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国版本与新民族经济学
——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李曦辉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中西地缘优势对比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理论依据的西方现实版全球化，由于面临着原生的理论悖论而难以持续下去，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为未来的全球化提供指导。文章从经典理论及文献出发，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不断被世人所重视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思想无一例外地推崇经济全球化，但是因为其理论依据不同，关于全球化的最终目标也各不相同。而要突破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藩篱，文章提出应从民族的维度，对经济全球化的目标、路径、结果进行审视，文章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融合中国传统全球观的新民族经济学将消除陆-海对立的全球观，是弥合文明冲突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关键词 ]全球化；理论依据；新民族经济学
在谈到经济全球化时，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研究员指出：“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的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1]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现实版的全球化脱离了经济学理论的设想，表现为全球化的不完全、不彻底以及矛盾重重？
一 、主要经济学理论都主张经济全球化
在现实世界中，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而逐渐为世人所重视的中国独特发展观中所包含的传统经济学思想，在这几种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中，无一例外地主张经济全球化。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有研究者做过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交往的含义是很广泛的，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大约提及了150次。”[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既包括商品交换，也包括文明的交流融合，还包括战争等交往形式；既包括内部交往也包括民族交往和国际交往；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也包括人与自然的交往。交往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交流融合、人的全面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3]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交往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包的活动，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因为，交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因为，“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4]这表明，交往对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5]“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消灭空间。”[7]就好像“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保障。”[6]“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工业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9]“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10]如果像中国一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1]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2]“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3]在这样的世界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4]“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5]
从上述论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经济全球化是持肯定态度的，特别认为全球化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可以消灭地方的、民族的割据状态，可以让人们的创新成果惠及到全人类，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全球化、也只有经济全球化才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二)西方经济学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开篇就说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16]与分工理论紧密联系的是国际贸易理论，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Bertil Ohlin)则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对分工理论有所贡献，他认为：“当每个人从事于大量生产某一特定物品，而不是合作生产少量的多种不同物品时，其结果会增进技术和节约时间。”“一个地区不可能在生产一切商品方面都优于其他地区，也即是这一地区不可能以比较低的货币成本生产一切商品。”“由大规模生产而产生的专业化鼓励了区域贸易。”“贸易的基本方面是使一个地区的需求与另一地区的生产要素的供应相接触。”“大规模生产的节约加强了生产的国际分工趋势，这种国际分工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配备而产生的。”“贸易对生产要素的移动起了替代作用，减少了由于它们的不能移动而产生的缺点，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减少了那些不完全可分性的缺点。”[17]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曾经说过：“劳动和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个教区转移到另一个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个教区到另一个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平衡。”“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的资本相比，已经达到饱和程度，那么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达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在小。”“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8]贝蒂尔·奥林(Bertil Ohlin)还说过：“商品交换并不能使要素价格完全均衡。地区间的差别仍然存在，当差别大到足以克服障碍时就会引发要素的流动。”“由于要素和商品两者的流动或者由于遇到障碍较少一方的流动，似乎进一步推动了地区间的价格均衡。”似乎“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可以互相补足。如果欧洲资本没有流入南美的话，那么就不可想象在上世纪末欧洲移民会到南美洲。”“因为自然资源不可能从南美洲流往欧洲，其他要素只好从相反方向流入，结果增加了区域贸易。”[19]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求。…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通常与具有同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或感到不可信任。”[54]按照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逻辑，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专家纳德热·罗兰分析了“一带一路”对西方的威胁，他认为，“一带一路”将引发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导致欧洲地位下降，经济上成为中国的附庸，地缘上变成孤悬于欧亚大陆西侧的一个半岛，而美国则因为失去欧洲盟友的支撑，沦为“漂浮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中间的孤岛”；二是全球战略和商业重心将从海洋转向欧亚大陆，从而威胁美国海上霸权；三是导致欧洲内部和欧美之间在对华问题上产生分歧。[55]对于“一带一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更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加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56]在2014年访问蒙古国时，习近平主席也说过：希望世界各国搭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中西方政界、学界对于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有着如此不同的理解，其实质就是依托不同的发展理论、形成了迥异的发展观。西方的发展观是零和博弈、文明冲突，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只能同与自己拥有相同文化的民族国家发生经济往来，形成经济的全球化也只是在自身文化圈内才会收到效果，一旦跨出自身文化所能适应的范围之外，全球化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则不然，我们2000多年的民族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欢迎任何民族加入其中，大家共同发展经济，追求美好的生活。按照马克思主义国际交往理论的脉络，就是各民族都需要与其他民族交往，扩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实现世界经济的大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不断强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剩余，虽然在西方文明冲突氛围下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并不妨碍这依然是他们希冀的目标。
讲究分工、加强地区间经济联合，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维下经济活动的一种常态，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数千年来我国各民族之间为了达到经济生活上的相互需要而彼此交往，相互补充，绵延不断，最终把我国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使中华大地各民族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灿烂文明。”[20]这种由于民族融合、国家发展壮大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有所体现。汉代匈奴人的生活是，“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复不去夏冬不离窟”，直至“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21]由于经济的依赖，多数匈奴人向往汉朝，故有“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于长城下”[22]的局面。因为民族的大量融合、国家的发展壮大，汉朝的经济已经开始领先于世界，并为中国以后1600年经济科技独领世界风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资治通鉴》也有记载：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请求互市获准，自始“国家(唐朝)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棉帛，彼此丰给。”[23]所以才有，过去“衣食不足”，如今“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菽粟有余”。[24]众所周知，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多民族融合统一的一个疆域辽阔的王朝，此时，以往分裂时期的疆界不复存在，人民间交往的藩篱障碍一律拆除。正如元人所说：“今四海为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25]“无地域藩篱之间也。”[26]我国在清朝时期的发展壮大更是达到了极致，“康熙年间，喀喇沁三旗，呈请内地民人前往耕种。”[27]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巡视喀喇沁时，“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28]正像《热河志·物产》所说：“昔日龙沙雁碛之区，今则筑场纳稼，烟火相望。”[29]我国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30]各地区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关系，生产要素的流动已经冲破了既有的民族界限，并不断实现着无与伦比的、中国特有的经济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效应。
式中： X为酶活大小(U/g)； A为样品测定的吸光度； K为吸光常数(吸光值为1时酪氨酸的量)；6.5为反应的总体积(mL)；10为反应时间10 min；a为稀释倍数。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还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先驱贝蒂尔·奥林，他们都推崇经济全球化，都认为该种潮流可以为世界带来福利，可以改善各国的经济处境，在他国经济没有变坏的前提下，实现一国经济的优化，从而走出国家间经济零和博弈的泥潭。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大众，都试图突破地域民族的限制，使经济活动得以在更大的规模范围内进行，希望改善自身的生活、希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虽然受时代限制，并没有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口号，但是跨地区跨民族的经济活动，都是在践行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这可能也是当下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最大受惠国的历史基因吧。
二 、全球化的理论依据和最终目标各不相同
有关中国历史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这个“‘陆权帝国’是自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以来中华帝国所具有的一个长期属性。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强邻围绕长城一线所展开的反侵扰与侵扰的历史，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历代王朝根深蒂固的陆权观，其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抚并尽可能将北方游牧强邻纳入大一统的‘华夷秩序’。”[43]这一秩序“总的关系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44]对这一秩序提供根本性体制保证的就是朝贡体系。处在该体系核心的是华夏中央政府，外围依次是西南地区的土官和土司、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地区、关系最近的朝鲜、双重纳贡的琉球、处于外缘地区的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占城、马刺加、爪哇、苏门答腊、苏禄)、被中国视为朝贡国但实则从事互惠贸易的国家(如俄罗斯、荷兰、葡萄牙、英国)。[45]作为“非中华地区的蛮夷之地在无所不包的中华政治与道德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机制”，该体系首先是被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即自我防御的政治需要及充当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媒介。[46]按照中华帝国天下体制的逻辑，帝国是不存在边界的，只有不断外移的边疆，照此发展下去，最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都会纳入中华帝国的关照范围之内，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最终目标。然而，随着16世纪西方因工业革命的萌芽不断强大，和中国远离工业化而逐渐衰微，中华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就像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认为的那样：17世纪的清朝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此后，大陆(陆权帝国)内部的运行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加以界定。[47]这种附着不同发展观的地缘力量对比的直接结果正像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所说：“1691年5月(康熙三十年)，康熙发布上谕，禁修长城，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清朝帝国深入大漠南北、天山南北、青海、西藏(更不用说它自己的起源地东北)，规划了新的统治范围，并在某些地区(如清俄边境)确立了外部边界，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48]从此，海权与陆权、东方与西方不同地缘观的较力进入了均衡状态，原来中华帝国一家独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时，海洋权力逐渐强大，海洋的时代开始来临。形象的描述就像阿兰·佩雷菲特对于中英两国的历史性撞击给出的描述那样：“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显示出一个正在上升的西方与一个自认为统治世界，实际上已经沉睡不醒的帝国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时刻。”[49]“历史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是因为现在和将来是通过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在一起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塑造的。”[50]
分别于入院或体检时取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清PCT、hs-CRP及D-Dimer水平，分析老年肺炎患者的病情与 PCT、hs-CRP及 D-Dimer的关系。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PCT水平，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hs-CRP及D-Dimer水平，所有操作均严格按说明书要求执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的全球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行过评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7]西方的全球化主要来源于海权论的理论指导。格劳修斯(Hugo Grotius)认为：“根据自然，海洋似乎是抵制所有权的。”“我们称之为头等重要的法则或首要的原则，其精神不证自明且永恒不变，即每个民族均可以与另一民族自由交往，并且可以自由地与之从事贸易。”[38]然而，源于1648年《维斯特法利亚合约》理论脉络的陆权论，却在理论上与海权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一种空间观是欧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多元并立的非连续政治空间。维斯特法利亚体系第一次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法的主体。”[39]对于如何解决海权论与陆权论的矛盾，格劳修斯提出：“自然法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本性的理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为了使战争具备万国法所要求的形式，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它必须是双方基于国家主权权力进行的，第二，它必须附带一定的形式。”[40]形成这种悖论，是因为“海洋秩序是超越于单个国家之上的多边秩序最早的起源。”[41]“这种所谓超越，会使得规则超越规则的制定者，消解掉主权的硬度，使得在某种意义上去国家化的一种普遍秩序、亦即连续空间成为可能。”[42]
“这是谁都勉强不了的事情！”汪队长拍拍头，面露难色，“这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事情，也不是你那个陈班长一厢情愿的事情，关键是要让李晓英心甘情愿才成！”
按照西方全球化理论逻辑推演，为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国家间爆发战争是正常的事情。马汉在《海权论》序言中就曾说过：“一个国家为了确保本国人民能够获得不均衡的海上贸易利益，或是采用平时立法实施垄断，或是制定一些禁令来限制外国贸易，或是当这些办法都失败时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来尽力排除外国人的贸易。这种各不相让的夺取欲望，即或不能占有全部，至少也要占有大部贸易利益和占领那些尚未明确势力范围的远方贸易区域，这些利益冲突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往往导致了战争……因此，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概言之，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52]这只是基于海权理论阐述了战争发生的必然性。1988年里根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说道：“美国战略拥有一个简单、清晰和极具理性的历史维度。这就是，一旦一个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了欧亚大陆，即那块被称为‘心脏地带’的地方，那么，美国最根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受到威胁，美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从1945年起，美国就开始努力防止苏联利用其地缘战略优势控制与其相邻的西欧、亚洲和中东地区。据此美国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均势以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态势。”[53]结合陆权理论进行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海权——陆权对立下的全球化，能够实现某种均衡，依靠的完全是战争，战争就是西方世界的常态。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和为贵”，不仅人与人之间如此，民族间、国家间也是如此，这就是我们产生传统经济学思想的世界观基础，也是我们建立新民族经济学的历史前提。新民族经济学强调民族结合，反对民族分解，认为只有民族之间通过经济交往实现接触、理解、结合、认同，才能扩大市场的规模与范围效益，才能避免人人厌恶的战争，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目标。如果世界按照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经济思想发展起来的新民族经济学指导世界经济发展，直接的作用就是可以消解各国基于民族差别而出现的利益差异，就可消解部分民族国家间基于经济利益而存在的对立或分歧，进而消解了陆权论的现实基础——民族国家不再是利益分置的基本单元，国家间将归于合作与理解。如果大陆国家间不断理解与合作，那么，作为海权论理论基础的连续性问题就会得到不断解决，最终海权——陆权对立的现实基础就会消解，海陆对立的局面也会不断改观，最终实现海陆融合，这就是新民族经济学基于民族视角给人类全球化开出的经济药方，它也会成为我们向世界贡献全球化中国智慧的理论基础。
(二)作为西方经济学支柱之一的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归宿，但这种发展价值观本身并不会自我实现，这有赖于发展内容。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一起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现实方式的转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紧紧纳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形成一个‘中心——外围’的不对称结构”。其实，“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目标的价值判断有独特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进行了价值上的规定，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代替物质财富的单纯增长这一传统的发展价值观”。[31]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中有关国际交往的论断中，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的，更是坚决反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交往实行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掠夺，认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是应该有道德的，应该关注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32]可以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3]这是因为，那种“分工把每个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部落到了大资本家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34]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分工和国际经济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效率，它们更关心这背后的生产关系，关心工人的处境，希望广大工人的身心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1877年恩格斯在批驳杜林时曾经说过：“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一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35]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36]
综上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的全球化指导理论是存在悖论的，后起的陆权论其实是对《维斯特伐利亚合约》指导理论海权论的否定，创始人格劳修斯也没有办法加以解决，只能用“正义的战争”来加以搪塞，这可能就是西方全球化核心矛盾的最早起源。
(三)中国传统经济学思想描绘的全球化
虽然各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都推崇经济全球化，但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每种全球化的理论指导都各不相同，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截然不同，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一个诱因吧。
而今，中西地缘优势对比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以海权论和陆权论为理论依据的西方现实版全球化，由于面临着原生的理论悖论而难以持续下去，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为未来的全球化提供指导。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体制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因为它不鼓励战争，用和平的方式指导世界发展与进步，这相较现实版全球化指导理论与模式是一大进步。未来的全球化，需要从中国传统观与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三 、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融合中国传统全球观的新民族经济学
在今天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引入中国独特的传统全球观，突破现实版全球化的理论藩篱，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新民族经济学恰好符合上述条件。新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为民族过程，包括民族分离、民族融合、民族相容和民族认同等，探寻这一过程的经济学价值。[51]
(一)消除陆—海对立的全球观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它们肯定国际交往，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只是将国际经济交往作为一种必要手段，其真正要实现的目的是劳动者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劳动者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
(二)弥合文明冲突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综上所述，与七氟醚麻醉比较，应用右美托咪定麻醉可以明显提高老年冠心病非心脏手术患者心肌保护作用，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
新民族经济学，就是从民族的维度，对经济全球化的目标、路径、结果进行审视，比较其与现实版全球化的利弊。结论是，新民族经济学全面优于西方经济学对全球化的指导作用，它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逐渐全球自由流动，它摒弃战争，用民族结合替代民族对立，它追求文化互信，反对文明冲突，最终希望建立一个规模范围越来越大的世界共同市场，实现整个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与环境的良性循环。
经济性方面，接地极线绝缘增强后，绝缘子串长增加1.02 m，杆塔呼高增加约1 m，横担长度增加约1.6 m，考虑124 km范围内(含共塔段114 km和独立架设段10 km)提高绝缘水平，本体投资增加约269万元。
在数值算例计算中，本文考虑动态碳价的情况，假设每个周期的碳价格如图3所示。对g∈{10,15}，r∈{5,8}，t∈{7,14}(7 d，14 d)8种组合情况，分别代表不同规模大小的问题，对周期性碳约束、累计碳约束模型设计了算例并求解，求解结果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
(三)建立没有民族国家世界大同的全球经济
在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发现当今的全球化存在许多弊端，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根源是现实版全球化在指导理论与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单靠各种双边谈判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于是，提出了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了西方各界的诟病。美国学者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堪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二者都是新兴的全球性大国运用其经济实力来寻求外交影响、确保对外政策目标(包括维持国内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目标)的重要战略手段。[57]卢西奥·皮特罗(Lucio Blanco Pitlo)强调，“一带一路”远超简单的经济繁荣共享，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安全基础，其“中国中心主义”显而易见，这势必引起众多人的担忧。[58]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狄伯杰(B.R. Deepak)更是疑问重重：古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存在怎样的关联？“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与中国追求的多极化、无霸权、共同安全等对外政策目标相一致？是否是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战略之举？或者，中国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和重写地缘政治经济框架的规则吗？[59]之所以西方学者会对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疑虑重重，是因为西方的全球化指导理论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世界观与我们差异巨大。西方经济学鼻祖级人物马克斯·韦伯就认为，“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政治盲”，“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也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60]这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了，我们不应该引以为怪。
新民族经济学则恰恰相反，认为民族之间在经济利益方面不需要进行残酷的斗争，而是需要各个民族之间互相理解，文化上相互尊重，认为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必然性，我们根本不需要在文明之间划出界线，任何文明之间都可以从事经济活动，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合作，改善各自人民的生活水平，增进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我们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华民族从始祖炎帝、黄帝开始，所包括的地域十分狭小，后来我们秉持合作的思想包容周边“夷狄”各部落，形成具有包容特征的中华民族，并且对不断扩大的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理论解释，那就是，中华民族不以血统论，而是看其对中华文化是否认同。认同中华文化，夷狄亦华夏；不认同中华文化，华夏亦夷狄。在这种民族观、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族集团，经济规模也是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国，而且发展势头优异，大有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可能。按照这一路径发展下去，世界上各个民族将会从互相理解，走向相互尊重，最终实现相互融合，那时，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世界大同的目标将会得以实现。
四 、简短的结论
结合到目前引起人们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我们如果引入新民族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显而易见地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那就是中西方秉持经济全球化不同的指导理论，形成了迥异的世界观所致。美国秉持斗争的世界观，认为中国提供的全球化中国版本“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对冲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侵蚀美国的民族国家利益，只有用斗争的方式加以回应，别无他途；中国则秉持和平合作相互理解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发展全球经济，积累尽量多的财富，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福祉。从思想层面来看，中美贸易冲突并不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它只是因为东西方民族文化历史积淀的不同，导致的对世界看法的差异，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加强民族间文化交往，学会换位思考，经常站到对方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做到知己知彼，从自身文化习惯出发，为对方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问题就会得到圆满解决。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也需要让对方明白，那就是如今的中美实力对比已经较二战后确立冷战体系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过分迁就美国，视它的模式为主导模式，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主张我们的模式，当然，也不是全盘硬塞给对方，因为我们还没有绝对的实力，那样做的结果可能也不会十分理想。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要以源于古代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衍生而来的新民族经济学，来指导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使得西方逐渐接受中国的民族演进模式，用民族的视角、而不是用文明的冲突来观察世界，实现世界经济发展观的逐渐转变，最终消弭战争的根源，实现和平发展，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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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National Economics ——On the Deep Reasons of Sino -US Trade Friction
LI Xi-hui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of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s reached a major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Due to the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paradox, the western world's realistic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Sea-power and Land-power theory find it difficult to sustain. It is urgent to propose a new theory to guide the Globalization in future. Starting from classical theory and literature,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at Marxist Economics, Western Economic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are invariably advoca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ever, as a result of various theoretical basis, their ultimate goals are also different.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barriers in the realistic vers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article suggests to examine the goals, paths and resul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the national dimens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ew Na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Marxism and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global view will eliminate the paradox between Sea and Land, and will bridg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heoretical basis; new national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 ]F0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63(2019)01-0001-09
[收稿日期 ]2018-06-10
[作者简介 ]李曦辉(1964-)，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责任编辑 ：张晓娟 ]
标签：全球化论文; 理论依据论文; 新民族经济学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