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兼谈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蜀汉论文,长江流域论文,孙吴论文,汉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长江流域的汉魏墓葬中，常常出土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即佛教雕像、摇钱树和魂瓶等。由于受政治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反映生活习俗和随葬明器有别。汉魏时期的佛教遗物既是当时人们祠祀祈福的工具，也是人们对外来宗教认识和理解的结果。下面笔者仅就长江流域三国墓葬中与佛教有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一些综述分析。
一、东汉——蜀汉时期的佛教文物
1.长江上游地区
20世纪40年代，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就发现了东汉晚期——蜀汉的佛教雕像。随着考古的发掘，这一时期的佛教遗物不仅数量逐渐增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和历史价值，下面集中概述。
50年代，乐山麻浩1号崖墓后室享堂门楣上发现有1尊石刻佛像（注：李复华等：《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同一时期，在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左室和后室门楣上又发现2尊石刻佛像（注：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1986年，乐山西湖塘出土施无畏陶俑，着汉式衣冠，作侍立状，右手举至胸前，五指平伸，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动作不甚明朗。头冠正中可见莲瓣形装饰。该俑现藏乐山市崖墓博物馆（注：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1942年，彭山崖墓M166出土一件陶佛像插座，高21厘米，中间为一佛，高髻长衣，作手印，左右各有一侍者，也作手印。原发掘报告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后有专家考察认为两侧为胡人侍立者，而非菩萨（注：南京博物院编：《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图44，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实物现藏南京博物院。1972年，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村发现东汉佛塔画像砖。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注：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象》，《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以上遗物所属年代，过去都定为东汉晚期，后经一些专家研究认为，多数属东汉晚期、蜀汉之交时期的遗物（注：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1989年，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一株。树干纵列了5尊佛像，每尊佛像高6.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顶高肉髻，双眼微合，上唇有口髭，穿通肩衣，领口下垂，衣袖皱纹明显；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相，左手握衣角，衣角甚长，延经右手腕下垂，中央形成长长的“U”形，双腿盘屈，结跏趺坐。树上还有骑马、仙人、龙等图像（注：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根据墓中出土的三段式神兽镜比较分析，霍巍先生认为该墓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更为稳妥（注：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1981年5月，忠县涂井蜀汉崖墓M14出土铜树2株，形态各异。每节树干上铸有一尊佛像。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宽袖，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由枝杈、云气构成屏背，又有一对蝉形饰物。佛头两侧各有钱纹二枚，周边饰羽毛状飞翅。另一枝佛像两侧上下两对钱纹，周围各饰羽毛状飞翅。另一株摇钱树干高17.5厘米，佛像高5.1厘米，宽3.1厘米，佛像两侧对称装饰钱纹、蝉纹。涂井崖墓M5出土的一株铜摇钱树，树的主干由六节缀合而成，通高126厘米，每节上一尊佛像，高5.6厘米，宽3.5厘米，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宽袖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注：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2000年5月，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了一株公安局缴获的摇钱树。该树出土于崖墓，每段树干中央铸有一尊佛像，共五尊。佛像高5.3厘米，宽2.5厘米。脑后有横椭圆形头光，边缘饰芒刺，头光长径4.5厘米，短径4厘米。佛像有大肉髻，双眼微合，阔鼻。面部丰满。穿圆领衣，右袒。右手握衣角下垂，再延经右手腕下垂，中间形成长长的“U”形。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佛像两侧均侧立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面朝向佛，双手挽抚佛的臂膀。小人外侧饰芒刺。该树的A型树枝上也铸有佛像。佛像坐于璧之上，高6.3厘米，宽4.1厘米。佛头后有圆形头光，边缘对称分布6个小圆圈。头顶梳高髻，大眼，阔鼻，唇上方有上卷的胡髭。穿圆领衣，领口外饰覆莲纹。右手握衣角，左手施无畏印。胸前两手之间有一璧形器，小孔。佛结跏趺坐。右脚赤裸，露于裤外。佛像头光之上生出莲花，两侧还盛开一朵八瓣莲花，其下又各有一朵小莲花。佛与莲花之间由藤蔓之属连接。佛两侧均侧跪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大眼，张口，穿圆领衫，双手作揖，面朝佛像。左侧之人已残。藤蔓及小人周围饰芒刺。背面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钱树上还分别铸有朱雀、神兽、龙、蟾蜍、猴和五铢钱（注：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第6期。）。
2002年初，在重庆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9号墓地发现铜佛像，残高5厘米，为摇钱树的一部分，火焰状发饰，肩披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残。根据该墓摇钱树底座一侧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延光四年”为125年。）纪年，此佛像是峡江地区乃至全国第一座最早出土铜佛像的东汉纪年墓（注：刘宏斌等：《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峡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2版。）。
1974年，四川芦山县清源乡出土的一尊带座青铜人像，通高14.5厘米，铜人头饰锥髻，前额正中有一瘤状凸起，眉梢上挑呈如意状，目呈斜菱形，高鼻，张口露齿，双乳显露，通体雕镂花纹，年代为东汉早期或晚期。此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白毫相”实例（注：钟坚：《芦山发现一尊汉代青铜人像》，《文物》1987年第10期。何志国：《初论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性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1976年冬，西昌高草东汉砖室墓发现一件摇钱树残片，上铸画像：西王母居于正中最高位置，头戴华胜，肩披云肩，圆领左衽，褒衣博带，两眼前视，笼袖挺身，坐于龙虎座上。西王母额际中一“白毫相”。下有玉兔、蟾蜍。西王母长方形座下，有一椭圆形环。另有龙首残片（注：刘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考古》1987年第3期。）。
1990年，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摇钱树，其上铸刻有雄狮、象奴、莲花以及西王母。西王母额中有小圆圈（白毫相），居于主尊位置（注：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1981年5月，忠县涂井发掘的蜀汉崖墓，M5出土的眉间饰“白毫相”陶俑有：舞俑、抚琴俑、击鼓俑、武士俑、执便面俑、提罐俑、吹箫俑、听琴俑、执锸俑、执锄俑、执镜俑。其中除执锸俑为男性，其他均为头饰花、髻的女性。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白毫相”，这类陶俑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注：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二、孙吴时期的佛教文物
1.长江中游地区
蒋赞初先生在分析长江中游六朝墓葬时说：这一地区东汉末至孙吴时期墓葬中以镇墓兽和眉际带有佛教“白毫相”的俑最具特点，并且主要发现于两湖地区。
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南郊金盆岭东吴M6出土青瓷跽坐俑，俑戴幞头，前额有凸起的“白毫”（同时，在金盆岭M9和其他西晋墓也出土有4件“白毫相”青瓷俑）（注：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116、图124～127、图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1986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滠口镇东吴末西晋初期墓出土的青瓷操作俑、青瓷庖厨俑、青瓷捧物俑、青瓷坐俑、青瓷立俑、青瓷武士俑、青瓷持剑俑，其前额都有凸起的“白毫。（注：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116、图124～127、图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1956年，湖北省文管会清理的东吴墓（吴景帝“永安五年”，即262年），青釉陶俑4件，两件尖发，两件着冠，两眉之间都有凸状痣（白毫）一颗，裸身托掌，作跪坐状。另有一件鎏金器物附件，形似杏叶，表面刻划有佛像，头饰尖环，身绕飘带，立于球形的圆台上（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1975年，湖北鄂钢五里墩工地孙吴晚期墓出土四叶八凤佛兽镜，主纹四桃形叶间四对凤，叶内各有一佛，其中三尊为结跏趺坐，一尊为半跏趺坐。后者面前跪一供养人，作礼佛状，佛背后一人可能为胁侍弟子。前者座下莲台两边各有二龙，即“天龙”，为“八部护法”之一（注：湖北省博物馆等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81，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鄂城五里墩孙吴晚期墓还出土一件柿蒂连弧夔凤镜，镜的边饰作奔腾跳跃状的珍禽和瑞兽，中间夹有两躯姿态飘逸的“飞天”像。另有一件采集而来的同型镜，三蒂内各有一兽，另一蒂内有戴高冠、蓄长须、侧坐于莲座上的人物，或系佛教中的居士。鄂城西山吴墓出土一件眉间有“白毫相”的陶俑。鄂城西山南麓孙将军墓出土一件青瓷佛像熏，三尊佛像贴印在炉钵与承盘之间的位置上，佛像均着通肩式衣，头顶有肉髻，结跏趺坐（注：蒋赞初等：《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1992年初，湖北鄂州塘角头六朝吴墓M4发现的釉陶佛像。佛像面部五官清晰，脸形短而圆，眼在面部所占比例较大，顶有肉髻，着通肩衣，衣褶折清晰，两手交叠于腹部，手势被衣服遮盖，作趺坐状。该佛像出土时其两侧各分列一侍俑（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这尊单体佛像说明这一地区人们对佛教已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
俞伟超先生认为，在铜镜上铸佛像起于三国。长江中游出土的这类实物年代都在孙吴晚期，且屈指可数。鄂城古为武昌，是江南佛教最早的传播地之一。尽管220年孙权在此建都，并建有佛寺，但中游地区的佛教遗物还是多受上游的影响。如孙吴墓中“白毫相”俑就明显受到蜀汉的影响。
2.长江下游地区
长江下游三国孙吴墓中常随葬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明器——“堆塑罐”，又称“谷仓罐”或“魂瓶”。笔者以为称“魂瓶”更能表明它的内涵。按照时间的早晚，魂瓶的高度从早期的20～30多厘米增加至晚期的40～50多厘米，瓶上部常堆塑有大量人物、鸟兽和楼阁，其中还有表现佛像或丧葬仪式的场面，有的且附有纪年的小瓷碑（注：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下面以魂瓶的演变过程为序列。
(1)早期魂瓶
镇江东吴墓M1出土1件陶五联罐，上无装饰，仅作吉祥、消灾的象征（注：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安徽繁昌三国墓中出土堆塑罐，上部堆塑楼阁，楼阁顶塑小鸟，四小罐间塑乐伎，高鼻人物，下部罐肩有对称四小孔，孔饰有蛇，作游动、盘曲出洞状（注：陈衍麟：《安徽繁昌出土六朝魂瓶》，《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1973年8月，浙江武义县桐琴果园三国吴墓出土2件青瓷魂瓶，瓶为五管，上部都作成凹脸高鼻、圆眼正视的人形，瓶中部有乐伎表演。瓶的五管相通（注：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第2期。）。浙江湖州博物馆70年代征集的一件孙吴时期魂瓶，以五联罐为主体，上堆塑猛兽、飞鸟、楼阁、门阙、骑狮胡俑和胡人乐俑（注：潘林荣：《湖州博物馆藏“魂瓶”及佛饰双耳罐》，《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1987年3月，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M101、M104出土堆塑罐3件，罐上部堆塑飞鸟、龟、蛇、狗、熊、乐俑、胡人和捧钵人物。罐下腹部均有小孔，孔边有作钻入状的泥鳅（注：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浙江金华古方三国墓M12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肩部有三个小圆孔，后孔有一蛇尾露在孔外。五罐相联，罐上部为堆塑，罐各部相通。罐正面有双檐门楼，门敞开，门两侧各塑亭子二。门左侧塑一人物，双手抱物拱于胸前，头缠布巾，身穿长服；另三面各塑二人，头戴尖帽，穿长服，双目正视，表情严肃，双手抱鸡或鸭拱于胸前，罐周围塑飞鸟18只（注：金华地区文管所：《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1983年～1984年，杭州地区六朝墓中的M33出土三国晚期～西晋初的青瓷魂瓶，其上下层前后各设一门，瓶沿以上堆塑有人物、飞鸟、熊，上层四角各设一小罐，小鸟塑于其间（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2)中晚期魂瓶
1983年1月，江苏金坛县东吴“永安三年”（260年）砖墓中出土陶堆塑罐一件，罐上部堆塑有作拜祭状的孝子俑、奏乐俑和头生双角的镇墓俑以及羊、狗、松鼠、龟、凤凰、蜥蜴、飞鸟等，具有浓厚的丧礼色彩（注：常州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文物》1989年第8期。）。
1997年7月，南京市东善桥东吴墓中出土1件釉陶堆塑罐，罐上部有拱形门，双阙、守踞门前的熊、飞鸟，亭阁跪坐人像15个，造型基本一致，头上戴帽，头部微向下倾，双手交握于胸前，跪坐姿势。罐体相通。出土时，罐内有谷物（注：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市东善桥“凤凰三年”东吴墓》，《文物》1999年第4期。）。
1961年11月～1962年5月，南京高家山孙吴—西晋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体有印纹马匹、骑士。罐分两层，下层正面设有双阙，建筑立柱作熊状，后侧附有人物及飞鸟。上层四门，每门下各坐二人，四角设龙首及小罐，罐上各附一雀，顶作方形（注：李蔚然：《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2期。）。
1955年，南京江宁赵史岗M7吴墓出土的1件堆塑陶罐，罐身模印铺首、佛像、鳞凤等。罐口上分四面，前面有门，两侧有双阙，阙上有覆檐，檐下排列6人。后面门上有屋顶，四角各置一罐，檐上有鸟雀，最上为盖（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南京甘家巷高场东吴M1出土陶魂瓶1件，上带三层雕塑，最上层为方形陶屋，屋壁四面有门，门内各置一座佛塑像。围绕方屋四周，又有佛像7尊，均坐于与瓶口相连的盘座上，在瓶颈四周附加一盘形座，上为中层雕塑，在瓶颈正面开一门，中有一佛像，门前两旁置双阙，阙旁各有一小罐，四小罐之间共塑佛像8尊。下部瓶腹上，堆塑有佛像、铺首和鱼。所有佛像均作跏趺坐、合掌，头上似有发髻或冠，有背光（注：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1979年，南京江宁县殷巷吴墓出土的人物堆塑陶罐，罐腹附贴三层纹饰：下层为铺首衔环；中层六团龙围绕罐的一周；上层正面附贴二猴，作舞蹈状。器物上部为一宝塔形人物堆塑，分两层。门前有阙，小罐上栖息小鸟，罐口沿分前后二面，前有七个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江宁县上坊79M1东吴“天册元年”（275年）墓出土青瓷人物堆塑罐，上有麒麟、仙人骑马、铺首、熊头、莲花坐佛（带圆形项光）、凤凰、飞羊，开门有立阙。四角堆塑四只小罐，上塑飞鸟，另在平台四边中部各有一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此墓的墓砖纹饰大多为莲花（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1979年，在浙江金华地区武义县发现三国晚期青瓷堆塑罐，上部堆塑罐口上前后塑楼阁，左右各有佛像三座，佛像盘坐在莲花座上，双手拱于腹部，楼阁和佛像上面放一圆盘，圆盘中间堆塑方形城墙，其中二层楼阁似碉堡，四面各开方形门一个，城墙四角各有一小罐，城墙前后塑楼阁，左右各有鸟二只（注：金华地区文管会等：《浙江武义陶器厂三国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980年9月，浙江衢州市东吴墓出土青瓷谷仓罐，上腹部饰贴塑三组：上组为一佛、一凤、六瑞兽；中组为一佛、六骑士；下组为七尾游鱼。罐上部堆塑三层，有四小罐、门楼、阙、拱手跽坐人像（佛像）七个和飞鸟，大罐中空贯底（注：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三国墓》，《文物》1984年第8期。）。
1982年2月，浙江上虞县江山乡三国吴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腹部等距贴塑四只铺首衔环和佛像、辟邪等。罐的上部分分三层，第一层塑二阙、一门、佛徒像十尊；第二层塑四小罐，小罐间各塑飞鸟二只；第三层塑房屋，四周围以围墙，墙角塑熊，屋顶为方形的庑殿顶（注：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江山三国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1981年1月～8月，扬州胥浦吴末西晋初期M89，出土陶堆塑罐2件。一件肩有四小罐，罐与罐之间各塑一佛像，瓶口下亦有佛像一组，推测为8个。佛像有背光，顶有庑殿式屋面。另一件共分四层，下层素面，第二层中部开门，门前有牌坊，周围设四小罐，小罐间塑六人像，头戴冠，右手持剑，左手持物。身着右衽服，顶有层面。第三层塑四佛龛，内塑佛像，下有鸟。第四层底部呈盘状，中有束柱。承四阿式屋顶（注：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1993年4月，浙江安吉天子岗三国末——西晋初的M3出土青瓷堆塑谷仓罐1件，罐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堆塑有楼阙、飞鸟、猴、熊、虎、羽人、武士和僧人。下腹部有小圆孔，孔侧贴蜥蜴，作欲入孔状，环腹部另置龟和猪狗（注：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1972年10月，江苏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出土1件青瓷堆塑谷仓罐，上堆塑人物、楼阁、杂技百戏、佛像、天禄、飞鸟、龟、猴、狮、鹿、犬、蜥蜴（注：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1973年5月，金坛县白塔公社东吴“天玺元年”（276年）纪年砖室墓中出土堆塑楼台谷仓罐，其堆塑、印贴楼台九层、庑廊四条、阙十二个。另有人物、小盂和走兽等。上塑长衫、高冠、跽坐、右手抚胸、左手下垂的5人和短衫、高冠的胡人杂耍表演者（注：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魂瓶的型制源于东汉中期的五联罐，东汉晚期罐上出现简单的堆塑装饰。三国时期，堆塑趋于繁缛，多装饰人物、动物、瑞兽和门阙。三国晚期至西晋，罐上开始贴塑佛像、亭、台、楼阁，罐上部呈塔式状。魂瓶是三国东吴地区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它从寓意到具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也表明佛教在孙吴中晚期已相当流行。
三、佛教遗物分析研究
汉魏之时，墓葬中出现的佛教遗物与民间信仰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灵魂不灭和天帝鬼神的信仰。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是基于黄老神仙之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而形成的。
汉时随着西域交通的开辟，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趋于频繁。四川东汉——蜀汉墓葬出土的胡人图象与陶俑，证明西域的胡人在当时已进入四川。1979年，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葬中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图左是一位老年胡人，头戴毡帽、身着宽大的胡服，身后牵着一条昂头竖耳的牧犬，前面有三头犏牛从栏中放出。宝兴地处四川青衣江上游，这里曾属青衣羌人的世居之地，石棺墓葬就是他们传统的丧葬形式（注：杨文成：《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992年～1994年，在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槽房沟M2和汇南蜀汉初期墓葬中有胡人俑出土（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调查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丰都县汇南两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这些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大多是乐伎一类的形象。
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内地的佛教，依附于社会上盛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并与先秦的巫术相结合。表现佛道交糅的信仰观念，在东汉、蜀汉文物中时常可见，例如，何家山2号墓和西昌高草砖室墓西王母头上的“白毫相”就是神灵互换、佛道合一的例证（注：霍巍：《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佛道同祠在古文献中也有记载：“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方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注：范晔：《后汉书·孝桓帝纪》卷七，第320页，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佛道圣人同为世人祭拜、祈福和护佑的对象。
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行，汉地的信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在当时佛教对社会还未发生最大的影响，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这种新的宗教思想与信仰，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所接受。
史料记载：“三国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但现存文字资料仅对译经僧的活动有一些介绍，而对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流行情况却记载很少；关于蜀国的佛教情况则根本没有提到。”（注：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但是考古资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尤其是四川汉末、三国蜀汉的考古资料对佛教的传播途径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梁白泉先生说：“中国早期佛教考古实物多出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三国时期的东吴辖区，所出的这类实物，一类为堆塑罐（魂瓶或谷仓罐），一类为铜镜。根据中国佛教初传图像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出在南方，大部分又出在四川。”（注：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第11页。）
四川出现的佛教实物早于长江中、下游，这应与佛教传入的途径有关，这里本文不作讨论。而四川早期表现佛教信仰的形式值得研究。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川境内已发现的汉魏时期的摇钱树的数量（包括残片和钱树座）已100件有余（注：施品曲：《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明器“钱树”之图象内涵暨渊源探析》，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早期佛像大多雕刻在上。摇钱树作为一种祭祀工具，与四川商周时期的神灵崇拜有关，许多专家已撰文将摇钱树的渊源追溯至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
四川的青铜神树、摇钱树和江南的魂瓶在结构方面均以分层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形式源于古人的宇宙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即“三界”，也就是《太平经》中出现的代表“天、地、人”三者的“三界”，但无佛教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意思。湖南长沙马王堆帛画表现的也是“三界”的内容。古人把三界分层，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巫师）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助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装饰着有关动物形象的礼器的帮助与他们沟通。先秦时期，青铜礼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形象（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第10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笔者赞同张光直先生的观点，神上的飞龙、钱树上的朱雀、辟邪、猴、麒麟、天马，堆塑罐上的熊、狗、狮、虎、蛇、飞鸟等动物和瑞兽都应视为沟通神灵的工具。
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反映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更趋于成熟。纵观东吴墓葬所出的魂瓶，瓶上处于正面主要装饰位置的双阙应是墓主升天的天门；瓶上的多层楼阁应为佛塔，从孙吴至西晋时期，年代越晚楼阁堆塑越高，层数越多，塔的造型越趋明显。瓶上堆塑的跪拜、舞乐的场景，以及通灵的动物，构成一个神仙世界。魂瓶各瓶间的相通寓意通灵，瓶下腹部的小孔，有泥鳅或蛇作欲钻入状，应是象征灵魂的出入。江南孙吴时期的魂瓶及其装饰，其表现的内涵更多与“灵魂不灭”、“超度亡灵”有关。引魂升天、通天的信仰观念在瓶上得到充分的表现。堆塑瓶或是五谷丰登的庄园仓廪，还是祥云掩映、龙蛇生腾的仙乡胜景。实是一种特为亡灵设置的明器（注：陈定荣：《堆塑瓶论》，《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江南魂瓶的出现和它所表现的宗教思想，可追溯至汉代的“神灵不灭、轮转报应”的佛教信条，并且，在汉魏佛教经集中也能找到依据：牟子答辞谓灭者身体，而神则不死：“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62页，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3月出版。）”
四、结语
根据前面所举的考古材料和《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中收集的佛像文物，我们大致可以理出一条佛教往南传播发展的脉络。汉魏时期，长江上游四川地区发现的早期佛教图像多属东汉——蜀汉早期，主要为摇钱树佛像，而蜀汉后期当地几乎未再出现佛像实物；中游的两湖地区早期佛教遗物多出在孙吴——西晋墓葬中，除了在香熏、铜镜上有佛像装饰外，更多是带“白毫相”的瓷俑。下游早期佛像的出现均在孙吴晚期——西晋初，（佛像装饰器物大量出在西晋中晚期墓葬），并多装饰在青瓷魂瓶（堆塑罐）上。中游不见下游的魂瓶，下游几乎不见上游和中游的“白毫相”俑。尽管1983年在安徽马鞍山东吴墓中出土有2件带“白毫相”的釉陶跽坐俑（注：唐长寿：《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图114、115。），但是笔者将其与湖北、湖南出土的“白毫相”俑进行比较，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从出土的数量来看，上游和中游同类实物远远多于下游，下游应是受中游的影响或是由中游传入。上游常见佛道神人合一或互换的现象，即西王母作佛像，在中游已不见或少见，下游的魂瓶上再没有出现西王母的形象，而是单体或一组的佛像和佛塔（楼阁）。魂瓶上装饰佛塔（楼阁）应与吴主孙权在南京建第一座大寺庙“建初寺”有关（注：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第1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为此笔者认为，佛教自传入汉地后，魏晋时期，它经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和发展，佛教信仰日趋成熟。
标签：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佛教论文; 堆塑罐论文; 文化论文; 东南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六朝论文; 四川文物论文; 佛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