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及其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烦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8-0124-07 问题的缘起：“成长发展小说”的前生后世 “成长发展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术语产生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它专指德语文学中一种特有的小说类型，在英、法、意、西、俄等欧洲诸国文学中都无法找到完全等值的对应物。这个术语中的关键词根Bildungs具有多重含义，从人格的“塑造”，到对人的“教育”，直至人的全面有机“发展”。①对这一类型小说的界定，二百多年来德语学界众说纷纭，跨越19、20两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的论述较具代表性，在他眼里，“成长发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幸福的朦胧中踏上生活旅途，寻找意气相投的心灵，遇到友谊和爱情，陷入与世间残酷现实的交锋，在获得丰富人生经验后逐渐成熟，找到自我，并坚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② 由于文学传统和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并不存在与德语文学等值的“成长发展小说”。不是说中国文化不注重个人精神人格的发展培育，人格的修炼一直是儒家伦理关注的焦点之一，修身齐家平天下是联结个人成长与国族社稷命运的牢固纽带，然而在叙事文学领域，它没有孕育出相应的形式体裁。元明以降，除了历史演义、志怪神魔之外，以描摹日常世俗生活的世情小说占据了相当醒目的位置，《金瓶梅》和《红楼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塑造了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如张爱玲所言，“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③在这类叙事文本中，一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个宗法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与上下左右的人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个体的成长发展历程有时也依稀可辨，但缺乏宽裕的空间衍化为独立的文本，而是与他人的生活交织盘缠，被镶嵌乃至淹没在家族或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毋庸置疑，“成长发展小说”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叙事形式，但并不是唯我独尊。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它在结构形态上有着纵横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则是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的广度，借此年轻人的成长旅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提供一种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论及的展现“生活广阔整体性”的要求。④然而，对特定时代生活景观的展现并没有湮没个体的主导地位，相反为个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一以个体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则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倾向。陈晓明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西方的小说扎根于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中，这就是它的观念性，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情感，表现病态的情感，表现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至于是病态的和绝望的”；“如此的文学经验，都是从个人的内心向外发散的文学。一切来自内心的冲突，自我成为写作的中心，始终是一个起源性的中心，本质上还是浪漫主义文化”。⑤它需要暂时将个体从密匝痴缠的群体生活中分离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倾心聚焦其汹涌喧嚣的内心生活的曲线轨迹，并将它们精细地镂刻出来，赋予它清晰的形式，使其演变衍化成为情节推进的原动力。不是说外部世界可以忽略不计，变得可有可无，而是个体的生活能不依赖于后者显现在文本之中。 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个体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体的领先地位，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成长发展的简慢、轻视。在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有着宏大历史、社会叙事框架的作品，个人精神发展成长经验只能在其间充当配角，常常无法成为叙事推进的原动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发展小说”受到漠视也是顺理成章的。《青春之歌》似乎是一个罕有的例外。这部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尽管染带着那个时代浓烈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但却是一部典型的知识人的“成长小说”。⑥它以青年女性林道静个人成长发展为主轴，详尽描绘了她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她最初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与大学生余永泽相爱同居，因志趣相违两人不久分手，后来她积极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之中，最终在革命者江华的引领下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显而易见，林道静个人的成长与心路历程与上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虽然作家杨沫并没有有意识地将《青春之歌》写成一部“成长发展小说”，不少批评家也习惯性地把它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范畴，但它对女主人公精神成长发展的描写、对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的展示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别具一格，与德语文学中“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类型可谓不谋而合。 从“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轮番登场，而带有强烈实验倾向的先锋派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到了90年代，中国文学涌现出许多始料未及的优秀作品，而对个体经验与情感细致、深入的描摹，则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积淀而成的思维定势虽然威势赫然，但在西方文学的持续性影响下，个人书写的空间还是得以大规模拓展，尽管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语境中，它们不再像8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吸人眼球。余华于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童年视角，展现少年孙光林在“文革”时期的生活历程，他的心灵与肉体在目睹、见证莫名的苦难与死亡的惨烈经验中默默成长。由于整部作品并不单单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的命运与他密不可分地勾连在一起，在作品中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人物，而他本人的成长历程也没有完整地展示出来，因而这部小说还算不上典型的“成长发展小说”，但它对家庭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纠葛的详尽描绘中还是蕴含了诸多个人成长的元素。⑦ 90年代是女性书写异军突起、蔚为大观的年代，不少文本中包蕴了诸多个体成长发展的经验。陈染的代表作《私人生活》(1995)囊括了她作品的基本主题：恋父/弑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女性同性之爱以及深沉的孤独之痛，主人公倪拗拗与T先生变态扭曲的关系，与禾寡妇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以及与母亲的尖锐对立便在这一阴惨的背景上徐徐展开。这一小说文本对倪拗拗成长历程的展示主要通过内在视角实现，它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主人公丰富繁杂的精神世界，外部世界的元素几乎付之阙如，同时她最终没有走出深重的创伤性记忆，成了与外界隔绝的“幽闭症患者”，因此没有完成自我的真正成长与提升。⑧ 无独有偶，林白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1993)也以书写女性成长经验见长，并以“如此彻底地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而引起文坛的瞩目。⑨和《私人生活》相比，女主人公多米的成长经历显然没有那么阴郁、惨烈，南国亚热带的阳光给它增添了些许明丽与温馨，但它依旧包含了许多幽微隐秘的元素。此外，它的外部世界要比前者清晰得多，也开阔得多，从广西北流到武汉的大学校园，从西南诸地的旅行到图书馆、电影厂——羞怯胆小的多米的内心成长与外部世界的风云变幻交织为一体，最后她为了能顺利进入北京而选择了嫁人成家这一途径，这一实用主义的策略为她的青春期打上了句号，但遗憾的是她的精神成长也到此戛然而止，没有生长出更丰美的果实。 陈染、林白等人的作品从问世之初便被批评家从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等方面大加阐释，而其蕴含的成长发展的因素不是被弃之不顾，便是语焉不详。一直到新世纪登上文坛的新一辈作家手中，个人的成长发展经验才得到了更为充分、成熟的表现。80后作家周嘉宁沿袭了陈染、林白等人女性写作的传统，在《荒芜城》(2012)、《密林中》(2014)等作品中以同辈人罕有的勇敢和坦诚，深入细致地展现了男女情爱关系中的疲怠、荒枯、焦灼和对抗等极端经验。⑩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和陈染一样，她过分专注于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展示，外部世界的图景显得零散、狭仄，离“成长发展小说”对叙述横向维度的要求尚有距离。相比之下，作家路内在近十年内推出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描摹了主人公路小路及其小伙伴在上世纪90年代至世纪之交曲折的成长历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收获；而文字功夫的精到成熟，酣畅淋漓而又妙趣横生的叙述，细节处理的饱满逼真，亦充分展现了路内作品卓越不凡的内在品质。更为重要的是，“追随三部曲”与“成长发展小说”的许多特性相吻合。本文试以它为对象，从“成长发展小说”的视角，解析文本中青年主人公艰难的成长发展历程，并以此透视新生代作家特有的精神气质。 所有心爱的事物化为尘土：路小路们成长的烦恼 上世纪90年代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渐行渐远。和80年代相比，它缺乏那一份诗意的光晕和浪漫的华彩，但它却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真正的断裂和分化从那时才开始。如果说80年代只是一阕充满期盼、焦虑与伤感的序曲，那90年代才开启了雄浑悲怆的交响乐正章——而这正是“追随三部曲”中主人公路小路及其小伙伴们成长的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少年巴比伦》详尽记述了路小路到化工厂做学徒工的经历。在90年代中后期国企分流下岗潮之前，它还葆有着传统计划体制的许多优势，路小路一头扎进了这个小世界：它骨架虽在，但已摇摇欲坠，反正从上到下都是国家的雇员，大事小事一心想着揩公家的油，根本无心无意拓展新的路径。它从里到外散发着腐朽没落的气息，但已嗅闻到那改革大潮将临的气息：躁动、焦灼、任性。从师傅“老牛逼”，到六根、长脚等同伴，路内以幽默风趣的笔法向读者展示了一幅90年代产业工人鲜活的群像图，他们粗鲁而又率真，丰沛而备受压抑的生命力在日常生活不起眼的角落闪烁。而路小路与厂医白蓝间的姐弟恋像是生长在这一嘈杂混沌土壤上的蓝花，犹如昔日浪漫派的图腾，向人们允诺着地平线外某个奇异的世界。他们俩在地震之夜结成正果，但好景不长，白蓝考上了研究生，便先行辞职离开了工厂，数年之后又因结婚而移居海外。到了作品的后半部，先前沉滞的时间骤然间加速，新厂长的到任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往昔貌似坚固的生活方式刹时间轰然倒塌，伙伴们风流云散，路小路厮混的好日子已到了头，他不得不白天黑夜倒三班，最后以离职告终，就像他感慨的，“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11)青春的狂热至此挥霍殆尽，路小路伫立在一片焦黑的废墟前，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面对着身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数码化也越来越严苛无情的新世界，伤感之余，彷徨迷惘，找不到突围逃脱的路径。 到了第二部《追随她的旅程》中，主人公的名姓依旧是路小路，虽然处于同一时间段，但其经历与前一部作品大相径庭，仿佛他有了一个变体，一个孪生兄弟，在异度空间中经历了第二人生。尽管同处戴城，同样弥漫着化工厂腐蚀性极强的气味，但它的重心落在路小路与于小齐、曾园两位少女奇特的情感纠葛上，其间少男少女间的群殴掐架在前台招摇而过，吸人眼球。和《少年巴比伦》相比，它的标题直接标示了三部曲寻觅探求的主题，路内在全书的“引子”中曾谈到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唐僧悟空师徒西天取经无疑是一场寻觅的旅程，漫长而充满了不计其数的曲折艰辛——这一主题直接启示了路内，他接着感言：“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寻找，就其本质来说，游离于爱和死之外，它所具备的神话逻辑总是使之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成为徒劳的幻象，成为爱和死的奴隶。”(12)这段话读来不无玄奥，晦涩难解，但也表明了作者对寻觅意义的思考与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用自己的作品为他那一代寻寻觅觅的人们矗立起了一座纪念碑。 在空间场域上，《追随她的旅程》比《少年巴比伦》更为广阔多样，它不再拘囿于化工厂区内外，而是延伸到大中学校园、餐馆、医院，地理方位也从戴城辗转到邻近的莫镇以及上海。如果说路小路和白蓝的爱情犹如夏日的小夜曲，绽放出了虽短暂却绚丽的花朵，他和于小齐、曾园的情感纠葛则是若即若离，似连实断，充满了酸涩与无奈，连瞬间的甜蜜都没享受到。他的铁杆哥们杨一的境遇也是同样的落魄潦倒，这个尖子生虽然考上了上海的大学，但早恋不果，颓唐沮丧，最后铤而走险，和路小路一起半夜里拦路打劫，抢了女生的20元饭票，离落草为寇只一步之遥。至此，追随寻觅的旅程成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喜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书开首，有段话真切地描绘了路小路踏入社会前的心境：“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起始于十八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天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估计死了以后上天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13)至此，昔日一腔青春的豪情最终化为一缕苍凉的回声。 到了第三部《天使坠落在哪里》，杨一被易名为杨迟，成了与路小路并驾齐驱的主角，很多时候风头甚至盖过了后者。他毕业后遵父命返回老家戴城，进了农药厂工作，而他到异乡奔波推销讨债的奇遇则成了全书的主干线索之一。如同欧洲近代的浪流汉体小说，它将大量浮光掠影但也繁复多彩的社会场景容纳其间，并且穿插进了大量夸张的喜剧闹剧场景。无独有偶，路小路的遭际也比三部曲的前两部来得复杂。时光荏苒，恰逢90年代中后期国企下岗潮，寻得一份称心合意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从化工厂辞职后，他先是去上夜大，后又到游乐园开飞碟。短短几年，在那个“崭新而腐朽”的年代，他走马灯般地换工作，从全球连锁的炸鸡店，到自谋生路摆摊卖黄色碟片，再到婚纱店打工，几经折腾，也未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杨迟也是东南西北疲于奔命，在经历了一场绑架的噩梦后，回厂后竟被上司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在世纪之交来临之际，路小路和伙伴们感受到了莫名的失落，他们被彻底边缘化，沦落到底层，罕有翻身的希望，下面这段话袒露了路小路的真实心境：“每当我想到自己二十七岁那年冬天会迎来世纪末，就觉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了。据说那一天是世界末日，事实上没有人相信。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上，我看不到任何关于世界末日的担忧。在遥远的时代，世界末日曾经是庄严的，人们信神，信命运，但是当末日逼近眼前时，时间已经提前消耗了它的能量，它变成一个玩笑般的誓言。事实证明了，它的确是个令人亢奋的、玩笑般的誓言。”(14)显而易见，他用戏谑、冷嘲的语调排遣内心深处难以愈合的痛楚和绝望。无论有多少缺憾，路小路和他的伙伴历尽艰险，功德虽不圆满，终于走完了成长的道路。 此外，路小路和小学同学宝珠间的情感纠葛一路写来摇曳多姿，温婉多情，几乎成了全书灰蒙蒙背景上仅有的亮色。宝珠初次出场时，读者难以料想到她日后会在路小路的生活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全书临近尾声之际，路小路和婚纱店老板的亲戚马汉去上海讨债，在返回途中，马汉竟然谎称被抢，并反诬路小路私吞钱款。在一个荒僻的货运站中，路小路一时间无处可去，陪伴他的只有宝珠。背对着荒谬、疯狂的世界，两个人的心灵刹时间紧紧贴合在一起。如果说路小路在一路闯荡中输得惨不忍睹，但他至少还有宝珠，还有两人间那份虽卑微但却坚实、弥足珍贵的感情。就在那一瞬间，在路小路眼里，她犹如引领他步入天堂的天使，足以陪伴他度过余生。 路小路们成长的限度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从横向维度着眼，“追随三部曲”展现了90年代初至世纪之交十年间中国社会嬗变的广阔画面，它以戴城为核心向外拓展，遍及社会多个阶层，在空间场域上从工厂、学校到商铺、福利院，并羼入了诸多生猛无比的市井生活场景。而从纵向维度看，路小路一波三折的遭际以风趣幽默的笔法写出，从初涉人世的懵懂无知到悲喜交加的遭历，几经磨难，蜕掉几层皮，终于长大成人。至此，路小路们抵达了其成长发展的极限。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飞升，有的只是繁杂的生活经验的机械累积，对众多无法诉诸文字的潜规则的体悟，以及从父辈或同龄人那儿习得的应对各种情境的实用技巧。 不可否认的是，路小路们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密不可分。但外部世界繁杂的变化塑造了他们的行为，但无法对他们的内在精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他们身上，除了伤感、迷惘等情绪外，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普通人出自生存本能衍化而出的混世哲学和所谓的生存智慧。这些主人公也曾四处寻寻觅觅，但变现出来的只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滑行，沿途风景杂多，眼花缭乱的世界让他们失望、沮丧乃至绝望，但他们内心缺乏坚实的人格力量来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缺乏敏锐的反思，无法通过持久的修炼，培育出更为健全的人格，在理想和现实间进行调整，以期臻于更完美的境地。由于缺乏向上的驱动力和有效的通道，路小路们的生活成了貌似丰富实则单调的自我复制，成为没有真正成长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追随三部曲”是一部准“成长发展小说”。 用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的一番话，人们不难窥见路小路及其伙伴内在心性中根本性的缺陷：“你缺少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感觉，这种感觉，只能靠心智去发现、理解和求得。你感觉不到，在人的内心，活跃着一颗向善的星火；它即使得不着养料，未受到激发，深深地埋藏在了日常琐屑需要和漫不经心的灰烬下面，却久久不会、甚至永远不会被窒息。你感觉不到内心存在任何能吹燃这星火的力量；你心胸狭隘，没有滋养这复燃星火的丰富蕴藏。你受着饥饿的逼迫，讨厌生活中的种种不舒适；可你看不到，任何职业都面对着这些敌人，你只能以乐观与平和的心态，去将它们克服战胜。你渴望进入一个平庸的职业的圈子，这很好；否则，又有哪种需要智慧和勇气的工作，你能胜任呢？士兵也罢，政治家也罢，牧师也罢，只要有了你的思想，同样会找出许多的理由，对自己职业的蹩脚发出抱怨。是的，不是甚至还有一些人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感觉，视整个凡人的生活与存在为虚无，称生命轻似尘埃，活着是受不完的罪吗？”(15)这可谓人格的残缺，中国古代儒家倡导推崇的修身养性之道在百年时代变局中消失殆尽，新的年代又没有孵化出汲取传统和外来文化精华的修养心性的方式，全社会沉沦在对五花八门的功利主义目标的追逐中，人的内心世界成为被抛弃的荒地，而路小路们只是这庞大的人群中的一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这部“成长发展小说”的代表作是如何来处理主人公迈斯特的成长经验的。这部作品立意高远，旨在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目标，但并不是一部枯燥乏味的说理之作，而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从作品的横向维度上看，歌德有意识地借鉴了17世纪格林美尔斯豪生《痴儿西木传》等巴洛克小说的套路，通过迈斯特的漫游经历展示出18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色彩斑斓的画卷。出身于富商之家的迈斯特从小迷恋戏剧，与女演员玛丽安娜相恋，后因误会而与她分手。他在遭受了这一情感打击后一度埋首商务，但终因厌恶商业而投身戏剧。自此他走出了小世界，走向了外部的大世界。他加入过四处漂泊的流动剧团，后出资筹建剧团，最后发现自己缺乏戏剧天赋而放弃演艺，并加入到秘密会社“塔社”。在这纷繁多样的人生历程中，迈斯特经历了情爱的历练，最后与娜塔莉喜结良缘。值得注意的是，迈斯特具有强大的反思能力，不是单纯地耽溺于各种内心体悟，而是不断寻觅完善自我人格和追求更完美人生境界的途径。到作品结尾，他祛除了原先庸碌的市民气，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正如全书收尾时一个伙伴借用《圣经·旧约》故事对他说的那样：“您完全不必为过去的事情不好意思，就像人不用为自己的出身羞愧一样。其实那些时候也并不坏。我现在看见您忍不住好笑：您让我觉得就像基士的儿子扫罗，他出去寻找父亲走丢的驴子，结果却得到了一个王国。”(16)而歌德本人在谈到这本作品主旨时曾说：“人尽管干了各种各样的蠢事，陷入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他就会达到幸福的目标。”(17)这一孜孜追求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主旨，与其另一部代表作《浮士德》可谓异曲同工。 面对路小路们“成长的限度”，自然可以从多角度加以解释，中国和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差异便是一种，路内的夫子自道加强了这一阐释：他说到《西游记》时，曾认为唐僧师徒结伴取经，“在此寻找的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18)感喟之余，人们要问的是，难道仅仅只是中西文学传统的规约，导致了路内笔下的路小路们的生活成了没有成长的发展？ 虚无者的舞蹈 在今天，虚无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生活准则，也不再是一种羞于表达的哲学，而是成了一种时髦的生存智慧和策略，一种弥漫性的精神氛围，一种已丧失特异性的标签。从上世纪70年代北岛高声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那一刻起，它已在空气中悄然萌动，并像玄奥的谶语，应验为真，逐渐人们趋之如鹜，蔚为大观。时至今日，有人如果宣称坚信某个理念、某个主义，倒成了一件稀罕事。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并没有引起多大程度的恐慌，反倒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的狂欢，人们似乎急不可耐地卸下不堪重负的意义、目标等宏大而抽象的词语，投入眼前触手可及、鲜活的生活之流。用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的话来说，就像美国人吸纳老欧洲大陆阴郁悲观的哲学那样，“这是一种有着快乐结局的虚无主义”。(19) 对于90年代和新世纪前十年成长起来的、被冠以“70后”、“80后”标签的新生代作家，虚无主义成了一种天然且唾手可得的精神财富。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遇到过众多的困惑、迷惘，进行过种种探寻和挣扎，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一书之所以能激起很多人的共鸣，正在于它道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在一个日常生活日益数码化格式化、阶层日益固化的年代，他要处理的尖锐问题是“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他描绘了新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和他者。”(20) 而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中路小路及其伙伴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路内小说风格的一大魅力便在于从头至尾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幽默感，这一风格与主人公骨子里渗透的虚无主义情愫恰相吻合。你可以将路小路们在成长历程中的种种表现视为底层人物生生不息生命力的体现，也可视为人类生活的寓言式表现，他们在困厄、悖谬的环境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其生存的韧性让人感佩。然而，整个三部曲更像是一组虚无的舞蹈，“其最显著的表现并不是缺乏坚定的信念，而是本能或情欲方面的混乱。人们不再相信灵魂中多变而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有着自然的等级，用来替代自然的传统也已崩溃。灵魂变成了一个定期变换节目的剧团使用的舞台……他们现在的作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筒”。(21)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小路们经历的没有成长的发展也是势所必然，也不单是中国文学缺乏关注个体精神的传统的影响——它们是新一代作家精神状态的投射。 然而，这种虚无主义的姿态难以持久。它像一种醉酒后的飘飘然的感觉，如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所言：“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此乃贯穿现代主义思想的一根黑线。”(22)这一审美主义的生活态度无法在长时间内为人们提供价值的源泉，人们仍然需要寻找生活的支撑和精神上的意义，杨庆祥也揭示了虚无主义的这一窘境：“除非成为一个自我放逐者，否则，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脆弱而无效的。大多数人不会自我放逐，也不甘心被社会放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偶像，寻找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表达自我的方式。”(23)对于新生代作家，这既是挑战，也是激发创作激情的机会，正如布卢姆所说：“严肃的生活意味着充分了解这些选择，极其认真地思考这些选择会让人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会使他充分认识到，每一种选择都有着巨大的风险，必然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这正是悲剧文学的意义所在。它清楚地表达人们渴望或许也需要的一切高尚事物，揭示出它们不能和谐共处的情形是多么令人难以承受。”(24)而新一代作家能否从虚无者的舞蹈中走出，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他们摆脱创作的惯性和思维的定式，汲取别样的精神资源，他们有极大可能孕育出新型的作品，展示出新的精神风貌。 ①有关“成长发展小说”的定义和相关阐释，本文主要参考了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中的相关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及第1—2页)。谷裕将Bildungsroman译为“修养小说”自然有其学理上的正当性；由于国内学界约定俗成的译法为“成长发展小说”，为避免歧义，本文中采用了“成长发展小说”这一译法。 ②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28—29页。 ③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文集》4，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56页。 ④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第43页。 ⑤陈晓明：《世界性、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道路》，《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⑥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4—46页。 ⑦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第317—318页。 ⑧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⑨陈晓明：《跋：记忆与幻想的极限》，收入林白作品集《致命的飞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356页。 ⑩王宏图：《身体的飞翔与沉落——从林白〈北去来辞〉到周嘉宁》，《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11)路内：《少年巴比伦》，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90页。 (12)(13)路内：《追随她的旅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4)路内：《天使坠落在哪里》，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15)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16)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524页。 (17)艾克曼：《歌德谈话录》，1825年1月18日，洪天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18)路内：《追随她的旅程》，第1页。 (19)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20)(23)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86、27页，第34页。 (21)(24)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第110、182页。 (2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