van Kersbergen,"Welfare State Research and the(In-)Dependent Variable Problem:What to Explain and How to Explain?" Paper presented at ESPAnet conference,University of Fribourg,Switzerland,Sept.22—24,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