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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一切吸引着国外众多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中国。关于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中前20年的国外研究情况，国内已有多名学者发表过论著，这里仅就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加以介绍。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概况
近10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10年。成功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加入WTO、提出科学发展的理论，中国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对世界经济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发展中提出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愈来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参与研究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比之前20年，这种研究状况中又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1.研究机构方面，分类更细，分布更广。对当代中国研究关注较多的国家，如美、日等国，根据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需要，继续成立专业分类更细的新机构，甚至直接在中国增设研究机构；而一些曾偏重汉学研究的国家随着与中国经济交往的扩大，如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均感到加强研究中国经济的迫切性，于是或在原有的研究机构中加强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或直接成立新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或建立多国联合的研究机构，如1997年建立的欧洲亚洲联盟(Asian Alliance)现在发展到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德、荷兰、瑞士、西班牙和英国9个国家。
2.研究队伍更加庞大。目前研究人员早已不仅仅局限于高校与学术团体、政府智囊机构或世界各种经济组织这些通常机构中，一些媒体记者、外交官、企业界与金融界人士同样对中国经济表示高度关注。参与研究的既有知名的经济学家、国际各种经济组织中的专家，同时还有许多非经济学家出身的学者加入了研究队伍。他们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丰富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3.研究成果数量方面，近10年来各种研究成果数量惊人。有美国学者在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最权威的经济学论文数据库Econlit中，以英文“中国的”或“中国”做检索词，检索关于中国的经济类期刊，仅2001至2005年出版的此类期刊就超过2000种。值得注意的是，在数量很大的个人研究中，许多针对中国经济或中国现实（经济占相当比例）的大型系统的研究项目计划被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提出并组织实施。这些项目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一般受到政府或基金的资助，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研究成果更加系统。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于20世纪90年代末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战术：俄罗斯利用中国改革经验的可能性”重大课题。2007年日本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联合实施为期5年的“当代中国地域研究推进事业”，中国经济改革列为该计划重点研究对象。
4.研究内容变化方面，在涉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成果中既有总论，也有针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分类越来越细，呈现研究视角愈加开阔和课题的多样性。如经济政策、非公有经济、农村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此外，除了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也有以经济改革为背景的交叉学科的政治经济、社会经济、文化经济上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社会学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变化的相互作用方面。
由于研究传统及各国与中国经济交往关系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以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研究为例。美国学者十分关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的现实问题，私营经济、市场一体化、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体制改革等都引起他们的兴趣；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日本因其与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往往紧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拓展研究课题，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都是他们关注的内容。他们对中日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的研究也比较重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经济研究涉及的重点方面是：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和原因；步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中俄改革的比较等。
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评价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他们善于用数字铺陈或毫不吝啬地使用“奇迹”、“非凡的”、“巨大的”等词汇来形容中国改革的成就，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国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中国改革可以有不同感受，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足进步①。
有学者认为，从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轨道过程中，中国把社会代价降到最小，用很低的社会代价换取了改革成功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由对外封闭、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稳固地位、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的变更，并没有伴随政权的变更，仍继续着同一个统治体制③。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雷默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一篇论文。作者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对中国发展模式作了高度的评价。
国外学者在肯定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探究成功与成就背后的原因。在探究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时，中国领导人的作用被充分肯定。澳大利亚学者郜若素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对外开放，而中国之所以选择对外开放，是因为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的领导层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不仅恰逢其时，赶上了国际市场较为宽松的时期，而且也恰逢其地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中国政府不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⑤。美国经济学家邹至庄则指出鉴于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胜任能力与实用主义态度、运用试验方法，以及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向着市场经济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失败⑥。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不是按别人的什么药方进行改革，而是通过研究自己现有经验和国外经验得出结论，坚决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⑦。
除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要作用外，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取得进步得益于他们的经济改革理论。这一理论拒绝货币主义不计后果地转向自由市场，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观点。其实，这是一个从中央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的理论，它“对传统计划经济做了不同的解释，同时又为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⑧。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政治稳定，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遵循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总之，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论及中国经济改革成功重要的表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时，学者们更多地从经济发展的各项要素中寻找原因。相当多的学者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中国的高资本率、外贸和投资的自由化、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效率的改进。如有的学者指出，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改变，提高了劳动利用率和生产力，巩固了过去的快速增长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学者认为，有利的地理位置、稳定的政局、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较高质量的领导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好。⑩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则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然而，当前世界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国外有学者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产生质疑。2001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11)。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对中国统计体制提供的数据的质量表示质疑，认为中国的GDP数据并没有官方所公布的那么高。该文受到西方媒体关注和炒作，产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等论调。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各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但一些中国经济问题资深学者，如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拉迪，以进口额和财政收入等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证明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可信的(12)。还有的学者利用经济要素分析，认为中国的GDP估计与当月、当季、当年的报告是相适应的(13)。邹至庄以计量方法进行相关研究认为，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结论与经济理论的结果是一样的，因此中国的数据不一定每一个都很准，但大部分数据是可靠的，大致来说是可用的(14)。
主流舆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得并不充分；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财政安全、商品市场中的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等。同时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进一步深层次的经济改革，通过市场经济为主导的高效资源配置进一步发展，逐步解决这些前进中的问题。
三、对中国市场经济特点的分析
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体制变革的渐进性、国家的指导作用、民营企业的发展等是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中国市场经济具有渐进的特点
日本学者高桥满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索(1978-1992)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造(1992-2000)两个阶段，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渐进”的特点。(15)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渐进，表现在中国没有搞急剧自由化，而主要方法是按阶段、边试验边向市场推进，由小到大，由个别到一般，逐步而坚决地不断扩大改革规模和不断深化改革。形象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1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在国家全面的监督下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渐地转向自由市场经济(17)。
对这样做的效果和意义，有学者指出：中国对集中的体制的改革过程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都是逐步地、分阶段地进行的，都考虑到了民族的特点，并为国家保留了强有力的调控作用，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18)。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建立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这方面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在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中涉及的内容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国家的作用；经济改革过程中国家调控方式方法的改变；在建立市场机制和市场环境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和国家调控的特点；在考虑到地区发展失衡因素制定区域发挥战略中的国家作用等。其结论是：在建立和发展新型经济模式、采取综合举措中，国家发挥积极作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点。(19)
宏观调控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重要方式，学者们对此给予肯定。有的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层在微观上激励经济体的主动性，同时不忽视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危险加大时，努力采取补救措施(20)。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市场改革的成就恰恰是中国国家减少经济参与的结果。而改革正是使国家从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参与转向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21)有的学者从农村经济发展层面研究指出，国家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稳定的协调关系，消除了改革中出现的紧张状态，为生产力发展和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环境(22)。
（三）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迅速
所有制的变化，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有学者指出，改革初期的实践表明，走向市场的自然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集体、个体、私有、中外合资），这不仅保证了市场的快速发展，而且也改变了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修正了投资和生产结构，使之接近人民的实际需求(23)。
而民营企业的出现、成长与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个进程。一些国外学者注意到，改革伊始，已出现的私营经济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民营企业总体上在资源和市场获得方面比之国有经济存在一些劣势。但由于中国一直坚持改革，非公有经济尤其是私人经济继续运行发展。10年来中国政府看到私营经济在持续增长中的作用，政策转向认可私营产权。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中共十六大决定修改宪法，容纳私人财产并且扩大了可以参加共产党的人群。
国外学者关于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所有制影响的研究观点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的初期，一些学者认为，广泛私有化会取得必然胜利，他们认为民营经济数量逐渐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足以引起转化的成功，甚至加快或提早私有化。随着对中国民营经济、国有经济现实发展的认识，更多的学者指出，渐进和局部的向私有化转变情况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一方面私营经济在与国有经济竞争和扩大规模方面要面临更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自我运行已经随着改革而提升，但最终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使其改革成本变得十分巨大以至于阻碍其继续发展。
许多研究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会继续发展，很可能非国有经济继续发展将超过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有学者指出，如果考虑到中国今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集体企业民营化的加快，那么21世纪中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进化了的民营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体制。为了让它发挥作用，企业必须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生产要素，否则企业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性的资源分配。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当然，这个资本主义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它是进化的资本主义，或者是新资本主义，或者是后发新资本主义。(24)
四、对国企改革的关注
当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核心。国外学者们不断提到，未来主要的经济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未完成的改革。而这两者之中，国有企业问题又显得更为根本，因为金融体系的很多体制性问题实质上都根源于国有企业的问题。一些研究已经预测了中国债务和不良贷款的规模，这些债务和不良贷款是对国有企业财政直接支持产生的后果。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成果的恶化与亏损，政府作为所有主体财政负担过重，法制环境的不完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竞争环境的恶劣，以及外资和各种非公有制企业作用的增大等，都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种种问题(25)。有学者认为，在改革中，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多年的国有企业，已不再具有刺激新式技术去作出有效资源配置或不顾改革的压力去革新的决心(26)。当前国有企业正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变，以及国有企业调整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与方向问题。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每一阶段都完成了部分阶段性成果，改革的方向也是明确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权限下放、利益让渡”阶段，经“经营承包”阶段，终于迎来了今天的最后阶段。在当今中国，提出以公有制为前提的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公司制度）改革的方向，是问题的核心。(27)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将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设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自那时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思路。
但是近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表明，这一目标的完成还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学者们指出，中国正在由过去的以资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企业，向以资本概念为基础、以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其统治方式主要体现在“法人治理”。而在中国，股东权的多元化在多大程度上承认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转移，以及法人管理是否包含企业支配权的转移，都将成为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式方法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从宏观方面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考虑、适当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充分考虑国家、社会、企业的承受能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同时进行配套措施的改革，这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欲速则不达，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困难。继续确保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长期推进改革开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8)有的学者从微观方面提出了看法，如保罗等指出需要提高合作管理与财政纪律，加强预算限制并且减少国有企业非商业的活动(29)。沃尔特认为，股票市场在过去10年已经成为并且将在今后继续成为企业改革的主要推动力(30)。
关于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国外学者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方法等现实问题，思考了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使得公有制企业不得不实行大幅度的民营化，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将大幅降低。现在，国有企业多以买卖资产进行重组，但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上市本身就勉强，因此，以股份制为前提的法人管理无法推广至整个国有企业。如果允许股份制企业通过在股市买卖股票实现所有权的转移，则“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就将不复存在。中国在培育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引入股份制，那么最后的关键“公有制主体”原则会不会崩溃呢？如果这样的话，作为法人管理的方式，和企业运营有着直接、间接、宏观和微观利害关系的人，将不得不创造出复合的、多元的参加管理与方式。(31)目前持类似看法的学者不在少数。
国外学者对国企改革的关注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深化改革的形势与要求密切相关的，他们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无疑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
五、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特点
纵观近10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情况，总的说来，他们的研究是比较全面、客观的，这与他们在研究上的一些特点有关。
第一，重视比较研究。比较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纵向上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进程的比较，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跨国比较。在纵向的比较中，国外学者通常将比较对象按1978年前后来分（所谓的毛主义时期和后毛主义时期），有的甚至延伸到1949年以前。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来自于改革前中国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能将历史的联结完全割断。在横向的比较中，比较对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呈现新热点。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更多的是中国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而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与亚洲国家比较研究增多，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比较成为研究的热门；近年来，与美、日、澳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也开始受到重视。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意义，对借鉴比照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第二，重视实地考察。包括学者直接到中国进行各种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等。如日本著名的民间研究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2002年就在上海和北京开设分支机构，实地考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外国学者还到中国的研究机构中做访问学者，或是到驻华大使馆做研究员，许多经济学家受聘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以及在驻中国公司任职的一些研究者都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国外学者几乎可以同步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和变化，可以直接获得较真实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统计数字与资料。这样就使许多学者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增加了对现实中国的了解，创作出许多符合中国情况的研究成果。
第三，重视国际间交流。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频繁不仅显示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热度，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些国际交流中，既有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合作，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研究出版了《中国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共性与特性》等有关中俄经济改革比较的相关著作，又如，2001年中、德两国学者曾就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同撰写了调查报告。也有国外学者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机构的年会、合作研究等进行国际间交流与研究。国际间交流的加强，增加了学者们认识问题的多角度与客观性，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在全世界推动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第四，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中国经济渐成一种趋势。有学者认为，“中国今天的改变根植于全球资源流动的转移，不从全球经济角度去理解和思考国内经济中的改变是十分错误的”(32)。有学者考察了外部世界作为中国变革的一个源泉所扮演的角色，评估了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对于中国产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和合理化的冲击(33)。有的学者以中国做案例，提出在全球供应链背景下的关于工业发展过程重要的论断(34)。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全面生效，被国外学者认为是21世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35)。这种研究趋势定会长期影响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总的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深刻、准确地理解改革，进一步推动改革，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作用。但应当看到，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既有学术动机，更有现实需求；既有客观公正的一面，也不排除片面偏激的存在。如已经数度出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类似唱衰中国的论点。这些极端观点不仅在中国现实发展中不攻自破，而且也遭到许多严肃客观的经济学家的驳斥，但仍要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与注意。
近年来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善于运用西方经济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和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和提出政策建议，善于运用经济模型、计量分析开展研究，这些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也向既存的诸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提出了重大的理论挑战。国内学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方法时不能盲目地照搬，要善于根据自身的实际分辨与运用。了解、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熟悉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才能更好地推动相关研究工作。
注释：
①А.Островский，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КНР 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4.
②俄罗斯新闻网，2007年11月22日。
③国际金融情报中心：《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协力》，国际金融情报中心，2003年2月。
④郜若素：《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源泉》，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36页。
⑤Andrew Wedeman,From Mao to Market :Rent-Seeking,Local Protectionism,and Market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⑥Gregory C.Chow,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Blackwell,2007.
⑦Э.Пивоварова，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ефикой：итог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М，1999.
⑧А.Островский，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КНР 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4.
⑨Paul Heytens and Harm Zebregs,"How Fast Can China Grow?",in Wanda Tseng,Markus Rodlauer,China:Compe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ecember 2002.
⑩德怀特·帕金斯：《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第3～29页。
(11)Thomas G.Rawski,"What i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2,No,4,2001.
(12)Nicholas R.Lardy,"China Will Keep on Growing",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4,2002.
(13)Lawrence R.Klein and Suleyman Ozmucur,"The Esti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Vol.28(2002/2003).
(14)Are Chi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Reliable? in http://www.princeton.edu/～gchow/Are% 20chinese%20official.doc.
(15)高桥满：《中华新经济体系的形成》，创土社，2004年。
(16)Э.Пивоварова，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ефикой：итог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М.，1999.
(17)А.Островский，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формы в КНР 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4.
(18)В.Портяков，Поиск путей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конец 70－х－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90－х годов），РАН.ИМЭПИ.М.，1999.
(19)В.Портяков，Путь китайских рефор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9，№4.
(20)Э.Пивоварова，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ефикой：итог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М.，1999.
(21)Я.Портяков，Об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ол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3，№4.
(22)Л.Д.Бони，Кита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на пути к рынку，М.，2005.
(23)Э.Пивоварова，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ефикой：итог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оиска，М.，1999.
(24)高桥满：《中华新经济体系的形成》。
(25)座间紘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学文社，2006年。
(26)William L.Megginson and Jeffry M.Netter,"From State to Market: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XXXIX,2001.
(27)座间紘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
(28)横田高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移的理论与实践》，创土社，2005年，第102～103页。
(29)Paul Heyten,"State Enterprise Reforms"; Cem Karacadag,"Financial System Soundness and Reform",in Wanda Tseng,Markus Rodlauer ed.China:Compet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December 2002.
(30)Walter John,Privatizing China:The Stock Markets and Their Role in Corporate Reform,Wiley & Sons,2003.
(31)座间紘一：《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
(32)Penelope B.Prime,"Studie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United States",in Robert Ash,David Shambaugh and Seiichiro Takagi ed.China Watching:Perspectives From Europe,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Routledge,2007,pp.91.
(33)Thomas G.Moore,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4)Edward S.Steinfeld,"China's Shallow Integration:Networked Production and the New Challenges for Late Industri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32,No.11,2004.
(35)Supachai Panitchpakdi,Mark L.Clifford,China and the WTO:Changing China,Changing World Trade,Wiley,Jan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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