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出版暨民国史研究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中华民国论文,座谈会论文,民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8月21日，《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邀请北京、上海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近30人举行座谈会，就《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出版暨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进行座谈。应邀与会的专家学者有金冲及、郑惠、彭明、张同新、刘桂生、丁则勤、王桧林、蔡德金、金再及、邵维正、肖甡、郭雄、陈文桂、吴景平等。《中华民国史》总编李新与第2编第5卷主编杨天石、近代史所副所长耿云志出席了会议。座谈会由《近代史研究》主编曾业英主持。主要议题是：（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的评估；（二）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与会者畅所欲言，对《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在北伐战争及相关历史研究中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并就当前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座谈会开得很成功，有助于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深入。现将座谈会发言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评估
《中华民国史》是从70年代开始编写的大型多卷本专著，自第1编出版后即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获得多项奖励。全书计分3编12卷。第2编第5卷题为《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叙述1926年至1928年期间的民国历史，由近代史所杨天石及北京大学牛大勇、北京社会科学院习五一、国防大学徐焰等人协力完成。全书近60万字，于1996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收集资料至定稿成书，共经历了十余个春秋。
座谈会首先由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发言。他说，编写民国史是一项大工程，前后历时多年，参加人员众多。目前全书进展顺利，多数可于1997年前后交稿，务期于本世纪内完成，为后人留下一部民国时期的信史。他认为，历史著作首先要求真实，以事实为基础。只有先将史实弄清楚，才能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是论从史实。为历史做结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些结论在史实搞清后可以做，有些结论则因为种种原因还不易做，但无论如何，弄清史实，展现历史的真相是最重要的。近代史所自范文澜开始，一直保持着严肃认真的好传统，第2编第5卷也是这样做的。他希望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该卷书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与分析。
与会者对本书取得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认为，该书涉及年代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写作难度很大，但该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比前人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邵维正（后勤指挥学院教授）认为，该书是“一部反映北伐战争历史的精品，是民国史系列的一本力作”。刘桂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该卷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正走向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关于该书成就的具体表现，与会者着重谈到以下几点：
（一）史料详实可靠。彭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说：“民国史第1编出版后，曾有人评论为翔实公允清新。我认为以后各卷保持了这个风格而且还有发展。”就翔实而言，第2编第5卷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保证了全书论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金冲及认为，作者“力求从可靠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因此，在搜集历史资料上用力之勤，体现在书中方方面面。作者不仅引用了当时的报纸、档案、会议记录等原始资料，还发掘了许多前人没有或很少利用的资料，以及国外所藏中国档案资料，并对史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有些前人没有弄清的问题，书中几句话就说清楚了。张同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认为，该书对史料的搜寻非常全面，无论中外、远近、新旧，只要是有价值的史料，都尽可能地网罗无遗。对于来自不同阵营的历史记载，作者不以偏概全，不简单地用此弃彼，而是在分析考证的基础上用其当用。邵维正谈到，书中对来源说法不同的材料，经过分析考证而又仍一时难以说清的，则几说并列，表现出学术的认真。肖甡（国防大学教授）认为，该书对外文资料的掌握很见功力，书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美、英、日等国的档案资料，使书中有关中外关系方面的叙述非常扎实。
（二）立论平实公允。与会者认为，正是在搜寻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第2编第5卷在还原历史真相，评判历史是非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蔡德金（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教授）认为，文章千古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该书在记述历史时，“以史实为依据，忠于事实，实事求是”，“表现了史学工作者严谨求实负责的治学态度”。比如书中对武汉“分共”的叙述，注意到了它与南京“清党”的差异，即它是从和平“分共”到武力镇压，而非一开始就实行武力镇压。张同新也认为，书中对汪精卫集团“分共”的论述，既写到其与蒋介石“清党”的同，也注意两者之间的异，对汪派“分共”原因及过程都做出了可信的解释。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事件进行全面、多角度分析的新思路。对当时条件下，不同政治势力对同一事件的态度，或同一政治势力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书中都采取了全面与多向的分析。邵维正认为，该书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真正对历史负责，使人信服。如北伐战争后期，中共中央的失误有众多主客观原因，书中作了全面的论述，既指出陈独秀的错误（陈也有过反蒋主张），也如实叙述了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包括国际在华代表之间的分歧与予盾。书中对武汉时期工农运动、南京事件等问题的论述，也体现了同样的原则。
（三）内容丰满充实。金再及（北京电子工程学院社科部教授）认为，这本书突破了以往一般写北伐战争习用的“三个战场，几件大事”的写法，从各派政治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把握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条主线，从而在广泛性上反映了这段复杂的历史，弄清了许多复杂的关系。比如北伐时期东南的自治运动、北方的形势变化、列强对南、北政权和革命阵营中左、右两派态度的演变等等，以往书中或只作背景介绍，或研究不够，现在都在书中交代得清清楚楚。肖甡认为，该书作者采取了全方位多视角的原则和方法，把握住历史线索的内在联系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表现了大革命时期历史内容的极其丰富且复杂多变的立体感。书中不仅写了政治、军事斗争，写了各党各派、各种人物的分合，还写到工农运动、妇女学生运动、商民华侨运动等等，尤其是中外关系方面论述之详，为同类著作中少有。金冲及认为，南京特别委员会前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极其错综复杂，头绪纷繁，而本书叙述脉络清晰，读后一目了然，“不仅显示出作者功力的深厚，并且表明了作者驾驭复杂史实的那种眼光和才能”。郑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认为，作者在书中将当时当地各种复杂关系、各个环节的来龙去脉，都写得很清楚，由此可见作者的功力。郭雄（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党史研究资料》主编）认为，北伐时期历史的内涵极为丰富复杂，“各种政治力量纵横捭阖，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外交事件层出不穷”，而该书一一作了叙述与分析，并做到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四）文笔生动流畅。学术著作如何写得读者爱看，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学术书并不必然就是枯燥难读的，中国古代不少史学名著在这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榜样。与会者认为，第2编第5卷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也在可读性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彭明认为，该书文字清新可读，有些地方着墨不多，却有画龙点睛之妙。他还认为，作者在书中引用的不少新鲜的史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也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使人如身临其境，比如书中对郑州会议、徐州会议的叙述即是如此。郭雄认为，该书叙述系统而不繁琐，恢宏而不空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与会者还提到了这本书在学术规范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蔡德金指出，该书对引用史料作了完整的注释，体现了该书的学术性与权威性。学术著作的价值很大程度体现在注释上，这一是表明作者立论皆有所本，二是不抹煞前人的贡献，三是为研究提供便利，四是显示史料的质量。读者可以从征引文献的内容判断论著的价值。彭明认为，该书与民国史已出各卷相比，新增了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人名索引，在学术上更为规范化，也便于与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交流。
总之，与会者认为，该书作者积十年之功，写出了一部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均堪称上乘的、可以代表目前国内对北伐战争及相关历史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所谓“十年磨一剑，磨出的是一把好剑”。它的出版将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与会者对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金冲及认为，书中对各个政治集团上层的活动写得较为细致，但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动向着墨不多，书中有些可以分析与评论之处，作者没有做，使人有戛然而止之感。刘桂生认为，书中对文化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作为一本反映当时历史概貌的著作，还是应该有所涉及。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认为，经济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而本书对经济、财政、金融注意不够，诸如江浙资产阶级与北方资产阶级的情况与异同，它们与当时当政者的关系，应在书中有适当叙述。北洋政权的失败与它忽视掌握经济资源有关，政权存亡与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彭明指出，书中对汀泗桥的地形、陈延年牺牲时间、李大钊就义时情形的叙述，与史实有所不合。邵维正、张同新等指出，书中有些注释与人名还有讹误之处。
二、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民国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近年来发展很快，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民国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各种作品蜂拥而出，其中不乏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伪劣之作。郭雄指出，目前市场所见一些所谓“学术著作”，“内容空洞，词语晦涩，套话连篇，阅之如同嚼蜡”，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邵维正着重谈到历史与写实的关系。他说，恩格斯曾说过，研究历史“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写实是史学的基本要求，写实要下苦功夫，写实是科学分析的基础。历史科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必须占有大量的详细的材料，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来不得半点虚假。但有些史学著作，史实还未搞清，就发一通宏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张同新认为，民国史研究应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保持学术的科学性、严肃性，而不应随波逐流，自降水准。在这方面，《中华民国史》系列著作的撰写，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准，是值得称道的。
刘桂生谈到，做研究要有高标准，不能仅仅满足于写出一本书，或是一般的书，而是要写出高质量的书，给教授看的研究著作。这就要求作者掌握广泛的资料，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这也是学术研究成熟的标志。《中华民国史》在这方面带了个好头。
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就民国史的范围、体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什么？中国历史是王朝延续的历史，王朝是历史时期的标志，中华民国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如果这样考虑，民国史就是中国通史的一个阶段。（2）中华民国史和中国现代史是什么关系？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史是通史，中华民国史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是专史。但是这其中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古到今，一个国家的命运主要与中央政权相关，王朝成为历史阶段的名称，因此民国史在中国近代史学中是通史还是专史是需要讨论的问题。（3）中华民国史的内容应包括什么？各方面的内容应居于什么位置？民国史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共产党代表的人民方面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但具体如何处理还需要探讨。民国史到底写什么内容、如何写法，还需要明确。
彭明和吴景平都谈到国内外研究的比较问题。彭明认为，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它的优点，写作方式较为灵活，但最明显的缺点之一就是书中所引绝大部分为二手材料，真正的大陆档案资料几乎没有，因而史实不确或错误之处不少。这也是不少外国研究中国历史著作的共同缺点。可以说，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先天的优势，我们应该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做得更好。吴景平认为，中国学者与西方学术界的广泛交流是完全必要的，剑桥中国史也有参考借鉴意义，但它在史料、方法、论述上也还有种种不足，我们对此应有客观求实的认识。通过中外互相交流与借鉴，把我们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中华民国史》应该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追求。
近代史所副所长、研究员耿云志最后发言。他代表近代史所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所作的热情赞扬与诚恳批评，认为这对民国史以后各卷在写作中如何扬长避短将起到有益的作用。他指出，近代史所在国内最早开始从事民国史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现在仍是国内民国史研究的中心。中国社科院与近代史所对民国史研究很重视，希望从事这项研究的所内外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继续推出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早日使《中华民国史》全书写完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