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零售商进入与中国消费品制造业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零售商论文,消费品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在买方市场和需求导向时代，位于产业链末端的零售商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组合，在不断满足和创造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掌握了大量的顾客信息，并形成了强大的品牌和渠道优势，这大大提升了零售商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其对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由于2004年底中国彻底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商贸流通业的限制政策，近年跨国零售商在中国实现了跑马圈地似的扩张，其门店数量不断增加、区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对中国零售主体的影响也在逐渐深化。与此同时，“终端为王”、“零供冲突”以及供应商“利润边缘”呼吁等问题频繁上演，引发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争论与担忧，所以无论源于对零售业开放几年来跨国零售商产生了怎样影响的疑惑，还是对强势零售商环境下的中国供应商生存现实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担心，学者们将研究目光聚焦于跨国零售商对其上游制造业所产生的影响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跨国零售商对制造业的影响问题是FDI溢出效应理论在商贸流通业的一个具体体现，也属于跨国零售商纵向约束理论的范畴。近几年，零售商对产业链条其他主体的影响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热议，尤其是跨国零售商对东道国制造业的影响更是引发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这是以跨国零售商全球性扩张并取得骄人成绩为现实背景的，更是与零售商在产业链中地位得到更全面、更深层次认识相联系的。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Javorcik等（2008）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沃尔玛的进入对墨西哥肥皂、洗涤剂和表面活性剂产品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沃尔玛对本土制造商形成了强大的创新激励，促进其提高产品质量或生产效率；另外，沃尔玛接近边际成本的定价使得一些低效率生产者退出市场，这与Durand（2007）对墨西哥生产者所做的判断是一致的。Javorcik和Li（2008）研究了跨国零售商通过后向关联对罗马尼亚食品制造业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零售商扩张使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而且大企业所受影响比小企业显著。与Javorcik和Li（2008）的研究层面类似，Iacovone等（2011）则通过构建动态产业模型刻画了墨西哥不同规模制造商面对沃尔玛扩张的反应，并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了模拟及实证检验。Head等（2010）研究了跨国零售商扩张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认为跨国零售商的存在增强了本土供应商的出口能力，提高了城市层面的出口水平。总之，上述国际学者分别从不同研究层面寻找到了跨国零售商对本土制造业纵向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跨国零售商通过后向关联对上游制造商实施影响是现实存在的，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思路为后续分析开拓了广阔视角。
国内对商贸流通业FDI效应的研究主要开始于2004年底零售业的彻底开放，早期主要集中于FDI对整个行业或产业结构的影响方面。代表性文献有：朱发仓和苏为华（2007）分析了流通业利用外资对整个流通业产值、吸纳就业的影响，认为流通业FDI对流通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作用上。孔令刚等（2006）以安徽市场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FDI对中国零售业市场结构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零售业进入壁垒和集中度提高。樊秀峰（2010）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零售产业集聚的影响，认为外资零售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导致中国零售产业企业集聚趋高、区域集聚趋低的重要原因。后续研究逐渐过渡到跨国零售商具体影响方面。李仙德等（2009）以上海为例，全面分析了外资大卖场扎堆扩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王瑞丰（2010）分析了在华跨国零售商与中国供应商交易冲突的种类，诸如交易合同、价格、费用和发票等，并提出了关系协调思路。石明明（2012）通过构建混合博弈模型分析了外资、民营和国有流通企业在不同参与情况下的市场均衡和社会福利。近年来，也有文献定量研究了商业FDI对本土制造业产生的影响。巫景飞和林（（2009）利用中国省级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商贸流通业FDI进入程度对本土制造业效率产生的影响，认为就短期而言，商贸流通业FDI进入会对本土制造业效率带来负面影响，但长期会有积极作用，产生纵向技术溢出效应。赵霞（2011）同样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把本土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关注商业FDI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生的效应差异。
总体来说，跨国零售商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问题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与国际研究相比，针对中国的探讨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与细化，尤其是缺少具体行业层面的分析，这既与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关，也受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所限。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索跨国零售商对消费品制造业①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消费品制造业与中间投入品制造业相比，其对终端零售商的依赖程度较大，产业链关系更为紧密。本文尝试探明：哪些制造业获得了来自跨国零售商的正向溢出效应？哪些行业遭受了利益侵占？食品制造行业和纺织品制造行业各具怎样的特征？期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为零—供产业链利益规制提供更详细的依据，为商贸流通业外资引进决策提供参考。
二、假说提出
跨国零售商不同于本土零售商，其区别不仅体现在规模、绩效和资本方面，更重要的是前者所具备的全球采购网络使其对本土供应商的依赖相对较弱，跨国零售商可以通过进口替代为本土制造商引入竞争，因此，其影响也有别于本土零售商，本文具体化为跨国零售商相对数量和绩效（质量）两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跨国零售商可以对制造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跨国零售商数量的增加、销售网络的扩展可以降低制造商的分销成本，一方面源于跨国零售商统一配送中心对供应商配送的替代；另一方面则源于通过与大的跨国零售商合作，制造商可以实现大批量、少批次配送，降低其分销压力。其二，跨国零售商的存在扩大了制造商所面对的市场范围和消费者集合，使其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其三，跨国零售商一般具有超现代的零售技术和数据库系统，制造商可以分享其所采集的消费者需求信息、产品销售动态以及库存状况，这都有利于制造商实现劳动力的节约，高效安排生产。
然而，由于跨国零售商能够为本土制造商带来更大的消费者群体，降低制造商的分销成本，甚至有助于其实现规模经济，加之跨国零售商对本土供应商依赖程度较低，以及零售商普遍具有的市场势力，这些都可以成为跨国零售商约束制造商的理由。如跨国零售商对制造商收取的进场费、节日促销费、新品上架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对制造商提供的商品要求持续性降价，要求制造商接受其拟定的某些不合理的商业条款等。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掌握着大量消费者客户群体和分销终端的零售商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以，在零—供谈判中，制造商尤其是中小型制造商几乎完全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成为价格和条款的接受者。也正是基于此，“零—供冲突”近年来在中国频繁上演，制造商集体对抗零售商事件屡屡见诸报端，“要么找死，要么等死”甚至成为中国纺织品制造商面对强势零售商的最后选择。上述理论和现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零售链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利润的天平向零售商倾斜。跨国零售商对制造商，尤其是对于那些微型企业来说可能形成了利益侵占，甚至把制造商逼至利润边缘而影响企业的资本积累，导致其再投资能力被抽空，持续发展动力被削弱，长期来看，不利于制造行业效率的提高。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都与跨国零售商数量因素有关，亦即随着跨国零售商在东道国数量的增加，其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跨国零售商市场势力和对制造商的控制能力也相应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H1：跨国零售商数量因素可以对本土制造业绩效产生影响。
从竞争层面来看，跨国零售商的进入可以提高本土供应商的竞争压力。跨国零售商一般拥有全球性采购网络，可以选择进口商品，从而降低对本土制造商的依赖程度，这实质上是为本土制造商引入了国际竞争者，尤其是当跨国零售商经营绩效越好时，出于长期战略规划等方面原因其启动全球性采购网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外，实力雄厚的跨国零售商普遍实施自有品牌战略，利用一些小企业为其贴牌生产，这就为一些原本不可能进入市场的小企业提供了机会，间接提高了行业竞争水平。竞争压力可以成为一些制造企业改进和创新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当然一些竞争力不足的弱者则会被挤出市场，其结果可能带来整个行业效率的提高。
另外，跨国零售商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缩小了其与区域制造商的空间距离，方便了制造商与零售商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制造商熟悉跨国零售商对产品的要求，也更容易从跨国零售商那里获得生产性指导，以提高产品品质。这种纵向指导作用受跨国零售商经营绩效的影响，跨国零售商只有在自身绩效良好时才更有可能摆脱以压榨制造商为主的畸形盈利模式，降低对制造商的利润侵占，考虑制造商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建立长期共赢的零—供产业链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
H2：跨国零售商绩效因素可以对中国本土制造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提升制造业绩效。
此外，消费品制造业包括几类子行业，而每个子行业的产品类型、行业特质，以及跨国零售商对本土制造商的依赖程度不尽相同。如食品制造业，尤其是生鲜食品的保质期较短，不适宜远途运输，产品的跨区域和跨国际采购受到制约，跨国零售商对本区域制造商的依赖程度较强，而纺织品制造业则没有这样的约束，跨国零售商完全可以利用全球采购系统在具有相对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的地区进行采购，从而降低对本区域制造商的依赖，所以无论是我们所期盼的正向溢出效应，抑或制造业企业所呼吁的被跨国零售商逼上“绝路”的遭遇，其在各子行业之间的表现都不尽相同。正如Javorcik和Li（2008）研究发现，跨国零售商的区域扩张对高运输成本行业生产率产生的正面影响尤其显著。因此，在对几类消费品制造业进行比较分析时，更应该考虑行业之间的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假说：
H3：跨国零售商对不同制造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
为了对上述假说进行验证，同时找出跨国零售商对中国消费品制造业影响的相关规律，需要设计适当的模型、选择合理的变量，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并参照已有研究成果，以消费品制造业行业绩效为因变量（Y），以跨国零售商相对数量（RF1）和跨国零售商绩效（RF2）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由于行业资本存量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行业效率的重要控制变量，故将其引入模型，在此分别用本行业人均固定资产（AC）和区域人均（GDP）来表示。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为稳健，同时结合所能获得的数据，本文采用多个指标来表示因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尽可能多维度地探析跨国零售商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因变量分别用利润率（Y1）、人均工业产值（Y2）、人均主营业务收入（Y3）来表示；关键解释变量跨国零售商相对数量（RF1）用跨国零售商销售额占区域总体的比重来表示，跨国零售商绩效（RF2）用跨国零售商人均销售额表示。以此来分析跨国零售商相对量的多少，以及其自身经营效率的高低对消费品制造业绩效产生的不同影响，即Y=f（RF1，RF2，AC，GDP）。
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以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2002—2010年的省级区域行业数据所组成的面板为样本，对几个消费品制造行业分别进行实证。本文实证所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为了缩小数据数量级差异，同时使数据更加平稳，本文将绝对数取对数后再进行回归，即Y1、LnY2、LnY3=f（RF1，LnRF2，LnAC，LnGDP）。在实证分析前，分别选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Kao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以上变量均为平稳数据，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为了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如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本文选用PCSE（面板校正标准误）回归方法，而且在权数确定问题上选择按截面加权的方式，这样可以有效消除不同省份截面个体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按照上述思路，分别对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见下页）所示。
由表1和表2的实证结果可知：在四类消费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受跨国零售商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无论是跨国零售商数量的增加还是其自身绩效的提高都促进了该行业整体绩效的提升。这是因为，目前在中国的零售店铺中，尤其是超市和大卖场中食品类商品占据着半壁江山，而食品尤其是鲜活食品的跨区域运输存在诸多不便、商品的进口替代性也较差，跨国零售商对中国区域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较大，区域内跨国零售商数量的增加有利于缩小零供双方的空间距离、降低食品的运输与配送成本、减少在途损耗，紧密的纵向产业链关系为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机会与通道，此结果与Javorcik和Li（2008）针对罗马尼亚食品制造业的研究结论一致。
与食品制造业不同，跨国零售商数量与绩效两方面因素对纺织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即跨国零售商数量与本土纺织制造行业的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跨国零售商绩效与该行业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从侧面反映出，随着跨国零售商数量的增加，零售商对纺织类制造商实施利益侵害的可能性增大，这与现实中纺织企业“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利益呼吁是吻合的。而跨国零售商自身的高效率、好绩效特征为其对制造商进行技术或管理方面的指导提供了条件，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可以弱化对供应商利益侵占，故而能实现产业链“共赢”的溢出效应。这也再次说明，跨国零售商“数量”和跨国零售商“绩效”两方面的因素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同，不仅其机理不同，而且结果也不同。但是总体而言，跨国零售商对纺织业绩效的影响为正。纺织业实证结果与其他几个行业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差异化程度小，企业创新难，而且纺织类产品的进口替代性强，跨国零售商可以利用国际采购渠道降低对本土纺织品制造商的依赖，这也就大大增强了其与制造商讨价还价的市场力量，从而为利益侵占提供条件。
表2为农副食品加工和饮料制造业的实证结果，这两个制造行业的绩效与跨国零售商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其数量变量负相关，但整体来说统计上不显著。亦即跨国零售商绩效的提升有利于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行业绩效的改善，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这与食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的结果类似；跨国零售商相对数量的增加未能促进中国具有高运输成本特性的饮料制造业绩效的提高，但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利益侵害。这有别于Javorcik和Li（2008）的研究发现，原因可能是，不同国别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抑或产业链内部关系有别，还可能是由于影响效应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用“跨国零售商从业人员比重”替代“跨国零售商销售额比重”来表示跨国零售商的数量，用“人均总资产”取代“人均固定资产”作为资本控制变量，并以“主营业务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并无实质性差异，这也说明前文实证结果比较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整体而言，各消费品制造业行业绩效与跨国零售商绩效变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跨国零售商绩效因素对与其关联紧密的消费品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溢出效应。
在前文所述的消费品制造行业中，跨国零售商溢出效应最明显的是食品制造业，其绩效随跨国零售商相对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这是由食品制造业的产品和行业属性所决定的。与食品制造业相反，纺织品制造业是受跨国零售商数量因素负面影响最为显著的，这源于跨国零售商拥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当其市场份额不断提高时也增加了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利益侵害的风险，而产品差异化程度小、议价能力极其微弱的纺织品制造业则首当其冲。上述结果同时表明，跨国零售商“数量”和跨国零售商“绩效”两方面的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产生的效应不同，不仅其作用机理不同，结果也不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说都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跨国零售商对上游制造业的影响是存在的。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跨国零售商对中国上游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多源于其绩效因素，亦即其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零售技术，以及良好的经营绩效对制造业具有示范性指导作用，而不会随着其在中国数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加自动产生。中国各地区在引进商业外资时要理性分析，不能盲目追求数量。第二，对零—供产业链利益的规制要紧密结合行业和产品特征，不能把所有行业混为一谈。第三，零—供之间的产业链关系，尤其是跨国零售商对本土制造商的依赖程度、交易频率等对溢出效应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品制造业，要想从跨国零售商那里获得纵向溢出效应，就要积极进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增强跨国零售商对本土制造商的依赖，掌握议价谈判的主动权，以保证基本的产业利润和经营底线。第四，在欧美经济前景堪忧、国际出口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各级政府除了要保障中国制造商国内销售渠道的畅通，更重要的是保证零—供产业链内部利益分配的公平和中国零售主体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
①主要根据行业产品是否用于最终消费，以及对零售终端销售渠道的依赖程度进行界定，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完备性，本文选择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四个子行作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