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量词产生及其功能演变过程的句法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汉语论文,句法论文,过程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量词一直是汉语学界关注的对象。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帮助我们认清了量词演变过程，如李讷和石毓智（1998）、张谊生（2003）、蒋颖（2005）等。从认知角度对量词系统在汉语中的产生与发展进行解释具有一定意义，但是语言结构的变化或是新增成分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由认知等外在因素决定的，而必须从语言结构自身寻找结构变化或者新增成分出现的基础。认知方面的原因只是触发量词产生的外在动因，而语言内部结构的构造特点才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量词的产生以及句法功能的变化等一系列过程均以名词短语内在结构为依托，通过内部句法操作实现了某一句法功能，并在特定位置上固化而成为功能性成分。本文将从句法分析的角度对量词的产生以及功能演变进行论述。 1.汉语数量结构变化及量词的发展 数量结构①是量词主要的句法分布环境。从汉语数量结构的演变来看，汉语中量词的产生要晚于单位词的使用。汉语量词是伴随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词类范畴。古汉语不同时期的文献印证了汉语量词发展的轨迹。 安丰存（2007）、安丰存和程工（2015）对汉语可数名词（countable noun，CN）与不可数名词（uncountable noun，UCN）的数量意义表达方式进行了历时考察，发现汉语数量结构和表量结构的变化整体上呈现出以下趋势②： CN：数-名 名-数 名-数-名 名-数-量 数-量-名 UCN：名-数-单位 名-数-单位 名-数-单位 数-单位-名 数-单位-名 汉语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经历了“数-名”结构到“数-量-名”结构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语言突变的结果，而是夹杂了不同的演化过程。其中经历了“名-数”结构、“名-数-名”结构、“名-数-量”结构，最后，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确定为“数-量-名”结构。其中“名-数-名”结构被称为反响型量词结构（echo classifier structure），一般认为是量词的发展雏形。目前量词语法化以及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对汉藏语系语言量词现象的研究认为，反响型量词结构是量词形成的原始结构（戴庆厦、蒋颖2005）。不可数名词单位词表量结构则相对稳定。不可数名词的数量意义表达方法在世界各语言中无一例外地使用单位词。但是可数名词的数量意义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用量词的语言，名词一般没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另一种是不使用量词的语言，名词一般有单、复数的形态变化（Greenberg 1972）。 黄载君（1964）很早就对名词数量结构的演化进行过归纳。他以“马”的数量意义表达为例，认为数量意义表达结构经历了如下的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Ⅰ Ⅱ Ⅲ Ⅳ Ⅴ 词类组合 名-数 数-名 名-数-名 名-数-量 数-量-名 用例 马五 五马 马五马 马五匹 五匹马 但是本文认为，汉语数量意义的第一个阶段是“数-名”结构，“名-数”结构要晚于“数名”结构，否则，“名-数-单位”序列结构中，“数-单位”部分就会失去句法结构的依存。而且，也不符合下一个阶段“名-数-名”结构出现的语言结构逻辑基础。 汉语数量结构整个演变过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增成分量词的出现。我们认为，语言的新增成分必须出现在某一固定的结构格式中，这样才可获得系统性发展。新增成分的出现有其认知方面的动因，但语言的自身结构必须为新增成分提供结构基础。 2.量词属性及数量结构句法构造研究综述 生成语法发展到最简方案阶段以来，对汉语数量结构的研究逐渐升温，如Li（1997，1998，1999）、Cheng & Sybesma（1999）、Pan & Hu（2000）等。这些研究虽然只探讨了数量结构的句法构造，没有分析量词的属性，但确定了量词的中心语地位，并有自己的句法投射。 根据Ouhalla（1991）以及Napoli（1993）对功能语类所做的描述，汉语量词具有功能语类的所有特征。安丰存、程工（2009）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根据量词的发展过程以及其所具有的功能语类特征，提出了轻名词（light noun）这一功能范畴，以确定量词的形态句法属性，并在DP内部增设nP层级，确定了量词在名词短语结构中的层级位置，从而进一步分析了汉语数量结构的句法构造，即：
该结构的建立体现了量词的功能语类特征以及量词与名词之间的结构关系。量词是名词个体化标记成分，除具有指代作用外，还具有次范畴化的作用，相当于英语的复数标记。该语类可以对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进行区分，从而预测数词在结构中出现的可能性。 潘海华、安丰存（2012）通过对英语和汉语名词短语比较，并根据CP内部核心层级CP-TP-vP-VP构造，以及可数性-单/复数“一致”关系-名词指称属性内在的逻辑关系，提出了DP核心层级结构应为DP-AgrP-nP-NP，即：
上述研究确定了量词的句法属性及句法地位，从名词短语结构构造自身解决了量词的句法位置及功能。汉语量词已经演变为一种功能语类，并具有自己的投射结构。 汉语量词的产生与语言结构自身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汉语量词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语言结构自身特点对于语言成分发展的决定作用（安丰存2009：56）。量词经历了名词到量词的语法化过程，这一过程自然伴随着认知对语言的影响，但是，如果没有语言结构做依托，量词的语法化就无从谈起。汉语量词经历了同形名词，同范畴名词，再到量词这一演变过程，最后成为汉语数量结构中的必需成分。我们认为这一系列过程均发生在名词短语结构内部。 3.量词产生过程句法分析 我们认为量词的产生及功能的演变是以特定的结构为依托进行的。本文将在DP核心层级模型的基础上对汉语量词的产生以及功能演变进行分析。 量词的产生是汉语可数名词数量结构变化的产物。汉语可数名词数量结构的最初形式是“数-名”，其基础生成结构如下：
这里，“马”的可数性特征必须经过轻名词n核查，才可以使用数词直接表达数量意义，数词出现在[Spec，nP]位置。以此为基础，下面对量词的产生过程进行句法分析。 第一步，受单位词表量结构的类推影响，可数名词数量结构中名词也发生了移位，移位动因是为了获得指称意义，表达类别概念。但是，根据语段理论以及PIC原则（Chomsky 2001a，2001b，2005），“马”只能事先移位到nP结构的边缘位置，即：
第二步，nP与Agr中心语及D中心语合并，并最终构成DP结构③。这样，处于nP边缘位置上的“马”最后跨过了D节点，停留在[Spec，DP]位置，获得了指称意义，即：
名词“马”获得了指称意义，数量意义在后，由数词来实现。但是，外在序列形态并没有与单位词表量结构“名-数-单位”成分序列达到一致。因此，在单位词表量结构“名词-数词-单位词”序列形式的类推下，可数名词数量结构“名-数”采取了同形名词复制的手段，在成分序列上与单位词表量结构达到一致，即：
虽然上述结构解决了“马三马”序列构造成分各自的位置，但是（6）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两个“马”同标，其词汇意义必然相同。但事实上，上述例句中，两个“马”的内涵意义不同。前面的“马”不但表达了“马”的词汇意义，而且具有类指的指称意义；后面的“马”如果表达词汇意义，其所指必然与前面的“马”不同，这样相同词形的两个词表达不同的所指，必然造成理解的混乱。而且，后面的“马”受到前面“马”的管辖，其词汇意义是多余的。从这个结构本身来看，后面的“马”似乎只具有前指替代功能，与数词一起来回指前面的“马”，不表达词汇意义。可见，上述两个“马”的语言表达功能不同。因此，后面“马”的句法位置不可能停留在NP位置，而应该移位到n位置，体现轻名词n的功能，即：
但是，由于上面结构中两个“马”语音形式完全相同，对于功能的不同分工以及理解表达均不方便。为了避免这种理解上的负担以及语音表达上的不便，上面结构中处于n位置上的“马”便被同范畴可以实现其功能的其他词语替代。这样，“匹”④出现在了轻名词n的位置上，即：
“匹”的使用解决了同一个“马”表达不同功能的尴尬，这样原来结构后面“马”的功能完全由“匹”来实现，这一变化为“数-量-名”结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匹”是被借用来的名词，辅助体现“马”的相关功能及意义，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概念意义。但是，由于“匹”长期处于轻名词n的位置，着重体现功能意义，导致其词汇意义不断虚化。这样，长期处于表达句法功能意义的轻名词n位置上的名词必然要功能化，进而产生了量词。但是，这一阶段，还不能说汉语量词语类范畴已经形成。因为“马三匹”这样的数量结构序列中，“匹”仍为“马”的名词同范畴词语。仅当数量结构由“名-数-量”变为“数-量-名”序列后，即“三匹马”中的“匹”不再体现前指替代的语义功能，而只体现句法功能时，该词才完全功能化，量词系统才真正确立，即：
上述结构中，由于“匹”占据的是轻名词n的位置，体现轻名词n的功能及意义，而NP的位置是名词“马”的基础生成位置。 游顺钊（1988）指出，量词的前指替代价值（anaphorical value）来自于它们在数量名词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从句法角度来看，n具有替代功能。即便在现代汉语，如“书，我买了三本”中，量词仍然具有前指替代功能，这是n的属性功能所决定的。 可见，名词短语结构为量词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句法机制，即结构自身具有能够在数词后面拷贝一个名词的位置。数词自身不能对名词替代，数词替代名词的条件是nP结构，起到替代作用的是轻名词n。 4.量词功能变化句法分析 量词是在名词DP结构中产生的，其功能变化自然离不开DP结构。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整体经历了“同形回指-回指替代-个体标记（量词）-冠词化”的发展进程（安丰存2009）。在这一过程中，量词在发展成为个体标记后，还衍生出形容词的用法，表示“单个的”意思，如“匹马单枪”，这与量词作为个体标记语义完全一致。而且，当前量词还朝着“个”化的方向发展，以此来简化不同量词的使用，以及进一步明确量词的个体标记功能。 量词的产生以及其回指替代与个体标记功能已在量词的发展过程句法分析中得到了解释。下面只讨论量词的冠词化功能。 汉语普通话中“量-名”结构可以出现在宾语位置，表达类别意义。如： （10）a.他买了本书。（类别意义） b.他买了一本书。（数量意义） 类别意义是“指称”的一种体现，表达类指，因此，“本书”具有了类指的用法。这说明量词“本”体现了新的功能。但是，这种用法对语法位置的要求非常严格，汉语“量-名”结构必须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如： （11）a.家里来了个客人。 b.我买了本书。 c.他把个暖瓶打碎了。 d.张三被头牛踢了。 汉语“量-名”结构在上述例句中，量词体现了新的句法功能，即类似于英语不定冠词a的用法。而现代汉语量词这一句法功能完全是句法环境的特殊性导致的，并不是量词自身用法和意义的体现。 汉语至今还没有发展出冠词这一语类，但这并不代表汉语无法表达与实现限定词D的功能及意义。汉语光杆名词可以通过移位的方式实现D的功能。Longobardi（1994：634）认为光杆名词存在一个N-to-D的移位过程，表达类别意义（generic meaning），并认为D具有个体化、单数化的功能。Croft（1994：162）认为个体量词（count-classifier）具有个体化功能，Iljic（1994：104）也有类似的观点。量词个体化功能似乎进一步支持了Chierchia（1998）的观点，即汉语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量词是使汉语名词可数的可数化成分。安丰存、程工（2014）认为把量词看作是名词可数化成分及把汉语名词均看作是不可数名词不符合汉语事实。古汉语中“三马”“五羊”这样的表达就说明汉语名词存在可数与不可数之分。另外，许多单位词是名词借用而来，如“三盆水”。如果“盆”是不可数名词，那么，“三盆”是什么概念，是否必须说“三个盆水”才能使“盆”可数呢？因此，量词只是个体标记，而非个体化或可数化成分，这与Paris（1981：69）把个体量词称为个体标记（a mark of individuation）的思路一致。我们认为D不具有个体化功能，轻名词移位到D后，不但表达出了D的指称意义，同样也体现了轻名词n自身的个体标记功能和意义，使得“量名”结构具有了个体意义解读。 Cheng & Sybesma（1999）认为无定光杆名词是一个空量词（empty Cl）的最大投射CIP，存在N-to-Cl移位。我们认为，反映量词属性的不是CIP，而应是nP。因此，这里存在N-ton的移位，但不是以nP结束，而是还要继续向前移位到D来实现D的指称意义。根据前文在nP结构模式基础上设定的DP结构模式，N-to-D移位过程应该还有中间环节，具体表现为N-to-n-to-D的移位过程。我们认为“量-名”结构中，处在n节点上的“量词”移位到了D位置，获得了D的功能及意义。如： （12）a我买了本书。
“本书”中，没有数词出现在[Spec，nP]位置，这样，“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光杆的量词短语结构。“本书”中的量词“本”，移位到了D，整个结构获得了指称意义。这种移位过程与光杆名词短语N-to-D移位过程完全相同。只是，汉语普通话“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受到参数选择的影响，只能向着无定特征的D移动，获得无定的指称意义。 这种移位假设首先说明“量-名”结构不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量-名”结构都是DP结构，量词在D节点上临时体现出了D的句法功能。如果“一”存在，就会阻止n-to-D的移位。因为，D位置表达指称意义，而数词“一”和量词组合表达数量意义，不具备指称意义。所以“量-名”结构不能认为是“一量-名”结构省略了“一”，如： （13）a.我买了一本书。 b.我买了本书。 上面两个句子，语义发生了变化，“本”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书”省略“一”的结果。因为结构中没有“一”，这样，造成了“本”向D的移位，导致了“本”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认为，“量-名”结构是经过句法n-to-D移位的DP结构，表达指称意义；而“一量-名”结构是一个nP结构，表达数量意义。如： （14）a.我想买本书。（类指指称意义，n-to-D移位的DP结构） b.我想买一本书。（数量意义nP结构）
通过对比也可以发现“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具有细微的语义差异。如： （16）a.连个学生都没来（别说老师了）。（体现类别，以区分老师） b.连一个学生都没来（别说更多了）。（区分数量） 可见，“量-名”结构与“一量-名”结构间的差异是句法结构发生变化造成的。这两种结构中的量词表达了不同的功能，体现了不同的意义。 汉语普通话“量-名”结构和一些方言中的“量-名”结构发生的n-to-D移位体现了参数上的差异。普通话“量-名”结构中量词只向具有[-有定]特征的D移位，而许多方言“量-名”结构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如苏州话、上海话、粤语、闽方言等。普通话中的量词只能向[-有定]特征的D移位，具有无定意义，所以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只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而一些方言中的量词可以分别向[+有定]和[-有定]两个特征的D移位，当出现在主语位置时，只表达有定的指称意义。（Cheng & Sybesma 2005） 我们认为这里存在n-to-D移位，而不认为量词已经具有了类似于英语冠词的用法。这是因为“量-名”结构获得的指称意义完全是句法操作的结果，不是量词词汇的特殊用法。通过并列结构可以完全检验出，量词的冠词用法还没有词汇化。如： （17）a.我要买一本书和一支笔。 b.我要买那本书和那支笔。 c.*我要买本书和支笔。 d.*他把个暖水瓶和个花瓶打碎了。 e.*他被头驴和匹马踢了。 并列的两个成分在句法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同的。汉语中“量-名”结构不能并列，说明这种结构受句法环境制约，是句法环境要求下的特殊操作形式，以体现特殊的功能和意义，不能说明量词已经冠词化了。 本文认为量词的演变必须以语言结构为依托，如果语言结构没有为这些词语提供句法功能化、语义虚化的句法环境，这些词语就不会发展出新的句法功能，因而不会稳定地充当某一句法角色，占据某一句法位置。 汉语量词的产生有认知上的原因，同时，语言结构自身也为量词的产生提供了语言结构基础。本文利用DP（nP）结构模式，从句法的角度对量词的产生过程以及功能的演变进行了句法分析，解释了量词功能演变的句法动因和机制。量词是相应名词移位到n位置后，在体现n句法功能过程中逐渐失去其词汇表达意义功能后逐渐演变而来的词类。由于量词占据的是DP结构中核心功能语类位置，因此，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移位到D位置，并体现D的功能，因此，汉语“量名”结构具有了指称意义。 通过DP（nP）结构对汉语量词以及量词产生的过程进行形式化分析，这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使得量词的语法化研究和句法结构研究实现了统一。 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第二届“中国句法语义（青年）论坛”宣读，得到了潘海华、胡建华、顾阳等教授诸多指导，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①本文把可数名词数量表达称为“数量结构”，把不可数名词数量意义表达以及可数名词集合意义表达式称为“表量结构”。 ②不同的数量结构表达在某一时期同时存在，“→”用于说明前面的结构具有被后面结构替代的趋势，即后面的表达开始增多。 ③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且汉语在Agr方面表现不突出，本文这里暂略去这个层级。 ④“匹”在古代汉语中指离辕待驾的单个的马，因此与马具有上下位语义关系（详见安丰存、安丰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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