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在革命文艺的祭坛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祭坛论文,耶夫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酒精中毒的社会背景
触动我了解法捷耶夫的命运，缘起于唐达成的一番话。
唐达成是1985年至1989年间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他说：“法捷耶夫自杀了。他是在自己的书房开枪自杀的。热血四溅，溅到了写字台上，溅到了书橱上。我想，那一刻血一定是喷涌而出。‘喷涌’是受到了压力，‘而出’是压力的释放。苏联政府说，法捷耶夫是死于抑郁、绝望，我总认为，法捷耶夫是死于深深的自悔和自责。斯大林时代，那么多苏联作家的逮捕令都是他签署的。是灵魂的痛苦，咬噬着他的生命。”
法捷耶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作家协会主席、总书记。他所著《青年近卫军》《毁灭》在我国广为流传，颇有影响。1956年5月13日凌晨，莫斯科作家村法捷耶夫住所响起枪声，当作家弗·伊万诺夫和费定赶到时，看见法捷耶夫侧身躺在床上，血从胸口淌出，一支用旧的蓝钢那干手枪掉在地上。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在《法捷耶夫的生与死》(崔亚平编译)一文中说：
为什么亲近的人谁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变化呢?1956年5月13日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父亲来说是一个永恒的日子。晚上我们都在二楼睡觉，早上我第一个下楼吃早饭。在那里就座的有我们的佣人、彼佳叔叔、外祖母的弟弟叶甫基尼·克尼波维奇。爸爸也下楼了并建议我去散步，目的想让我离开家。外面下着雨，我没有出去。爸爸回到楼上，很快就响起了咔嚓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什么声音。过了一会儿，我去叫爸爸吃早饭，推开卧室门，看见爸爸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胸前溅满了血点，手上还有一把手枪。他向自己的心脏开了枪。确实没有一点迹象：就在临死前几天，法捷耶夫在给保加利亚作家柳德米尔·斯托亚诺夫的信中还说，要最后完成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克格人》和《黑色冶金工业》的写作。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审定的讣告中说：近年来法捷耶夫的酒精中毒症日益加剧，他“在由此病发作而引起的精神高度抑郁状态中”自杀身死。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符合事实，在讣告的后面还附上一份医生的诊断书。
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对官方的说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驳说：“所有关于爸爸是一个恶习难改的酒鬼，被关在家里的说法都言过其实。爸爸有时在创作不顺利时，才会狂饮。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喝醉的样子。他死后，尸体解剖中没有发现硬变，在他的血里一点酒精都没有。在他死前三个月，他一滴酒都没沾过。”
其实，苏维埃作家的酗酒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醉生梦死”的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7年第5期中，记载有这样一个小细节：有一次，斯大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肖洛霍夫，他和法捷耶夫每一次狂饮要持续多长时间?肖洛霍夫回答，要持续一个星期。听了肖洛霍夫的话，斯大林嘲讽地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让我们做出一个决定，把他们两人的狂饮时间缩短到三天，其余的四天让他们用来写作(我在肖洛霍夫一文中详述了苏维埃的酗酒现象，此处不再赘述)。
自斯大林逝世之后，法捷耶夫的精神状况一直不佳。他多次入院治疗：1954年住了四个月，1955年住了五个半月，1956年从1月中旬到3月底一直住在医院里。苏共二十大的会议精神，是作家协会派工作人员到医院向他传达。在《文学问题》2000年第5、6期合刊上，记载着法捷耶夫对前往医院探望的作家利别进斯基说，他得了肝硬变，功能正常的肝脏只剩下四分之一。此外，法捷耶夫还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自杀前两天，他又对利别进斯基说，出院时做了血液化验，发现血中包含有毒物质。
当然，疾病并不构成法捷耶夫自杀的决定因素，只不过是苏维埃当局顺水推舟的一个托词。
人们一直传说，法捷耶夫自杀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但这封“绝命书”中的文字，让现任的苏共领导人非常难堪。在清理法捷耶夫自杀现场时，一个民警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刚要拿起这封信，在一旁的克格勃上校恶狠狠地一把夺过来，厉声说：“这是给党中央的信，是你随便乱动的?!”据肖洛霍夫回忆，他曾当面问过赫鲁晓夫，是否有这么一封信?赫鲁晓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有任何遗书。”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在《法捷耶夫的生与死》一文中说：
妈妈当时正在国外巡回演出。她回来时，脸上的表情非常可怕。爸爸留下了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不允许任何人知道信的内容，它被放到苏共中央档案馆里。传说苏共中央命令销毁这封信。法捷耶夫究竟为何自杀?在这封神秘的“绝命书”公开前，世人一直对此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上，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后，终于公布了《法捷耶夫遗书》。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法捷耶夫在清醒状态写下的“绝命书”，成为我们解析他自杀心理的最好依据和指示“路标”。
二、绑在了斯大林的战车上
法捷耶夫的“绝命书”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我文中的引文取自《情到深处人孤独——世界著名作家自杀心理探秘》一书(鲍维娜著，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7月版)的译文：
我看不到继续活下去的可能，因为我一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经被自信而又无知的领导扼杀了，现在已经不可挽救了。文学界的优秀干部(沙皇的暴吏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或肉体上被消灭，或死去，而这都是由于掌权者们无法无天的暴行所致。最优秀的文学界人士过早夭折，其余的人，那些多少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人也活不过四五十岁。
文学(这个最神圣的瑰宝)被官僚们和人民中最落后的人们撕得粉碎，我们这一代人怀着多么自由和坦诚的心情，在列宁时代步入文学界，创造出过多么美好的作品，今后还将创作。列宁死后，他们把我们贬为孩子，他们想消灭我们，用意识形态吓唬我们并把这称作“党性”……法捷耶夫自杀的1956年，人们还没从专制主义的恐怖阴影中缓过神来。所以法捷耶夫在遗书上把话说得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但熟悉那个境遇的人们，仍不难辨明其中的弦外之音。
法捷耶夫由于是斯大林选中的苏维埃作家协会的领导人，被人们称为是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在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30年代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后，文学界流言四起，有人说当年某些作家被捕是经法捷耶夫同意的，逮捕令上有法捷耶夫的签字；有人甚至说某某作家是因法捷耶夫的揭发检举而受到镇压的。事实究竟如何呢?
张捷在《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中，对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阐述：
从目前公布的材料来看，斯大林大致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直接介入文学工作的。这时法捷耶夫是最大的文学组织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对拉普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对它的多数领导人没有好感，可是对法捷耶夫却比较赏识，这大概是因为看到法捷耶夫有文学才华，同时为人比较正直坦诚的缘故。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解散各文学团体、组建统一的作家协会的决议，随即成立了以高尔基为主席的筹委会负责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事宜。斯大林大概是因为认为法捷耶夫可能成为高尔基的最好助手，便于1933年5月同意让他取代格隆斯基担任筹委会副主席。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法捷耶夫当选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委员。1938年取代斯塔夫斯基担任作协责任书记，成为作家团体的主要领导人。1944年因写作《青年近卫军》和其他原因暂时离开了领导岗位。1946年苏联作协领导机构改组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法捷耶夫担任了作协总书记。此外，法捷耶夫在1939年召开的联共(布)十八大和1952年召开的十九大上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从以上事实来看，斯大林对法捷耶夫是信任和器重的。
蓝英年在《“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一文中，对法捷耶夫为什么能从当年群星灿烂的苏联文坛脱颖而出，得到斯大林的情有独钟做了这样的记述：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做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交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上世纪30年代，正是斯大林从列宁确立的“集体领导”走向个人独裁的十年。在这一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法捷耶夫做出了人生命运的选择，把自己绑在了斯大林的战车上。
作家田特里亚科夫在《各民族友谊》杂志1988年第9期的小说《狩猎》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高尔基举行例行午宴。斯大林及其忠诚战友光临。
……大家都喝得飘飘然了，大概此刻心情最好的莫如宴会主人了，他动情地说：“作家兄弟吵嘴闹意气真不好，不再吵闹该多好啊。”这发自内心的和解的呼吁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大家赞许地沉默片刻，都把悲愤的目光转向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斯大林手持酒杯或未持酒杯站起来，把两人招到自己跟前。
“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的请求可非同小可。
法捷耶夫是个心怀坦荡不记仇的人，向阿维尔巴赫迈了一步，伸出手来。可阿维尔巴赫瞪了他一眼，把手慢慢背到身后。法捷耶夫的手悬在空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同法捷耶夫一起陷入尴尬处境。
如果斯大林不及时出卖失败者便不是斯大林。他眯起黄眼睛说：“法捷耶夫同志，你太没性格，是个软弱的人。阿维尔巴赫有性格，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可你不能!”
然而，与斯大林在公开场合所褒贬的背道而驰，那个被赞誉为“有性格”“能保持尊严”的阿维尔巴赫一再遭贬谪，直至被逮捕，完全消失。而那个“没性格”“软弱”的法捷耶夫却是跃居其上取而代之。
斯大林也曾看中阿维尔巴赫，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性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美国之音》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托洛茨基曾把苏维埃当年团结的文学家称之为“党的同路人”，这就一语道破天机地点明了一种“利用”关系。对于“同路人”，当然会此一时彼一时，随着形势变化而要与时俱进地“走马换将”了。
很显然，斯大林要选择的新“文艺总管”，并非特立独行的一只“领头羊”，而仅仅只是一个“牵线木偶”，一个“执行工具”。
法捷耶夫既然把自己绑在了斯大林的战车上，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人们自然把斯大林在30年代对文艺界所犯的血腥也要记在法捷耶夫的账上。
三、成为作家之前先成为革命者
法捷耶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爱伦堡一针见血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法捷耶夫认为，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士兵同权力无比的总司令的关系”。在法捷耶夫心目中，斯大林就是党的化身，斯大林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把执行党和斯大林的决定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法捷耶夫1901年12月24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早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十七岁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接着参加了反对外国干涉者和白军的武装斗争，不到二十岁成为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某部代理旅政委。1921年出席俄共(布)十大，在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中受了伤。国内战争结束后复员，上了大学，成为作家。
法捷耶夫在《答巴西进步报纸记者问》时说：“在成为作家之前，我先成为革命者，当我执笔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点，我的创作才成为革命的创作。”
法捷耶夫在《论苏联文学》一文中还说：“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诞生应该归功于这个时代。”
法捷耶夫在“绝命书”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生来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从事具有重大意义创作的人。我从16岁就同党有了联系，我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上帝赋予我非凡的才华，我也充满只有人民的生活才能产生的最崇高的思想与感情，而人民的生活是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的。
法捷耶夫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
苏维埃的历史进入到1930年代，斯大林取得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政治派别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开始把目光转到了对文化艺术的关注和控制上。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以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伏龙芝的死一直是苏联政坛一个扑朔迷离而又讳莫如深的话题，小说发表后，被敏感地认为是影射了斯大林，“开了以小说反党的先河”。于是，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多次检讨和认罪仍得不到宽恕，到1930年代终于被镇压。此后，一连串的噩运降临文艺界头上：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1917年创作的《岛民》引起很大反响，一举成名。1922年到1928年六年间，创作了《北方》《马麦》《最重要的故事》等作品，展现了其严谨而完美的“表现主义”才华。他意味深长地把大一统专制独裁国度内，人们整齐划一的生活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作品，他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这样价值取向的作家遭遇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逮捕、入狱、流放。遭到批评整肃的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等等。
肖斯塔科维奇为此发出感叹：“见风使舵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特性。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剧本《澡堂》中的一个角色说的：‘阁下，请下命令，我马上就转。’我确信马雅可夫斯基这是在写他自己。”肖斯塔科维奇还说：“在那些日子里，人人都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你总得活下去，而且谁都挨着边缘在走。”
朱正在《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一文中，记录了法捷耶夫这样的故事：
(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写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论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法捷耶夫原本是极为赞赏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在斯大林发起的这场批判运动中，法捷耶夫也写了尖锐的批判文章。到斯大林死后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法捷耶夫承认自己对格罗斯曼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为我的软弱而懊悔莫及。”
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好》，法捷耶夫并不喜欢这首诗的政治宣传味道。但当得知斯大林称赞“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今后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后，他又把《好》奉之为“史诗性的作品”。斯大林欲以马雅可夫斯基取代帕斯捷尔纳克的地位(斯大林的这一做法，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我将在马雅可夫斯基一文中再做展开)，法捷耶夫尽管对马雅可夫斯基评价不高，但也只好服从。法捷耶夫一面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脱离生活、孤芳自赏，一面在咖啡馆问爱伦堡想不想听真正的诗，然后朗诵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0月出版了法捷耶夫未完成的长篇《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磊然在译后记中对法捷耶夫做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综观法捷耶夫的一生，就不难看出，在他身上，艺术家的生活和革命家的生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他和党的利益是血肉相连的。党性就是帮助法捷耶夫走在苏联文学前列的指南针。”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若干年后，索尔仁尼琴在给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中写道，“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纯属是“一群瞎子为另一群瞎子担当向导!”
肖斯塔科维奇在说到苏维埃作家的生存状况时，有一个颇为形象颇为深刻的比喻：“鸡在啄食的时候，只看到眼前的谷粒，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样，它啄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斯大林比谁都懂得这种鸡的心理，他知道怎样对付小鸡，它们都在他手上啄食。”
全苏作家协会及各联盟共和国的作家协会，从斯大林提议成立伊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法捷耶夫虽然身为作协总书记，对作协的工作却起不到主导的作用，既不能参与制定文艺政策，也无权任命作家协会的任何人事。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法捷耶夫看到党对文艺工作管得太具体，影响和束缚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但又无可奈何。他反对作品粉饰生活、一味歌颂斯大林，却身处其位只能带头参加大合唱。即便作协日常事务，他也无权独自处理，必须看斯大林眼色行事。斯大林对杂志印张、稿酬、作家起居、创作出差、奖金颁发等都亲自过问。仅举一例可作管中窥豹：1948年讨论斯大林奖金授奖名单时，斯大林质问法捷耶夫为什么没有潘菲洛夫的小说《为和平而奋斗》，法捷耶夫回答不够水准，斯大林当众批驳道：“我们的看法不同，应当给他。”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斯大林调控文学的杠杆和风向标。
文学艺术完全沦落为政治权力的婢女。
四、苏维埃倒骑毛驴的张果老
茹科夫在《法捷耶夫》一书中，记载了法捷耶夫对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怕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斯大林，既怕又爱。”这句话一语道破天机，坦露出法捷耶夫对斯大林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在《法捷耶夫的生与死》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有人向我讲述，爸爸第一次害怕的事。当时他是《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准备刊登波拉多诺夫的中篇小说《利益》。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能引起人们不满的情绪(后来这些词语被勾掉了)。在修改中，相反的是，父亲要突出这个思想，强调要在一些地方用黑体字出版。斯大林读了这篇小说，直接在黑体字旁边写道：“恶棍!”他把爸爸叫去狠狠地大骂了一通。爸爸脸色苍白地从领袖那离开。法捷耶夫的亲密朋友泽林斯基还回忆了这样的情节：
法捷耶夫写《青年近卫军》时，一天，我在他家做客。克里姆林宫信使送来急件，要法捷耶夫次日五点至六点之间到斯大林别墅午餐。法捷耶夫陡然变色，请母亲对信使说他身体不适，无法赴宴，以后当面向斯大林解释。第二天，法捷耶夫却约我到树林里采蘑菇。我在路上对他说：“萨沙，我真无法理解你。斯大林并非每天请你赴宴。如对你没必要，你可以谈谈我们大家。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谈谈我们最重要的事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没想到法捷耶夫听了火冒三丈：“滚你的蛋吧!你无权问我为什么不去赴宴，我应当对斯大林说什么!”我也火了，掉头就往回走。法捷耶夫追上来，抱住我的腰说：“我不去是因为我已满头白发，不想再让别人呵斥、嘲弄。我不是让人把脑袋往瓦盆里按的小猫。贝利亚一定在那里，当着斯大林的面用各种令人发指的问题盘问我。”
接着法捷耶夫又讲了一件一直压在他心头的事。
一天斯大林身穿元帅服召见他。斯大林站在大厅中间，法捷耶夫双手紧贴裤线站在他对面。下面便是他们的谈话。
“听我说，法捷耶夫同志，你应当帮助我们。”
“我是党员，斯大林同志，每个党员都有义务帮助党和国家。”
“你少说废话，什么党员、党员的。我认真对你说，你作为作协领导人应当帮助我们。”
“这是我的责任，斯大林同志。”
“又来了”，斯大林恼怒地说，“你在作协老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可却不肯帮我们同敌人斗争。你是作协领导人，可你知道同什么人一起工作吗?”
“我怎么不知道?我了解我所依靠的人。”
“我们授予你响亮的总书记称号，可你不知道自己周围都是国际大间谍。”
“如果作家当中有间谍我一定揭发。”
“你说的都是废话”，斯大林冷峻地盯着法捷耶夫说，“你算什么总书记，身旁都是国际大间谍。”法捷耶夫惊出一身冷汗，请斯大林说出间谍名字。
“如果你这样没用，我只好提醒你：第一，你最亲密的朋友巴甫连科便是大间谍。第二，你心里清楚，爱伦堡是国际间谍。第三，难道你不知道阿·托尔斯泰是英国间谍？我问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现在你可以走了，我没时间再同你谈这个问题，你自己看着办吧!”
法捷耶夫讲到这里竟失声痛哭：“我无权不相信党中央总书记的话，但我却不相信，因为这不是事实。斯大林究竟要我干什么?”斯大林要法捷耶夫清除作协里的“人民敌人”和“间谍”。自1934年作协成立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处决、关押、流放。按内务部不成文的规定，逮捕令须经所在部门首脑签字。1946年法捷耶夫担任作协总书记后，无法抵制也曾被迫签字。
诬人一顶说不清道不明的“间谍”帽子，成为施以迫害的代名词。还有一个情节也不能遗忘：法捷耶夫与导演梅耶霍德是好朋友，斯大林责备他为梅耶霍德说话，并给他看一份揭发梅耶霍德是间谍头子的材料。梅耶霍德是半年后才被逮捕的，这期间，他见到法捷耶夫仍一无所知，一如既往地热烈友好地握手拥抱。法捷耶夫明知道他死期已近，既不能说明，又无法挽救，心中满溢着“打落门牙和血咽”般的疼痛。
这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伴君如伴虎。”
张捷在《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中，讲述了法捷耶夫在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中的另一面：
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当他看到许多他了解的人遭到清洗时，不免对这种做法产生怀疑，站出来替他认为受冤枉的人辩护。1937年，在一次讨论开除利别进斯基党籍的会上，法捷耶夫挺身而出替他说话，愿以党证和脑袋担保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法捷耶夫·同时代人的回忆》第208页)。当法捷耶夫得知他年轻时和他一起在远东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捕后就去找斯大林，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替受怀疑的作家进行解释，尤其在成为作协主要负责人后，更是利用各种办法保护作家。例如1939年上面决定要授予一批作家勋章，斯大林问法捷耶夫和巴甫连柯哪些人可以授勋，法捷耶夫把一些本人受怀疑或亲属遭镇压的作家列入名单，这样做，实际上是保护了他们。
但是法捷耶夫的苦心和努力有时不为作家们理解，有人认为他是“通天人物”，神通广大，责备他见死不救。其实他所能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有一次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遭到怀疑，有挨整的危险，她便去找法捷耶夫，法捷耶夫爱莫能助地说：“您知道吗，糟糕的是，人家要求我不要过问这些事，坚决要求我这样做。”女诗人别尔戈利茨曾责备法捷耶夫没有救某某人，他听了伤心地回答道：“奥丽加(别尔戈利茨的名字——引者)，你最好不要这样说，你可知道我使你避免了多大的灾难。”(茹科夫著《法捷耶夫》一书，第268-269、300页)在这方面曾长期住在苏联、担任过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书记、30年代被捕过的匈牙利作家吉达什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说：“不，法捷耶夫在他所说的‘严酷的时代’里有他的难处。我相信，要是占据他的位置的是另一个人，‘严酷的时代’卷走的作家将会多得多。法捷耶夫尽其所能减轻这地震的损失，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法捷耶夫·同时代人的回忆》第546页)
法捷耶夫深切同情那些在大清洗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在这场风暴过去后，他就为他们申诉，帮助他们出版作品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对著名诗人扎鲍洛茨基的帮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扎鲍洛茨基于1938年被捕，1946年获释，但是并未平反。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出版作品是比较困难的。法捷耶夫欣赏他的才华，建议他把所写的诗编成集子出版，并答应给他写推荐意见。1948年扎鲍洛茨基的诗集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在给法捷耶夫的赠书扉页上写道：“亲爱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的名字和父名——引者)!让这本小书能使您有时想起它的作者，他对您作为一位作家和一个真正的人怀有深深的敬爱之情。”(见《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材料和研究》，第1辑第444页，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法捷耶夫还给有关部门写信，称扎鲍洛茨基为“真正的诗人和自己国家的爱国者”，请求对他的案件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审查，最后扎鲍洛茨基终于在1951年11月得到彻底平反。
丁笃本在《大作家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一文中，也记述了法捷耶夫类似的情节：
谁也没有发现法捷耶夫参与30年代迫害作家的事件的证据。相反，法捷耶夫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叶若夫、贝利亚之流犯下的罪行。据苏联作家帕夫连科说，法捷耶夫曾当面向斯大林揭发过贝利亚。战后日丹诺夫组织的文学批判运动明显是错误的，法捷耶夫身为苏共党中央委员和作家协会总书记不仅参与了其事，而且亲自批判过一些作家。对此法捷耶夫有多大责任呢?多数人认为不能苛求于他，他不得不服从上面的命令。此外，苏联作家伊万·茹科夫在1987年第30和31期《星火》杂志发表的连载文章认为：“法捷耶夫在对待米·左琴科和安·阿赫马托娃(这是日丹诺夫批判的两个主要作家——引者)的问题上，表现出最大限度的人道主义和最大限度的正直。”文章还提到，正是由于法捷耶夫的呼吁，阿赫马托娃受牵连的儿子才得以获释。而且有许多人证明，早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法捷耶夫就开始为三四十年代蒙受不白之冤的某些作家恢复名誉而奔走。可见，法捷耶夫本人是正直的，但又不能与错误的批判运动脱离干系。为此他内心到底如何痛苦与内疚，在促使他自杀一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旁人不得而知。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在《法捷耶夫的生与死》一文中说：“在死前几个小时法捷耶夫与姐姐谈过话。他说：‘别人认为我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其实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只是在极特殊情况下能帮忙，因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是一个不能自主的人，是别人游戏中任人支配的小卒。当然他无限爱戴斯大林，愿把生命献给他，他也担心过自己的家人。”
夏中宪在《法捷耶夫与“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一文中说：
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袖，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他善于克制自己，镇静自如。在公众场合热情洋溢，风度翩翩。在照片上他给人的印象是真诚坦率，性格开朗。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却鲜为人知。他严于律己，几近苛求，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那著名的法捷耶夫式的笑容往往掩盖了他真正的内心活动。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具备文坛领导人的素质，而且当之无愧。出于高度的党性原则和责任感，法捷耶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表现出政治家严酷的一面。
法捷耶夫犹如中国神话“八仙过海”中那个倒骑毛驴的张果老，一直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目标，但身下那个“体制”的坐骑，却背道而驰把他拉向一条事与愿违之路。
五、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
丁笃本在《大作家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一文中对法捷耶夫的死因做了如是分析：
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类西方权威著作，一般认为法捷耶夫自杀纯系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抗议……斯大林去世时，法捷耶夫曾撰文称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所以当斯大林受到批判后，他想不通自杀了。可以肯定，法捷耶夫在1956年5月13日自杀与三个月前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斯大林、大幅度改变苏联原先的政策路线一事有关。
……法捷耶夫一直十分敬仰斯大林，认为30年代镇压无辜是叶若夫和贝利亚背着斯大林干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极为震惊与不安。苏联许多作家认为法捷耶夫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粗暴对待苏联文学感到恼怒……
作者对西方如此简单的分析提出质疑。
法捷耶夫在“绝命书”中写下这样的词语：“我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自负而又无知的党的领导人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那些靠伟大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使我彻底丧失信心。即使他们以列宁学说发誓，也使我难以信任，因为他们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干出更坏的事来。斯大林还多少有点知识，而这些人则是不学无术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赫鲁晓夫等继任者的强烈不满。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坛态势也发生了巨变。《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著名评论家弗·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指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回避矛盾和斗争。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撰《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版)矛头所向，十分明显是针对作协的现任领导人。
法捷耶夫并没有亲耳听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听的是传达。一位作协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他在听传达时的表情：“我不时看看法捷耶夫的脸……他的脸平常都是苍白的，这时似乎蒙上了一层铅灰色，而主要的是两眼饱含着泪水。”他很难想象斯大林会像赫鲁晓夫披露的犯下那么大的罪行。但法捷耶夫根据多年来养成的“党性”原则，又不能不相信新的党中央。
其实，斯大林逝世后，法捷耶夫的思想也发生了某些转变，他并非如西方舆论所言，是要“抱着花岗岩的头脑”去为斯大林殉葬。他对自己多年来担任作协领导的所作所为也有所反省。在作协第八届理事会上做报告时，法捷耶夫所说第一句话便是：“我犯了很多错误，也许我的一生便是一连串错误。”法捷耶夫心中也曾升起过对未来的憧憬，他曾对妹妹说：“现在可以自由呼吸了。”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张捷在《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中，讲述了苏共二十大前后，法捷耶夫的思想状况及内心矛盾：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领导立即开始反对个人崇拜，虽然没有公开指名批判斯大林，但是矛头的指向是很清楚的。过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不断被揭露，给法捷耶夫的思想以一定的震动，促使他回顾过去，进行深沉的思考。他在这过程中发现了过去文艺领域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文艺政策上的问题，对如何改进党对文艺的领导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作协的领导工作上而不用在创作上，是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过去就有这种感觉，这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因此，他一方面决定从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接连上书苏共新领导，陈述自己对改革文艺工作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他对苏共新领导还抱有一定的希望。开头他给苏尔科夫写信，相信苏尔科夫会把他的信转给中央。在这封信里法捷耶夫对创作情况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最近三四年文学创作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在走下坡路，很少出现可作为典范的作品。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有才华的作家忙于作协的领导工作，因此要让全国最优秀的作家从中解脱出来。他表示在写完已着手的小说《黑色冶金工业》前不能参加作协的工作。(《法捷耶夫书信集》第429-433页)苏尔科夫果然把信转给了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波斯彼洛夫，接着他和西蒙诺夫、吉洪诺夫又联名给赫鲁晓夫写信，表示不同意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的看法，但建议满足他的要求，解除他的作协总书记的职务。
在这之后，法捷耶夫直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以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上书，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一连写了三份报告，题目是：《关于在领导苏联艺术和文学方面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反常做法以及纠正这些缺点的办法》《关于改进党、国家和社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方法》《谈〈真理报〉的一篇有害的社论和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困难状况以及再谈把对艺术的思想创作领导权交给党组织的问题》(指的是《真理报》1953年9月6日发表的题为《论戏剧艺术的新高涨》的社论)。这些报告批评了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的官僚主义做法，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例如他提出把对文艺的思想创作上的领导从国家机构中分离出来，直接交给党组织。苏共中央科学和文化部接到法捷耶夫的报告后，不同意法捷耶夫对文艺工作现状的评价和他提出的改进领导的意见，认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由于他“长期脱离创作协会的生活和身体有病”的缘故(见苏共中央科学和文化部给赫鲁晓夫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及法捷耶夫的三份报告均载1999年9月29日《独立报》)。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法捷耶夫的报告不予理睬，法捷耶夫几次要求接见，均遭拒绝。这对法捷耶夫是很大的刺激。
1953年10月召开苏联作协理事会第14次全会，本来要法捷耶夫致开幕词。法捷耶夫写了一个稿子，其中在谈到作协工作的缺点时提到非党作家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够、过去受过批判的作家不受重视、作协会员向优秀作家学习得不够等问题。这份稿子在作协理事会党组讨论时受到一部分作家的严厉批评，苏共领导支持这部分作家的意见，认为法捷耶夫的开幕词不符合要求，结果没有让他致开幕词，只作一般的发言。这又是对他的刺激。
在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苏共新领导已决定完全撇开法捷耶夫，撤销总书记的职位，内定苏尔科夫为作协第一书记。法捷耶夫在自杀前9天给叶尔米洛夫的信中谈到这段往事时说：“在代表大会前和代表大会期间，上面曾几次召见我们书记处的党员，有人当着苏斯洛夫和波斯彼洛夫的面，在中央书记们的支持下百般地贬低我和谴责我。”(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0期第155页)
法捷耶夫由对斯大林俯首帖耳到对新领导处处看不顺眼，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他犯了官场上的一个大忌：对任何当政者而言，今是而昨非，对前任领导还可做出某种程度的批判，而对现任领导却只能歌功颂德。
法捷耶夫的开幕词被否定之后，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是法捷耶夫的继任总书记苏尔科夫。他在发言中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
因为苏尔科夫的报告是代表作家协会做的，所以受到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的无情抨击：肖洛霍夫指出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三千七百七十三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魂灵”。“在近二十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一千二百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肖洛霍夫还尖刻地嘲讽说：“我们大家从他那里窃取了15年最好的创作年华，到头来既没有了总书记，也没有了作家”，就是在苏共的二十大上，曾任两届中央委员的法捷耶夫被降格为候补中央委员。
从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到法捷耶夫自杀的1956年，每逢会议，法捷耶夫都成为作家们的众矢之的。他不仅与新的领导集团关系搞得很僵，与肖洛霍夫、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著名作家也一一反目。处于一种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的境地。
虽然法捷耶夫多次写信要求内务部为三四十年代受迫害的作家平反昭雪。但众多受迫害的作家陆续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后，并不领法捷耶夫的情。1938年被捕的女作家安娜·别尔津逢人便说：“我们都是萨沙(法捷耶夫的别称)陷害的。”法捷耶夫在作协俱乐部见到别尔津，走过去同她握手，别尔津示威地把手背过去……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在《法捷耶夫的生与死》(崔亚平编译)一文中说：“斯大林死后，文化界纷纷揭发父亲并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这时爸爸非常孤独。所有一切都扭转了。法捷耶夫再也不是那个坚信党的方针正确的人啦……(赫鲁晓夫)建议法捷耶夫疗养，因为这样就可以说明父亲病了。从此，法捷耶夫被解除了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法捷耶夫在“绝命书”中写道：“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我非常高兴地离开这样的生活，就像从丑恶的生活中得到解脱一样。在这样的生活里，落到我头上的是卑鄙行为、谎言和诬蔑。我最后的希望是向管理国家的人们把这一切说出来。但是三年之久他们甚至不能接见我，尽管我多次提出了请求……”
哀莫大于心死。曾经热血沸腾激情似火的法捷耶夫，此时此刻心如死灰。一个把政治生命看得比自然生命更为重要的人，也许在这一刻就已然死去。付诸于最终的决绝行为，只是一个偶然的触机。
六、充满了绝妙辩证哲理的《玄妙的杰作》
丁笃本在《大作家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一文中，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法捷耶夫对于自己繁多的行政事务缠身也不胜其烦，他多次抱怨无休止的开会、评奖、汇报、出国访问耗费了他宝贵的时光，使他的写作计划一再搁浅。就像他在绝命书中所说的，他变成了拉货车的马，干了那么多琐碎的事情，得到的回报却是“吆喝、训斥、说教和各种意识形态罪行。”
创作是一个作家的生命，在创作上法捷耶夫同样陷入痛苦之中。
法捷耶夫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一直在前线任《真理报》记者。他根据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地下组织，反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斗争事迹写成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以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笔触，激情描绘了矿区青年和群众在同侵略者斗争中的机智、勇敢及该组织全体成员壮烈牺牲的过程。《青年近卫军》出版后，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获1946年斯大林奖金。《青年近卫军》无疑是法捷耶夫的代表作。在莫斯科新处女地的陵园里，法捷耶夫的墓碑上镌刻得就是一组《青年近卫军》的人物浮雕。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说：“斯大林开始没有仔细阅读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6年仍然授予该小说‘斯大林文学奖’。一年后，他看了《青年近卫军》这部电影，非常愤怒，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没有体现出党的领导作用。他命令父亲修改这部小说。1947年12月3日《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青年近卫军》小说中漏掉了一个最主要的，也是决定共青团的生命、成长和工作的因素，这就是党组织的领导与教育作用。父亲不得不对这部小说作修改，增补和修改直至1951年才完成。只有家里人知道，父亲承受多么大的痛苦。”(《法捷耶夫的生与死》)
张捷在《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中，对《青年近卫军》成书前后的一波三折做了阐述：
法捷耶夫受批评后，从1948年起就着手对小说进行修改，到1951年新的版本才与读者见面。作者对某些章节进行了较大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小说篇幅扩大了，关于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以及对青年近卫军指导的描写大大加强。新版本问世后，几乎获得一致的好评。
然而在法捷耶夫逝世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曾在1951年新版本出版后进行过赞扬的西蒙诺夫在《纪念法捷耶夫》一文(载《新世界》1956年第6期)中批评新版本“把愿望当作现实”，认为“第一个版本具有较大的内在完整性，更加符合最初的意图”。他的意见遭到反驳后，他又承认第二个版本的“合理性”，提出两个版本有“共存”的权利。在这之后，有人赞成第一个版本(例如卡维林)，有人则喜欢第二个版本(例如恰尔内、杰缅季耶夫)。这场争论直到八十年代末还没有结束。
同一部《青年近卫军》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读来是耐人寻味的。这是政治与文学“结缘”背景下所独有的一种文学现象。女批评家伊万诺娃彻底否定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未必能找到一个自愿的读者。”
法捷耶夫还有一部终其一生也没完成的长篇《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捷耶夫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他在1950年的一封信中说：他动手写《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还在写《毁灭》之前。小说的前几章于1929年开始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到1940年，断断续续完成了四部(计划写六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3年出版了未完成本。磊然处于当年的言说语境，在译后记中说了这样一番赞颂的话：“《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的主要的和卓越的特点，就是党的主题。在苏联文学中，把党的主题放在这种样式的作品中心的，法捷耶夫是第一个。”法捷耶夫以高度自觉的党性，进行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尝试。
但是这种试图以形象图解概念，违背创作规律的尝试，注定将以失败告终。法捷耶夫在《为了好的质量，为了技巧》一文中，流露出了内心的苦闷：“在《最后一个乌兑格人》里面，我想要表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写出一部综合的东西，但是工作进展缓慢、不顺手：许多细节挤了进来，人物的形象不能发展成为典型，形象的轮廓模糊不清。”法捷耶夫在《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中也说出了类似的悲叹：“我动笔写《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写了好几十次，可是每次都没写好……我要借这件事告诉大家：如果要写一部包含着像我所想出来的那样复杂思想的长篇小说，显然必须具有比我更多的艺术素养。”1951年在庆祝他五十寿辰的晚会上，法捷耶夫说：“我自己并不满意这部小说，因此打算把它重写”，在1954年的一封信中，法捷耶夫又说他要大大地改写《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法捷耶夫从1920年代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到1956年自杀身亡，在此前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写作过程中，时代精神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巨变，法捷耶夫数度面临“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他极力想与时俱进，追随时代精神，倾注了几乎可说毕生的心血，然而终究也没能完成。显然，创作的客观规律，非人的意志可逆转，非艺术功力所能及!
法捷耶夫“绝笔于获麟”的最后一部小说的写作，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51年主管工业的马林科夫把法捷耶夫召去：“冶金部门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你若能写出来就是对党做出重大贡献。”法捷耶夫真心愿为党和人民服务，接受了这一任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准备开始进入创作。
张捷在《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中，讲述了法捷耶夫最后这部小说的写作：
他开始写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工业》。小说的主要冲突之一是一种新炼钢方法的实验以及围绕它的革新和保守、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这是以某炼钢厂的真人真事为依据的……法捷耶夫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做各种准备工作，收集了大量材料，读了两本关于炼钢的教科书和许多小册子，去过九个炼钢厂体验生活，研究了一些专家和先进工作者的传记。他对这部小说寄予很大希望，在给苏尔科夫的信中说，这部小说将成为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好的作品”，将是“献给人民、党和苏联文学的一份真正的礼物”(《法捷耶夫书信集》第432页)。1954年发表了已写成的8章，本来预定在这一年完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完成的日期一再推迟。如果这部小说能顺利完成并得到肯定的话，那将是对思想陷入苦闷之中的法捷耶夫的莫大安慰，会使他想到自己还能有所作为，活着还有意义，也许会使他打消自杀的念头。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新的炼钢方法的试验遇到了挫折，事故频繁发生，最后黑色冶金工业部决定停止试验。于是流言四起，原来不主张进行试验的人被认为是正确的，进行革新和试验的人被说成“冒险家”和“骗子”，一切都颠倒了过来。这对法捷耶夫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已无法按原来的构思写下去了，重起炉灶又谈何容易，况且他又身体有病，创作力已不像过去那样旺盛。这就使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在1955年10月给年轻时代的女友科列斯尼科娃的信中讲了这件事(《法捷耶夫书信集》第620-621页)。同时也同不少作家谈到自己遭到的不幸。根据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妻子回忆，有一次法捷耶夫到他们家来，一见面就说：“老兄!我完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完了。尽管我有创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我却不能一眼看出，分不清真假。”(载《图书评论报》1988年1月29日)
临自杀前不久，法捷耶夫一怒之下烧毁了自己的手稿。这是绝望的火，焚毁一切的火：“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美谛克成为法捷耶夫的写照
命运的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鬼斧神工”，抑或“阳差阴错”?法捷耶夫的成名作是《毁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成为一个魔咒和谶语。
鲁迅早在1931年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这部名著，并给予它高度评价，称它为：“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把《毁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样板”，极为赞赏地说：“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83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几十年来，无产阶级的主流话语系统对《毁灭》一书做出这样的“定评”：“……是法捷耶夫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以苏维埃国内战争为题材，以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毁灭》生动再现1919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队斗争生活：共产党员莱奋生率游击队与穷凶极恶的日本干涉军和白匪科尔却克展开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但幸存的19名战士仍忠贞不屈坚持斗争，终于杀出重围。小说精心刻画了莱奋生光辉形象，也鞭挞了美谛克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摇叛卖。”《毁灭》与高尔基的《母亲》、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
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塑造英雄人物的使命。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主张革命文学作品要描写新人形象，要有“火一般的热情”。此后，以高尔基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就开始了把“世俗的人”改造成“新的人”“大写的人”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
《毁灭》中着力塑造的核心人物是莱奋生，他以一种“对于新的、美的、强的、善的人类的渴望”的先驱者的形象出现，是典型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代表。
在神圣的光环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着对“领袖人物”的误读。
鲁迅在《译后记》中这样评价书中的“革命先驱者”：
这就使莱奋生必然的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是为了惩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美谛克初到农民队的夏勒图巴部下去的时候，也曾感到这一种幻灭的——
“周围的人们，和从他奔放的想象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
但作者即刻给以说明道——
“因此他们就并非书本上的人物，却是真的活的人。”
由此可见，法捷耶夫初入写作之道，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笔下并非那个“大写的人”，而是还原为一个活灵活现的，有血有肉的人。
鲁迅在《译后记》中还写道：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
《毁灭》一书对美谛克做了这样的描绘：
……我相信，我是一个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队员……我实在是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这里，和谁也合不来，谁也不帮助我，但这是我的错处吗?我用了直心肠对人，但我所见到的却是粗暴，对于我的玩笑，揶揄……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强些，人们就会听我，怕我的，因为在这里，谁也只向着这件事，谁也只想着这件事，就是装满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地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
《毁灭》中的美谛克的形象，是一个有着矛盾性格，有着复杂心理的人物。书中所展示的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参加革命，接受改造到最终毁灭的过程。
法捷耶夫在《毁灭》一书中，是把两个主要人物美谛克和莱奋生对比着写的。
瞿秋白在给鲁迅的通信中说：“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翻译《毁灭》时，忠实于原著，并没有后来的理论家评论家们强加给本书的那么多意识形态色彩。
法捷耶夫在《我怎样写长篇小说〈毁灭〉》的创作谈中说：“我属于那样的作家，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工作中主要是依靠活的现实经验，依靠自己本身的经验……我的作品，《毁灭》和《乌兑格人》是根据内战的素材写成的，我自己就是通过内战的试炼，特别是游击斗争的试炼。”
生活之树常青。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是能够超越人为的尘埋，让人从中窥视到历史的真相。
博客名为视今视昔的撰写《美谛克与法捷耶夫》一文，把美谛克与法捷耶夫发生了“链接”：
在以往的意见里，美谛克是一个被否定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小丑!他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该受批判的人物。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于很多问题有了新的反思和认识。那些“内战”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在残酷的战争中，人怎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良知?在肉与铁的倾轧中，失败的肯定是肉，而这失败的竟没有我们珍惜的和哀悼的吗?谁该对这一切负责?是战争?还是美谛克?其实这一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已经做了回答。
战争是残酷的!往往由不得我们以“人性”的血肉去对“兽性”的枪口。鲁迅的深刻正在这里!……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如果说有罪恶，罪恶在于“原因”，在于造成这原因的社会，及其社会的统治者。
那么，抛开作者对美谛克否定的描写外，在战争的倾轧中，弱小无助的小知识分子美谛克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美谛克中学毕业就积极参加城市斗争，然后又怀着理想加入了更为艰苦的游击队。他是有理想有热情的青年。他看不上农民的自私，也看不上工人的粗野。他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人，因此他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美谛克长得英俊，他的英俊使同是游击队员的木罗式加的妻子华里亚移情别恋。美谛克也爱上了她，因为胆怯，因为她为人妻，美谛克一直不敢吐露真情。
——美谛克知道自己小资的弱点，他想改造自己，向同志们靠拢。他把衣袖卷起来，好让自己的皮肤给太阳晒黑，好让自己像个真正的游击队员。尽管这很幼稚，但也说明了他的真诚向往。他的缺点也是明显的，比如，他对分给自己一匹温和的老马而满腹怨愤，喂马不认真，马儿经常饿着渴着跑路。他很少给马搞卫生，马的遍身长起了疖疮。因此，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傲慢而懒惰的人”。虽然他也学会了跟人顶嘴，不怕人，晒黑了皮肤，衣服穿得邋里邋遢，在表面变得跟大伙一样，可思想感情仍和大家格格不入。他好像是个“异类”。
——美谛克看不惯莱奋生的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也看不惯一些人对他的低三下四、唯命是从。因此他说，我常常竟至于这样地感到，假使他们万一在明天为科尔却克(即高尔察克，白军司令)所带领，他们便会和现在一样地服侍他，和现在一样地法外的凶残地对人，然而我不能这样，简直不能这样……美谛克是个自尊的有强烈个性意识和自我主见的人。
就这样，美谛克成了“懒惰的，没志气的人物，这不结子的空花”，“以伪善掩盖着卑鄙、怯懦的真面目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可以说，《毁灭》集中了法捷耶夫的人生经验，集中了他对生活、对各种人、对战争、对战争中人的命运的思考。虽然在意识形态强大力量的影响下，作者对美谛克采取了批判的否定的态度，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美谛克身上，有着法捷耶夫的影子，折射出法捷耶夫的思想、情感、个性和所有人生的思考，无论这思考是出于自我改造、向真正的“工农革命”靠拢、荡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毛病”，还是在时代大潮下裹挟、迷失或投靠的仓惶。其实，命运交给法捷耶夫和美谛克的“场景”是一样的，而他们二人的性格、经历和情感，乃至于结局，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法捷耶夫在《毁灭》的创作中，对美谛克最后结局的安排也是耐人寻味的。
法捷耶夫说：“在写作《毁灭》时，我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从前思考过的东西有许多无论怎样也放不进作品去。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我从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情况。比方，照我最初的构思，美谛克应当自杀：可是当我开始写这个形象的时候，我逐渐相信：他不能而且也不应自杀……在作者用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动、心理、外表、态度之后，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结果是：如果作品的主人公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领艺术家向前走。”最后，美谛克是“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而是背叛了革命。
法捷耶夫与美谛克，以非常相似的人生轨迹走完了他们的生命之路。法捷耶夫和美谛克一样是令人同情的。他们生不逢时，被抛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有着雷同的人性局限，比如懦弱、优柔；他们也有着类似的令人崇敬的优点，比如善良、自省、憧憬自由理想、哪怕牺牲自己也不危害他人等等!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他们并不是“大写的人”，他们只是“芸芸众生”。是一种被渲染得五光十色的意识形态，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刀。
当然，我们并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本身完全等同。但是还是我们从美谛克的身上读出了法捷耶夫的心理内容。
法捷耶夫的儿子阿列克塞·特瓦尔托夫斯基说：“我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当时的思想体系的局限性阻碍他成为大作家。今天人们几乎忘记了他，连学校的教科书也没有列入法捷耶夫的名字。大概，要深入了解他本人和他的才华，还需要时间吧。”
法捷耶夫大概自己也始料不及，深刻孕育于真实之中，他笔下的美谛克形象，竟成为他人生命运的一个缩影。法捷耶夫之死，用自己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一部从《青年近卫军》到《毁灭》的革命文艺的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