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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4)06-0001-19
人类在地球上聚居，长久以来，不断寻求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然而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制度，显然很不容易。截至目前为止，民主政治似乎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概念，要在如何能建立有效的运作。对于中国而言，“民主”最初完全是一个舶来品。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才被作为一面旗帜。但是“民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议会的思想，却早已进入中国。对这一过程现有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必要作一总体描述。
一
议会思想于184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引进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传统有功名的绅士、政府官员、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我们可以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一词概括之。
试一略为归类，1840年代至20世纪初年，约有40余人的著作提及或多或少的西方议会论。兹将较重要者开列如下：
一、绅士知识分子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76)；王韬，《韬园文录外编》(1882)；汤震，《危言》(1890)；陈炽，《庸书》(1892)；陈虬，《治平通议》(1893)；郑观应，《盛世危言》(1893)；何启、胡礼垣，《新政真铨》(1899)；康有为，《七上书》(1884-1898)；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
二、政府官员
（一）沿海官员
林则徐，《四洲志》(1842)；魏源，《海国图志》(1844)；徐继畬，《瀛寰志略》(1846)。
（二）外交官员
斌椿，《乘槎笔记》(1871)；志刚，《初使泰西记》(187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1980)；张德彝，《海洋述奇》(1870)；黎庶昌，《西洋杂志》(1900)；李圭，《环游地球新录》(1878)：徐建寅，《欧游杂录》；马建忠，《适可齐纪言纪行》(1896)；曾纪泽，《出使英法俄日记》(1893)；张荫桓，《三洲日记》(1896)；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1894)；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1891)；黄遵宪，《日本国志》(1895)；宋育仁，《采风记》(1896)；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1906)；端方，《列国政要》(1907)；载泽，《考察政治日记》(1909)。
三、传教士
麦都司(Walter H.Medhust)，墨海书馆(1835-1857)；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1838)；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大英国志》(1856)；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万国公报》(1874-1906)；傅兰雅(John Fryer)，《佐治刍言》(1885)；金楷理(Carl T.Kreyer)，《西国近事汇编》(1873)；谢卫楼(D.Z.Sheffield)，《万国通鉴》(1882)；花之安(Emest Faber)，《自西徂东》(1884)；艾约瑟(Joseph Edkins)，《西学启蒙十六种）(1886)；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泰西新史揽要》(1895)；李佳白(Gilbert Reid)，《列国政治异同考》(1902)。
兹略述各家论说如下。
二
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议会的中国官员。林氏在广东禁烟，面对西洋的坚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编著。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该书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议会，特别是英、美、法三国的上下议院，颇有相当篇幅。该书叙述英国上下两院的结构时，谓上院议员多王公贵胄，全院约426人；下院议员来自地方，“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谈到议院的权力，指出“国王虽有权裁夺，但必由‘巴里满’(Parliament)议允”；国王行事有失，承办官员要交“巴里满”议处。美国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军国大事，必“西业”会议而后行。西业即今之参议院(Senate)，其议员经由选举产生。选举是将选票“暗书弥封存贮公所”，“以推荐最多者为入选”。法国设“占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与英国相近。[1]（卷十二，pp.20-32）
《四洲志》讨论英、美、法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选举等。林则徐介绍这些观念时，相关的名称都是音译，例如上院译为“律好司”，下院为“甘文好司”，原来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译，但均未予转换，不谙原文者，读之有如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林则徐似乎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加上内容需要进一步充实，因之决定敦请魏源作全面性的补充。
魏源是今文学家，主张经世致用，鸦片战争之前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及《圣武纪》，已是知名学者。魏源不负所托，完成《海国图志》巨著，且一再增补，从初版50卷到四版100卷，约180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但是《海国图志》所传达的西方议会信息，并未超越林则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个人视野，重点放在了解英人的坚甲利兵，于议会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转抄《四洲志》的内容，没有进一步的发挥。比较突出的一点是，魏源提到了议院多数决的原则，“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感觉其为一美好制度。[2]（卷五十九，p.1611）
林、魏之外，徐继畬给了我们一本颇有可读性的著作，《瀛寰志略》。徐继畬是魏源同时代的政府官员，鸦片战争初起，徐氏在沿海为官，1842年任广东按察使，旋调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任福建巡抚。他与林则徐、魏源一样，密切注意西洋人东来的问题。《瀛寰志略》着笔于1843年，完成于1846年，于1848年正式出版。相去《四洲志》6年、《海国图志》4年。徐氏无疑读过了林、魏的著作。由于他不以林、魏之著为满足，参考了许多新的资料，果然令人耳目一新。徐继畬称英国的上院为“爵房”，下院为“乡绅房”，颇为传神。他同样介绍西方议会的结构、权力关系，文字简洁，没有徐、魏的音译缺点，可读性大为提升。对于美国议会亦有简明叙述，且特别指出参众两院为华盛顿所建立，因而赞叹：“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仍不僭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选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3](p.277)特别提出总统由选举产生，其对美国的好感，甚为明显。
《瀛寰志略》于法国议会也有所讨论，不赘述。总而言之，徐继畬费时五年完成的巨著，所传达的信息，比之《四洲志》、《海国图志》清新可读。魏源看了当亦自叹不如，1852年将其《海国图志》扩为100卷，括引《瀛寰志略》四万余字充实之，由此可见徐著的魅力。[2]
三
1840年代，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的著作有开启中国人初步认识议会政治的作用。但不料此后在十余年竟未见继起倡言议会论者，原因是《瀛寰志略》出版后，官方与士绅皆反应冷淡，批评其内容“颇张大英夷”，甚属不当。（注：曾国藩评语，转见徐继畬著，山一平点校《瀛寰志略》，《点校说明》。）这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种情绪反应，造成1851年徐继畬从福建巡抚下台。如此后果，谁还敢逆势发言，此所以30年间知识界噤若寒蝉，鲜见谈论西方议会者。当然此一时期正值自强运动的高潮，朝野倾力建设兵工业，无暇思考高层次的西方制度，也是议会论不受重视的原因。
但是这一个空档有其填补者，他们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传教士的目的固然在传教，但为了增加东方人对他们的了解，介绍自己所来自的社会，同时也提到了他们的政治特色——议会。传教士来华，大多先在东南亚停留，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是三个中途站。针对中国的需要，他们于1834年在南洋创设一个名为“中国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组织，发行杂志印行书籍，先后不下一百二十余种。这些出版品是早年西知的来源。林则徐著《四洲志》时，即依据英人慕瑞(Hugh Mu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为蓝本，并参考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eman,1801-1861)所著《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得到进一步的信息。[2]魏源节抄两人的著作甚多。徐继畬更直接得到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帮助，增加了不少新的资料。由此可知议会知识的传入，传教士的关系不小。（注：徐继畬著，田一平点校，《瀛寰志略》，《点校说明》；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251；Fred W.Drake,China Charts the World:Hsu Chi-yu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34-43.）
要特别提出的是麦都司(Walter H.Medhust,1796-1857)。麦氏其人属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先在新加坡传教，1835年经广州来到上海。在新加坡时(1819)，麦都司出版《地理便童传略》一书，提及英国和美国的国会。他写英国的上院，谓“国内有两大会，一是世代公侯之会，一是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注：转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96。）徐继畬或许就是根据麦氏的这一句话而称上下院为“爵房”和“乡绅房”。《地理便童传略》可能是中国读者最早得悉的西方议会著作。
麦都司是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上海的事业形成了一个文化传布站，一个中心枢纽，关系着中国人早期的议会认识。麦氏在上海建有教堂和医院，他更重视的是其一手经营的“墨海书馆”(1835-1857)，这是一个图书馆，也是一个印刷出版机构，西方的活字滚筒印刷由其引入，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式印刷厂。上海文教界多来利用，其文化中心不期然而形成。[4](pp.237-238)西方传教士与麦都司有密切往来的，有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47-1900)、韦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47-1860)、艾约瑟(Joseph Edkins,1848-1861)、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55-1857)等，他们的著作多有论及西方议会政治者。
中国文化人亦与麦都司往来，如王韬、冯桂芬等，日后均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大家。王韬早年曾任职墨海书馆达15年之久(1849-1864)，他的早期西方认知可能受到麦都司的启迪。王韬因同情太平天国而遭清廷追捕，麦都司之子麦华陀(Walter H.Medhust)伸予援手，介绍他去香港晤见理雅各(James Lagge)，成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为英文的得力助手。王氏因此而有机会遨游英伦，亲身体认英国议会，其政治思想为之大进。[5]
四
沉寂30年的议会论，在1870年代有了转机。清廷逼于人势所趋，先于1860年成立总理衙门，派遣使臣驻节西方，由闭关自守而转向开放，官方与民间的观念稍稍有所变动，言论的尺度也放宽了。例如徐继畬的再次起用，其《瀛寰志略》终于获得肯定，成为同文馆教本。这时候受传教士影响的冯桂芬正构思他的《校邠庐抗议》，提出改革建议。另一位受传教士影响的王韬，在英国游历两年之后，于1870年回到香港，他与留学生黄胜创办了《循环日报》，有心将自己的见闻公诸于世。
《校邠庐抗议》于1876年正式出版，之前稿本已广为流传，书中有（公黜陟）一章，是不折不扣的选举论。他主张官吏以选举方式产生，谓选举在中国本有由来。《尧典》中的“师赐”就是众人选举的意思。师，众也；赐，举也。孔子也说过：“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孟子谓：“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都是选举的意思。《新唐书》（赵憬传）云：“宜采士誉，以举多先用”，意即大家称誉的，举出来公用。历代有会推，是大臣的权利。他建议中书以上的官吏有选举六部长官的权利。地方知府以上的官吏也当用选举产生。[6](pp.72-73)冯桂芬从西人的著作中得到选举观念，在中国的历史里寻找相近的事实，倡言中国亦当采行选举制度。但冯的思想似乎并不成熟。既然“用其举多者”，却又说“候钦定”，或“大吏博采舆论折衷之”。汪荣祖谓“这是演义外来之文化于固有传统架构之上”的矛盾。[7](p.85)
王韬于1882年将十年来在《循环日报》所发表的文字辑为《韬园文录外编》问世。此书以西方议会为中心论旨，对英国议会政治印象深刻，认为英国的政治特色为“君民共主”。此一观念发表后，使1880年代的政治论为之一变，有了新的突破。他说：“泰西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8]（卷一，p.19）前人无此分辨，亦不敢分辨。王韬观察英国议会政治的运作，得此结论。他说英国“所恃者，在上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8]（卷四，pp.15-16）所谓上下情通，指的是“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佥同然后举行”。也就是说：“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可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可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8]（卷一，p.19）堪称石破天惊之论。
王韬又说“君民共主”则强盛，“君主专制”则腐败。他举普、法两国为例，1870年普鲁士之所以能战胜法国，即因为前者为“议会君主制”，后者为“专制君主制”。（注：王韬，《普法战记》；转见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112。）如果中国亦推行君民共主，必定强盛。王韬的“君民共主”论影响甚大，此后的鼓吹议会政治者，无不运用此一论点，企图说服满清政府接受。（注：王韬以后以“君民共主”立论者，包括下列各家著述：
郑观应，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316。
钱德培，见钱德培，《欧游随笔》，《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11，页393。
李圭，见黎庶昌，《西洋杂志》，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5），卷5，页5。
薛福成，见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286、538。
陈炽，见《三洲日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纪类，第577册，卷3，页601。
宋育仁，见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何启、胡礼垣，见《新政真铨》二编，《新政代议》，页15。）
1880年代讨论到议会的知识分子，还有郑观应(1842-1922)。郑是广东香山人，1858年至上海，入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的英华书院攻读，奠定阅读英文的基础。其叔父为洋行买办，随之学习，先后任职洋商富顺公司及太古公司。1878年纳赀为候补道员，在李鸿章幕帮办洋务。此一经历，使郑氏的西洋知识不断增进。据谓郑氏在1860年代即开始关心时势，1873年《申报》创刊之后，即陆续在该报发表时论性文字，旋辑为《救时揭要》一书。1880年扩为《易言》，1893年改名为《盛世危言》，共5卷，1896年扩充为14卷，1900年删定为8卷。（注：据夏东元的考证，《救时揭要》刊于1873年，而非1862年。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932；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75-76。）其中《救时揭要》并无议会论，《易言》虽有（论议政）一篇，仅得五百字，所论上下院与君主的关系甚为简略。1893年的《盛世危言》有（议院）一篇，约二千字，1896年的14卷本增加一篇，合为《议院上下》，较为详尽，且有论点。他说英国因有议会而强盛，海外土地二十倍于本土，“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者”。他又说日本“勃然兴起”，与设议院有十分密切的关系。[9](p.314)郑观应既讨论议院的组织和结构，亦谈到了选举，力言中国应该设议院，他指出中国官员“畏葸、琐屑、敷衍、颟顸”，要消除这些弊病，“非设议院不为功”。[9](p.315)
但郑观应有一个顾虑，中国人民的教育尚未普及，新闻传播亦甚落后，处此情境，“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9](p.329)人民教育程度不足，智慧因而未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困惑的问题，因此许多人认为开国会尚非其时，郑观应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郑观应的顾虑何尝没有道理，日后中国的国会确实混乱失序，为野心家所利用。但郑观应不久就改变了他的态度。1900年盛宣怀曾有一函请教郑氏，问“变法何者为先？”郑回答说，“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18省各选派二人为代表，士农工商公举三四人，即可组成国会。[9](pp.322-324)
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都是1870-18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议会论受到欢迎；翁同龢曾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荐给光绪皇帝阅读，王韬的《普法战纪》等书畅销中国和日本，郑观应的文字浅近，其《盛世危言》也“销场甚畅”，一般中下层士子亦有阅读者。总而言之，戊戌求变观念的形成，这三个人的影响大有关系。（注：关于三人的影响力，见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页496；忻平，《王韬评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26、27、115-11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页896；易惠莉，《郑观应评传》，页339-340；《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2978；蒋英豪，《黄遵宪师友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259。）
五
回过头来看传教士的议论。首先是傅兰雅。傅兰雅(1839-1928)是英国人，一位不在传教士行列的西方人。22岁(1861)来华，长期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编译工作，他经手翻译的西方著作140余种，大多为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少数属社会科学。在许多译著中，惟《佐治刍言》谈到了国会。（注：《佐治刍言》的英文名称为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原译自William and Robert Chambers,Political Economy(1852)一书。见叶斌，《点校说明》，傅兰雅，《佐治刍言》（上海，上海书店）；王杨京，《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页65-66；Jonathan Spence,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1620-1960(N.Y.：Little,Brown,1969).p.154。）《佐治刍言》半译半著，加进傅氏个人的一些意见。傅虽推崇“（议会制度）为各国政令内第一良法”，如果中国仿效，当以英国的君主立宪为模型[10]（卷十一，98节）但鉴于选举制度在西方少数国家弊窦丛生，傅氏感到不易在中国实行。[10]（卷九，70节）他对于民主共和更是有所疑惧，认为当敬而远之。他说了一句令人玩味的话：“（君主）一人为害有限。终不如民乱之骚扰无穷也”，此言盖受法国革命之影响。（注：参见傅兰雅，《佐治刍言》卷10，节78；并参看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New York,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5)。）
傅兰雅为推广科技观念，特于江南制造局内设立（格致书院）(1876-1914)，英文名为：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邀请王韬、郑观应等参与教学，王韬且于1885-1897年间出任山长。傅、王等合作，有许多创意。一个极有其意思的活动称为“四季课考”，是一种论文竞赛，邀请名家命题，欢迎年轻士子参加应考。有一次郑观应应邀以议会论为题，人皆称奇，录之如下：
考泰西于近百十年间，各国皆设立上下议院，藉以通君民之情，其风几同于皇古。“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众心成城。”设使堂廉高远，则下情或不能上达。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以逵舆情，采清议，有若古者乡校之遗意。苟或行之，其果有利益欤？或有悉其间利害若何？能一一敷陈之欤？（注：转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页68。）
试题力言议会的功能为“下情上达”，正是王韬、郑观应所强调者。参加应考的情形不详，但在《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中，有许庭铨、杨史彬、陈翼为等三人都以“议院利害若何论”为题，（注：此或为后人所给予的题目。）他们亦强调“上情可以下逮，下情可以上达”。又谓“泰西之富强，大都由于议院”。这三篇论文或许就是郑观应考题下的产物。另有王佐才之《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以何者为先论》建议“改内阁为公议院”，地方州县“考取一二人来京（参与）”，可“通上下之情”。似亦为课考论文。（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第三辑，页730-732、829-833、849-851；《格致书院课艺》（出版时地不详），卷1，页33。）此一活动明显有助于议院思想的传布。
与傅兰雅同时的是林乐知。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是美国南方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传教士，1860年来华，长居上海47年之久。谈林乐知必定要谈《万国公报》(1874-1906)，这是传教士在华最有影响力的杂志。该刊出版长达32年，如果加上它的前身《教会新报》(1868-1974)则为40年。购刊从头至尾，几乎完全由林乐知一人主编，内容除了传教消息，还有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报道，议会政治亦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万国公报》在上海发行，报社亦如前此之墨海书馆，是来华传教士的中途歇脚站。广学会成立(1887)之后，《万国公报》正式成为传教士的言论机关。林乐知邀请名家执笔，内容丰富，可谓有声有色。
《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都有议会论的文字。虽然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政治并无兴趣，[11](p.86)但报道西方的文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及议会，偶然亦有专题性讨论。早在1868年9、10月间，《教会新报》刊有“换主之国”一文，谓“美国君主，四年换位，皆由民间公‘众尊’之”。尊者，选举也。这是早期提及国会选举的文字。（注：《教会新报》1868-1874（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8），由于首页均已略去，期别难于辨认。）1870-1871年之际，《教会新报》连载斌椿所著《乘槎笔记》，谈到了英国议院议事的情况。[12]1872年《教会新报》刊载《美国近事》，谓“美国，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凡立君则臣民集议选于众，择贤立之。旧君逊位，退处为凡民。使旧君而众仍爱戴也，可展期再为君四年”。[12](p.1662)叙述简洁，读之可对美国总统选举有一清晰印象。
代《教会新报》而起的《万国公报》，其议会论并不多见，但报道性的文字则连续不断，例如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主撰《西国近事汇编》(1873-1899)；林乐知著《中西关系略论》(1876)；花之安(Ernest Faber)著《自西徂东》(1879-1884)；李提摩太(Timothy Rjchard)译《泰西新史揽要》(1894-1895)；林乐知著《中东战纪本末》(1894-1896)；李佳白(Gilbert Reid)著《列国政治异同考》(1902-1903)等，这些著作都提到了西方的议会政治，有的日后印成专书，发生更大的影响。
在此要介绍一些有关议会的篇章：1875年刊载《译民主国及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这是一篇论西方民主及英美宪法的短文，以民主为题，而且提及了三权分立。原文说“宽政之国”，三权分立：“一曰行权（行政）、二曰掌律（司法）、三曰议法（立法）。”以“宽政”二字形容民主极富深义。“公议堂”即议院。西洋各国皆设议院，以民选议员掌握一国之大政，是谓宽政。文字虽然简短，但传达了三权分立与议院大权的观念，或许是中国最早介绍三权分立的文字。（注：《万国公报》（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8），光绪元年（1875）4/3-9。由于影印本略去封面，期别难于辨认，仅录其出版时间。）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万国公报》连载《中东战纪》，报道战情变化，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战后林乐知将全文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单行本出版。第八章提出了设议院的“变法建议”。林氏很委婉地说：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更有民主之国，中国势殊可异，断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注：林乐知编，《中东战纪本末》（上海，广学会，光绪22年；台北，文海书局影印，无影印年代），卷8，《治安新策》，页31。）
为何设议院？他说：
民有隐衷，必须上达，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注：林乐知编，《中东战纪本末》（上海，广学会，光绪22年；台北，文海书局影印，无影印年代），卷8，《治安新策》，页32。）
《中东战纪》出版之后，清廷上下，包括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在内，都详细阅读，视林乐知为中国的“直谅之友”，一个难得的知己。[13](p.136)
1903年似为《万国公报》转趋积极的一年，林乐知有《中国今日之期望》一文，谓中国革新为不可避免之趋势，而改革之道，在于立宪。他建议中国先召开上议院，逐步实现下议院：
更有治本之主义在，从今年起当于北京集十八省大员，定一十八省行政之规则，名曰国会，以为上议院之起点，……亦即为立宪法之起点。[14](p.21)
日俄战争胜负不明之际，林乐知于1904年8月间撰《中国立宪之希望》，他指出中国的领土为他国战场，委曲到了极点。为今之计，除了振兴实业，应该立即设立议院。他建议“中国今日之上议院，可以曾任督抚之王大臣为之”。“下院由各行各业，略举（代表）一人或二人”。地方亦同时设立议会，实行自治。林氏为中国的议会规划出一套完整可行的办法。[15](pp.19-21)
《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黄遵宪谓一出家门即得读该报，观念为之一变。[16](pp.5-22)康有为读《万国公报》连载的《西国近事汇编》，始对世界有所认识。1883年起，自费订阅该报。1894年《万国公报》征文，康氏曾应征并获奖。[17](p.390)梁启超所受的影响更大，其所主持的《时务报》几乎完全以《万国公报》为模型，大谈西洋近代的发展。戊戌变法失败，《时务报》留下的空白，又由《万国公报》填补。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实以《万国公报》独领风骚。[18](p.74)
六
1890年代，知识界的思想为之一变。此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何启、胡礼垣、康有为、梁启超等；传教士中则有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他们的议会思想更为积极，甚至于企图有所行动。
何启(1859-1914)与胡礼垣(1847-1916)早年在香港皇仁书院先后同学，以后何在英国取得医学及法律学位，胡在香港《循环日报》担任翻译，不时撰写时论。虽然两人的事业发展各异，关心祖国改革则不约而同。何、胡两人于1887-1901年间合作撰写改革论文多篇，辑为《新政真铨》一书出版(1899)，轰动一时。
开议院为《新政真铨》的中心论点，他们以“民权”论代替“君民一体”论，提出崭新的理论基础，为清季舆论又一次之大突破。何、胡强调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如何重振民权，开国会为不二法门。他们一再的要求说：“设议院，立议员，复民权。”[19]（五编，p.51）
至于如何设立议院？何、胡主张一院制，设下议院而不设上议院，盖“议院重才德，不重富贵”，有爵位者，如其“才德兼优，人必公举以为政”，可谓真知卓见。
有中央议会，自必亦有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分为省、府、县三级，他们所拟定的一套计划是：省、府、县各设六十议员组成议会，选举有功名之绅士为议员：
县议员于秀才（生员）中选择（举）其人（由人民选举）；府议员于举人中选择其人（由秀才选举）：省议员于进士中选择其人（由举人选举）。中央议会代表，则由各省议员中选充（互选产生）。[19]（二编，p.8）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除了中央议会，可划分全国为东西南北四大区，每区亦设议会，由所属各省之省议会联合组成，讨论本区域之相关事务。
何、胡的议院论以发扬民权为出发点，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元老重臣张之洞大不以为然，于戊戌变法前夕发表《劝学篇》驳斥之，否定民权之说，当然也反对国会。张之洞以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三纲五常为立足点，指斥倡民权、开国会“无一益而有百害”[20](p.13)，所以“国会绝无必要”。[20](p.26)
何、胡深感张之洞的说词“大累于世”，不得不予反驳。但他们不敢碰触三纲五常的禁忌，不得不仍以“上下一心”去救援其民权观念，他们是这样说的：
夫议院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也。
民权者，合一国之君民，上下一心者也。
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
苟复民权而设议院，则兴利除弊，雷厉风行，远至迩安，君民惬洽，诚中国之福也。[19](pp.38-48)
措词平稳温和，未能掀起波澜，保守主义仍然居于上风。
但我们必须肯定，何、胡以权利与议院相结合，有其划时代的意义，是议院论的又一次突破。此后之谈议院者，不能不强调权利；谈权利者，必要求开议院，中国之走向议会政治，就显得更有声势。
七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为英国浸礼会(Baptist Church)传教士，1870年来中国，自谓所任一切都是为了传教事业及推广西学。鉴于中国贫弱，他颇有心助之现代化，在北京官场中出入，试图有所影响。1895年（光绪21年）他与翁同龢见面，提出“教、养、安、新”四大改革建议，翁同龢称其为“豪杰也，说客也！”（注：Timothy Richard.Forty-five in China(London.T.Fisher Unwin,1916),p.256.）
李提摩太的著述甚多，《泰西新史揽要》(1895)一书享誉最广。该书译自英国史家Robert Mackenzie（马恳西）的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十九世纪史》）。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批评马恳西(1823-1881)只是一个三流史家，因为受19世纪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全书主调推崇19世纪为进步的时代，专制已经过去，自由已经到来。（注：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145-147；按马恳西为一新闻从业员，曾一度从商，晚年对历史发生兴趣，著有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 History(1870)等书，详见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Ⅶ，p.605。）李提摩太翻译该书，或许正是看上了此一主调为中国所需要；中国的专制应该收敛，中国人应该自由。
进化论架构下的《泰西新史揽要》，对西方各国之议会叙述甚为详尽，尤其对英国议会之改革，讨论得很深入，列举18[6年、1828年、1832年、1872年、1885年五次改革，人民之政治参与权力得以逐渐扩大，改革堪称得宜。从此“民隐无不上达”，[21](p.105)而且：
旧日私操政柄之章程删除殆尽，民间亦皆视国事如家事。报馆之所持论、里巷之所偶语无非谓君实为民而设，故治国事首宜体民心，议院诸员非但为君主所命，兼为民人所举，故欲为君理事，必先为民陈情，方协乎天理之公、人心之正。且此倡彼和，不啻万口同声，凡膺一命之荣者，欲办一事，类先博考民情，然后顺民情以图国事，治国遂如视诸掌矣。[21](p.110)
《泰西新史揽要》不仅谈君主专制政治之退却，同时畅论民智之大进。著者谓人民参与政治。需要具有丰富之知识与智能，此则非长期的全面教育培殖不可，否则不易提升。英国议会政治之所以成功，正因人民教育大进，议员多为饱学之士。[21](p.80)
李提摩太所以建议清廷采行其“教、善、安、新”四大政策，其观念盖得自《泰西新史揽要》。《泰西新史揽要》极有影响力。康有为将之荐给光绪皇帝。[21]皇帝叫孙家鼐（帝师）为其讲解。民间知道皇帝阅读该书，随着趋之若鹜。据李提摩太之言，李鸿章、张之洞都看过此书。郑观应与李提摩太往返密切，《盛世危言》多处括引李氏的观点。康有为、梁启超与李提摩太非常接近，受其影响更是不小。他们最早的宣传品亦称《万国公报》，经李提摩太的建议而改为《中外公报》。[22](pp.254-255)严复是否因为读了《泰西新史揽要》而想到要翻译《天演论》，则有待考证。（注：《泰西新史揽要》于1895年出版，严复于1896年译成《天演论》，1898年出版问世。严氏早在1879年即自英学成归国，何以15年后始从事翻译工作，且选择《天演论》为首译，值得追问。）
李佳白(Gilbert Reid)，美国传教士，1883年来华，在山东等地传教，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极为关心，有心促成改革，曾拜访翁同龢，提出“养民、教民、和睦、武备”四大改革建议。（注：李佳白，《上中朝政府书》，《万国公报》，第80册，(1895/9)；郭廷以，《中国近代史日志》(1895/1/20)；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页57-59。）20世纪之初，谈议会政治的文字时有所见，但各家论著，多委婉含蓄，不受重视。李佳白撰《列国政治比较论》，以比较法说明各国政治制度之异同，浅显易渎，极富启发性。兹略举其论点如下：一、论君主与民主之不同，以中美“国主”为比较，中国的皇帝“专制独裁”，美国的总统“代民理政”。[23]二、论国会权限，以美国与法国比较，均民主之国，但法国下院权力大于上院。国会者，合上下二议院之谓也。美、法二国皆有国会，而法国国会之权大于美国。三、论民权，美国最为发达，中国人民几无权力可言。[23](p.4)四、论议员，美国以国会议员代表人民，中国人民无有代表。[23](p.4)
李佳白又比较中、德政治异同，两国均为君主之国，然德国有民选议员，中国无之。李佳白因而叹息道：“中国无此制（度），所以民困不苏，上下相隔，稗政莫过于斯。”[24](p.9)
综合李佳白之比较论，在说明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之不同，明白指出中国不如西方，盼望中国急起改革，采行西方制度。
八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20岁(1878)时因偶然机会游香港，得见“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25](p.9)这是他最早对西方文明的直觉感受，留有良好印象。在此之前，他读过魏源、徐继畬的著作，知道中国以外尚有西方列国，但没有深入的领悟。
此后康有为搜读可得西书，他自己提及的有林乐知所编《西国近事汇编》，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傅兰雅的《佐治刍言》等。苏俄学者齐赫文斯基(Sergei L.Tikhvinsky)说康有为颇受《佐治刍言》的影响。萧公权同意其说，认为康有为的西方知识得自《佐》书不少，甚至于说康氏《大同书》中的“公议院”一词即可能得自《佐》书。[1](pp.475-477)传教士中除了林乐知、傅兰雅之外，李提摩太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小。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曾说：“举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康有为）几尽归纳为结晶，若特异之小指南针焉。”[22](p.263)
康有为在1884-1898年间，先后七次上书大谈清廷改革之道，其中关于召开议院者，有第一、第二、第四各次，如果加上他为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所草《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共四次之多。此四次上书，先是说开国会于皇家有利；继则说：有国会则“合四万万人之心以为心，天下莫强焉”。第三次仍采前人说法，谓国会有“以通下情”于政治发展为大利。为阔普通武所草的奏折，则从三世之义去说理，谓“春秋大义，扰乱之后，进以升平”，中国当“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可见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劝促皇帝召开国会之意，既明显而又积极。
但康自第五书起即不再提国会之当否召开，急转只大谈开制度局。制度局是一个决策机构，只要“妙选天下通才二十人，以王大臣任总裁，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新制新政，斟酌其宜，……考覆至当，然后施行”。制度局之下有十二局，为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显然康已将制度局取代原先所拟的国会，十二局为执行机构。他似乎已感到开国会缓不济急，只有制度局可以立竿见影，依靠皇权来改造中国。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转变？此应有两个答案：第一，立开国会与康之三世之义说相矛盾；第二，康有为是个寡头主义者。康有为在儒家思想中建立了一套“三世之义”的理论，所谓三世之义，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据乱世无君，无法律，无礼仪；进入升平世之后，订法律，严礼仪，是小康的局面；太平世则为大同世。康有为说大同世为“公政府”，是选举产生的，公政府只有议员而无行政官，甚至于无议长，诸事从多数决。他指的就是议会政治的理想。
康有为虽然有如此一套理论，实际上他反对立即召开国会。他在《礼运注》及《孔子改制考》等书中说，三世的演进，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中国有尧舜之世的大同想象，实际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君主之世，只能说已从据乱世进入了升平世，那尧舜之世，尚在远远的将来，中国的历史上不曾存在。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说：“方今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注：转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页354。）可知康有为是反对立即开国会的。
论者谓，变法期间康有为畏惧保守势力，不得不放弃开国会的想法，固然言之成理，实际上左右康的，恐怕还是他在性格上是个寡头主义者。1915年Robert Michels著《政党政治：论民主政治中的寡头主义倾向》说得非常清楚：政府行为，以寡头主义为核心。[26](pp.342-356)康有为已看到议会政治的繁重程序。中国急需改革，开议院为缓不济急。Robert Michels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民主国家，其决策者不过是少数几个人，余者追随而已。他又说，统治者倾向寡头主义，寡头主义是政治的铁则(iron law)。康有为不开国会但却赞成地方议会，他是要以地方议会“奉宣德意”，而不是下情上达。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17岁（1890年）在上海得读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以后广泛涉猎西方著述。1896年（光绪22年），梁启超著《古议院考》，对议会政治备加推崇，而且心向往之。但由于受康有为“三州之义”理论的影响，谓“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原因是“人民程度（尚）未及格”，不能肩负监督政府的责任。[27]（卷一，pp.94-96）由此可知梁氏在戊戌变法时期对议会的认知，止于向往而已。1905年（光绪31年）梁著《开明专制论》一文说：“开明专制，以发达人民为目的者也”，“凡国家如欲立宪，必当经过开明专制”，“今日中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之预备”。（注：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17，页50；卷18，页89-99。）一言以蔽之，提高人民教育程度是达成开国会的不二法门。
但是就在同年，梁启超转变为积极的议会主义者。他似乎是受到精英主义(elitism)的影响，认为真正运作议会的是少数精英分子，而不是全体的国民。中国千余年来的社会都由绅士阶级（士大夫）所领导，由他们来运作国会，必可得心应手。[28](pp.330-344)此一转变，立即将“开明专制”论置诸脑后，自此走上清季的立宪运动。[29](pp.41-51)
梁启超申论国会掌立法大权，是国家神经中枢所在。他说：“今日之国会，所谓巴力门，立法之业……立国之大本大原”，[27]（卷九，p.102）“立法权属于多数国民”，[27]（卷九，p.106）“议院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27]（卷四，p.71）由此可知，国会并不仅仅是诉苦求情的场合。他推崇英国的议院，谓“如英国之巴力门，有黜陟政府大臣之权，行政立法二权全归国会之手。故英国之谚有曰：国会之权，无事不可为，除非使男变女，女化男，乃做不到耳。观此可知其权力之大矣。”[27]（卷四，p.73）宪法成于国会，可知其拥有无上大权。“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27]（卷二十四，pp.9-11）梁启超论议院功能，已不仅仅是“下情上达”或“君民一体”的旧说法。前人尝谓政体有三：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梁启超将之改为：“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且谓君主立宪为“政体之最良者也”。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最为合理，适于中国之需要。在君主立宪政体下，以议院掌握国家大政，循宪法运作，国家必日益强盛。[27]（卷五，p.1）
梁启超的议会政治论大大超越前人，1910年（宣统2年）著《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深入讨论如何建立国会，对于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政党等均有讨论。他主张二院制。中国虽无贵族，但地方上情况特殊，如蒙古、西藏与内地不同，二十二省亦互有差异，设上院可以调和冲突，加上元老人物、专业人物，借重其智慧，利多于弊，有设立之必要。
下议院按人口比例产生，估计清末中国有五亿人口，如以65万人产生议员一人计，可得议员800人；如以50万人与1之比，可得议员1000人。[27]（卷七十四，p.76）梁氏主张大选区制，如此则议员名额分配比较平均，不至造成太多的不公平。[27]（卷七十四，p.76）关于选举资格，梁氏仍循西方传统，主张25岁以上本籍男子有选举权，同时强调识字及纳税资格。梁氏已获悉澳大利亚、纽西兰及美国四州女性享有参政权，但无意仿效。他认为中国的大环境尚难接受。[27]（卷七十四，pp.27-73）
梁氏主张复式选择，即两阶段之投票方式。第一阶段在小区域中选民投票产生一定比例的选举人(electors)（如3万人与1之比）；第二阶段选举人集中一地再次投票，互选定额议员。例如一省额定下议院议员10人，公民先在本县选出选举人若干人，全省数十县的选举人集中于省城互选10名定额议员。简言之，第一次投票在县，第二次在省；第一次是直接选举，第二次是间接选举。此一制度早年在欧美甚为流行，日本在明治23-32年（1880-1899年）之间也一度采行，这可能是引起梁启超注意的原因。梁启超说由于人民教育程度尚未提高，“选举人之智能不足，诚不免有缺乏之感”，“惟有间接制可以略矫此弊”。加之中国幅员辽阔，间接选举比较实用。[27]（卷二十四，p.75）
梁启超倡导政党政治，谓议会的成功运作，有两大条件：一是“大多数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识”，一是“有发达之政党”。梁十分推崇英国的两党政治，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亦能走上此一途径。（注：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卷17，页65、67；《英国政界剧争论》，《饮冰室文集》，卷25上，页4。）从政治学的观点言，二党制为“理想型”(ideal type)，理想与实际之间，有着难以估计的距离。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梁氏组织政闻社，准备积极参与，中国的政党政治自此萌芽。
九
1860年（咸丰10年）清廷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派遣使节，才开始直接认识西方。清廷托请两位洋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及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暂充大清使臣，带领中国随员一同游历西方。百闻不如一见，增广见识，展开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亲身体验。他们记载了所见所闻，当然也看见了西方的议会。
随着赫德前往西方的是斌椿和张德彝，与蒲安臣同行的是志刚。他们的地位都不很高，但都有笔记，留下了所得的议会印象。斌椿是同文馆学生监督，志刚为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对英国议院的古典建筑印象深刻，惊叹其“高峻宏敞”。[30]（见辑注）志刚看到了法国选举的一些混乱情况，给予了批评。[31](pp.22-71)他们的观察多属表面。
张德彝(1847-1919)的情况就不同了。张氏从1866年（19岁）就读同文馆时期即随着赫德、斌椿出洋学习，1868年又随着蒲安臣环游世界，两次出游奠定了他认识西洋的基础。以后21年间(1870-1891)先后以参赞身份随同崇厚、郭嵩焘、洪钧、罗丰禄、那桐等出使法、英、俄、日本等国，1902-1906年晋升为驻英公使，共计8次出洋，每次出游都有笔记，题名《述奇》、《再述奇》……至《八述奇》，其中三次（一、四、八）均有议院记述。例如1868年记美国选举的投票程序。[32](p.74)惜未有进一步之观察。及至在英国所见，则详述其选举“苞苴公行”，有“幸进之心”。又说竞选者“设法愚弄其民”。观察颇为深入，十分难得。1876-1878年所记英国的议会更为详细，如分析上下院的结构、政党的竞争、议长的权力，可谓更上一层楼。（注：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长沙，岳麓书社，1982），页130；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页363、376、556。）张氏早年出洋只是一个随员，不须瞻前顾后，敢于直书所见，以后做了公使，反而不见类似的记载。
对西方议会有深入观察而且又有见解的使节，郭嵩焘是第一人。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进士出身。以理性观察西方事物，多所称道，甚至于羡慕向往。郭于1876年（光绪2年）受命出使英国，是中国正式驻节西方的官员。郭氏出国之前曾言西方“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政教，但绝未想到政教的重心在议院。（注：郭嵩焘著，杨坚枝补，《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页345；郭嵩焘，《玉池老人自述》（在《中国野史集成》）（成都，巴蜀书社，1989），页251。）
出国之前，郭嵩焘虽然读过《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对于西方的议会政治只有粗略的印象。到了英国，他是以学习的心情去了解其巴力门。1877年2月30日及3月13日先后两次去上下院旁听议事，不过并没有看出什么门道来。[33](pp.181-193)
郭氏对巴力门有好奇之感，因而进一步了解其历史发展。细细推敲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立国之本在巴力门：
推原其立国本末，则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君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33](p.373)
这一段本原论可以看出他对巴力门深入探究的用心，也透露出一种向往的心情。接着他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时亦在伦敦）谈到土耳其已经有巴力门，中国无之，不免为之叹息：（土耳其）仿行西洋兵制，设立议院，此（中国）所以不能及也。[33](p.373)不知从何处得悉德国宰相俾斯麦(Bismark)欲限制该国议院权力，曾逮捕议员数人，郭嵩焘批评俾斯麦之举动“不学无术”，[33](pp.738-739)益见其用心深入议会政治。
郭氏注意到了议会政治即政党政治。他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必有“爱憎”之分，议院产生“同异”两党。盖属必然。“使各竭其志，推究辨驳，以定是非，……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33](p.393）显示郭氏对议会政治已有深切的体会。他进一步追溯“铿色尔维谛甫”(Conservatives)与“类白拉尔”(Liberals)两党的来源为“多里”(Tory)及“非克”(Whigs)，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了解。[33]
郭嵩焘原先有意将所见所闻一一报道回国。与国人分享他的个人感受，不料所著《使西纪程》（日记的最早部分）出版后即被保守派指为“叹羡西洋国政”、离经叛道，旋被销毁。郭氏再也没有勇气传达个人的见解。他的使英日记直到1980年才公诸于世，相去已是百年有余，自然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我们今天来讨论郭的思想，只能以知识分子视之；从了解郭氏，可以了解19世纪70年代进取型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他们希望中国“走向世界”，但所得到的回应却是“挫折”。[34]
另一位使臣黎庶昌(1837-1897)，贵州遵义人，廪贡出身，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早年随郭嵩焘使英，随刘锡鸿使德，均为参赞，1881年升任驻日本公使。在欧洲期间，注意各国的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的观察，所著《西洋杂志》（1900年出版）是一卷反映19世纪西洋生活的“风俗图”。[35]他也注意到了各国的议会政治，很能认识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谓在议会中：众意所可，而后施行，故虽有君主之名，而实民政（主）之国也。[35(p.426)民主政治必然有政党竞争，西洋各国都有政党。政党与朋党不同，不要以为西洋的议场中“人声嘈杂，几如交门”，实际上这是“民政之效也”。[35](p.426)黎氏是继郭嵩焘之后，对西洋议会政治了解甚为透彻的一人。
张荫恒(1837-1900)对西方有进一步的认识。张氏广东南海人，监生，以熟习西方政情知名，在总理衙门行走。1885-1889年（光绪11-15年）派驻美、日、秘公使，著《三洲志》（1896年出版），甚有内容。张氏十分留意美国、英国的国会运作，一一详为记载。例如记美国参众两院，不仅谈其结构、选举过程，同时注意到妇女参政权在美国四州兴起情形。又谈人口十年一调查与选举之关系，此类报道，皆为前此之外交官所未见及。张氏又以长达万言之篇幅录下蔡颜所翻译之美国宪法，谓“美国为民主之国，应译其‘创国例’备览”[36](pp.284-331)虽然他对民主政治不敢赞一词，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氏对西班牙议会亦有所记载，但不予重视，[36](p.405)而于英国，虽非驻节所在，反多所留意，对上下院之描写，入木三分。如谓：
上议院事简，下议院事繁，国之政令皆自下议院议之。议成，上于上议院，视已成，无大更驳，下议院则自朝至于日昃，甚或卜夜。[36](p.427)
又谓：
大抵英之国权仍归两党，附君者曰“保党”(Conservatives)，乐民政者曰“公党”(Liberals)。[36](p.427)
张氏之笔法极为谨慎，然字里行间仍可窥得其对议会政治的好感。
崔国因(1831-1909)，安徽太平人，进士出身，于1889-1893年继张荫桓为美、日、秘公使，亦有日记，[37]属于“君民共主”论，并无突出之处。（注：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安徽，黄山书社，1988。光绪15年11月10日、光绪19年1月24日，《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二），页649。）惟其早在1884年即提出请开国会的奏折，令人好奇。崔氏为洋务派，似因此而熟悉西方的议会制度，以詹事府佐中允官衔上一折，谓“后患方深，请速筹布置”，并附有“设议院、讲洋务二条，请实力实行”片。1880年代仍是兵工业为重的洋务时代，能提出制度革新与技术革新并行之观念，可谓空前。崔论议院，有谓：“设上下议院，凡练兵筹饷各举，使斯民身居局中，悉其原委，而后兵可增，而不以为抽丁，饷可增而不以为重敛。”（注：转见孔祥吉，《清廷关于开议院的最早争议》，《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北京，1988），页24-26。）又说：“设议院则财之不足可集众议以筹”，（注：转见孔祥吉，《清廷关于开议院的最早争议》，《中国近代史复印资料》（北京，1988），页24-26。）充分了解议院的权力与功能。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并没有责备崔氏，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各大臣阅看之后，以“毋庸议”而作罢。或许就因为崔国因有此见解而能继张荫桓出使西洋。如果崔的意见破接受了，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变迁？值得我们思考。
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副贡出身。出使前已官至按察使，以通晓洋务而驻节欧洲，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所记有关西方议会的讯息甚为丰富，不亚于郭嵩焘日记。薛氏为“君民共主”论者，谓：“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38](p.286)但又谓：君民共主之国，“其政权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38](p.286)因此，评论说：英国君权，受到议会政治之限制，一时“骤难更张”。他似乎有所顾虑而以此语圆场。
薛甚注意政党政治，能辨别英为两党（“公党”及“保守党”），法为三党（左、中、右）。他喜欢英国的两党制，说英人好静，议院中“倾轧之风尚不甚强，两党更替亦不频繁”；法国则“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38](pp.197-198、p.515)他形容英法议员为一种“体面人”，必须才华出众，家道殷富，实系政治学上的“精英分子”(elites)，观察相当深入。
惟薛氏未能详论西方的选举。1892年为英之大选年，薛的日记中不见投票情形记载，读者不免失望。选举为西方人的经验，中国人难以体会。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人，有举人功名。自1877-1891年先后出任驻日、美、英等国参赞、领事，深入体会议会政治，尤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最有心得。著《日本国志》(1895)，认为中国可仿效日本，建立议会制度。黄氏谓议会是一种“至巧”的制度：
议员由民荐（选举），荐而不当，民自任之；苟害于事，民亦自受。……官为民筹费而民疑，民为民筹费而民信；民以为分官之权，谋己之利，而官无筹费之名，得因民之利以治民之事。其所议当否，官又得操纵取舍于其间，终不至偏菀偏枯，仗豪农富商罔利以为民害，故议会者，设法之至巧者也。[39]（卷一，卷十四）
所以在他的观念中，所谓君民共主，是“上下分任事权”，与一般所了解的“下情上达君民一体”不同。他敦促人民请愿召开国会，民间自组政党以显示民意，是外交官中见解突出的一人，日后成为戊戌变法的有力支持者。（注：见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7，礼俗志；钟叔河辑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页5-22；张朋园，《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见《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页17-39。）
宋育仁(1857-1931)，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1894年随龚照瑗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任参赞，1986年出版《采风记》，所述西方议会，谓有四大功能：一、国本所在；二、因议院而富强；三、因议院而人民平等；四、因议院而去专制。（注：宋育仁，《采风记》（出版者及城市不详，1896））
宋氏对议院之组织、地方代表之人数比例，一一详记。又分析议员之出身背景，谓多来自富有之中产家庭，有良好教育，“长于专门才艺，通达事理，优于议论”，中国惟士绅阶级可比类。言下之意，中国有士绅阶级，可以开国会。
十
光绪末年全国舆论呼吁立宪，清廷迫于大势所趋，于1905年6月14日（光绪31年7月16日）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戴鸿慈与端方一组，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组，分途出洋。他们的考察报告有一定的影响。
戴鸿慈(1853-1910)，广东南海人，进士出身。先后至美、英、法、德、丹麦、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等九国考察，著《出使九国日记》(1906)，内容甚为丰富，除了宪政，对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均一并留意。由于想知道的多，政治考察反而不甚深入。对议会政治有三点认识：一、下院权力大于上院：“凡立一法，在下院议案已成者，贵族院（上院）对之虽有修正之权，而无反抗之力。”[40](p.379)二、议院中有政府党与非政府党：“政府党与政府同意（一致），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衷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40](pp.378-379)三、复式选择：以德国为例，选民第一次投票，250人可产生选举人一人。由选举人举行第二次投票，产生定额议员。[40](p.398)
端方(1861-1911)，正白旗，举人出身。出国考察归来，著《列国政要》报告（1907年出版），与戴鸿慈列名，且由戴氏领衔。日后二人又联名合奏《请改官制》及《请设制度局》二折，力挺清廷之预备立宪。《列国政要》应为端方个人的见解，盖其观点与戴鸿慈的《九国日记》多有出入之处。例如《九国日记》推崇英国宪政，《列国政要》则以意大利宪法为最理想。本文视之为端方个人的著作。
《列国政要》显示，端方认识到宪法为立国之本，推崇意大利宪法。他说：“意大利宪法颁自国王而就商于议院，是其主权固在君主，与比利时主权在国会，实大悬殊也。”（注：戴鸿慈，端方，《列国政要》（不著出版地，1907），卷7，页4。）如采行意大利宪法，于君主最为有利。但端方在奏折中所建议的，是仿效日本，而不是意大利，盖日本更重视君上大权之故。《请改官制折》力言日本之集议院可为模型。集议院为明治初年(1874)所设元老院性质之临时议会，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设资政院，似即脱胎于集议院。议员分两类：一为王公功爵，一为各省推举，集议院有权“建议、条陈、兼通与情而觇衆见”，另有财政预算决算之权，资政院亦一一仿效。
有中央议会，亦应有地方议会，“一省之议会实有参与立法之权”。未开国会之前，可于各省设省议会；在省议会之前，先办府州县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大州县二人，小州县一人。凡此皆仿效日本。端方强调，地方议会即为地方自治。“在乡者必有乡会，以司立法，有乡长以司行政”。乡长一人，置议员数人至数十人不等，以户口之多寡比例决定。（注：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不著出版年），卷6，页51-52、65。）
从上述可知，端方对议会有相当了解。（注：据梁启超云，1907年他曾为满清亲贵草拟预备立宪文字不下20万言，所指似即端方。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1958），页205-206。无论如何，必须思想与时俱进，否则难于接受外来新知。）端方为满清亲贵中旧学新学皆有根底者，与时俱进，难能可贵。
载泽(1868-1930)为满清宗室，属镶白旗，贝子衔镇国公。五大臣出洋，载泽与尚其亨、李盛铎同组，1905年12月间起程，1906年7月回至上海。载泽所提《考察政治日记》(1909)对预备立宪有推动作用。
载泽出国之前可能对君主立宪尚无认识，但半年考察期间，抱着学习心情，进步快速。他的重点考察，包括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四国，每至一处，虚心寻访，不耻下问。他在日本、英国、法国都聘请专家为其讲解宪政，更拜谒日相伊藤博文，希望学得愈多愈好，所见所闻，一一纳入日记。
他在日本时，有法学大家穗积八束作他的讲师，为其讲解日本二院制的由来，上院贵族，下院百姓，君主有裁夺之权，此予载泽“君上大权”观念，牢不可破。伊藤博文建议中国采行日本宪法，盖该宪法肯定君权神授，不可侵犯。[41](pp.576-579)日后清廷决定仿效日本，与载泽的报告甚有关系。
载泽来到英国，得见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建筑雄伟，为之震撼。他聘请学者埃喜来（原文不详）为其讲解大英宪政，埃喜来讲到英国君主不干预宪政，立法大权在下议院，上议院鲜持反对意见。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41](pp.596-601)载泽至此对议会政治有进一步之认识，英日宪政差异甚大，颇感迷惑。
载泽在法国，请一位叫金雅士（原文不详）的法官讲解法国宪政，他在日记中说：“英之下议院权重，法则两院相埒”，他了解到英之上院为贵族，法国上院多地主。他没有记述法国由君主转变为民主的历史，但回溯“法国未立宪时，君主专制，贵族擅权，政治腐败，人民愁苦”，似有所自我警惕。[41](pp.634-636)
载泽的考察不仅是君民权力问题，对于议会的结构组织亦相当留意，中央议会之外，又述地方议会。对于选举，特别对复式选举有所介绍：
选举用“两级选举法”，先于里长处注册，纳正税之数能抵三日工值者，百人内推一人为代表，聚合成会，而后再用“得半加一法”公举议员。[41](p.631)
所谓“两级选举法”，就是复式选举，“得半加一法”即过半数当选。载泽没有提及投票，此为各家考察之同一缺点。
载泽考察归来，曾经两次上折主张立宪，第一折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42](pp.110-112)第二折是一个密折，说实行立宪有三大重要性：“皇位永固，外患减轻，内乱可弛。”希望清廷“破釜沉舟，勇往直前”，似乎是综合了日、英、法三国的宪法精神及历史发展而得以此结论。
十一
以上从时序先后简略介绍议会的思想进入中国的经过，归纳起来，大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840-1870年这20年间，是知识性的介绍时期。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议会政治的经验，时人将西方的议会情况介绍过来，经过了此一阶段，中国人对西方的政治结构有所认识，但只是一些初步的了解，并无袭用的意念。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官吏的著作属于此类，传教士有麦都司、裨治文、慕维廉、韦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第二时期，1871-1895年，这25年间，士人见议会代表“君民一体”，内可以团结人心，外可以抗拒强权。王韬是君民一体论的创说者，日后不少人袭用他的说法，如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黎庶昌、张荫桓、崔国因、薛福成等。传教士则以傅兰雅、林乐知等的著作最有影响力。第三时期，1895-1905年，民权说代起，强调议会表现人民的权力，“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观念取代“君民一体”而风行。何启与胡礼垣最先提出此一说法，黄遵宪、宋育仁、梁启超等继起发扬。传教士中以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的著作较有影响力。第四时期，1905以后，议会思想根植国内，人民起而要求付诸实现，因此有清廷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不仅深入理论，同时考求实施的技术。戴鸿慈、端方、载泽等人的著作属于此类，梁启超的议论尤为详尽。至此中国进入锣密鼓紧的实行时期。
议会思想输入后，渐渐传布全国。但受到影响的限于知识分子，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在此以孙宝瑄为例，其对国会认识的心路历程，在清末民初应是有代表性的。
孙宝瑄(1874-1922)，浙江钱塘人，荫生，是孙诒经的次子，孙宝琦的胞弟，李瀚章的女婿。在清季，只是个挂名分部主事。到了民国，因其兄的关系，任浙海关监督(1912-1922)，殁于任，年48岁。孙氏从19岁(1893)开始写日记，受时代的影响，一开始便关心时势。他的阅读甚为广泛，中外兼顾，由于不谙西文，西方的知识大多来自翻译作品。1890年代的翻译，几乎由传教士所主导。他常常提到阅读《万国公报》，甚至于提起该报的主持人林乐知，可知他受《万国公报》的影响不小。除了对西方的事物好奇，他对西方的历史亦有很高的兴趣。常常在日记中抄录一些西方所发生的大事和人物。国人的著作，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似乎是他最喜欢的，他因读《新民丛报》而了解何谓“解散议会”，何谓“重新选举”，[43]（580册，p.565）皆一一在日记中抄录。
孙氏自述他的思想演变，从甲午乙未之交(1894-1895)开始关心时势爱谈变法，五年间思想“凡数变”，他的注意力大半集中在议会政治问题上。他说：
余当甲午(1894)乙未(1895)之交，始谈变法，初则注意于学堂报馆，继则主张民权，以为非先设议院，许公举（选举），则一切法不可变，变之徒滋扰。卒又偏于民权之不能无弊也，遂主持立宪政体，纳君权民权于法之中，而君民共治，为数年立论之归束。[43)（580册，p.85）
检视孙氏的日记，对议会有极大的好感，他说“国会及议院，治天下之锅炉也，能溶化诸质而成器”。又说议会“如一身之脑髓，聪明智慧之所出”。在议院中可以“融洽和合”，形成“一片天境”，在此种情况下，何患“公理有不出哉。”[43]（579册，p.476）议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机制，是因为“公举（选举）有法，辨难有规……意气无所施，私智不得逞，……民智日进，公理愈明”。[43]（579册，p.738）这一类的赞许，随处可见。
早先，孙氏不主张即开国会，亦如时人的一个共同观点，民智未开。但1898年急转直下，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是否受了康有为的影响，不得而知。他指出中国“火旱饥馑，盗贼四起，贫困极矣”。惟有开国会，实行选举，尽去“贪虐之吏”，纾解民困，才能起死回生。[43]（579册，pp.702-703）
1901年孙氏受立宪思潮的影响，称道选举就是“参政”，也就是政治学上的“参与”(participation)。选举，“良法也”。[43]（580册，p.311）选举胜于禅让。他认为选举创自华盛顿，推崇华盛顿胜过尧舜：
五霸不如三王，何也？王以仁义服人，霸假仁义者也。三王不如尧舜，何也？二帝不利其子孙，三王利其子孙者也；尧舜不如华盛顿，何也？尧舜私荐人于天，华盛顿定公举之法者也。[43]（579册，p.485）
他所了解的选举，就是中国古代的“投瓶”。谓“治平之机出于公议，公议之人由于公举；公举之法决于投瓶（票）之为功也。大矣哉！东西各国之与，皆行斯术也”。[43]（579册，p.765）因此赋诗赞叹：“自古非良法，移作欧西选举公；欲破天行千载虐，神机偏在一瓶中。”[43]（579册，p.769）中国的选举早已失传，西方“凡国之宰相，由议院公举”，[43]（579册，p.769）令人敬佩。
孙氏进一步认识到与选举相关的一些技术和程序，例如选举必须先办理人口调查，由于中国尚无此措施，不免为之叹息。[43]（580册，p.311）又认为纳税与选举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43]（580册，pp.583-590）实未料到今天已无此要求。他说：“较诸野蛮专制之国，其百姓苦乐，天洲之隔也。”[43]（580册，pp.457-458）对于议院仍会发生流弊，表示容忍。
1905年清廷宣布走向君主立宪，孙宝瑄感到无限欣慰，但此时他已认识到以当时中国的环境，走上立宪之路并不容易。他指出：“立宪二字非空言可以塞人望也。必其民体育发达，能任战阵；实业炽盛，能荷赋税；智慧充周，能参政谋；财艺精致，能尽职守；道德完全，能循法律。然后聚众多分子，上自宰相，下及平民，组织酝酿而成大立宪社会，谈何容易耶，谈何容易耶！”[43]（581册，pp.378-379）他似乎预见中国议会政治的坎坷道路。
无论如何，前有郭嵩焘，后有孙宝瑄，他们的思想反映了1870-1900年代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向往。中国人在知识分子、传教士、外交官的引导下，找到了迎向议会政治的一个方向。（注：相关著作，请参考：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收稿日期：200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