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价值理念之比较
朱虹，郎耀辉
（ 1.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2.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从世界观来看，中华文化崇尚有机联系、相互依存，西方文化强调孤立静止、主客二分；从人生观来看，中华文化追求身心、美善合一，西方文化重形而崇尚个体幸福主义；从价值观来看，中华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责任、义务、群体，而西方文化以竞争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自由、权利、个人。对中西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入比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追求、鲜明特色，从而更加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关键词： 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价值理念；比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1]从内涵而言，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价值理念追求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这是因为人对世界的总看法是通过世界观展现出来；落实到个人身上，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追求怎样的幸福生活，则是人生观的问题；而价值观是人对世界、社会、人生所持有的根本态度。
“文化理念和文化视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特定社会里人们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2]正确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坚定文化自信，就需要对中西文化理念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其价值追求作出科学阐释。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很精辟地归纳了中西两种文明精神特质的区别，即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3]。中西文化因根本精神不同，体现在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其价值理念则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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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世界观来看，中华文化崇尚有机联系、相互依存，西方文化强调孤立静止、主客二分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它决定着人生观与价值观。文化的基础，奠定于世界观。“古典中华文明对世界总的看法，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和整体，它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以自我为中心——强调静止、孤立、实体和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世界观。因而，在这种有机整体的世界观看来，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事物在相互关系中彰显其价值和意义，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起和谐共生的关系。”[4]
1.对宇宙存在的看法：气论与原子论
对于存在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的解释是“气论”，而西方哲学则解释为“原子论”。西方哲学原子论认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组织；中国哲学气论则认为，物质由气构成，一切物质的存在与否都是气之聚散的结果。原子论和气论的一个显著不同点在于，原子论认为原子之外另有空间，它给原子提供运动的空间和可能性，原子是实在的，而原子之外是虚空的。气论则没有实在和虚空的对立，它主张气构成万物又充塞万物。方以智提倡“气无间隙”，王夫之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它物，亦物间隙”[5]。天地之间由阴阳二气充塞，强调了气在空间中的完满和连续。
在传统互联网上，数据主要用来表示信息，核心要义是传播、复制和分享。随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化、大数据的兴起，数据正在资产化，资产正在数据化。现在的数据，很多已经是用来表示价值而不是信息了。数据表示价值，核心要义是所有权、控制和交易。
在西方文化中，对于宇宙生成的总体看法是相对静止的。以柏拉图为例，摹仿创世论为其宇宙生成学说的核心内容，在《蒂迈欧》篇中他如此阐述：首先，整个宇宙不是永恒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他可看见可触摸，具有一个躯体，所有哲学都是可以感知的；所有为无理性的感觉所把握的感性事物都是生成的，被创造的。我们说过，凡生成必由一原因而生成。”[11]其次，创造者在创造宇宙时，必以某个东西为范型。神是一物接着一物创造的，从最高的灵魂到天体、动物和人，被创造物之间并不需要互动，只需等待即可。因而，这种宇宙生成论借助因果解释变化，借助理念解释生成，倾向于相对静止。
“世界诸民族早期都有很多神话故事，中国亦然。但中国的神话远比希腊、印度为少，很多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神话故事大多形成于战国至汉朝，而盘古开天地这样的故事则出现得更晚。”[8]在希腊神话中，最早的泰坦族中的神充满了暴力统治，他们不讲道德也不为人类谋福祉，他们凭借自身的力量相互争斗，甚至常常威胁人类的安全。到公元前八世纪，希腊神话的谱系建立起来，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元素的“第一因”，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
也正是在这样对宇宙的基本看法上，中华文化将整个世界也理解为整体的、连续的，而区别于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中华文化则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依存关系，强调责任与义务，这都基于宇宙存在的气论基础。
2.对天、神、人关系的看法：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在控制工程中，二阶系统的典型应用极为普遍。因此，在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中着重介绍其分析和计算方法。典型二阶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希腊神人关系的发展以“第一因”为起点，有柏拉图的“造物主”、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和斯多亚学派的“普纽玛”。这也为基督教与古希腊文化相对接准备了理论基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简而言之，人由上帝所造，背负着原罪而生，上帝对人拥有道德命令，人只能依靠上帝才能得救，人匍匐在上帝脚下为自己赎罪，以求最后审判到来之际，籍全能上帝而进入超越之境。人在“第一因”和上帝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便从源头上造成了天人相分，造成了现实与彼岸的分野。
相较而言，中华文明的神人关系要亲切许多。首先，中国的“天帝”不具有“第一因”属性，他即便可以对自然做出改变，如“帝其令雨”，但这都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实现，目的是“为人事而自然”，天道与人伦是相互感应的。
再次，人也不用听从某种绝对的道德命令，人不仅能“上体天心”还可以“以德配天”，最终实现孟子所言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矣”[9]。人与天在根本上实现了和谐，人可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鬼合其吉凶”[10]。
其次，中国神话故事里的神大多是祖先神或自然神，而后出现的行业神、职能神又远在他们之下，因而中华文明并不依靠神来掌管绝对理性，对神的敬仰只是对祖先、先贤宏伟事业的怀想和推崇。
人生观和价值观相辅相成，人生观决定价值取向，价值观引导人生走向，人生观和价值观又丰富着世界观。价值观有不同的层次，它更多体现在对于不同理念的选择和取舍中。总体来说，中华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责任、义务、群体，而西方文化以竞争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自由、权利、个人”[16]。
3.对宇宙运行的看法：变化生生与相对静止
中国传统哲学素有“动静之辩”，这种辩论主要在坚持刚健有为和虚静无为的思想家之间展开，到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驻法国使馆幕僚钟天纬提出“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西文明辩论中，严复、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更是将“动静”视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正如我们在分析世界观之气论基础时曾提到过的，中华文明将整个世界理解为整体的和连续的，个人不是原子，而是在社会中与外界紧密关联的一方。因此，侧重关系的价值观与侧重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不同，它倡导人不是各个自由独立的存在，而是承担了相应社会责任的存在。“个人与他人和社会构成关系时，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而应当从自我出发、以对方为重，个人的自由要服从责任的规范。”[18]
原子论认为，认为万物都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原子是微不可见、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它具有坚实单一、没有空隙、不能毁坏等特点。其性质相同,但形状、次序和方位不同。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结合时内部的空隙。它不是虚无, 而是一种非常实在的存在。” [6]气论肯定气的连续性存在，主张要从整体上把握存在，因而形成了整体性的世界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的连续性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物质观念的不同。”[7]
中华文化则主张自然本来的生成和变化，不需要外在原则，是一种“变化生生”的宇宙生成论。中华文明初期本没有创世神话，而将目光放在宇宙内在的生成和生发上。这在《易传》的《系辞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它强调，整个宇宙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变化的内容便是“生生”，变化并非漫无目的，而是不断生成新的东西，宇宙充满了创造力。因而，“天地大德曰生”，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和宇宙统一起来，人的生存和生命也是生生变化的，人生前进的总原则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变化生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宇宙生成论，更是中国人价值观的哲学基础。
二、从人生观来看，中华文化追求身心、美善合一，西方文化重形体而崇尚个体幸福主义
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人生观包括两方面最基本的内容，一是身体思维，即对身体本身的看法及因此带来对生命的不同感悟；二是人生追求，即在尘世追求一种怎样的幸福生活和理想状态。我们分而述之。
由2位具有多年影像诊断经验的核医学医师对所有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背对背阅片，对受试者病灶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进行勾画，并计算其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max）。18F-FDG PET/CT阳性的诊断标准为18F-FDG摄取的SUVmax高于周围本底水平（一般SUVmax≥2.5）或病灶同机平扫CT具有典型恶性形态学征象。
1.身与心：重视人的形象与身心合一
中西方文明对待身体确有差异，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甚多，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其中几乎见不到人像的雕塑或造型，即便在三星堆、金沙遗址有人像出土，其形象也都十分夸张，很难说是对的人体的塑造。同时期的近东、巴尔干和爱琴海等多处，却多有惟妙惟肖的人像造型。从器物来看，中国青铜制作工艺在西方之上，是对人体的不同态度导致了在制作上的不同抉择。
第五，水产养殖区域底部沉积物大多是由溶解物质、碎屑物质、生物遗体等物质沉积构成的。经过研究，这些沉积物质中都含有大量的碳、氮、磷等元素，不仅会对水体造成污染，还加速了水体中氧气的消耗，影响生物的生长。特别是在一些密闭空间内，氧气的过多消耗会造成水产生物大量死亡，影响水产养殖的效益。3 水环境污染的防控措施
古希腊人重视人的形象问题，主张从体貌特征中归纳出人的性格特征和不同心性。亚里士多德专门写了《体相学》一书，开篇便指出：“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同一种类的动物中，必是有如外形则有如是心性。”[12]希伯来人对形象更加重视，希伯来民族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的相人术并不发达，直到《汉书·艺文志》才有《相人术》二十四卷，俱已散佚。由汉到隋，相人术之书只存三种，相人术要到宋朝以后才逐渐繁盛起来。
依照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人是重内不重外的。《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13]对待身体上，中国人既不以形体为崇拜对象，亦不以人体为审美对象。大卫健美的身躯和维纳斯优雅的体态，都不见于中华文明，即便是后来的佛教造像，也更注重面相而非身体本身之美。因而，中华文化不以心体为二元对立，在大方向上，是主张形神相合、身心合一的。在对待和把握外物时，讲究知觉体验和气类感通，最终达到物我同一的状态。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的身体观，是既重视它又看轻它，它把身体放在体察宇宙、把握世界的大格局中来加以修养。
2.人生追求：个体幸福观与美善合一的仁“君子”追求
不同的世界观及身体观必然导致对人生追求的不同取向。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幸福观，分别是快乐主义幸福观、完善论幸福观和宗教幸福观。希腊罗马时期，西方人重视智慧，哲学教人求知，理想的人生状态是能够拥有智慧、行使权力，同时并不排斥金钱和财富。“趋乐避苦”是快乐主义幸福观的核心所在。中世纪以降，宗教幸福观占据主流地位，个人的追求便是匍匐在上帝脚下赎自己尘世的罪，并以最终进入天堂为最高个人追求。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看重个人、权利和竞争，幸福通过人生向外奋斗拓展以获取金钱、财富和地位得以实现，因而开疆辟土、拓展市场、发展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德性的追求也慢慢成为人们的共识，完善论的幸福观占据了主流。但由于强调个人本位，这种幸福观助长了个人主义的滋生，从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幸福进程。
比较而言，中华文化的主流人生追求是成为君子。所谓君子，一指古代的统治者和一般贵族男子，二指有高尚道德的人。君子的高尚道德最重要的就是“仁”，又可具体为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等。一个人成为君子的途径不能单纯依靠知识教育，更要加强道德修养、弘扬礼乐精神，在成德与成乐的结合中最终达成君子之境，即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德与成乐的结合，就是美与善的结合，这是周朝礼乐文明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这种人生最高目标的达成，最终成于乐，以美的一面最终达到美善合一的境界，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4]。美善合一的人生境界，和知识的多寡、财富的多少都没有太大关系，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15]这是一种没有功利性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与世界、人与天地交融合一，这时的君子，德成、礼成、乐成，仁亦成。
三、从价值观来看，中华文化以和谐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责任、义务、群体，而西方文化以竞争为最高价值追求，重视自由、权利、个人
这种天人合一思想贯穿了中华文化始终，它一方面承认天人有别，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用“天人合一”进行统摄，把天与人看做一个息息相关、没有间隔的统一整体。
1.责任与自由：自由服从责任与自由高于责任
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强调自由高于责任，其提倡的“个人本位主义主要表现为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独立性，缺乏个人对家庭和社群的责任感与义务感”[17]。从文明的源头来看，西方最早的家庭公社虽在一个最高家长的管理之下，但其权利受到很大约束，成年男女在最高权力集中的家庭会议上都拥有发言权，同时西方家庭公社的土地为公有制，保证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不受剥夺。随着家庭公社在中世纪的解体，家庭成员内部愈发财产私有，这为每个成员的相对独立提供了保障。随着财产个人所有，个人本位主义在西方近现代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发展，逐步演变成我们今日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认知。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职能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最初的规划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转变为经营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管理者，接受了文化营销管理理念并付诸实践。
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维护着家国同构的宗法关系，强调集体本位，与近代西方强调自由权利的个人本位呈现鲜明对比。家国同构，家庭、宗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有共同性，都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内部实行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宗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宗族的延伸，实行“家天下”的统治方式，官吏被称为“父母官”，皇帝是臣子的“君父”。国与家相通，君权与父权相互为用，具有最高权威，以“忠孝”为核心的纲常伦理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也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同时，知识分子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必先做好“修身齐家”。家国同构中的宗法关系也深刻形塑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即按血缘亲疏关系为主形成同心圆结构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人治观念、人情关系相互契合。在家国同构之下，从“家”与“国”的集体本位出发，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强调人情，但忽略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故，孟子讲“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汉代学者提出“以天下为己任”，宋代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士人倡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提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中华文明价值观中责任高于自由的明证。
3、生物柴油。生物柴油的生产是指将植物油、动物油脂、废食用油以及油料作物等为原料，在以甲醇或乙醇为催化剂作用下，将温度加热到230-250℃下进行酯化反应，生辰生物柴油的过程。
随着水资源商品化思想的不断推广，许多法律和政策文件已接受水是商品的观念，最著名的当属都柏林水与可持续发展声明，它的指导原则之一便是水具有经济价值，应该承认它是经济产品。过去没有承认水的经济价值导致出现水资源浪费，将水视为经济商品是实现它高效、公平使用的重要途径，有助于鼓励人们保护水资源。依据水资源商品化的逻辑，水是可以进行市场定价的商品，定价后的水资源可以避免浪费。既然水是一种商品，那么创设水权市场来分配水资源无疑是最佳选择。
2.义务与权利：义务优先于权利与高扬个人权利
西方价值观的历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个人权利逐步加强的历史。如果说古希腊的权利仅仅是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城邦管理的话，罗马人则最先实践了一种权利制度。闻名于世的罗马法之最大利害就在于它是一部权利法，是由一系列私人权利所构成的私权法。18至19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宣扬，人人生而平等，都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源于自然的权利体系直接构成了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国家的政治统治基础。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19]。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然法就演变成了宪法，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然权利就变成了宪法权利。它们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信仰自由权等等。
但在中华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明中，特别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素以伦理为本位，人始终生活在与别人的联系中，伦理为联系之纽带，因而骨肉亲情乃至一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自然产生了情谊，有情谊的地方便有义务。“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20]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的伦理观是开放的，可以大到郡县、国家、宇宙，也可以小到宗族、家庭和个人。因此，中华文明的伦理观强调义务，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义务、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梁漱溟先生概括为“从个人本位出发则权利的观念多，从尊重对方的意识出发则义务的观念多”[21]，由此可见权利和义务在中西文明中的不同地位。
3.群体与个人：群体高于个人与以个人为本
中西文化都倡导以人为本，中国自西周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到春秋时期已经有以人为本的观念。虽然近代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提倡以人为本，但比较而言，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是以个人为本，中国的人本主义更多倡导群体中的个人价值。
西方人本主义崇尚理性的价值，认为人的认识由理性决定并进而指导人的行动，因此人从本性上说是理性的。个人作为理性的主体，能够认识外部世界，利用和支配外部世界。在认识和支配中，个人本位建立起来，个性、财产和幸福成为每个人奋斗和拼搏的目标。在与他人的竞争和碰撞中，或发展为社会契约得以实现平衡，或走向革命甚至毁灭。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追求委身于群体，更凌驾于群体之上。
中华文化对人与群体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它认为人并不是独立生存在世界上的，而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人的价值也要在群体中得以实现。比个人大的单位是家，更大的有族、乡、县、府直至国家。中国文化的主流不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认为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都是把家放大到国、将国缩小为家，提倡家国一体，提倡个人对于家国的义务，因而人与人之间也应当像家族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尽自己的义务维持社群的运转。中华文明在论述群体与个人关系时，是群体高于个人的。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2]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立足时代和面向未来的精神动力，文化价值理念则是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基石。对中西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入比较探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的多样性，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鲜明特色、价值追求，破除唯西方价值观的错误理念，避免“盲目迷信、膜拜西方模式理论制度的‘自卑’和‘盲从’心理，导致对自身文化自信的态度淡漠和缺失，与当前国家提倡的主流价值理念背道而驰；或者对文化自信的认同和坚定仍停留在观望或怀疑的态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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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2019)01-0107-05
收稿日期： 2018-10-26
作者简介： 朱虹（1976-），女，安徽宿松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郎耀辉（1988-），男，安徽肥东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016 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