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需求和环境不同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需求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6-0041-06
经济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析经济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不同特征，大体可以发现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演进趋势，较早的经济增长受到供给的约束，产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经济增长则受到需求的约束，进入21世纪后的经济增长又受到环境的约束。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各自采取怎样的方式，它们之间又是如何逐次推进的，或者说在这种推进中它们是如何关联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得到一个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角度，而且还可以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找到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为此，本文分析将按照如下思路展开：首先分析供给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逻辑；然后探讨需求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演进趋势；最后探索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新机制。
一、供给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逻辑
人类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其生产能力极低，不仅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未开化的渔猎民族，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1](P1)。而且一直到近代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处在物质匮乏的状态中。这其中固然有分配不公平的原因，但是生产能力低下是最主要的根源。因此，这个时期的人们普遍认识到提高生产能力、增加物质产品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内容。
如果把这种经济增长概括为供给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那么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增长机制，就成为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1](P1)。而这种劳动一是取决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二是决定于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在农业社会，这种劳动主要是指劳动的人数，但从工业化开始，这种劳动就主要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亚当·斯密分析国民财富的原因时，首先论述的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开头就讲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P5)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1](P8)分工有如此大的效果，那么如何增进分工的发展呢？斯密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P16)如此看来，在斯密那里，增加财富的逻辑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出发点，以分工为手段，以交换或市场为条件的一个完整过程。
斯密的这一研究财富增长的逻辑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不过，从这一起点出发，又形成了不同研究进路。就如何发展分工来说，马克思的研究无疑是富有开拓性的。对斯密提出的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分工，马克思认为：“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2](P397-398)马克思把分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斯密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增加财富的逻辑。这一逻辑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出发点，即“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的起点。”[2](P358)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以资本积累为手段，作为中介的正是随资本积累而不断发展分工。这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为线索而论述的分工的发展，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就如何发展交换和市场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上，选择了一个新思路，即把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增加财富的手段。因此，交换和市场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且形成了一个核心观点，即财富的增加或社会利益的提高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这虽然是斯密提出的一个思想，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被奉若神明。只要市场能够保证充分竞争，也就是让市场自由地发挥作用，资源的有效配置或经济增长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这可以看做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逻辑。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逻辑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而当新古典经济学进入宏观经济领域，并开始关注宏观经济增长时，又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的逻辑。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就是说，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可以使这些资源生产最多的产品或最大的价值。如果把这种市场制度作为前提，那么经济增长还需要借助更多的资源投入。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以及这种理论所探索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研究的一个新的取向。如何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或者说是什么力量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成为这种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也成为探索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
首先是把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看做促进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物质资本包括机器存量、设备和建筑，而人力资本则包括受教育水平以及劳动者所受的培训。关于资本积累对增长影响的讨论应主要归功于索洛，他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创建者。他使用了三个指标，即资本与有效劳动的比率、储蓄与有效劳动的比率、持平投资对有效劳动的比率。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有效劳动用效率单位加以度量，表示为劳动小时与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指标乘积；持平投资是假定人口以不变比率增长，资本以不变比率进行折旧，劳动生产率以不变比率提高，为保持初始资本劳动比率，对每单位有效劳动资本的投资。当储蓄超过持平投资，投资就超过需要用来维持不变资本密集度所需要的数量，资本劳动比率上升，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当储蓄小于持平投资时，资本与有效劳动的比率下降，人均收入增长率上升；当储蓄等于持平投资时，就实现了长期均衡的增长。由此可知，资本积累推动的增长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长期内收入增长趋同于技术进步率；二是增长率随资本密集度而变化，资本劳动比率越高，人均收入增长率越低。第二个特征又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当其资本密集度上升时，一国的增长率随时间而下降；当其资本密集度下降时，一国的增长率随时间而上升。第二，在进行跨国比较中，有更高资本密集度的国家增长较慢。按照索洛的这一解释，在长期中，各国的经济增长会趋同，富国与穷国间的差距会缩小。然而，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实际来看，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世界依然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因此，索洛的解释还没有反映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仅仅用资本和劳动是难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
为了弥补索洛增长模型的不足，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不仅关注了索洛已经观察到的增长的余值问题，并且把这种余值归结为技术进步、创新、制度等因素引起的，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变化的。这意味着新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包括教育、知识、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创新等都进入经济增长模型，并把它们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二、需求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演进趋势
人类社会不断提高生产能力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或消费的需求。在生产能力比较低的阶段，生产的产品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这时发展生产或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供给的约束，也就是生产能力的约束。在人类社会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下，满足消费需求是人们生产的目的，而这样的目的把人类引到一个由供给与需求不断升级的循环中。在生产能力极低时，人们的需求主要是生存需求，这个阶段的需求是稳定的，而人类的努力是想法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供给。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并不断提高生产能力，人们开始升级自己的需求，除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外，还提出更多生活的目标，因此，对生产能力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直到生产能力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具体地说，只有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才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巨大的生产能力使财富的增长达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水平，这使得人类社会第一次遇到了生产能力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当然，这种过剩在开始时只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工人购买力低下的过剩。但是，这表明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可以创造出超过人们消费需求的物质产品的，至此，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改变，过去那种集中于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并且努力寻找可以推动生产发展的因素以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向扩大需求，且努力探索增加需求的有效政策措施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转变。尽管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仍然发挥作用，但主要集中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仍然遵循的是生产能力优势制胜的原则。而在宏观经济领域即作为整体的经济增长开始转向需求引导的增长路径，这可以概括为需求约束下的经济增长。
在开始出现需求约束的新的增长机制后，经济增长便有了两种并行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的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的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而且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的增长机制也因为市场机制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变得成熟，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更好地促进这种增长的因素，那么就应该是不断提高的技术创新。不过，这种微观增长的机制越成熟，实现的生产能力越发达，对宏观的增长机制提出的要求就越高。因此，需求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就越值得关注。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凯恩斯无疑是研究需求约束下经济增长机制的开拓者。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变了过去的经济学体系，正如他所言：“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合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3](P252-253)这意味着凯恩斯突破了旧有的经济学研究体系，而使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这表明经济增长也从一个微观的生产或供给问题变成一个宏观的增长或需求问题。这样的转变使得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即实现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要素投入、配置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而且在生产能力达到较高程度时，更重要的是如何扩大需求的问题。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引用霍布森的观点所阐明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说所根据的基础——即每年之产量乃决定于该年可用的天然元素、资本以及劳力三者之总数量，实在是错误的。反之，这三者之总数量只规定了产量之最高限度；产量当然不能超过此限度，但若因为储蓄过度，以致供给过多，影响生产，则产量可以比此最高限度低许多。换句话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在正常情形之下，是消费限制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3](P317)
对于扩大需求，凯恩斯在构建他的就业理论或宏观经济理论时提出了一个有效需求的概念，也就是说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扩大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对于有效需求，凯恩斯的解释是：“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二种情况，恰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3](P49)因此，有效需求也可以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由于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或由此决定的总产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具体可以分解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使得就业或产量问题变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总和的有效需求是否充足的问题。如果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那么就业会减少、产量会下降；相反，如果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充足，那么就业会扩大、产量会增加。如此，一个经济增长的新机制就建立在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上。
在凯恩斯看来，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是边际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因此，在解释有效需求不足时，凯恩斯认为，是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此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从而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建立在这样的一种解释之上，凯恩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市场自动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很难的，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包括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让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的责任。这就是所谓的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和扩大产量。而在消费倾向短期内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因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政府投资会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凯恩斯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地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从此，各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企业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增加投资和消费变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市场自发调节就能够顺利实现的问题，而且国家干预及采取有效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变得不可缺少。甚至，在生产能力日益提高的今天，生产的普遍过剩已经使扩大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因此，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变成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在这种经济增长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成为不可缺少且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这种增长机制与传统的增长机制在逻辑上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这种新的增长机制是在人类社会摆脱了生产能力的绝对限制或改变了供给约束的条件下自然提出的一种增长机制。这种新的增长机制与传统的增长机制一起发挥作用，一方面当需求约束得以缓解时，对生产能力又提出新的要求，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和服务使供给约束下的增长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供给约束得以解决时，对需求的扩张又提出新的要求，这种新的机制借助于相应的财政和金融措施，使得需求约束下的增长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种互动的增长机制交互作用，不仅把生产能力推向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表现为潜在的生产能力超过人类生活的现实需求，而且需求也变得超越了生活的目标，变成一种浪费性消费。如此发展下去，人类放纵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供给和需求问题，最后会遇到被人类忽视了的环境资源约束。这对过去的所有增长方式提出新的挑战，也对转变过去的增长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三、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与构建途径
早期的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受到自然的选择。因此，人类在自然面前显得很渺小，是匍匐在自然的脚下生存的。这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受到自然的约束，但这是在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形成的约束。因为，这个阶段的自然完全可以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料，只是人类没有能力获取。而现在人类重新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已经改变了人类曾经经历过的资源环境约束的性质，表现为现有的环境难以容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问题。这带给人类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即人类发展生产力的空间还有多大？人类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生产力的机制，以继续维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人类自发明了货币之后，其经济活动被分化为两种取向。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换，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为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致富。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4](P174)。这就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自货币产生以后，形成了两种目的，一种是谋生即为了生存；另一种是赚钱即为了致富。前一个目的的实现要依赖于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或者是供给能力的提高，而后一个目的的实现则需要借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或者是需求水平的提高。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或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仅是寻求增加供给的动力，而且还要设法找到扩大需求的途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增加供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性质，而完成工业化之后，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扩大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又一个重要源泉，而且这两种机制相互叠加，使得人类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并且开始挑战环境资源可以提供的最大空间的水平。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来自环境资源的约束？选择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机制成为主要的出路。
环境资源的约束与供给和需求的约束不同，供给的约束是因为生产能力较低，并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约束；需求的约束是因为有效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不足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约束。环境资源的约束则表现为大部分自然资源已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而出现枯竭，环境因为资源枯竭和生产生活排放而不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约束。供给的约束可以通过激发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加以解决，如鼓励企业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提高市场的要素配置效率，这是工业化以来突破供给约束的主要途径。需求的约束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一般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和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而环境资源的约束相对于供给和需求的约束较为复杂。许多资源由于是不可再生的，因此这些资源枯竭意味着相应的生产活动会停滞，从而使经济社会的生产体系崩溃。为避免这样的结果必须寻求可以替代的资源或进行节约资源的技术创新。由于资源在各国的分布不同，因此资源的使用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节。这意味着对于某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来说，可以通过贸易途径达到资源配置上的平衡。环境虽然与资源的过度使用有关，但是当形成环境问题时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就变得十分困难。因为环境是可以免费搭便车的，某一个国家过度使用资源和无节制排放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不仅使使用和排放者受害，而且其他不相干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说，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当出现环境约束时，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独立行动都是于事无补的，解决环境约束问题不仅需要国家内部的协调，而且还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协调。基于这样的特征，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就不能完全沿用过去的机制，在增长的动力以及动力发挥作用等方面都要发生改变，以形成一个能够缓解环境资源约束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
缓解环境资源的约束可以选择如下的思路。一是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或寻求新的替代资源，这一目标需要借助节约资源的技术创新。现在各国在谋求缓解资源约束时的对策大概都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二是降低经济增长达到对减少资源使用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极限理论”提倡的就是这一思路。该理论认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资源枯竭的形势，而改变这一命运的方式就是各国要实现零增长。然而，这样的思路很难被各国接受，特别是后发展的国家更是需要资源的大量投入来达到高速增长的目的。因此，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一条通过技术进步达到减少资源使用和改善环境的道路，或者说，世界各国在继续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目标下寻求一种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增长机制。实际上，这一增长机制仍然是供给约束下的增长机制的演化形式，还不属于超越供给和需求约束下的增长机制而建立在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如果想建立一种可以缓解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那么其出发点一定不能是如此的狭窄，而应该在更深的层次上改变增长的动机，以及在更多层次上构建一种协调增长的机制。
人类社会实现经济增长首先是为了增加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进一步在经济增长中又注入了发财和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动机。如前所述，这两种动机随商品交换的发展以及货币的产生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来越摆脱为满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动机而趋于发财和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加强无疑使经济增长有了更大的、可持续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在这种动机的强烈促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严重偏离了其最根本的目标，即实现经济增长已不完全是更好地满足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而是变成一种无限致富且过度炫富的手段。正是这种动机不仅使经济增长浪费了许多的资源，而且发展的不平衡也成为实现这种动机的一种形式。如此就形成一种资源使用方面的恶性竞争局面。如果不能改变人类在经济增长上的这种动机，那么要实现减少资源使用和改善环境的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要改变人类的这种发财和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动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种动机具有人性的特征，因此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动机的。那么出路在哪里？正如凯恩斯所说，“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2](P322)而对于这种属于人性的动机，凯恩斯给出一条出路应该有一些借鉴意义，他认为：“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与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2](P1323)这就是说，要改变人们在经济增长中注入的发财和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动机，需要加强管理，或者说加强政府的管理。而这一点也是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所必需的协调所要求的，只是这种协调不仅要求国内范围的协调，而且需要国际范围的协调。因为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应该是一个限制了人们过度发财动机和无谓地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增加供给、扩大需求，并且更重要的是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协调资源使用和环境改善的目标。
目前，新增长机制需要纳入的过去两种增长机制已经走向成熟，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拥有了实现供给型经济增长和需求性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即使我们非常希望的技术创新也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范围内的协调问题。就国内的协调来说，主要的任务是通过协调来改变人们过度的发财和追求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动机。对此，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要改变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现状，而且建设规范并严格监督的竞争环境。就国际的协调来说，这是环境约束下的新增长机制的新内容，也是实现新增长机制的最艰巨的任务。然而，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协调来实现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还没有成熟的经验。但是，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这样一种协调具有的特殊意义。无论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世界各国协调政策，还是为环境而努力开辟的世界性对话渠道，都是实现世界性协调的尝试。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种协调的实现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也许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种世界性的协调，但是，未来的经济增长离开了这种世界性协调肯定是无法持续的。因此，这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或者是新的动力，就像二战以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实施广泛的国家干预使得这些国家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而开辟了一种新的增长机制。历史似乎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需要的是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方式建立世界性的协调或干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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