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关于台湾的“二二八”文学（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燃论文,台湾论文,记忆论文,二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台湾进入“民主时代”。事实上，政治、文化乃至伦理道德戒律的全面松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1980年代之初，文学书写已开始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数十年寂灭的记忆复被点燃。然而追溯起来，从事件发生的时刻（甚至更早）开始，文学书写虽明明灭灭，从未真正缺席，“二二八”文学可说贯穿、见证了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
在文学与政治的不同场域中，“二二八”的功能与意义显然不同。胜者钦定历史并交与后辈“认识”，文学却保留历史真实的皱褶。我们可以通过文学追问：“二二八”文学半个世纪的演变，如何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细节的台湾史？作为台湾文学（尤其是本土作家）一个久写不衰的题材，“二二八”为台湾知识者提供了怎样的反思资源？
如果以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为“原点”，以书写的时间为X轴，以书写者的身份、所处地域为Y轴，为文学文本定位，绘制一幅“二二八文学”的地图，就会发现，一方面，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亲历事件者与战后出生者，男性与女性乃至大陆人、流亡海外的人——这些成分的交集组合，构成“二二八”作品富有意味的外在标识；另一方面，身份、地域与作品又在时间之流中划下交错的轨迹——事件发生前后、戒严时期、解严前后、1990年代以来，是几个关键的可区分的段落。由此，庶几可以构建一个“二二八文学”的立体多维度时空，从中可见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可追随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也可解读今日台湾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格局（注：本论文文本资料来源的说明：除（目前能力能够搜集到的）单独发表或作家作品集中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作品之外，台湾出版的四本“二二八”文学选集是文本来源的重要依凭。除注1提到的三本之外，还有较早的林双不编《二二八台湾小说选》（1989）。这四本选集在年代、文体上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编者立场也差异互现，大致展示了“二二八”文学的整体风貌，但并不能涵括“二二八”文学的所有重要面向——除容量限制使一些较长篇幅的作品不能收入之外，或许也与编选者各自的政治意识不无关系。而这种差异同样能够见证“二二八”文学的文化政治意义。
目前有关“二二八”文学的研究的说明：在台湾，关于“二二八文学”的研究多在近年展开，其中单篇作品分析为多。曾健民、蓝博洲、吕正惠对光复前后文学的研究中，“出土”不少被历史、文学史再度淹没的作家与作品。邱贵芬则有《涂抹当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图像》，从女性角度对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女性“二二八”文字做了特别的分析。许俊雅为《无语的春天——二二八小说选》所做的序言《小说中的“二二八”》对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做了论析，进而探讨“性别、世代差异在二二八小说中的不同面貌”。在大陆，有关“二二八”的政治、历史研究不少，文学研究则仅见朱双一《从文学看战后初期台湾社会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50年代白色恐怖史”和二二八小说之比较》，《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一 动荡时代的先声与见证：“二二八”事件前后
1、寒潮涌动的冬夜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当年被国民党政权以简单笼统的“奸匪煽动”盖棺论定。1980年代以来，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不同立场的政治人士以及拥有记忆的普通民众以各种方式、从各个层面做了探讨，这其中，台湾当时的大量报刊是一个回返历史现场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文学作品也不乏台湾社会的生动描绘。散文《卖烟记》、《五斤米——在配给米的行列中》、小说《农村自卫队》、《冬夜》均发表于1947年的1月、2月之间，与事件爆发的时间如此切近，正是山雨欲来之前鼓荡的风声。署名“踏影”的《卖烟记》揭示光复后卖“私烟”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矛盾，包括沿袭日据时期的“专卖局”对台湾利益的损害、外省官员的贪污腐败与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烟盒虽小，问题却大：专卖局警察查辑私烟打死人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实非偶然。署名“旅魂”的《五斤米——在配给米的行列中》将买米的艰难、心酸和生活的屈辱感历历呈现。近年来有台湾学者从“米糖”问题切入光复后台湾社会矛盾的研究，而这篇散文可谓“现场”的见证，其时内战需求和投机者渔利，造成了从内陆波及台湾的社会动荡。这样的动荡之中，个人的悲伤必然会扩展、演化为群体的愤怒。在丘平田的《农村自卫队》中，“我”与“二叔”议论光复后农村经济凋敝、盗贼横行的现实，提到“平田村”农民们秘密组建“农村自卫队”，暗示暴力斗争的可能。而在吕赫若的小说《冬夜》中，枪声已在寒冷凄清的夜里响起来了。
小说中台湾女子彩凤及其遭遇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她与三个男人——木火、郭钦明、狗春的故事，正是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缩影。战时，彩凤新婚的丈夫木火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征“志愿兵”到菲律宾，一去不归；战后，却又遭到“浙江口音”的官僚、花花公子郭钦明的欺骗凌辱，沦为暗娼；后者曾将自己与彩凤的婚姻称为“我爱着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过的台胞，救了台胞”。狗春则是做了暗娼的彩凤的一个“熟客”，是自南洋战场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光复后台湾的失业大军的主力，也因此成了日后“二二八”事件中武力对抗的主力。小说结尾，彩凤与狗春在半夜突然被警察包围、追捕，其场面、声势，与以后诸多描写“二二八”的小说中军警抓人的情节几可混同。作为日据时期优秀的日语作家之一，吕赫若善以宛转之笔表达不平之声；光复后他努力学习汉语写作，却写出了《冬夜》这样充满压抑与焦虑的作品。因参与报纸编辑工作，吕赫若接触了台中的左翼人士，或许是一贯的底层立场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使其思想萌生“左意”。“二二八”爆发时，吕赫若参加了台中的“革命”，并在其后的逃亡中失踪。他追求人间公义与艺术之美的短暂生命，那几篇在语句语法上尚有不通之处的汉语作品，以及被后人反复揣测的思想转变（注：吕赫若的失踪成了历史之谜，可参见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2001年版。吕赫若的文学道路与生平，可参见吕正惠《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皆收入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版。）以及吕淳钰《都会？田园！——吕赫若的东京经验与日语小说中对现代性的态度之考察》，《台湾文学评论》第四卷第一期，2004年1月。李乔以吕赫若的失踪写出小说《泰姆山记》，对其最后思想之转变做了富含现实政治意义的想象。），正是探索现代台湾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极好个案。
二战结束初期的这些作品，为我们认识其时台湾复杂的社会状况、外省-本省之“族群矛盾”的历史源头、“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偶然与必然，提供了一个朴直的“回返”途径。1945年10月第一批大陆军民进入台湾，台湾有了“外省人”这一日后衍生出特殊政治、文化含义的称谓。在历史的这一瞬间，“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为“祖国”欢呼，却已然埋下了暌违已久、无暇熟悉，却必须在动乱中“无间相处”的不安：一方是怀揣唐山故国，甫走出殖民地的“遗民”们的喜悦焕发，一方是背负着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的“新移民”的疲惫茫然；一方有在五十年日本殖民体制下逐渐安顺的民众，也有战后成为社会不安因素的大批“台籍日本兵”；一方有被延揽而来建设台湾的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许寿裳、李何林，也有被战争暴力摧毁了家园、某种程度上也摧毁了对道德与自我约束的信任的官兵。此外，更有嗅着铜钱气味而来的投机商人；一方无论上层士绅还是下层民众，普遍膨胀着殖民地时代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方则对台湾及其“殖民”历史或因无知、或为谋利而不无犹疑。此外，放眼内战阴云密布的大陆，“光复”已然将台湾与之连接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台湾首任行政长官陈仪，虽曾抱着避免台湾卷入大陆战乱漩涡、以一整套自足的方案治理台湾的理想（注：陈仪治台的理想、具体措施及其得失，都因“二二八”与之后“通共”之罪而被历史抹去。对陈仪及其与“二二八”关系的研究在台湾近年才有开展，可参见王晓波编：《陈仪与二二八事件》，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版。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孙彩霞：《陈仪与台湾》，《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2期；杨德山：《陈仪、汤恩伯反蒋内幕》，《文史精华》，2000年第四期；张晰：《陈仪与汤恩伯》，《浙江档案》，2003年第六期；傅玉能：《“二二八”事件中国民政府派兵问题再探讨》，《史学集刊》2004年1月；白纯：《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论析》（1945.10—1947.4）等。），却无法自外于战争，无法挽回“接收”在本省人眼中滑落为“劫收”、“外省人”成为“阿山”，无法逆转民心已乱、山雨欲来的现实。
2、惊悸的春天：从台湾到大陆
发表于1947年5月《文艺生活》上的小说《台湾岛上血和恨》（署名伯子）， 距离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之后，显然是亲历者的作者还在事件的激荡之中。虽是“血和恨”的叙述，作者以台北失业工人福生作为线索，对“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有相当全面、理性地展示。尤值得注意的是对当时的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描写：福生的姑姑宝美和她的恋人吴诚夫。事件初起时，宝美和吴匆匆商量着：“组织的力量还薄弱，怕赶不上现实了！”当民众准备迎接“宣抚”时，他们虽意识到事情的危急并试图联合力量抵抗，但终究无力改变结局，于是逃往南方山区，决定以游击战和教育民众来图谋未来的活动。宝美和吴的形象单薄，尤其是从福生的视角看过去的吴诚夫，有一种不真诚和不庄重感，或许也暗示着左翼力量的弱小及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
事件当时，国民党当局认定、对众宣布的重要解释之一，是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和组织导致了“暴动”；事变后逃往香港的左翼人士发表的讲话、文章、回忆录中，一方面强调他们在事件中的积极行为，但亦承认其时力量薄弱，即使发动者也无法控制全局；而在当下的台湾，那些意欲将“二二八”建构为“独立革命史”的人们，则有意忽略其时左翼力量的存在与意义。时空的转换、诠释者地位的转换，注定将为历史蒙上层层迷雾曲折。
由此，要格外提到曾健民、蓝博洲、横地刚等人对“二二八”文学史料的挖掘：通过对事件前后台湾、香港和大陆报刊的艰难而细致的搜索，“出土”了一批有关事件最直接的报导、评论和文学作品，使“二二八”得以多向度地呈现。譬如其时《文汇报》驻台湾记者董明德的《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原载《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以日记形式记录下自己所经历的“二二八”，其中既描写了外省人在事件初起时遭到的冲击，也描写了更多本省人保护、救助外省人的善良和理性。署名“梦周”的《难忘的日子》（原载《中华日报》“海风”副刊第153期，1947年4月11日）纪念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外省公务员在事件中的死亡， 另一篇《创伤》（原载《中华日报》“新文艺”第19期，1947年4月20 日）则书写一对到台湾度蜜月的外省青年无辜被伤。这些余悸未平的记忆，透露了身处历史之中、被迫成为“敌对者”的普通外省人的困惑；而身在大陆战乱之中的知识分子，则感同身受台湾的苦难为所有国人的苦难，譬如长期关注台湾、大力介绍台湾文学的《文艺春秋》、《文汇报》编辑范泉，此时写下了《记愤怒的台湾》。与众多台湾友人交往使他对台湾时局和台人心态有相当切近的理解，也使他意识到台湾问题可能引发的后果：“是不是我们要用统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统治台湾？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顾台湾同胞的仇视和憎恨，而拱手再把台湾送到第二个异族统治者的手里呢？”“说起了台湾”，范泉流下了“心酸的热泪”；而1997年陈映真读到诗人臧克家发表于1947年3月8日《文汇报》上的诗歌《表现——有感于台湾“二二八事变”》，“祖国，祖国呀/你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血红/来表现”，眼眶也“霎时蓄满了热泪”（注：陈映真《母亲的叮咛——拜见诗人臧克家先生》，见《新二二八史像·代序》。）。时隔半个世纪、洒于两岸的“热泪”，折射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背负的沉重的家国之思与忧患意识，也证明了：“二二八”并不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其时整个中国时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是台湾的灾难，也是所有生于艰难时世的国人的心灵隐痛。
二 寂静中的“回想”与“回响”——五十至七十年代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文化控制日益严密。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原载《新生报》“桥”副刊，1949年2月12日）写一个叫律夫的革命者的逃亡之旅，有意将时代背景模糊化，为“二二八”文学画下了一个晦涩的停顿号。此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作为政治禁忌，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书写在台湾进入了沉寂期。除少量在香港或日本发表、出版的作品——如邱永汉的《偷渡者手记》（1954）、《浊水溪》（1954）之外，台湾本土间或有涉及“二二八”背景的作品，但都相当隐晦不彰——如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笔汇》二卷一期，1960年5月1日）。在这样的寂静之中，曾经以《亚细亚的孤儿》诉说殖民地台湾人的彷徨无告的老作家吴浊流，在1960年代末写出自传《无花果》，1970年以单行本出版，立刻遭到查禁，却因此秘密流传于台湾与海外；更被独立论者作为台湾知识分子因“二二八”而“破除对父祖之国虚无飘渺的幻想”的例证，从政治意义上予以经典化（注：参见林衡哲：《三读〈无花果〉》，吴浊流著《无花果》。林衡哲对《无花果》的阐释，不少为自己的政治意识所需，有相当程度上的断章取义，此处不详细展开辨析。）。我以为，《无花果》作为一个出生于20世纪初年、创作生涯跨越日据与战后的老作家的自传，具有文学/历史的双重史料意义，而作家历史反思的真诚与深刻，更使其成为弥足珍贵的台湾知识者的思想记录。也正因此，对这一记录的解读首先应该摈除意识先行，尽力贴近历史语境中的作者的心声。
二战后吴浊流曾先后任《新生报》、《民报》的记者，决心“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因为“视野比较广阔的新闻记者如果不执笔，将来这个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作者的叙述是从“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开始的，追忆自我的成长历程，其实是在台湾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义民精神”的承传之中，述说日据时代台湾人走过的曲折苦痛，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性格。由此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发生，除战后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各种治理措施的失败之外，台湾人的特殊性格、不同于（某种程度上优越于）内陆各省的经济、教育状况以及台湾人对真实“祖国”的隔膜，也是重要的催生因素，而国民党政权以非此即彼的战争逻辑和残酷的战争方式来判断、应对台湾人的行动，最终导致血腥的悲剧。譬如作者从台湾移民的历史来源论证台湾人属于“汉民族中最不屈服异族的人们”，也因此（殖民地的压抑），战后台湾人会患上“政治渴望症”。对政治地位的热心和政治意识、经验的匮乏，都使得事件发生后，与国民党官方的沟通一再错位。通过“二二八”前因后果的叙述，吴浊流固然展现了自己（也是普遍的台湾人）的“祖国”想象的谬误与幻灭，却并未因此否定“母亲”。吴浊流以写于“二二八事件”之后不久的《黎明的台湾》一文的结尾文字——“台湾乌托邦”的设想再度作为一本书的结束，强调理想之未曾改变，因自己是“愚公的子孙”，“不惜像愚公移山一样努力奋斗”。
19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各党派都敏感到“二二八”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注：参见韦名编：《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当我们指出“台独”对“二二八”的利用时，也必须正视记忆的哀伤与恐惧、政治的高压、情治机关无所不在的监控，使得“二二八”的政治、学术论述缺失之外，在民间也为人们讳莫如深，而这就为台湾社会埋下了族群矛盾的阴霾（注：“二二八”事变后至70年代，除国民党官方编辑的有关资料（如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新闻室编《台湾暴动事件纪实》，1947年版）和个人回忆录（如柯远芬《事变十日记》，台北，《台湾新生报》，1947年）之外，有不少有关“二二八”的书籍在香港、东京、上海等地出版，多出自“二二八”后的流亡者以及关切台湾的大陆知识分子之手，其中，既有后来经由香港到内陆的左翼人士，如庄嘉农（苏新）《愤怒的台湾》（香港：智源书局，1949年版）、王思翔《台湾二月革命记》（香港：风雨书屋，1949年版）；也有流亡日本、美国开始从事“独立”活动的海外台独人士，其中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东京，1962年版）和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东京：弘文堂，1964年版），在这些作品1980年代辗转进入台湾后，与吴浊流的《无花果》、《台湾莲翘》一样，成为许多人本土意识的“启蒙”读物。史明书笔者并未亲见，而王育德书（1993年在台湾再版、改名《苦闷的台湾》，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在基本史实方面错误不少，悲泣控诉之外，见解亦不见宽广或深刻，但在台湾岛内本土力量初兴的时刻，“苦闷的历史”自然具有了颠覆钦定历史的意义。又，以上所列书籍，除《无花果》、《苦闷的台湾》之外，多不得亲见，而在1990年代以来各类“二二八”资料汇编中窥得一鳞半爪。）。当本土政治以“二二八”为旗时，一方面召唤出亲历“二二八”者的悲情，一方面引动了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追寻“自身历史”的激情。
舞鹤（1951—）发表于1978年的小说《微细的一线香》某种程度上正是台湾历史呼唤的一个“回响”。小说虽是短篇，却包含着一个大的企图，即以“家族史”来透视台湾从日据到当代走过的幽微历程，其中关于“二二八”的情节是这样的：祖父那产品销往“唐山大陆”的罐头厂，在事件中受到持着棍棒、啸叫着“打猪仔”（注：指光复后到台湾的大陆人，即外省人。）的本省人的冲击，祖父先是嘶吼“我是台湾人”，而后又道“中国人”，却有一个干瘪的声音自人群中冷冷道：“昨天是日本人，今天台湾人，究竟是什么人？”这个情节的历史含义非常丰富，文化中国的执念与现实利益的矛盾，让祖父一生多次面临身份认同的混乱。其时还在读大学研究所的作者舞鹤，显然对台湾的近现代史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联系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逐渐兴起的“反对运动”，《微细的一线香》已然透露了时代变动的信息：战后出生的一代青年，开始通过家族历史、有关书籍、特别是师长以及见闻的政治运动等方式，触摸到一些被“遗忘”的过去的蛛丝马迹，滋生了了解“自身历史”的强烈愿望。
注释：
1947年2月27日，由台北的一桩稽烟事件，引发波及全岛、持续十数天的民变，国民党从大陆调兵至台湾方得平息，死难人数至今争议。是为“二二八事件”。历史叙述一度含混迷离，今日的主流论述也难脱政治影响。在此不作取舍引用，而希望通过对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分析，呈现事件本身以及历史记忆之复杂层面。
“二二八文学”，通常理解应是以“二二八”事件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研究者在使用这一词语时并无严格的界定。许俊雅编《无语的春天——台湾二二八小说选》（2003）所附录的《二二八小说相关篇（书）目》中，不仅包括“直接反映二二八经验”的，也包括以之为背景或略有涉及的作品；而其中所列出的长篇小说（包括作家自传作品），也有不少只是某些章节涉及“二二八”事件；此外，两篇发表于“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前、反映其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也被纳入其中。而曾健民编《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导、评论》（2003）与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合编《文学二二八》（2004），着重于“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作品，不仅包括在台湾发表的，也包括在大陆发表的；不仅扩充了文类，还收入了一些有关事件的评论。我认为，相对宽泛的考察，对于理解、分析作为政治事件的“二二八”在台湾文学中的意义，是有益有必要的，所以，本文在上述“宽泛”的基础上，还将略微涉及相关的电影作品。
此外，本文所谈“台湾的文化政治”，侧重近半个世纪来台湾知识者（以写作者、文学文化研究者群体为考察对象）通过“二二八”文学与研究，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文化情感乃至政治立场的力量消长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