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磊[1]2005年在《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创新的制度分析》文中提出区域经济集团化与全球化一样,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但这一趋势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进展却相对缓慢。区域内各国及经济体之间由于相互依存产生的经济往来,使得亚太经合组织应运而生。本文认为,与传统的地区一体化模式相比,亚太地区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制度创新。与欧美的“由中心向外扩散”不同,亚太的模式具有“先散后聚”的特点,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和非强制性的软机制,这种方式从目前的国际关系实践来看,是符合亚太地区实际情况的。它不仅促成了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同时也为发展地区一体化理论提供了新的依据。 亚太经合组织组织的发展体现了国际制度的功能主义特点,在多样化的地区合作中,为了实现合作目标和节约交易成本,国家间的合作应该采取一种灵活的和松散的合作制度。APEC已经从最初的官方经济论坛演进为带有论坛特点的国际经济组织,并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的互动促进了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进展。在制度创新的影响下,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将会走向一个区别于传统地区集团的开放性的、软机制约束的新型贸易区域。 论文由导言、正文和结语组成,正文分为五大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主要对地区一体化的概念、分类,国际制度的定义与作用做了阐述,并指出了亚太地区一体化的新发展与对国际制度的关系。第二部分,解释了APEC机制创新与合作模式,分析了在亚太地区合作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创新形成的亚太合作模式,由此分析APEC的性质并给出了APEC的机制化含义。第三部分,由亚太地区的制度选择入手,分析了APEC模式下的机制组织结构及机制化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APEC合作议题的形成与变革。第五部分论述了亚太经合组织机制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
许斯嘉[2]2007年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东亚地区整合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连续两届“东亚峰会”的召开，人们开始探讨东亚地区主义到底要走向何方。“10+6”模式的出现，使东亚地区主义被冠以“非东亚化”、“开放性”等形容词汇，更有学者直接把这种地区主义进程称之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在这样背景下，本文试图构建出“开放地区主义”与“东亚地区整合”二者的关系。本文的思路和内容为：首先重新理清“开放地区主义”的内涵，通过亚太地区合作案例提取出“开放地区主义”的实践因素，并运用这些因素验证东亚的地区主义，从而得出结论：当前东亚整合过程中的确具备了“开放地区主义”的特质。在确定当前东亚地区主义为“开放地区主义”后，进而探究引发开放特质的根源。由于上述的验证因素支撑着东亚地区主义为“开放地区主义”的观点，因此本文在对根源的论述中，主要是透过内外因来分析验证因素在东亚是如何形成和实践的。在得出东亚开放地区主义形成的根源后，进一步扩展文章内容：先展望东亚开放地区主义未来将要面临的几个重要议题，再而探讨东亚开放地区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提出中国在开放地区主义下应采取的对策。
张键[3]2011年在《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文中认为本文所研究的中国东亚地区战略主要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展开的。本文对地区战略的理论定位、要素以及地区战略环境判断、地区战略竞争对手分析、地区战略决策、地区战略评估、地区战略实施以及对影响地区战略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分析。地区战略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战略,既具有外交战略的共性,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独特性。从国家战略的层次来看,地区战略属于国家战略层次的第四层次。因此,地区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外交整体战略。地区战略是战略理论在地理和区位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地区战略的理论支撑一般包括地缘理论、区域一体化理论以及地区主义理论。具体地说,地缘战略理论包括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地缘经济因素、国际地缘文化因素三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了开放地区主义及其对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指导。“立足亚太、稳定周边”区域战略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由于“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战略方针的指引,整个90年代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相对稳定,为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为中国进入21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战略是成功的,在新世纪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外交战略指导思想。21世纪初中国推行的区域合作地区战略是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睦邻外交的延续和拓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周边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环境呈现出很多新的地区安全问题,实施新的睦邻地区战略势在必行。从战略内涵来看,中国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富邻、安邻”地区战略思想有着丰富的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和深厚积淀。“睦邻”,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治发展战略,即强调平等协作、共同发展。“富邻”,主要涉及经济合作领域。具体地说,“富邻”就是强调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上的交往、联系、对话以及战略协作,不断拓宽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渠道,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逐步形成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推动实现互惠互利、实现共同发展、走向共同繁荣。“安邻”,主要指的是政治安全领域的互信合作和共同安全。具体而言就是在安全领域同周边国家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积极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通过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的方式去处理地区分歧与争端,从而为地区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有利地区环境,进而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共同安全。新世纪初以睦邻地区战略为依托的区域合作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中国威胁论”,进而有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中国以周边为依托走向世界。当前东亚战略环境比较复杂,东亚战略安全环境尤其严峻,尽管如此,当前东亚战略环境中仍存在不少机遇。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如何构建自己的东亚外交战略,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未来也息息相关。具体地看,中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分为地缘优势和大国优势两种。战略上的弱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周边大国太多,存在诸多地缘上的制约,并且中国存在诸多地缘困局,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所处的东亚区域内各国文化及价值观差异较大等。中国由于长时期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因此拥有很多战略机遇。中国的战略威胁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因为美国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真正的战略对手。具体地说,中国受到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压力也主要是来自美国“重返东亚”以及美国利用制度性参与和领土争端挑动东亚国家对抗中国。中国未来的东亚地区战略选择应该立足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开放地区主义的理论指导,坚持一种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Open East Asian Community)。坚持开放性的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着眼未来东亚地区战略的核心主张。未来中国东亚战略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指导,这些理论框架具体可以包括地缘重心论、区域合作一体化理论、开放地区主义理论等等。未来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战略部署应该注重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强多样性的多边区域合作,同时将东亚地区构架明确化。
陈明路[4]2000年在《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亚欧合作》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回顾了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的起源和演变。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从一开始即被采纳 ,并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而逐步明确化、具体化。文章解释了亚太经济合作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的现实性 ,阐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对亚欧合作前景的影响。
张国军[5]2016年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进行系统、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 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 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家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 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第三,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三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纳入FTAAP谈判。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
郑莹[6]2017年在《霸权利益视角下美国的东亚一体化政策立场研究》文中指出从理论上讲,霸权国对特定地区一体化实践的政策立场主要有支持、反对和中立三种,反映在具体的行动上则表现出介入和不介入两种方式。支持或反对的力度越强则介入越深,中立表现为不介入。至于霸权国具体采取何种政策立场则取决于霸权国与某个地区整体实力的对比、霸权国与地区一体化主导国的关系、以及霸权国是否存在被该地区边缘化的风险等三大因素。其中,第三个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因子。也就是说,当霸权国感到自身被某个地区边缘化的现实或潜在风险时,无论其是否具备国力优势,抑或与主导国的关系亲疏,霸权国都将对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持反对立场。而在不存在上述风险的情况下,霸权国则可能采取支持或中立的立场。这又取决于霸权国国力优势或劣势以及霸权国与地区主导国之间的关系状态。美国对东亚一体化不同政策立场的表现反映出了美国与东亚国家霸权与反霸权的博弈,其根本原因在于护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利益。在以东亚经济集团为构想的东亚一体化的前奏阶段(1990—1996年),由于东亚经济集团所具有的明显排美性促使美国强烈反对东亚的内向型合作,美国通过加强对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导和控制的方式介入东亚一体化。在以“10+3”合作机制为轴心的东亚一体化的起步阶段(1997—2008年),在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下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性,进而避免了美国被该地区边缘化的风险,此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国力优势使美国与地区主导国继续保持着有利于美国的非对等关系,所以美国对这一时期的东亚一体化采取了比较模糊政策立场。在东亚一体化的深化阶段(2009—至今),东亚国家将“东亚共同体”确立为地区合作的目标,该地区仍然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这一时期美国与东亚整体实力的对比有利于后者,美国与地区主导国关系朝着愈加对等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对东亚共同体概念的不同理解,美国对“10+3”、“10+6”、“10+8”模式下的东亚共同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立场。总的来说,美国对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共同体持反对立场,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东亚共同体则可能采取支持的立场。
刘苏[7]2014年在《RCEP与中国开放地区主义战略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亚地区主义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变革。目前，东亚国家正在进入一个以经济合作带动一体化发展，立足东亚而对外开放的“开放地区主义”进程之中。东亚开放地区主义进程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东盟+3”模式的建立，它是一种整合了东南亚与东北亚两个次区域，以地区内国家协商一致为主要方式，又向外开放的一种新型区域一体化模式。它一方面是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地区主义的回归，另一方面也是对新地区主义的超越。东盟国家提出的以东盟为主导，广泛吸引东盟自由贸易伙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以开放地区主义为指导的多边合作范式，是东亚各国以一个共同的身份应对区域外挑战、加速开放地区主义进程的一个有力保障。对于克服东亚地区众多自由贸易协定交织而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进一步推进东亚开放地区主义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21世纪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处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时间较晚，加之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其他国家的疑虑，中国加速融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深度融入东亚地区主义进程的契机。新时期中国应当把握机遇，积极实施开放地区主义战略，以自身经济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力量的提升，把东亚合作做大、做实，借助东亚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发展。
王玉主[8]2000年在《亚太地区：开放的地区主义》文中认为开放的地区主义是亚太地区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传统地区主义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它具有开放性、非歧视性等特点，是一种崭新的地区主义。自1989年ＡＰＥＣ成立以来，它一直是ＡＰＥＣ进行地区合作的行事原则。但随着亚太地区合作进程的深化，开放的地区主义开始遇到一些挑战，如免费搭车问题等。 本文试图从分析地区主义现象入手，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面临的困难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第一章从地区主义的发展现状开始，分析了地区主义发展的原因：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战后促进了地区主义的兴起，而冷战后全球激烈的经济竞争则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主义的发展浪潮。开放的地区主义表现了亚太地区推进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努力，它是地区主义与亚太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太平洋共同体发展初期，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成立，和 ＡＰＥＣ的成立。由此，开放的地区主义逐步发展成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并进入实践（第二章）。尽管表现出与传统地区主义的明显区别，但开放的地区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依然是政治和经济利益。 ＡＰＥＣ成立后就将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行事原则，并在推动地区合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它对开放的地区主义所做的模糊理解虽在合作之初表现出一定的建设性，但随着合作进程的深化，“建设性模糊”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ＡＰＥＣ在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问题，同时也说明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与亚太政治、经济现实的脱节（第四章）。 因此，本文认为在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前提下,必须对开放的地区主义做现实主义的理解，在地区合作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它、完善它。只有本着这种思想，才能作到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第五章）。
赵洁[9]2008年在《论新地区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新地区主义是对冷战后全球化加速的一种积极回应,地区范围内经济和安全相互依存的加深推动其不断发展。它是一种多层次的一体化形式,包括经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其深远的目标是在培育地区内聚力和建构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建立以地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和政治合作及文化、安全联盟。冷战后,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相互依存性逐渐增强,使得新地区主义在东亚地区蓬勃发展。由于东亚国家自身的特点使得东亚地区主义有着多样性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在这种特征下东亚国家合作呈现多种模式,其中以东盟与中国、日本及韩国(10+3)的合作为核心的一系列机制的发展与完善使得东亚新地区主义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东亚新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双方在政治安全、经贸、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介绍。主要引述了地区、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等概念,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新地区主义的特点及其多样性的本质特征,并尝试分析了这种多样性在东亚的表现,之后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和特点作了回顾和论述,目的是为讨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理论背景。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一个重点,此部分详细论述了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在新地区主义背景下关系的新发展。双方的地区政治关系得到全面改善、安全合作不断加强。政治互信的增强使得中国与东盟的地区经济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化。此外双方的文化合作前景也更加广阔。第三部分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特点,主要从其合作领域的全面性、合作机制的完善性及合作进程的阶段性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在新世纪,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对中国、东盟及东亚地区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改善地区外交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建设、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与东盟而言,能够使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促进东盟国家的经济复苏,增加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及其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正常发展对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新地区主义研究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不长,而且多是研究欧洲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的,涉及东亚地区的还很少。如何看待和解释冷战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性质与特点,尤其是东亚国家之间的地区合作与新地区主义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东亚新地区主义能否继续向前发展,成为我国及关注东亚外国学者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正是在这一实践需要与学术背景下开展的尝试研究,其目的和意义在于能够从新地区主义的角度观察东亚地区两个重要角色—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其对东亚新地区主义的作用。不妥之处,还望学界同仁多多批评指正。从研究方法来看,仅仅用政治或经济学的角度已经不能解释中国与东盟关系在新地区主义影响下的新发展,因此需要与其它学科及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本文力求把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兼蓄并用,运用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等方法,把新地区主义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予以阐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新地区主义的一般理论与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通过分析冷战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论述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同时也通过分析新地区主义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种种益处,得出我们应求同存异,努力推进东亚地区整合进程的结论。
叶成城[10]2015年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亚太地区的秩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考察冷战后亚太的历史可以发现,大国在不同时期地区制度建设中的考虑和行为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亚太的地区制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有何特点?亚太地区制度变迁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博弈有何特点,如何对地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产生影响?同样的制度为何在不同时期内取得的进展截然不同,在相同的时期为何不同的制度取得的进展不一样?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主要大国的在制度构建中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地区体系内的能力分配和地区制度的收益。本文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来描绘大国博弈如何影响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能力分配即地区体系内国家面临的结构压力的大小,而制度收益则取决于国家对地区制度所能获得的利益的认知,最终大国影响制度的能力和意愿决定了其在制度博弈中的行为,从而促成了亚太地区制度的变迁。本文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了三个时期,分别从中美的视角考察了能力和收益的变化,认为中国经历了从融入、参与和部分主导地区制度的过程,而美国则分别经历了构建、忽视和亚太再平衡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又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制度需求、制度博弈和制度维持三个过程。为了检验核心假设,运用比较方法和过程追踪方法详细考察了以下三个阶段案例：(1)九十年代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1991-2000年)；(2)反恐战争期间的东盟“10+3”机制和APEC(2001-2008年)；(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中国推出的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2009年至今)。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第一时期在地区内是单极格局,美国和其它国家力量悬殊,中美之间推动地区制度发展的意愿都较强,但是中国和东盟又不愿意完全被美国主导,因而博弈的结果是形成了以APEC和ARF为代表的弱约束制度。第二时期在地区内仍然是单极格局,美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下降,而中国提供地区制度的意愿上升,最终博弈的结果主导的APEC发展的停滞和中国试图推动的“10+3”机制的发展遭受挫折。第三时期由于中美实力对比接近,在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两极格局,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后提供制度的意愿上升,但是在地区制度供给中更加具有排他性和重视相对收益。中国实力相对上升后,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势来予以应对,因而博弈的结果是中美之间的制度均势。本文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用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两个变量解释地区制度变迁,借助于制度变迁理论将地区制度变迁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讨论,避免了关于各大流派之间的范式之争；其次,区分了国家在地区制度中的行为和结果,引入博弈论来解释作为行为的国家政策和作为结果的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再次,在变量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为理解地区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总体而言,本文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揭示了在不同地区格局中,霸权国和新兴国的能力和对利益的权衡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这种变化对大国行为和博弈结果的影响,补充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于地区制度变迁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创新的制度分析[D]. 赵光磊. 山东大学. 2005
[2]. 开放的地区主义：东亚地区整合的理论与实践[D]. 许斯嘉. 暨南大学. 2007
[3]. 冷战后中国东亚外交战略的学理分析[D]. 张键. 外交学院. 2011
[4].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亚欧合作[J]. 陈明路.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0
[5].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D]. 张国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6]. 霸权利益视角下美国的东亚一体化政策立场研究[D]. 郑莹.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7]. RCEP与中国开放地区主义战略选择[D]. 刘苏. 外交学院. 2014
[8]. 亚太地区：开放的地区主义[D]. 王玉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9]. 论新地区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及其影响[D]. 赵洁.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10]. 能力分配和制度收益：冷战后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D]. 叶成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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