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期刊的景观与研究历史反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景观论文,期刊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从《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9月，到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召开的1949年7月间创刊、发行的文学期刊。略早于1915年9月创刊，但在《青年》杂志创刊前后具有若干影响的刊物，也酌情述及。所谓文学期刊，应该包括纯文学期刊与“准”文学期刊两大系列：纯文学期刊指发表各体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译介、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的期刊；“准”文学期刊主要指由文学家参与策划、编辑、撰稿、发行的，开设专栏或以相当篇幅发表文学类作品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以及主要刊登书目、刊目、书评、刊评、读书指导、读书札记、出版消息等书评类刊物，摘登文化—文学类稿件的文摘类刊物。各高校学报如无文学类刊名则一般不再述及。不包含非铅印的刊物。不包含主要发表电影、戏曲、美术、音乐、摄影等艺术类作品的刊物。仅存刊名，其他情况无法叙录的期刊，原则上不予述及。这当然是一个界定困难的范畴，宽严之间出入极大；但在确立更为妥帖的界定尺度之前，我们只好姑且暂时试用，一面征求批评，一面在使用中不断完善或更新。
一、宏伟驳杂的现代文学期刊景观
笔者所见和时贤叙录的现代文学期刊，大约在3347种以上。这是一幅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描述的极其宏伟又相当驳杂的文学景观与出版景观：从刊期看，有不定期刊，丛刊，年刊，半年刊，季刊，双月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五日刊，三日刊，日刊……；从发行时间看，有的仅出1期，或被禁停刊，或自行消亡，有的则延续数十年，出版数百期，例如《东方杂志》的刊龄就长达45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算起，一直坚持到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炸毁出版该刊的商务印书馆为止，刊行时间在10年以上。1932年创刊，由陈
一独自一人编辑的《青鹤》杂志，也居然历时5年，出满114期；从出版地域看，除去京、沪两大中心外，还有南京、重庆、桂林、武汉、广州、长沙、昆明、延安、西安、香港、长春、济南、青岛、苏州、张家口、厦门、台北、台南等大中城市，福建的福州、永安，安徽的阜阳、立煌，浙江的黄岩、金华，广东的梅县、汕头，四川的乐山、灌县，云南的腾冲、丽江，江西的上饶、泰和以及晋察冀、晋东南、晋西、晋冀鲁豫、华中、东北等根据地，海外的新加坡、马来亚、东京、纽约等华人主要居留地，也都先后出版过影响或大或小的文学期刊。从办刊模式看，有出版集团办刊，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泰东图书局、拔提书店等大中型出版机构；有党政军机关办刊，如共产党的《新青年》、《中国文化》，国民党的《前锋月报》、《文艺月报》，新四军的《抗敌》，十九路军的《挺进》等；有个人出资办刊，如朱湘的《新文》，曾孟朴、曾虚白父子的《真美善》，黄宁婴、陈残云、陈芦荻、黄鲁、鸥外鸥等的《诗场》等；有外国人办刊，如“孤岛”时期的《华美周报》、《上海周报》等；有商业集团(非出版性质)办刊，如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办的《永安月刊》等。……其卷帙之浩繁，数量之庞大，情况之复杂，变迁之频仍，堪称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出版史上仅见的景观；以至迄今仍无一部比较翔实、确切、收罗完备的现代文学期刊的工具书问世——这实在是事出有因的。
这些期刊，作为历史的载体、时代的记录，多方面、立体化地反映着中国30多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变迁，同时，它本身的发展流变，就沉淀着非常丰富的规律，值得后人认真地梳理、寻绎、归纳、提升。
图1告诉我们，期刊出版发行越早，散佚的概率越大，今人所见的刊物，与当年出版、发行的状况，必有相当的差异，所以必须采用“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尽量设法通过合理的科学的推断，力求复原鲜活的历史原生态场景；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学期刊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文学期刊越来越成为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期刊出版、发行的数量大体上与日俱增，也是合情合理的规律性现象。如果按照传统的新文学三个十年的分期，那么这三个时段期刊的多寡是大不相同的：
附图
1915.9——1927.4，共创刊或续刊328种，约占9.8％左右；
1927.4——1937.7，共创刊1089种，约占32.5％左右；
1937.7——1949.7，共创刊1930种，约占57.7％左右——三个时段虽然略有长短，但可以大体上反映出现代文学期刊发展演变的某些基本规律。数量，当然不是评价期刊的唯一标尺，但可以是也应该是研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参照系统。
图2可以显示出：北京和上海，显然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两大中心，但情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上海是现代文学期刊的发源地，但在1919年五四前后，北京却一度后来居上，成为文化启蒙的大本营，因而也是文化期刊的大本营。1923—1924年间五四退潮，北京成为“寂寞新文苑，冷落旧战场”以后，文学期刊的创刊也开始进入低迷状态，与上海的势头未可同日而语。1927—1928年间，文学期刊与革命文学倡导的风气同车南下，上海再次成为文学期刊的中心，北京反而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十五六年间，两所文化都城，都有自己的辉煌，但总体看来，北京毕竟持重有余，新锐不足，在文化大潮迅猛袭来时，远不及上海的弄潮时代，驾御文坛，呼唤乃至吸纳形形色色文化人物、文化信息的能量与容量。
附图
表1：1937—1949.7创刊5种以上城市、地区文学期刊创刊数量简表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上海66565557451322283965493510
北京114 2116 6 3 711212210 8 4
南京 2
2 5 21013 6 5 3 810
武汉1820 1 3 2 2 1 1 2 3 4 1 1
重庆 2 71212151516122326 3 7 1
桂林 1 61019131211 2
2
广州12 7 4 6 2 1 1 1 524 9 7 9
香港 2 310 1 8 1
7 510 1
台北 1 1 2 1 4
3
延安 1 2 4 7 1 2
1
成都 410 810 8 6 6 2 6 7 711 5
贵阳
1
1 1 1 1
1 2
昆明 1 3 2 4 3 3 5 6 8 6 4 1 1
福州 1 1 1
1
1
1
永安
3 1 1
2 2 2
常熟 5
杭州 1
1 1 1 2 1 2 2 1
苏州 1 2 3 1 2
3 2 3
青岛 1
3 2 8 8 1
长春
3 1 4 2 2 1 3 5 1
开封 2
1
1 1 1 3 6 1
金华
4 8 2 1
沈阳
1 1 3 13 2
1
天津
1 2 1 3 1
2 3 7 4 2 1
厦门 1
1 1 1 2
1
张家口 2 1
2 2 1
徐州 2
1 1 1
1 4 1
济南
1
1 2
1 1
太原 1
1 1 1 2
1
晋冀鲁豫 1 4 3 146 1 2 311 9 1 3
南昌 1 1
2 4
长沙 5 5 1 2 1 1 3
镇江 2
1
2
西安 4 1
1 1 1 2 1 5 3 3 2
兰州
1
5 3 2
哈尔滨
1 1
6 1 2
绍兴 1
1
1
1 1
安庆 4
1
创刊在20种以上的城市、地区分别为
1.上海 540
2.重庆 151
3.北京 144
4.成都 90
5.广州 88
6.桂林 76
7.南京 66
8.武汉 59
9.晋冀鲁豫等根据地 58
10.香港 48
11.昆明 47
12.天津 27
13.西安 24
14.长春 23
15.青岛 23
16.沈阳 21
以上统计，当然难称精确；但是其中蕴涵的某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倒确确实实值得我们思考。最醒目的事实，便是战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要素之外，对于文学期刊的决定性影响。上海历来是文学期刊最集中的创刊城市，但在1941年底作为“孤岛”的租界也彻底沦陷以后，上海的文艺工作者的处境空前艰难起来，文学期刊创刊的数量顿时锐减到13种，为前几年的20％～40％！而同时，过去一向少有文学期刊问世的抗战后方城市，开始迅速成为文学期刊的新的中心，重庆、成都、武汉、昆明等地文学期刊数量的急剧飙升，是颇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桂林作为战时文化城的历史性作用，也在这里获得了有力的佐证。当抗日战争获胜，举国欢庆的时候，文学期刊进入新的繁盛时期。单是1946年1月，就有37种文学期刊问世，超过若干年份全国文学期刊创刊数量的总和，创造了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和奇迹。人们是何等急切地盼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文艺界的大联合呀，文学期刊纷纷命名为《文艺复兴》、《文联》之类，就透露出这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与期盼。可惜好景不长，更残酷的战争又开始了，文学期刊创刊的地区愈加分散，延安以及东北、华中、苏北、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文学期刊日益成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预示着共产党领导的期刊时代的即将来临。
二、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注：本文曾参考本节内所述及的有关成果，以及潘树广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8)、樊骏先生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1)等著作，谨此致谢。）
对现代文学期刊的最初的系统关注，大约肇始于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某一刊物或某几种刊物的介绍、评论，早在20年代初即已零星散见于《小说月报》、《星海》等媒体)。其中，茅盾在《大系》的《小说一集·导言》中，为我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第一个十年”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的形势图(可惜当年茅盾记录在案的若干期刊，今天已经散佚，无法确知其编辑、撰稿、出版、发行等具体内容了)，并满怀乐观地宣布：“这几年的杂乱而且好像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阿英编辑的《大系》的《史料·索引》，则系统地开列了几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杂志编目，汇集了若干重要期刊的发刊词，至今还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50—60年代，张静庐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其中辑录了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史料多种。山东师院(现山东师大)中文系编印了一系列现代文学的史著和作家小传等工具书，其中《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一书，收录了《人世间》等30种文学期刊的目录及发刊词，成为这一领域最早也最可靠的成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面出版了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一面陆续刊出《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3辑出版于60年代初，不久中断，1979年复刊出第4辑，所见最后1辑为1984年出版的第8辑)，提供了《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战线》、《浅草》、《沉钟》、《歌谣》、《新诗歌》等期刊的介绍和创造社期刊目录等重要史料，成为现代文学期刊最集中最有价值的一轮深度发掘和系统整理。
50—60年代，另一值得称道的学术“壮举”，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书店的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事业。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已经按照原版影印的文学期刊，主要有左翼文艺刊物及其他革命刊物40余种，1962年又确定36种拟影印的刊物，最集中影印的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有关社团流派的刊物，如《新潮》、《文学周报》、《莽原》、《创造》等。1963年后该事业被迫中断。80年代恢复影印，仅出《光明》半月刊、《语丝》周刊等数种。上海书店则主要影印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后半期主要社团流派的刊物，如《新潮》、《文学周报》、《莽原》、《创造》等。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应该说是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内部出版)。该目录收录了1586种期刊和副刊，是历史上收罗最多的一部。但仅限于上海地区馆藏的内容，革命根据地刊物、解放区刊物、国统区刊物、沦陷区刊物、海外华文刊物等大都未及列入。又限于历史条件，依然把“七月派”的刊物与国民党当局主办的刊物一起列为“附录”，打入“另册”。几乎同时，联合调查小组的刘华庭等先生，还编纂了《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共收入702种(与上述《目录》多有重复)，1962年内部出版。上述目录虽然收录难称完备，叙述也有失误，但毕竟收罗较为广泛，基本情况已经清楚，应该看作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是“文革”前一次非常难得的学术盛典，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认真踏实的学术建设。其历史性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文革”期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大灾大难时期，不但研究整理文学期刊完全没有可能，许多高校的教师，还因为收集整理现代文学期刊而蒙难。但山东师院中文系还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编印了《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向读者贡献出自《新青年》到《海燕》共17种期刊的简介、目录和发刊词、终刊词、复刊词等，延续了该系一种值得称道的学术传统，也是特殊岁月中文学期刊整理的唯一收获。
1976年以后，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及时地应和着时代的潮流极其迅猛地发展起来。由于十年内乱，许多文艺界的老领导、老作家、老艺人……被迫害致死，20、30乃至40年代文学艺术事业的当事人、知情人所剩无几，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学史料，被当作“四旧”、“黑材料”、“封资修”破坏焚毁，高校的图书馆、资料室图书资料流失极为严重……这些无法回避的严峻事实，使当时的现代文学界一致认为，抢救史料，乃是当务之急。所以，当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文学室主持、陈荒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编)的编纂一旦发起，便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之势，迅速得到全国各高校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机构的热烈响应，一场几乎遍及全国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抢救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几年间持续升温，颇有风生水起、云蒸霞蔚的态势。应该说，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每一编乃至每一本，都与文学期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它们的编纂，既是对现代文学期刊从不同侧翼、不同层面的有机整理，更是对研究群体的一种堪称优良的培养方式(笔者之所以对文学期刊产生浓厚的兴趣，首先便是当年从事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本作家研究资料的编纂时所受到的震撼与启迪)。其中的成果，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唐沅等先生、山东师大韩之友等先生编纂，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该《汇编》以煌煌两巨册的空前容量，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了276种(另有附录4种)比较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的创刊、休刊、复刊、终刊、编辑、撰稿、出版、印刷、发行……的基本情况，收录了各刊物的尽可能详尽的目录，还在书末开列了期刊作者索引、期刊馆藏索引、期刊基本情况一览表等极其有用的资料，是自有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以来最为完备的工具书和资料库，至今仍是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最可靠的依据之一，其被称为功德无量之举，确乎是实至名归。1978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多卷本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虽然多偏重于政治性期刊，但文学—文化类期刊也所在多有，是不可多得的主要史料汇编。它不仅开列目录，而且有扼要介绍，有创刊词、终刊词、重要按语等有关资料，对于无法见到原刊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80年代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还有《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版)，《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简介和目录汇编》，(万一知、苏关鑫编辑，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广西师范大学科研生产处内部出版，1984.10)，《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应国靖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王大明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及其《续一》(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抗战文艺研究室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文艺期刊索引》(杨益群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以及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的若干《中国现代文学辞典》、《新文学辞典》等，也大都列有期刊的条目。这些著作繁简不一，侧重有异，单本看各有千秋，加以整合则互相补充，可以大体上看出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轮廓。70年代末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以及80年代初问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和《抗战文艺研究》等，也都特别关注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叙述和辑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文章，《新文学史料》刊布的有关现代文学期刊的史料，大都被认为具有某种权威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这许许多多学者长期、耐心、细致、认真的辛勤工作，才构建起在80年代得以奠基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坚实基础，为此后的学人提供了通向顶峰的可靠的依托。
90年代以降，由于文学研究事业的急剧边缘化、过分商业化以及学风空前浮躁，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出版体系，特别是职称评审体系的日趋非科学化等难以抗衡的原因，文学期刊的整理与研究，明显地走向衰退：大型的工具书难以问世，研究的力作少有发布，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十年磨一剑，甘心情愿为他人作嫁衣等人生方式与治学态度，在不同场合成为值得总结的教训，甚至是推杯换盏时嘲笑戏弄的对象。但就是在这种悲剧性的氛围中，依然有人在乐此不疲地从事现代文学期刊的整理与研究：钱理群、封世辉、黄万华诸先生的沦陷区文学期刊的系统梳理(见《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4版)，范伯群、汤哲声诸先生的通俗文学期刊的全面考察(见《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4版)，黄万华等先生的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期刊的深入发掘，都是普遍的寂寞中的大收获。这些令人钦慕不已的成果，虽然大都出版于2000年以后，但他们的研究与撰述，无疑主要是在寂寞的90年代中期进行的。1998年，王晓明先生出版了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其中刊载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开创了从期刊与社团互动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的先例，具有首开风气的意义。在90年代文学期刊研究相当普遍的冷漠局面之中，周葱秀、涂明先生的合著《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3)，应该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珍视的、几乎是唯一的系统硕果。该《期刊史》，不仅是第一部以文化期刊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而且是第一部以“史”的框架系统梳理近百年文化期刊发展演变的大体轮廓的主要成果。虽然其叙述中期刊与副刊未能清晰地剥离，近代与现代则连续为一体，与更理想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少有差距，但这也是自成一体，在体例上自有开辟草莱的价值与意义。可惜这一重大贡献，出不逢时，不但印数偏少，而且出书以后少有评介，一种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开拓性专著，一种筚路蓝缕的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探讨，并未在学界引发应有的反响，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同——这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映照出90年代的学术价值观！值得庆幸的是，在漠视与冷寂中，曾经张伯海先生主持的北京印刷学院，成立了专门的“期刊研究所”，主持其事的李频先生等，正在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后续人才培养等更为基本的层面，着手更加长远的更大规模的期刊研究的准备。
世纪之交，好像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重要转机。2001年开始，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联手出版了宋原放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可以看作当年张静庐开创的事业的回应。2001年，李欧梵先生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使人们欣喜地看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高度重视和新颖独到的研究视角。熊复、叶再生、辛广伟等先生的出版史(熊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10；叶著为《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1；辛著为《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5)著作中，均有相当篇幅述及文学期刊。2002年3月，伍杰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期刊大词典》问世，收入1815—1994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期刊共33036种，北京图书馆等国内42家著名图书馆的成员参与了编纂。其中文学期刊自然占有较大的份额。姜德明、谢其章、张伟、宋庆森等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明清以来某些私人藏书家藏诸深阁、仅传子孙、秘不示人等“传统”弃置如敝屣，把自己数十年间省吃俭用、跑书摊、淘旧刊辛勤积累的珍异书刊，有的简直就是海内孤本，统统公诸于众，不仅详细介绍内容，甚至影印封面乃至插图，分飨读者，惠及大众。那种风格与气度，委实令人感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刊部，也向社会公布了本馆珍藏的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文珍稀期刊题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9)。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开始以现代文学期刊为研究的选题，据说《新青年》、《小说月报》、《新潮》、《创造》、《语丝》、《现代评论》、《浅草》、《骆驼草》、《现代》、《论语》、《战国策》、“七月派”期刊等期刊，均已有专人专题研究。北京印刷学院期刊研究所的《期刊研究硕士论文选评》，正在征稿与评选。2003年12月下旬，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5家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解志熙等15位对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有素的学者，发表了深湛、系统的意见，并且由解志熙先生综合写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3)。《述要》指出：应“首先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尽早完成《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续编》和《中国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汇编》的编纂工作。”“允许并鼓励硕士生、博士生积极选取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等学科点还准备创办专刊《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读辑刊》(年刊)，作为集中发表这类论文的园地。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规模更加宏伟，工作更为扎实，成果也更科学、更系统、更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整理的新高潮，不久即将从少数学者的呼吁，前进为学术界同人的共识，进而渗透进目下流行的显然不尽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出版体系、学术评论惯例之中，以确保从纸面上的规划，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在谈论文学期刊研究时，北京大学的独特贡献是无论如何不该忘记的。从王瑶先生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就高度重视对文学原报原刊的阅读与阐释。严家炎先生的现代小说流派研究，孙玉石先生的象征派诗歌研究，陈平原先生的20世纪小说史研究，大都是这一传统的发扬。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则以史著的框架涵容了诸多报刊资料，尽可能还原文学原生态，获得了学界一致的好评。2002年，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院合作召开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陈平原、山口守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1)。在该书的附录《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陈平原先生指出：“阅读并理解大众传媒，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技术，更是心态。”他早就关心下列问题：“假如大众传媒是文字、图像和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又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这不仅可以看作北京大学传统的一种阐释，而且可以视为对既有传统的一种发展与开拓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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