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看当代社会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化与社会创新这两个话题几乎同时成为话语热点，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于当代社会历史新趋势的描述和分析当中。“创新”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从历时性的角度看，相对于传统而言，前所未有的就是创新；从共时性的角度看，相对于同一或单一化而言，与众不同的就是创新；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相对于新的问题和挑战而言，解决问题、迎接挑战必然需要创新性的手段和方法。对社会创新来说也是如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当代社会创新在这三个意义上都具有充分的内涵。
（一）相对于过去传统的世界经济状况而言，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
虽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或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五十年内，由于铁路和轮船的使用使运费降低、运输成本下降而引起了经济的跨国运动，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特别是贸易的国际化。然而，当时的国际化经济状况远不如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全球化的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现象，是由现代通讯革命直接推动的，特别是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的迅速商业化，使国际通讯费用大大降低，贸易和金融的交易成本急速下调，从而使全球化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和水平，远远超过一战前的水平。因此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它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一种社会创新：
第一，超越性和突破性。传统的世界经济是非全球化的、局部的，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环节被限制在一国或者少数几个国家的范围内，而现在的经济活动却实现了跨国界流动和融合。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等在国际间大规模地流动和转换，明显地表现为对限制和障碍的突破过程。这种突破包括：首先是对自然空间，即地理空间界限的突破，这在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各方面都已成为事实，因此人们把当代经济称作“无国界的经济”一点也不夸张。其次是对自然时间，即物理时间的突破，例如全球24小时金融交易系统的形成，以及如今刚刚浮出水面的电子商务的运作，都可以完全忽略世界各地的时差，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其三是对制度与规则的突破。冷战的终结促进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社会制度已经不再是经济活动的障碍。而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金融管制政策的放松等等，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而且在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空间的意义上突破了国家疆界。因此，全球化是市场对国家的突破，也是经济活动对政治藩篱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经济的全球化是对社会经济活动领域的巨大创新。
第二，关联性和交互性。由于经济活动的跨国界融合和交流，使得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大大增强。不论是在生产、消费还是交换领域中，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惠互补、相互依赖，也相互制约、相互牵连。任何经济活动再也不可能是孤立和局部的，而是成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只有参与到这一整体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局部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得利益。这种经济活动的高度相关性和整体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引发了经济活动在形式上的创新，而且促进了从结构、机制到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创新。
第三，统一性和趋同性。以“世界统一大市场”、“全球工厂”等为标志的世界经济整体的形成，也意味着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在运行机制上的统一，包括体制、规则的统一和手段的趋同。WTO的成立正是在制定统一规则以约束各国贸易行为的意义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加入WTO就是要在遵循和利用国际统一规则的意义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经济活动的手段和方式也日益趋同，例如电子贸易手段、国际贸易商品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等等的普遍使用。
经济活动关联与统一性的增强也大大地促使政治领域中的趋同和合作行为。一方面，民主已经普遍化为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共同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虽然政治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利益主体结构中的主要元素（另一主要元素是日益发展的跨国公司），但是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激化，促使各国采取共赢原则取代零和原则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的协调和合作行为，无论从内容、范围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带来的变化更直接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经济活动的频繁交往，信息获取的便捷和丰富，深深地触及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信仰，各种强势文化因素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弥漫开来。相对于传统的人类文化格局而言，这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新趋势是一种文化创新现象，虽然它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无意识的客观过程。而同时，对文化的有意识的创新性操作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
（二）全球化在抵制趋同、克服同化的意义上引发和推动了社会创新。
全球化是一种同化，“它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趋同化”。（注：俞可平《全球化研究中的中国视角》，资料来源于“思想的境界”网站(http://www.sixiang.com/)）由于在配置资源和调动主体性方面的高效，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公认为人类迄今为止最优越的经济体制，因而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它的普遍性；而民主政治也日益成为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共同目标，对自由和平等生活的追求成为普遍的政治价值。“世界明显朝着实现这两种价值的方向不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注：（日）近藤诚一《全球化及其外交意义》，《现代外国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4月，P21-24。）
经济和政治的同化趋势必然引起文化的趋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最直接的同化感受更多地来自于文化，人们对差异性、多样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的觉醒也直接源于对文化同化的抵制。各种文化表象，如报刊、影视、娱乐、资讯、广告等等的同化趋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消费领域中，人们所消费的文化产品以及消费行为中的文化品味大都已经同化于发达国家的水准。
文化本身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文化已经商品化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产物和有效组成部分的文化的全球化也已经实现，而且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然而，文化的多样性的本质要求与现代生产的机械性和单一性之间的冲突因此也愈发凸显。而且事实上，体现机器大工业的流水线生产在使劳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的同时，生产线上大批量产品的单一复制也引起商品的迅速贬值。所谓“物以稀为贵”，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表明，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产品成本，以追求更高的绝对利润；另一方面，产品本身也必须不断创新，以追求相对利润的不断提高。所以，创新，即克服同一化、追求与众不同的特色——因而是产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成为从商品的设计、生产到营销、消费的所有环节共同追求的目标。对于文化产品来说，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多样性的创新，不仅是文化的本质要求，实际上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经济活动的内在强制性要求。现在，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创新已经被制度化为促成发展的必要的、常规的方式。因此，创新和差异并不是外在于同化趋势的，全球化的文化同化趋势的增强也并不意味着分化趋势的相应减弱，而是正好相反，同化的程度有多高，分化和差异的凸显程度也会有多高。当代的社会创新，实际是与全球化的同化过程同时发生的对差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的追求，是对由同化引起的单一化的抵制。可见，社会创新之所以成为当代社会的一条主导性文化原则和价值精神，与全球化这一当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全球化的同化不是一个平等和均质的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而是趋同于西方化／美国化的过程，这一点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注：《瞭望》周刊2000年第12期，P10。）。而除了显性的文化同化趋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在的隐性的文化同化趋势也在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增强。正如麦当劳作为现代化之工具理性的象征性实现形式，其理念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全球化经营方式和过程，实际上是将一套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精神和市场价值理念也全球化了。麦当劳不仅为当地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新鲜的内容，而且成为优势文化的象征。它不仅成为人们饮食消费的时尚，因而成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必要成份；而且作为一种资本实现的新形式，它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带入本土生活关系中，并潜移默化地向本土居民（其消费者、员工等）灌输其独特的然而是新颖的关于人与人关系的观念。这样的灌输是如此的潜在，因而也就如此的难以抗拒。所以，文化不仅本身已经商品化，而且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文化的趋同不仅是必然的和不可遏制的，而且带着浓烈的强势文化取代、抹杀、吞噬劣势文化的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对文化趋同及其不平等性的切身体验，使人们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的参照系，促使人们对于本土文化独特价值的发现，也刺激了本土文化的生命力。全球化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创新，这是当代社会创新话语成为热点的又一重要的文化背景。在全球化的同时，地方化和本土化趋势也越来越强，而地方化和本土化的内在逻辑就是创新。当然，这种创新绝不仅仅是对独特性或差异性本身的追求，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上或形式上，而且也不是局部的、个别的发明创造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全球化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梦想”的同时也对原有的世界及其规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当代社会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动力。
罗森柏格(Rosenberg)在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提出瓶颈诱导论，指出阻碍生产发展的瓶颈因素形成了一种压力，诱导厂家围绕这些瓶颈进行创新。每一次创新都可以是一劳永逸的，它会造成新的瓶颈，诱导再次创新，如此循环往复。（注：姚志坚等《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整体观》，资料来源“中国农软信息网”(http://www.agrisoft.net.com/)）
同样，全球化的挑战实际上就是对各个经济与政治活动主体的瓶颈诱导，为社会创新实践提供了新的动力。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政府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离心力，使政府能力面临空前的挑战。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生产、资本、商品、服务、技术等等的大规模跨国界运动本身，就是对民族国家政治主权范围和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的超越。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国际金融自由化放任发展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安定带来的巨大风险。而四海为家的跨国公司，不仅担当起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主体角色从而将国家抛在一边，还通过各种灵活手段逃避东道国乃至其母国在税收、劳工保护、环保等方面的管束，并且意欲在国际事务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市场的扩张性挑战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强烈冲击着政府权力和能力。
但是，政府没有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全球化并不完全是一种失控现象。一方面政府仍然可以使用传统的干预经济的做法和操纵税收杠杆、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不过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微妙而小心翼翼；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挑战极大地激发了政府的创新意识，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通过制度、管理、组织、技术和知识观念等的全面创新，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已成为决定综合国家实力的关键要素，各国竞相加速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体系。而当代科技革命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化既是信息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信息化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助跑器，也是全球化的制高点。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发达国家的产业越来越集中在领导世界新潮流的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对21世纪具有关键意义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密集应用信息技术成果的服务性产业，如电讯、媒体、商业、金融等。因此如何实现科技创新，特别是信息化技术及其应用的创新，成为当代社会创新的首要目标和特征。此外，政府管理职能的创新也越来越具有了全球性。因为超国界的经济必须有超宏观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来调控，需要各个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密切协调和配合，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形成相应于全球经济整体性特征的新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规则和组织，这也是一种新的迫切的创新要求。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不论在哪个意义上，对全球化的应对都必须走创新之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后发性，决定了其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社会创新实践及其原则的扩散过程。相对于本土的传统而言，通过学习先进的技术手段、管理经验和知识观念来改造本土社会，进行革新和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但是向西方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虽然，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当代形式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语境，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意欲借助全球化强制推行其现代化模式和标准，从而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走过了盲目照搬的弯路之后，日益认识到保持和发掘本土特色的生命力和进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必须是创造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抄袭和照搬。虽然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已成为现代化的必要内涵，但是各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发展中国家既要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又必须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谋求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合理地位，这种双重任务艰巨而特殊，推动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创新。
同样，对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也构成一种挑战。因为历史地看，全球化过程是建立在以发达与不发达、中心与边缘之间巨大落差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化中成为最大获益者，与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地位是分不开的。然而，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的难度的同时，也增强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不能通过不断的创新保持其优势地位，发达国家也必然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无情地抛向边缘。而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经济的相互关联度的增大，决定了在面对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发达国家也不能置身于外。正如索罗斯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时指出的，“边缘地带的痛苦强烈到某一程度后，全球体系的核心也会不好过”。（注：（美）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P34。）在这个意义上，对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缺陷的反思和批判，是当代社会创新的一个必要前提。
综上所述，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和影响，社会创新已经不能只是个别的、点滴的、局部的和分散的。正如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综合的全面发展一样，社会创新也必须成为总体的和全面的。如果总体的创新是盲目的、非理性的，那么单独的有意识创新就没有意义，乃至造成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引发恶性的后果，从总体上甚至有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人必须作为‘类’，世界必须作为一体(world as a whole)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注：沈湘平《论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之内在联系》，《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P16。）。
全球化将现代化的方案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视野中，然而它只是现代化的当代表现形式，而不是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和终结。而全球化的挑战和问题正是当代社会创新的动力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