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对外开放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历程论文,图书馆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同文化学术界的演变紧密联系，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著 名学者周予同先生曾说，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学术界起了很大变化。[1]我认为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新学术的欢迎。西方的新科学、新思想大量输入；同文馆和广 方言馆的译书、传教士极富鼓动的言论，给刚苏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很大刺激。中国近代公 共图书馆发展背景即在于此。
1 西学东渐与图书馆观念的更新
19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文化从此而入。中 国知识分子固有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崭新的事物与理念接踵而来。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说 得好：中国近代史时期“新陈代谢十分迅速，与早先世界隔绝的时代完全不同了。”[2] 这种文化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便是激烈的破坏，认为传统的东西是老朽无用的，是 导致中国失败的根源，创新必须破旧。这种全面的否定遭到了传统文化的再否定。如林纾不 遗余力地反对革新派，批判他们是以烧六经、灭五伦来达到强国的目的。[3]第二便是保 持传统，认为传统中的许多东西虽不太中用了，但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得随便推翻， 但可以进行改良。改良主义一时风行。
我认为还有第三种表现，即渐进的变革，它是中国社会不断向前的基础。局部的引进积累 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渐变。如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极其自然地向西方现代公共图 书馆逐步完善和演进，正是体现了这个特点。
近代中国图书出版界受西方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西方的传教士 们译刊了300多种西方书籍，大开中国士大夫的眼界；二是洋务运动时期，新著作屡出不鲜 ，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一系列思想被引入中国；三是甲午战争至“五四”时期，中国仿效西方 图书馆的模式，开始建立图书馆，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规模。[4]
为什么晚清知识分子会如此之快接受西方图书馆的新观念?
因为陈旧的借书观念不适应时代需要，古人守书的观念远甚于守财，藏书不准外借成了一 条 铁律，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五四”以后。如国学大师钱穆早期到学校藏书楼看书“须反锁 其门，勿使他人闯入。”[5]钱穆是校长所看重之人尚且如此，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 情况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19世纪中叶，西方图书馆产生。公共图书馆的开放与 全民共享的观念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他们开始和世界潮流相呼应。 最早介绍西方图书馆观念的是郑观应，光绪18年(1892年)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 ，就专写了《藏书》一节，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图书馆。他说：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博物院 “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 领有凭单，开列姓名及住址，……准其入院观书……”[6]
光绪21年(1895年)，北京中国强学会成立。在成立会上首先就提出要加强“书藏”的问题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亦来会。中国士大夫与西方人的直接沟通，使渴望图书开放的中国知 识分子迫切需要中外图书的广泛流通。英国学者傅兰雅向谭嗣同等激进文人推荐了不少新书 ，如《基督教义》、《格致之学》等，[7]英美公使也愿意资助西书给强学会。梁启超强 调强学会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而其之要就是“大开图书馆”，要“输 入 欧美之学术于中国。”[8]
光绪22年(1896年)汪康年在报上高呼“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能新学术 ；新学术，则必该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泰西之藏书楼，藏书数十百万卷。备 各 国文字之书。此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9]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上皇帝“推广学 校以励人才”的奏摺中，强调变法应推广五项事业，其中第一项就是建设藏书楼，说：“泰 西诸国，颇得此道，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书富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庆，亦由于 此。[10]
光绪24年(1898年)“知新报”翻译纽约“格致报”有关文章，介绍美国的图书馆教育，并 正式引进图书馆学教育的概念。文章介绍了美国的Library School，但把它翻译成“书藏学 堂”；文章特别强调图书馆管理员“属于极有学问之人，书籍之来历，无不详尽在心。观书 人不知门径，掌书者能引导之；观书者有疑难，掌书者能剖示之”。[11]
中国近代“图书馆”一词的正式引进是在1898年5月，当时“事务报”上有文章称：“东京 上野公园，设有图书馆，庋藏各种图书典籍，供人入内观览。自去秋7月以来，复于晚间亦 开馆纵览。”[12]一年以后，“图书馆”一词被广泛运用。梁启超还积极撰文介绍图书馆 与新文化的关系，详述现代图书馆的八大功能，大开国人眼界。[13]
自此以后，介绍欧美各国图书馆的文章层出不穷，就罗振玉、王国维所创办的“教育世界 ”一刊而言，几乎每年都有此类文章发表，如：1901年的《关于幼稚院图书馆等及私立小学 校规划》、1902年的《欧美书藏纪要》、1903年的《美国轮阅图书馆》及《记美国少年 图书馆》，罗振玉甚至提出在全国普设公共图书馆。[14]
2 走出国门，录求图书馆发展之路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派出多人出洋考察；考察的 重点除了船舰火炮、铁路邮政等外，就是图书馆了。图书馆界的出外交流，大致可以分成以 下三类：
2.1 出国留学
1914年，沈祖荣赴美国专门学习图书馆学，这是我国在国外研究图书馆学之第一人。1917 年，胡庆也赴美学习图书馆学。1926年，桂质柏赴美深造，193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 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在美获图书馆学的博士。以后出外留学不断，抗战后形成了高 峰 ，如1948年，南京的金陵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 州的协合大学共派出6人出国深造图书馆学，此外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的。除了出洋攻读学位 外，中国图书馆界还多次派人出国进行专门研究。如1930年，浙江省教育厅派遣蒋复琮赴德 考 察图书馆事业，即在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两年。在这前后，北平图书馆和中央 图书馆先后派遣严文郁、王重民、陆华深赴德考察与研究图书馆工作。
2.2 出国考察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隶属于教育部，自辛亥以来，教育部派遣了多批人员出国考察国外的图 书馆事业。1915年3月31日，教育部令中国驻日本、欧洲留学生监督及驻美留学经理员就近 考查各国图书馆事业。1923年1月4日，教育部委派李大年赴美国考察图书馆。1926年7月， 上海图书馆协会派杜定友赴日本考察图书馆。1934年，袁同礼奉教育部令考察欧洲的图书馆 。1944年，北平图书馆代馆长袁同礼奉行政院令前往美国考察文化教育事业，并参加在美举 行的太平洋学会。
这里需特别强调的是，在30年代，中国图书馆界还积极开展了同外国的馆员交换工作。以 北平图书馆为例，1930年，该馆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商定每2年交换馆员一次， 该馆6年之内派遣馆员3人至哥大半工半读。1932年，该馆又与德、法两国建立图书馆馆员交 换关系。1935年又同英国商定交换图书馆人员之事宜。
2.3 图书馆协会的对外交流
中华图书馆协会自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同国际图联的交往，积极参加国际图联举办的各种活 动，从中学到欧美先进国家的不少经验。1923年，在美国召集世界教育会议，即有意筹备国 际图联，当时在会上通过了成立国际图书馆局的决议。我国教育部派谢冰君代表出席了国际 图联筹备会议。1927年各国代表在英国开会时，宣告国际图联正式成立，中华图书馆协 会为国际图联发起人之一。中国代表还在宣言上签了字，戴志骞、袁同礼、沈祖荣等人参与 其事。192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举行50周年庆祝大会，全世界各主要图书馆都派人参加，中 国派了5人代表团出席会议。这5个人都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专家，如裘开明、桂质柏、韦棣华 等。中国郭秉文作了题为《中国图书馆之历史发展及其在文化上之地位》的讲演。[15]
1927年秋，英国图书馆协会举行50周年庆祝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请韦棣华代表我国出席一 切讨论，并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盟宪章上签字。
1929年6月，国际图联召开第一届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会议，共有22个国家出席了会议，与 会代表超过千人。中华图书馆协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于是派武昌文华图书科 主任沈祖荣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代表一起参加了会议，并携带了国内许多书籍照片 在会场上展览。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图书馆界的代表还大力宣传中华文化，积极与各国代表沟通，并尝试 派 人去外国图书馆专程学习，由于中国代表的努力工作，普鲁士邦立图书馆馆长和来不锡德国 书库馆长当即表示欢迎，以后果然成行。
1933年10月，1934年5月，1935年5月，国际图联召开的会议，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都 派专业人员参会，与各国代表进行学术交流。
3 邀请外国专家来华组织各项宣传活动
中国图书馆界还开放思想，约请西方专家来华讲学传经，以此来促进中国图书馆的发展。
1903年，韦棣华来武汉筹办文华公书林，将文华大学的中外文图书公开陈列，自由阅览， 并采用开架式，各界人士都可进来阅读。这是我国第一所美国式的公共图书馆。1913年，美 国图书馆专家克乃文主持金陵大学图书馆，并在该校开设图书馆课程。1925年，美国图书馆 专家鲍士伟博士来华访问两个月。同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韦棣华、鲍士伟都参加 了成立会。192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施永高博士和法国专家莱尼爱女士来华考察中国图 书馆事业。1929年10月，美国爱欧瓦华图书馆馆长访华。1934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派遣杜立 昂女士至北平图书馆工作3年。1935年，菲律宾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奥思博访华。1945年， 美国图书馆专家诺伦堡博士访华。1947年，美国图书馆专家沙本生博士访华。1948年，美国 图书馆协会派东方委员会主席白朗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克莱普从日本来华。白朗表示将 建议中美文教基金董事会拨专款帮助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可能派图书馆专家来华训练人 才。专家们还介绍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编目经验，引起了中方极大兴趣。
关于西方图书馆专家来华交流事项，辅仁大学图书馆馆长Dr.Ernst Schierlzede说得好： “我以一个德国图书馆馆员，用美国方法，办理中国图书馆。”[16]
除了邀请国际图书馆专家来华访问外，各类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还邀请外国专家参加各种 活动，如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就邀请美国10位图书馆专家作为名誉会员，其中有美国国 会图书馆馆长和杜威等人。
4 积极开展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
许多有见识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就必须研究与引进西方先进 的图书馆理论，用以指导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这种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翻译阶段。如1901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创刊“教育世界”，就常有文学翻译 介绍日本及欧美各国图书馆的现况，供国人借鉴。除了个人翻译外，政府机关也很重视这类 工作，1916年教育部指令京师图书馆，就《美国国会图书馆记略》及《阅书须知》二书，“ 再详加校订”[17]，桂质平于1925年翻译了《杜威书目十类法》由齐鲁大学图书馆印行， 等等。
第二阶段为综合介绍阶段。清末民初中国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 对图书馆结构、功能和作用的介绍，主要针对传统的藏书楼而言。我曾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自1873～1911年间各种刊物上有关图书馆的文章共47篇，其中有9是直接介绍外国图书馆 的，其它的大多是奏稿。仅1917年各种主要刊物上刊载的国外图书馆文章就有5篇，以后日 益增多。在众多文章中，又以介绍美国图书馆居多，对美国图书馆的历史、公共图书馆的组 织、图书的分类编目等进行介绍。一些报刊上还直接刊登美国专家的文章，如北京晨报副刊 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就刊登了鲍士伟的《图书馆——教育上最重要的工具》和《致中华 图书馆协会及中华教育改进社报告书》等文章。
第三阶段为引进应用阶段。主要是引进国际图书馆的先进经验与理论，并探讨在我国引用 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进。当然，我国图书馆专家对此也稍有改动。1917年，沈祖 荣、胡庆生将宗教与哲学合并为一类，文学与语言也合并类。北平图书馆在西文分类上采用 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并购用该馆印刷的卡片。20年代初，北京高师开设图书馆学讲习 会，介绍西方分类编目知识。
第二，引进日本图书馆的经营方法及规划思想。我国近代图书馆受传统藏书楼影响较大， 不能适应形势需要，而日本对图书馆认识的新理念，渗透到我国图书馆界。
第三，加强对西文书的采访收集和国际图书交换。京师图书馆初期只有西文书672册，而到 1929年，西文书增到9万册。国外一些基金会也将出版物赠送给我国图书馆。到1925年8月， 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交换出版品公约，随即成立出版品国际交换局，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国际 图书交换活动。
第四，编制西文书联合目录，出版中英文合刊的《图书季刊》，英文版的《书林季刊》， 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中华图书馆协会还编辑英文《图书通讯》，介绍我国战时图书馆工 作及战后复兴计划。同时，各级图书馆还常常举办各种国际图书馆展览会。
以上几个方面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概略地叙述和证明了开放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推动作用。 每 当中国图书馆界接受世界现代图书馆理念，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就会兴旺发达；而在发展现代图书馆时，结合中国特色，采取新旧并存，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