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党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党要管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5－0013－0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容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党的建设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关键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非常重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研究和阐述执政党建设问题。他曾鲜明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1－1]“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把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思想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在经济文化条件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2－1]他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2－2]由于党取得执政地位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成绩，于是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为了克服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这种错误倾向，执政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政策推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关系者，还有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者。党风廉政建设的严峻形势，考验着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领导干部。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问题，1982年4月，邓小平针对新出现的贪污腐化之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他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殷风，那末，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3－1]邓小平认为，产生作风不正和贪污腐败问题的原因既有党在十年“文革”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无论由哪种原因造成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1－2] 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高校青年学生和一些群众提出的“打倒官倒反腐败”口号，矛头指向少数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邓小平认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1－3]所谓“中国自己的小气候”，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少数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问题。“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1－4]1989年6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紧迫性，“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5]在邓小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能够坚定地执好政、掌好权，巩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 邓小平在总结执政以来党的建设教训中指出，党和国家建设中发生的各种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建设。执政党建设中存在与党的根本宗旨相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要求不符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等问题，追根溯源在于“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因此，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建设关乎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能否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关乎执政党建设的能力和水平。鉴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在执政党建设中占据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地位，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1－6]。 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辩证地统一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内容。“党要管党”首先要明确“由谁管”和“管理谁”的问题。“由谁管”？从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看，主要由党委负责管党，要由党的中央集体领导负责管理全党。邓小平认为，“关键在领导核心”[1－7]。“管理谁”？邓小平认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2－3]。“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能否采用一套严密严格的法规制度、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治理好广大党员，特别是执掌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整好我们党，努力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针对新的历史条件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反复强调要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环节。 第一，管好党员干部思想，坚定全党理想信念。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武装全体党员，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克服和改造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党的建设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高度关注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问题。针对“两个凡是”，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他提出必须要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总结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得出结论：党过去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能够战胜困难，取得胜利，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他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1－8]，“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1－9]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他反复强调：“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10]党要管好党员干部思想，抓好思想建设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1－11] 第二，管好党员干部队伍，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点在于用严格的党纪党规管好党员和干部两个群体。党员构成党组织的细胞，党员的质量决定了党的生机和活力。能否把数千万党员教育好、管理好、组织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决定了执政党建设水平的高低。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指出管好党员队伍的首要环节是严把“入口关”，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对于那些“想利用共产党员的地位，来达到他们贪污腐化、升官发财、营私舞弊，甚至保护封建势力压迫人民破坏革命的目的”的入党者，“必须在精细审查之后清洗出去，以保持党的纯洁性”[4]。邓小平提出执政时期合格党员的根本标准是要有纪律性。“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1－12]。“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3－2]合格的党员必须重视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以党章为准绳衡量党员的思想行为。各级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分子，管好党员干部队伍的关键在于管好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要管住管好高中级领导干部。因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2－4]他指出，共产党接受监督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2－5]。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做出明确规定，使党组织、党员和群众能够对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 第三，管好党员干部作风，弘扬优良传统作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权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关系社会风气的好坏。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执政新环境和新条件的变化，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以权谋私、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不仅带坏了社会风气，而且影响了党群关系。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3－3]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如果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首先就会体现为各种不正之风。“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1－13]。因此，整顿党风、搞好民风，首先要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做起，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上的先锋模范作用。他概括了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导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突出表现：“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14]他指出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于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15]。与此同时，他提出了解决不正之风的根本途径，即“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1－16]。解决党的作风问题，关键在于以严明的纪律和法制作为约束党员干部作风的保障。他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3－4]。总之，“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1－17]。 第四，管好干部手中权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少数党员干部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名行贪污腐化之实，成为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总结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1－18]惩治腐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19]他在1985年10月23日接受格隆瓦尔德(时任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采访时指出，解决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1－20]抓教育的重点在于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他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1－21]。抓法制的关键在于发挥法制的稳定性、长期性、可操作性等优势，通过法制的制度性保证作用约束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2]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反对腐败的长期性，要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23]，“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1－24] 第五，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发挥制度建设优势。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执政党建设思想的重要创新。他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25]。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详细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这五种弊端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原因，得出问题的关键在制度的结论。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26]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制度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因为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六条重大改革思路，指出修改宪法、党政分开、党内民主等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的方向和途径。最后，他强调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目标，“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1－27]。邓小平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体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三大报告中，既成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报告指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5]从此，制度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并列为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的若干启示 邓小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在改革开放环境下建设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要思想对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主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补好精神上的“钙”。“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其他方面建设的基础和灵魂”[6]。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要求。理想信念坚定，是合格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7－1]。然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各种政治思潮对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如何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信仰缺失问题，成为当前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及时解决的问题。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8]。解决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问题，关键在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守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抓紧党员干部的政治灵魂。通过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补好精神上的“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政治立场坚定，坚决不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更不能作“开明绅士”。抓好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特别是从政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先锋模范形象。 (二)从严管理党员干部，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截至2012年底，全国党员数量达到8512万，基层党组织420多万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只有通过严格管理党员干部、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才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9]。管好党员，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控制党员数量、优化党员结构、注重党员质量，严把人口、畅通出口，保持党员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严格要求广大党员自觉遵守党章党纪，在日常工作中亮出身份、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危难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管好干部，从严治吏，重点抓好干部选拔、考核、培养、监督四个关键环节，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培养选拔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干部。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按照严格组织和严格纪律的要求，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具有组织优势和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通过“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重新定位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扩大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覆盖面，增强党组织在各领域的影响力，夯实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革除干部作风之弊，根本扭转不正风气。从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历程看，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克服党内不良作风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蹴而就。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党风建设虽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一些旧的不正之风和新的不正之风在少数党员干部队伍中依然比较严重。党风不正，则政风不正；政风不正，则社会风气不正。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10]。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约束公务员行为的15道禁令，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围绕反对“四风”加快推进作风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完善选人用人转向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政绩考核机制。针对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中暴露出的不正之风问题，提出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的“六不准”，即“不准多占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公务接待”[11－1]。为了规范并完善对领导干部周边人的监督，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做出明确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谋取私利，监督反对特权思想和作风[11－2]。 (四)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环境。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日益成为影响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安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7－2]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2]。在惩治腐败问题上，中央表明了坚决而鲜明的态度，即“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严厉惩处大小贪腐官员的社会氛围，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和维护长期执政的安全环境创造良好条件。 (五)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和贪污腐败问题，固然与少数领导干部自身政治素养有联系，但根本的问题在于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正如邓小平强调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11－3]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推进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明晰每个单位，每个职位的职责，给权力划定边界，准确界定一个单位、一个岗位到底有多少权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对公共权力最好的监督。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体制改革，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上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加强党的监督思想，构建以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专职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综合监督体系，引导和发挥网络监督在监督制度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2014－05－05标签：从严治党论文;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论文; 党的组织建设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党的组织制度论文; 制度建设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时政论文; 党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