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浙商新优势：制度和管理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创新论文,浙商论文,优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浙江时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浙江要实现在高起点上的更大发展，并希望浙江省的政府和人民“继续发挥已有的优势，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奋力拼搏，扎实工作，使浙江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浙江已有的优势主要是由“浙商”创造的，浙江新的优势也必须靠“浙商”去创造。“浙商”不仅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群体代表，而且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前途。要创造浙商新优势，必须进行制度和管理创新。新近，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管理世界》共同主办和召开了“浙商发展论坛：制度和管理创新
（一）浙商的已有优势
浙商已有的优势，是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形成的先发优势”，以及“专业市场和传统产业的集聚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独立和关系展开的主体优势”。因为浙江的先发优势，说到底是浙江人尤其是浙江商人创造的，浙江人具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气和魄力。
有些学者通过与“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后得出“浙江走的是一条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与结论，认为在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家庭，人力资本的快速转换和增值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内源性民间力量。对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增值过程，往往伴随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转变，以及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知识、经验和技能的积累。郑永军等（2002）认为这是由于浙江人祖先的经商传统，现代浙江人的经商基因和本能，以及某些“单干”和“贩卖”的经验与技能，因此浙江人在改革之初就很快实现其人力资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形成人力资本转换的先发优势和浙商群体。浙商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显示，浙江目前约有各类企业近3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约有160万户，私营企业超过30万家，内资企业 18万多户。在浙江，平均不到26个人就有1个老板，其中温州、台州等地平均4个家庭就有1家投资办企业。这还只是在省内，目前浙江省共有390万在省外国内 （不包括港澳台）创业人员，累计投资达3000多亿元。还有浙江在国外的70多万人多数是经商。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2004）说，过去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现在应当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人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有了浙江人就会有市场。浙商的最大特点是民商经济，民商经济是“草根”经济，即老百姓经济。一位领导曾形象地比喻过浙商：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 （2004）说，浙商是从源头开始，从原始积累、艰苦创业开始的，可以说更具生命力。
浙商的特点和优势是个人独立，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主体，都拥有自己的产权，即使是非个私所有制的企业，其经营者也基本拥有企业的股权，而大多数浙商则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是形成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源。浙江经济是老板经济。加上传统产业尤其是轻纺和日用小商品工业等很适合老板个人或家庭创业和管理，至于具体的经商活动那更是适合于个人或家庭独立进行。浙江人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然后是相互追赶。
浙商的主体性主要是在独立性的基础上展开、包含和体现买卖关系的。这主要是通过专业市场来展开购销关系。还有数百万遍布全国的个体商人和数万家大中型企业销售网点构织成的销售网络，是浙商广泛展开购销关系的依托。同时，浙江老板往往自己控制销售网络和掌握购销关系，具有自主权，从而使商业利润主要留在浙商的手中，以保证和加速浙商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浙商的继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浙商的主要限制
浙商的主要限制是个私所有和家族管理，以及传统产业和资源短缺限制基础上的单打独斗、弱小分散和偏狭的局限。
浙商的独立性主要是个体的独立性，个人或家庭独资的企业比较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 （2004）在比较晋商与浙商之后指出，在企业制度方面，晋商是股份制，而浙商是独资；在治理结构方面，晋商是两权分离，浙商是两权集中；在机构设置方面，晋商是联号制，浙商的分支机构少。浙商具有单打独斗的特点和局限。浙商的单打独斗既表现在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或联盟，也表现在企业内部缺乏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合作。当今时代是一个竞争——合作的时代，合作既是竞争的手段和工具，也是对竞争的超越，直接是经营的目标之一，是核心竞争力和长期获利的重要源泉。
浙商的单打独斗也决定和造成其弱小分散，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低，获利能力差，企业内部和相互间的联系松散。路甬祥（2004）说，浙江大量的产品是以中低档次为主，属于利润和门槛都比较低的那种，与国外的差距很大，与广东的产品也有差距。意大利产的一口锅可以卖 2000元，永康的锅只能卖几十元，最贵的二、三百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教授说，浙江货是便宜货、大路货，具有同质性，缺乏差异性，往往会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市场绩效比较差，加上外生的国际贸易中介，不利于企业家企业的形成和发展。
浙商的单打独斗和弱小分散，既由偏狭造成，也导致偏狭。偏狭既指资本的偏狭，资本对资本和劳动的排斥，把个人或家庭资本的地位及作用看得过重，片面地追求狭隘的利润；也指老板的偏狭，老板的个人和自我意识太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过分地强调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还指企业的偏狭，或单纯追求赚钱，低水平地扩张，不相关多元化的泛滥，如大家都搞房地产等，或只从事产品生产和商品运作，而忽视资本运作。浙商的资本运作比较差（郑雄伟，2004），资本运作是浙商的软肋（邵捷，2004）。
但是，浙商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改变。孔祥毅在比较晋商和浙商时进一步指出，在对待对外开放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撤离和拒绝，而浙商是买办和学习；在对待时局变化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拒绝改革，而浙商是与时俱进。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晋商的衰败和浙商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2004）说，浙商有三创：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创业精神。宋城集团董事长助理兼战略总监杨轶清说，浙商的成功和优势在于“保守中的创新”，并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创新路径”。
（三）有效控制下的社会化的制度创新
要再创浙商新优势，进行制度和管理创新，其前提是进行产业定位创新，而核心和关键是在加强和提高主业的基础上发展相关多元化。对此，有远见的浙商如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和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等都是高度认同的。
再创浙商新优势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有效控制下的社会化。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创新，是在加强和提高主业的基础上发展相关多元化的要求、条件和保证。加强和提高主业，需要有更多的资本，更高的适用技术，以及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等。在此基础上发展相关多元化，也一样需要更多的相关的社会资源。这就需要吸引社会资源，主要用股权吸引和融合社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资源。这是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创新，以形成和发展社会化的企业产权制度。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福 （2004）说，我们在1996年时电梯就做到全国第6位，由于前5位都与外商合资，因此我们也被迫与美国奥的斯公司合资，成立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是我们占70％，美方30％。2001年，我们把股权结构调整为20：80，美方获得控股权，我方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等。
让渡控制权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用经济学的眼光看是很危险的。因为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运用，以及改进和收益是由控制权所掌握的，失去了控制权也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对先进技术和管理之运用、改进和收益的掌握。控制权十分重要，社会化的制度创新不能失去控制，而必须在有效控制下进行。但是，有效控制不只是掌握绝对控制权，不只是股权的控制。西子联合控股公司把其在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中的股份由70％降低到20％，美方掌握股份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王水福仍然担任西子奥的斯的董事长，总经理也由中方人士担任，这也就说明在西子奥的斯公司的治理结构中，中方仍然掌握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权。西子奥的斯公司的社会化产权制度创新，是与美方股权控制和中方经营控制统一的有效控制紧密地联系着的，有效控制既是前提又是结果，既是条件又是目的。西子联合控股公司之所以会让渡股份控制权而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等，进行社会化的产权制度创新，就是因为它能够保持和实现经营控制。
（四）权威条件下的民主化的管理创新
浙商要再创新优势，除了要进行社会化的制度创新外，还必须进行民主化的管理创新。制度既要靠管理来落实，又要靠管理来超越。浙江经济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是管理的民主化。因为浙江民营企业大多实行老板集中统一管理甚至是独裁或专制管理，管理民主化是管理科学化的基础、条件和保证，而且也要求和促使管理的科学化和信息化。但是，就目前浙商的主客观条件来说，老板对企业管理的权威是必要的，这种权威通常来自于其对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这样一来，管理的权威与民主往往是矛盾的，甚至存在冲突，尤其是在社会化和科学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可是，管理的权威与民主必须统一，浙商的管理创新必须是权威条件下的民主化管理。这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也存在可能，甚至还是一种现实。茅氏家族拥有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大约98％的股权份额，掌握绝对控制权，具有企业管理的绝对权威，但是却相当充分地实行民主化的管理。其民主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公司的管理层除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外，所有高层和中层的管理者都来自茅氏家族及亲戚之外的职业经理人。同时，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民主化管理具有丰富的内容，几乎所有经营决策和管理制度的出台都通过充分的讨论，广泛地听取意见，包括通过党委和工会听取普通员工的意见。
管理之权威与民主的统一，还有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以及统一的内在根据和规定。这主要因为权威不只是地位和身份权威、制度和行政权威，还有知识和能力权威、品德和人格权威，更有理念的权威。理念具有透彻反映客观的充分的主观性，是心灵的感知和感应，是良心的发现和认同，是本能的坚持和执着。理念具有伟力和领导作用，能指明正确的方向，体现远大的前途，激发内在的潜能，其作用无处不在，能促使广泛充分的结盟，实现有力的纵横统一和长久的持续发展。因此，理念既具有高度的权威，又能保证充分的民主。浙商的管理创新应该重视和实施理念领导，使管理的权威性与民主化统一起来，而且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吕福新，2003）。
（五）独立基础上丰富扩展的主体提升
浙商要再创新优势，无论是加强和提高主业的产业定位创新，还是实行社会化的制度创新和民主化的管理创新，都是以其主体的丰富和扩展以及境界的提升为条件和保证。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说，现在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老板，制度化管理的主要障碍是老板自己。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院长陈劲教授说，女性企业家的人数和比例是现代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李海舰认为“利润来自体系”，“玩着赚钱”，用新体系做旧事是很好的。但体系要靠人去建造和驾驭，构建新的体系需要主体自身的重构和超越。
美国奥的斯公司之所以会把拥有股份绝对控制权的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交给其合作伙伴，交给中方代表王水福，是因为王水福的平和、谦恭、大度和诚信等，是因为王水福会充分考虑美国奥的斯公司的利益和要求，并切实给予保证和实现，从而赢得信任，超越股权份额的限制而获得和掌握经营控制权。这看似有悖常理，而实际是非常合于情理。这是一种以高度的心理契约为基础、条件、保证的超越于一般的企业契约，是充分体现主体性的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是一种典型的主体性产权制度安排。主体性产权包含财产权和人格权 （Alchian and Allen，1977），其人格权基于和主导财产权。
方太公司的茅理翔夫妇和茅氏父子之所以在拥有公司绝对的股份控制权和经营控制权的情况下，会把经营所得收益的绝大部分用于企业的投资和发展，用于员工的工资、福利和培训等，而很少用于股权分红；会把家族其他成员和亲戚排斥在公司管理层之外，而大量吸引和任用外来的经理人，并且能够留住人才，是因为茅氏家族胸怀以企业为重，创建和发展百年企业的理想目标，持有和信守既重视家族作用，又淡化家族制，让企业之家和社会之家感觉更好等理念。这也是充分体现茅氏家族主体性的制度和管理创新。
浙商是既比较典型又很独特的闯市场和办企业的主体。主体性是指相互关系与人的统一。从内在规定与外在表现统一的角度看，现代主体性是社会化的行为模式，即角色人格。角色是反映和体现客观的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而人格则是反映和体现主观的性灵品格的行为模式（吕福新，2001，2002）。浙商要再创新优势，就必须超越自身以及由发展所带来的限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2004）说，浙江人的等靠要思想比较少，非要自己拼不可。浙商崛起，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是浙商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浙江富起来了，但产业的科技含量不高，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法宝，要站在更高的角度考虑问题，学会与外人合作，学习和吸取先进的，浙江民企要学会用钱，但不要做钱的奴隶。浙商应在其权利和人格独立的基础上，依据现实的情况和发展的需要而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种相互关系，包括与投资者、管理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分销商、同行、政府、社区、自然环境和传媒以及债权债务人等的相互关系，丰富和扩展自我，扮演多种角色，修养静心，形成定力，提升境界，保证和促使企业在各种相互关系中持续发展。路甬祥 （2004）说，浙江商人，虽然有许多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有着自觉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意识。浙商能实现自我超越和提升，能够扮演新的角色和创造新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