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介于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王朝之间的“五代”，尽管有着相当明显的继承性与诸多共同特点，却远非一个板块式的整体单元，而是解构与重组的时代，是饱含变更异动的时期。五代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的时期。当然，它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同时，也在内部外部产生了新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些曾经困扰大唐帝国后期政治史、甚至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的问题，诸如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等，是在唐末五代急剧酷烈的动荡之中渐趋消释。与上述过程同时，半个多世纪之间，在统治阶层的构成、民族关系的整合、文武制衡的发展乃至人们的文化心理等方面，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就笔者的理解而言，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一、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
陈寅恪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1](P1)。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唐代三百年统治阶级的族属与升降，关系到其创业垂统之根本政策，又影响着有唐一代的社会性质及其内忧外患等诸多问题。而李唐所提供的多民族交错互动的广阔舞台，一方面造就了盛世的辉煌，另一方面也曾带来阶段性的困扰。陈先生亦曾指出：“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P28) 文中特别说到的河朔地区，即五代（尤其是后唐以来）立业之基盘。而就后唐以来上层统治者的“种族”与“文化”问题而言，似不难看出多民族日益混溶的特点。
以“汉化”或“胡化”笼统概括中唐以后民族混溶的过程，恐怕都会失之简单化。唐代“内附”少数民族的一些上层人物，通过联姻，使血统上不复纯粹，同时或被动或自觉地改易着自身的籍贯地望以至姓氏族属，甚至浪托汉人名门为其先祖，以示自己为华夏正宗传人（注：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过去人们常常用汉化来笼统地解说安史乱后唐朝粟特胡人的转变，事实上并不那么简单，……因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出身粟特，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统辖地区有一种排斥胡化的思潮，从而对这里的粟特人心理和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用改变姓氏、郡望等方法来主动使自己‘变’胡为汉外，同时也有大量的粟特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在安史部将建立的藩镇里求得生存和发展。”见《暨南史学》第2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这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后社会上与谱牒无考并行的攀附习俗，反映出这些“蕃人”已经与汉族士人有着趋同的心理状态。
华北地区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是在空前混乱的政治局面之中自然交错地完成的。五代时期尽管有“沙陀三王朝”，但这一阶段重重叠叠的割据分裂，主要自政治原因引发，而不是由民族矛盾带来的社会冲突。沙陀族建立的后唐、后晋与后汉王朝，并未带来严重的种族歧视与压迫，反而历经摸爬滚打而促成了各民族的融汇。恰恰在这一时期之后，所谓蕃兵胡将问题，河北、河东地区的“胡化”问题，不再成为纳入士大夫视野的严重问题。活动在中原地区的沙陀、粟特以及回鹘、奚等民族成分，有许多就地融入了汉族社会。从历史发展长过程来看，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育与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唐的实际创立者、出自沙陀部落的李克用，唐末大顺年间曾经遣使向昭宗上表“讼冤”，并且责备皇帝说：“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2](卷258) 针对这番抱怨，傅乐成先生曾经指出：“此当时实况，非虚语也。”[3] 这一方面反映出晚唐朝廷对于外族的疑忌，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内附蕃人对于“戎羯胡夷”一类称谓的反感。陶岳《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说到李克用因被称为“一眼胡奴”而怒不可遏事，这固然与徐寅对其生理缺陷的讥讽有关，但所谓“胡奴”，无疑也是对于他的深痛刺伤。
后唐以“大唐”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号召，反映出当时的决策者对于统治中原的明智认识以及对于汉文化的钦慕。李克用之子庄宗存勗，父沙陀，母粟特，而本人所受教育则据说是“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4](《唐庄宗纪一》)，尽管他“尝谓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4](《康福传》)，执掌权力后却成为推行汉化政策的突出代表。明宗李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2](卷255)，保留着比较鲜明的“胡人”特质；而据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六《后唐明宗纪》中说：“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明宗全然不以居高临下的异族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坦承作为“蕃人”治理天下之困难，其向心于汉地“圣人”的姿态十分明朗。在他的左右，既有“其先本北部豪长”[4](《安重诲传》) 的枢密使安重诲统揽大政，又有如任圜、冯道、赵凤等汉族士大夫参预谋议。时人明知明宗出自“夷狄”，却亦不以“夷狄”视之，而将其与前后“五代之君”相提并论，认为他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讨论五代时期的民族混溶问题，如果只将沙陀与汉族视为相对的两极，而对于粟特等民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所认识，研究的视野将受到严重的局限[5]。沙陀民族共同体包括着多种部族成分。以后晋的创立者石敬瑭为例，其曾祖母安氏、祖母米氏、母亲何氏，应该都是源自沙陀三部之一的索葛（萨葛）部，即属于突厥化的粟特族裔（注：《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并参见徐庭云《沙陀与昭武九姓》，《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35—34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称其“祖妣来氏”，又据同书卷九《出帝纪》，石敬瑭生母为刘氏。）。石敬瑭的父系“本出于西夷”[6](《晋高祖纪》)，长期随沙陀朱邪部跋涉转战，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沙陀化。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中曾经“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7](P546)，非沙陀而称沙陀，这种族系混糅不清的状况， 正反映出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又一阶段。石敬瑭的父亲，“番字臬捩鸡”[4](《晋高祖纪一》)，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中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同书卷十七《晋家人传》中，也说“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见”。凡此种种，都提示着其出身之卑微。事实上，取姓石氏，正可以看出其与昭武九姓的密切族属关系。这位出身背景与粟特关系密切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却被标榜为“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4](《晋高祖纪一》)，显然是受到汉地士大夫攀附祖先的影响， 并藉以作为争取中原民心的策略。后汉高祖刘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系出沙陀，却“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6](《汉本纪十》)。五代时期层出不穷的这类事例，正反映出当时的“种族”问题，自其深层次来说关系着“文化”的问题，也反映出唐代中期以来民族整合过程的进展。
说到族属背景问题，既关系到交互混溶的客观状况，也关系到时人的自我主观认同。在这一方面，或许可以引两《唐书》及墓志材料中对于史宪诚父子的相关记载以资比对。穆宗时曾任魏博节度的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亦自称“蕃人”[8](《史宪诚传》)。他的儿子史孝章，自幼号为“书生”，成年后不满于父亲对唐廷的狡谲翻覆，“一旦跪于父母前，进苦言曰：‘臣窃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为贵门，君恩至矣。非痛折节砺行，彰信于朝廷，无以弭识者之讥，寤明君之意。节著于外，福延于家；乘时蹈机，祸不旋踵。’言讫泣下数行。”（注：《全唐文》卷六○九刘禹锡《史公神道碑》；又见《新唐书》卷一四八《史孝章传》。） 从血统的角度来看，父子二人无论是“奚”还是“粟特”（注：有学者考证，史宪诚为误列入奚族的粟特人，可参看李鸿宾《史道德族属问题再考察》，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358—36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96—19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显然都是“蕃人”；但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的史孝章，已经不认为自己仍属“夷狄”，而且要极力说服父亲脱出于“夷狄”之境。在史孝章心目中，族属背景是与政治立场、文化认同紧密地相互联结的。
五代时期活跃在中原地区的骁将中，有不少出自沙陀、粟特、奚、回鹘等民族。沙陀民族的入主中原，事实上提供了使他们得以更加贴近于中原社会的机会，他们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亦表现得十分强烈。《册府元龟》卷九九六《外臣部·鞮译》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康福善谙蕃语。初仕后唐，明宗视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谘访时之利病。福即以蕃语奏之。枢密使安重诲恶焉，尝面戒之曰：‘康福但乱奏事，有日斩之！’福惧。”康福以沙陀军校起家，以擅长“蕃语”为荣，并且“自言沙陀种”[6](《康福传》)，而即便是这样的人物，也忌讳把自己比附于“奚”。《旧五代史》卷九一《康福传》中说：“福无军功，属（后唐）明宗龙跃，有际会之幸，擢自小校，暴为贵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能饫腹，与士大夫交言，懵无所别。在天水日，尝有疾，幕客谒问，福拥衾而坐。客有退者，谓同列曰：‘锦衾烂兮。’福闻之，遽召言者，怒视曰：‘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因叱出之。由是诸客不敢措辞。”（注：在欧阳修《新五代史·康福传》中，相应的记载为：“福闻之，怒曰：‘我沙陀种也，安得谓我为奚！’”） 懵然不通文辞的沙陀军将康福， 强调自己是“唐人”而不肯认同于“奚”，有着明确无疑的归属或曰“挂靠”意识（注：2003年4月，在韩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会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汉城大学朴汉济教授指出，“唐人”概念，在当时即所谓“国际人”。但本段材料之中，康福以“唐人”与“奚”对举，则其口中之“唐人”，似应指中原“大国”之人。）。
另有一例。《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记载着契丹述律后对后晋使节的一番话：“是时，天下旱蝗。晋人苦兵，乃遣开封府军将张晖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称臣，以修和好。德光语不逊。然契丹亦自厌兵。德光母述律尝谓晋人曰：‘南朝汉儿争得一向卧邪？自古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若汉儿实有回心，则我亦何惜通好。’”大致相同的记载亦见于《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中。在以“蕃”自居的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及其母述律后等人的心目中，显然并不在意石晋之系出沙陀，而径将其称为“南朝汉儿”。看来，对于长期活跃在中原的这些少数族裔，无论他们本身或是周围人群，包括契丹民族在内，都渐以“唐人”、“汉人（汉儿）”视之。
与西北胡族进入中土、多民族混溶同时，东北地区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势力，被石敬瑭引入中原，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因素。后晋天福元年（937）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卷280)。由“契丹主”册立为帝，这一事实，透露出源自沙陀之石敬瑭面对契丹的心理弱势。吕思勉先生在其读史札记《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曾将李渊称臣于突厥事与石敬瑭之称儿皇帝于契丹事相比，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9]
“称臣”事，首先决定于政治时势。将种族背景作为分析“称臣”“称儿”问题的出发角度之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过，石晋觊觎中原帝王之权位，却置保全疆域之“帝王责任”于不顾，以称儿、纳币、割地为代价换取一己之皇位，这使石敬瑭难逃千古骂名。而且，这一格局，事实上构成为其后宋辽双方交涉的基础。特别是燕云地区的割出，不仅伤害了中原人民的民族情感，亦且直接影响到此后数百年的民族关系走势及政局起伏。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二八○载石敬瑭割地事下之注文中说：“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
中原的“失险”实际上是一个步步退缩的过程，而石敬瑭将“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2](卷280) 拱手割让给契丹，显然是这一过程的阶段性终结。该区域本系多民族聚居地区，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是重要的地域分水岭，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地带[10](范恩实：《石敬瑭割让燕云（幽蓟）的历史背景》。这一地带大体上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雁门关以北的云、朔、蔚诸州，这里本属所谓“代北集团”根据地范围，石敬瑭将这一区域割给契丹，也说明该军事政治集团之活动重心已经移入中原，而与其起家之根基地域分离开来。另一区域是“卢龙一道”的幽、蓟诸州，自唐末五代以来，该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窥伺首鼠于东北两蕃与中原河朔之间。这一地区的韩、刘等汉族大姓归属契丹后，为辽朝的社会发展、制度创设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中原王朝东北边陲的疆界，退至华北平原拒马河一线，彻底丧失了抵御北方民族进犯的天然地理屏障。如张方平所说，“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11](卷23)，这成为此后北宋对辽关系始终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自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来，中央王朝对于东北地区的控御即非直接有效。陈寅恪先生曾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面对吐蕃等外民族之盛强势力，“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以确保关中安全；而“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从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进而指出，“石敬瑭割幽蓟可说是唐朝东北消极防御政策的必然结果”[10](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
石敬瑭以称臣割地、贡绢帛献珍异为代价，换取契丹对其称帝于中原的支持，以“儿皇帝”面目贻羞于后世。他曾经引述“前世”例证，自我解释说：“前世与虏和亲，皆所以为天下计”[6](《安重荣传》)；而他所谓“天下”，不过是指个人图谋夺取“天下”之事。这种从一己之政治利益出发，纵横捭阖于中原、契丹之间的做法，在当时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中，并非仅见。而后唐清泰年间，即便是末帝及其谋士李崧、吕琦等人，在警觉到石敬瑭陆梁异谋的危险之后，也曾一度考虑厚赂契丹、纳币和亲以争取支援的可能性[2](卷280)。像“政坛不倒翁”冯道，在其《长乐老自叙》中说到“又授戎太傅，又授汉太师”[4](《冯道传》)，颇有几分得意。二三十年后登极的宋太祖，尽管有收复燕云的考虑，但心底似乎并不以石敬瑭及其左右主谋者的行迹为耻，甚至于渴求“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12](卷1)。
占据要地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朔州人氏，小字“铁胡”，应是出自昭武九姓。他一方面曾经谴责石敬瑭的屈节行为，另一方面亦“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6](《安重荣传》)。《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说，他“指斥高祖（按指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欧阳修《新五代史》也记载，安重荣曾经“愤然，以谓‘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6](《安重荣传》)。安重荣本人亦有交结契丹的行迹，因此，对其“指斥”石敬瑭的言论，不必估计过高。值得回味的是，作为朔州胡人，他在发泄不满时，着意标榜“中国”代言人之立场，为“汉人”伸张民意，而诋契丹为“夷狄”，这显然是受到中原文化及内地民族情绪渐染之结果，他亦因此而“名振北方”[4](《安重荣传》)。
“其先本沙陀部人”[4](《汉高祖纪上》) 的后汉高祖刘知远，所创立的后汉王朝不旋踵即倾覆，隐帝时被枢密使郭威取而代之。隐帝被杀，郭威“监国”，以“志安刘氏，愿报汉恩”为标榜；而汉太后李氏的“让国”诰书中称“邃古以来，受命相继，是不一姓”[4](《周太祖纪》)。当时人们注意到的首先是王朝易代，而并未突出地感觉到最高统治者民族背景的更易。这既是长期活跃于河朔地区的多民族成分相互混溶的结果，也是沙陀之外的契丹民族作为“外族”参照系之凸显所造成。
二、宋初民族色彩的淡出
如若我们仔细观察赵宋初年统治集团上层及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军将之背景，事实上仍然看得出比较鲜明的多民族构成之色彩。但对于这一现象，入宋后却逐渐改换了解说的语境及语汇。或许可以说，历史记录者有所选择的表述“话语”、表述方式，是值得今天研究者注意的方面之一。
赵匡胤父赵弘殷早年所跟从的王镕，本出自回鹘部[4](《王镕传》)。赵匡胤同母妹（后封秦国大长公主）所嫁米福德，从其姓氏来看，很可能具有粟特背景”[13](《秦国大长公主传》)。赵匡胤本人做了皇帝之后，开宝元年（968）迎娶宋延渥（后改名宋偓）的长女为皇后。用王禹偁的话说，宋偓“于后唐为外孙，于汉室为附马”[14](卷28)，这位皇后在当时出身可谓高贵：她的祖母是后唐庄宗的女儿义宁公主，母亲是后汉高祖的女儿永宁公主。而对于宋皇后血统中“杂有胡族血胤”的情形，在当时似乎无人注意：太祖看重的，是宋偓的将领身份，是其阀阅勋戚；为人所提及的，只是这一家族“近代贵盛鲜有其比”[13](《宋偓传》)。
宋代初年的军事将领中，具有沙陀、奚等外民族背景者绝非个别。如所周知，后梁的军事班底多出身于“豪横”“田家”或牙校军吏；随着沙陀势力的入主中原，军事统帅集团中“蕃将”所占比率明显上升。直至宋初，自五代承继下来的高级军事将领，逐渐已非驰骋疆场的主力，但他们在军队中、社会上，仍然颇具影响力。若追溯其家世背景，大约不出两类：一类出于中原地方基层——有的出自一方豪强（如张永德等），有的出自世代力田家（如侯益、王景、王晏等），有的是微贱无以为生者（如杨廷璋等）；其中不乏“不事生业”、“壮勇无赖”[13](卷252) 之徒。另外一类，则出自沙陀或奚等部族，他们之中既有世代军将者，亦有靠自身勇力从戎者。据《宋史》各本传，宋初使相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另一使相杨承信，同样“其先沙陀部人”；同系使相的郭崇，“父祖俱代北酋长”；李万全，则系“吐谷浑部人”。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石曦，“晋祖弟韩王晖之子”，系出沙陀；康延泽，乃前文述及的沙陀军将康福之子。另外，薛怀让，“其先戎人”；党进，“本虏族”；米信，“本奚族”。此外还有来自“云中大族”的折德扆等等。这批人及其族裔，事实上已经渐染了相当深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其交际、联姻圈也已不再局限于沙陀、粟特。久而久之，已经无人再以“夷狄”称之、视之。这些人的后代，有的曾与赵宋皇室联姻。例如郭从义的曾孙承祐，娶了舒王元偁的女儿。郭崇的儿子守璘，与宋太宗为“僚婿”，郭崇的曾孙女（守璘孙女）则嫁给了宋仁宗。而米信的一个孙女，成为仁宗的“皇从侄”赵仁恪的夫人，“治家训子，皆有法”；她在时人心目中的出身背景，只是“将家子”，而绝无族属之异同[15](《居士集》卷37)。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缘混溶关系，长期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共有文化倾向、文化心理，使他们步步融入了中原社会。
世家代北、三代为将的康延泽，入宋后的事历颇有意思。他在平蜀战争后一度因事被黜为唐州教练使，“筑室垦田聚书训子而已，十年间辟草莱植桑柘，居泌水之上，遂为富家”[14](卷28)。他“开宝中，起为供奉官”，太宗时又“坐与诸侄争家财失官，居西洛”[13](《康延泽传》)，他自己表示：“运逢治平，使子与孙去橐鞬、袭缝掖，熙熙自乐，以终天年，吾愿足矣。”康延泽先后两娶，始娶安氏，蔚州别驾之女，应为粟特血统；再娶李氏，秦王李俨（李从
）之女，汉人军阀门第。五个儿子中，长怀玉，曾举进士而不第；次怀珪，曾任平江军节度推官、试大理司直；孙辈中亦有举进士者。淳化三年（992），时年六十七岁自感衰耄的康延泽竟突发奇想：“思预刻吾墓”，“欲生前自视其文”。他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知辞无愧而功不诬”，于是由其子出面请往日同僚王禹偁作《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14](卷28)。
康延泽一系，“世本夷狄”[6](《康福传》)，尽管他的父亲康福据说曾经自称“唐人”，但康福本身的“蕃人”色彩还是相当浓重的；而延沼、延泽一辈，自五代入宋，长期活动于内地，“夷狄”背景及“夷狄”气息皆逐渐销蚀。康延泽期以耕读传家的姿态，正是这种过渡的证明；而他特邀名士预撰墓志的做法，则显示出他对于时论评价的敏感及关切[16]。
康延泽一家三代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五代宋初民族融合的自然过程。这一进程，显然是促成“胡/汉”语境逐渐消解的主要因素。而宋人观念乃至叙事书写方式的演变，也是促成“胡/汉”语境消解的因素之一。我们可以以宋初累守藩方的将领安守忠为例，看看这些人的少数族裔背景是如何在宋代的记载中——亦在时人的心目中——淡化以至于逐渐消逝了的。
安守忠的祖父安金全，父亲安审琦，伯父安审晖、安审信，都是后唐乃至后周时期的重要将领。《旧五代史》卷六一《安金全传》，称他为代北人，世为边将，少骁果，便骑射。同书卷一二三《安审琦传》，讲到守忠的父亲安审琦及其家世时，说：“安审琦，字国瑞，其先沙陀部人也。祖山盛，（唐）朔州牢城都校，赠太傅。父金全，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累赠太师。”同书同卷《安审信传》说道：“安审信，字行光，审琦之从父兄也。父金祐。世为沙陀部偏裨，名闻边塞。”由此看来，安审琦一家的沙陀背景（很可能是沙陀索葛部即粟特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安审琦的儿子安守忠，入宋后，“累为郡守”[4](《安审琦传》)，去世于咸平三年（1001）。在张宗诲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尽管历数其显赫家世，却只是有选择地提及：“曾祖讳山盛，唐朔州都指挥使，累赠太傅；祖金全，唐振武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北都护，累赠太师、邠国公；烈考讳审琦，周平卢军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追赠秦王。妣曹氏，封巨鹿郡夫人。”[17](38册《北宋》，志3714《安守忠墓志》) 这里，除了其姓氏与“妣曹氏”略略透出其父系、母系的一点儿隐约讯息外，已经很难看到其实际族属背景。《宋史》卷二七五《安守忠传》中，更使我们难寻其究竟：“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阳人。父审琦，为周平卢军节度使，封陈王。”安守忠的传记中，不再提及其祖辈的沙陀族属，而只是据其地缘背景，淡淡地称之为“并州晋阳人”。传记所叙事迹更与其民族背景全然无关。
此类情形并非仅见。《旧五代史》卷六六《安重诲传》称“其先本北部豪长”；而在李象为安重诲侄、葬于开宝四年（971）的安崇礼所撰墓志中，便显得淡化，只是从地缘的角度说“其先雁门人也”[17](38册《北宋》，志3695《安崇礼墓志》)；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四《安重诲传》，也是说：“安重诲，应州人也。”（注：1996年春，安丙及其家族墓葬群在四川华莹市双河镇昭勋村被发现。出土的安丙墓志铭，称其为安重诲后人，并沿用《新五代史》说法，称“其先应州人”。见蔡东洲、胡宁《安丙研究》第162页，第170—171页，巴蜀书社2004年版。）《旧五代史》卷一二三《安叔千传》说“安叔千，沙陁三部落之种也”；《新五代史》卷四八称“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而《宋史》卷二七六《安忠传》中，却只平淡地称叔千孙“安忠，河南洛阳人”。《宋史》卷二五四《张从恩传》中泛泛地介绍他是“并州太原人。父存信，振武军节度”；而在《旧五代史》卷五三《李存信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从恩的父亲李存信本名张污落，“回鹘部人也”。宋初镇守潞州的药继能，葬于太平兴国九年（984）四月。在《新五代史》卷二七《药彦稠传》中，毫不含糊地称继能父药彦稠为“沙陀三部落人也”；而北宋时在继能之同宗药水图为他撰写的墓志中，只含混地说他是“应州金城人”[17](38册《北宋》，志3703《药继能墓志》)。又如，《宋史》卷二五五《郭崇传》说到郭崇的“父祖俱代北酋长”；而在《后妃传》中讲到他的曾孙女仁宗郭皇后时，自然不会再提及她是“代北酋长”之后，而只是说“其先应州金城人，平卢军节度使崇之孙也”。
这种状况的出现，反映出传记撰写者在决定材料取舍时的不同倾向，事实上体现着时代变化的踪迹。类似事例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中亦可清楚地观察到。荣新江即曾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粟特人墓志中所书的出身和籍贯有了明显的变化”。作为对于李唐朝野上下排斥胡化局面的应对措置，讳言出身乃至改换郡望，成为这些人物压力之下普遍的选择[18]。
五代到宋初的演变，时代背景与之不尽相同，表述方式及语汇的转换，似乎也更加接近于历史与观念发展的自然进程。主导“胡/汉”语境消解过程的，首先是动荡中的交错与混溶，而历史传布者意识的转变，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主要根据五代资料编纂而成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书，对于传记主人的沙陀、代北、回鹘等族属记载得相对明白，而入宋有年之后，宋人所写墓志、所修国史以及在其基础上编撰的《宋史》，在谈到后辈传主时，则倾向于回溯籍贯地而不涉及其族属背景。从安审琦一家、张从恩父子与药彦稠父子等人的传记资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趋向。这种倾向，最终导致历史记录中宋初民族色彩的淡出，也使后世研究者们较少注意到这一过程。我们看到，随着时代与观念的转变，“胡/汉”之类的区分绝少再被提及，而“文/武”对举的表述则愈益凸显出来。
中晚唐时期，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也有的进入宣武节度使所在的开封。作为民族传统中持续最久的文化因子，粟特胡人所信奉的宗教在中原长期留存着痕迹[18]。直到北宋后期，东京开封城北还有“胡人”崇祀的“祆庙”，“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以一史姓“家世为祝累代”[19](卷4)。自唐代以来，祆祝例以胡人充职，这家史氏，也应该是粟特人。除去城北这一祆庙外，开封“大内西去右掖门”也有祆庙[20](卷3)。尽管东京城内祆庙不止一处[21]，但看来已经很少有人知悉火祆教之详悉来历。早年进入中土的“胡人”（特别是粟特）属裔，除祆祝之类的宗教人士外，似乎少有能够坚持本民族之固有文化信仰者。有学者根据米芾当年曾戏称自己为“火正后人”，即认定其祖上信奉祆教（注：《说郛》卷十九录史浩《两钞摘腴》、周密《志雅堂杂钞》，称米芾有印曰“火正后人”，姜伯勤先生释“火正”为“祆教之穆护长”，认为是其祖上信奉祆教之印证（见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人墓志考释之一》，《华学》第3辑，第290—308页，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但据李冶《敬斋古今黈》，米芾另有印称“火宋米芾”，则所谓“火正”，有指赵宋火德之另解。而且，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米芾又有印曰“鬻熊后人”，按鬻熊芈姓，传为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后，如此看来，“火正后人”，反映着米芾对其姓氏来源之考订，而非指萨宝府之祆正。）；但即便如此，时人也并不视之为粟特后裔。真宗朝在澶渊定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曹利用，亦有可能存在类似背景，他是赵州宁晋人，据说通晓胡语，却绝不会以“胡人”族裔自居（注：据广雅书局本《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五《真宗皇帝·亲征契丹》，曹利用出使契丹前，曾向真宗表示“臣乡（向）使胡，晓胡语”。姚从吾先生在其《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对宋代史研究的贡献》（见《大陆杂志》第三十卷七期）一文中，也据此强调身为宋朝北方沿边（鄜延路）走马承受的曹利用“能胡语”，并且指出在宋辽修好的诸多条件中，“曹利用的通晓契丹话（当时说是“能胡语”）实与经济援助同样重要”。蒋復璁先生《宋真宗与澶渊之盟》（见《大陆杂志》第二二卷一○期）一文中，亦提及“曹利用说：‘臣乡（向）使晓契丹语’，他是赵州宁晋人，当时与辽邻近，所以能说契丹语，这恐是用他的条件之一”。今查浙江书局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条，曹利用对真宗所说为：“臣乡使，晓契丹语，又密伺（契丹使者）韩杞”；而文渊阁四库本《长编》该句作“臣乡使晓契丹语人密伺韩杞”云云，据此则曹利用本人有可能并不通晓“胡语”（契丹语）。且存疑待考。可参看刘子健《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载《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9—91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2年版。）。
三、赘语
唐末五代时期，沙陀民族对于中原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积极直接介入，推动着本民族的汉化进程。而且，在这段时期中，东北部的外在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契丹民族崛起，新的外族势力对于内地的压力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石晋将燕云地区割为契丹属地，客观上使得已经进入中原一带的原代北诸族属脱离了与部族根基之地的密切关联。契丹势力突入中原，激起了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各个民族共同的对立与警惧。新的外族威胁的形成，事实上促进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过程的加速。
应该说，五代宋初华北地区“胡/汉”语境的消解，与民族关系整合的总体走势有关，也与时人的观念意识有关。在唐末到宋初这段时期中，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政治问题的解决缠绕交错在一起的，而政治斗争始终是更为凸出的主线。中原地区的五代迭兴，民族色彩逐渐淡薄而政治色彩愈益凸显，人们意识中印象更深的是“政权”的更替而非统治民族的更迭。时至宋代，时人更倾向于淡化处理业已卷进中原地区、逐渐融入一体的沙陀等外来民族之背景。北宋士大夫中严“华夷”之辨观念的强化，是伴随着与契丹、党项矛盾之日形突出，伴随着新儒学的复兴而来。时移世变，那时的“夷狄”所指，与北朝以来的“胡族”、“胡化”问题已经全然不是同一概念了。
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古文运动之初起，“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22](P149—150) 葛兆光也指出，韩愈、李翱等人发掘历史资源、建构历史系谱并重新加以诠释的努力，反映着士人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与社会状况的深深忧虑，表现出他们对于强大的国家权威和统一的思想秩序之诉求[23]。我们看到，这种经过阐发的“尊王攘夷”之思想观念，在宋代无疑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又应该说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异民族、对于“内/外”之辨的认识，深刻地映射出时代变迁的轨迹。唐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胡汉之分”与宋史研究中讨论的“华夷之辨”，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组概念。“胡汉之分”尽管涉及到外族问题，但在唐代，“胡”既包括塞外胡族势力，也包括内附诸族，并不纯属对外关系范畴，而更多地牵涉到唐朝内部的文化差异与认同关系。当时内附诸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外来胡人在贸易、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使得“胡/汉”话语广泛存在于唐代的内部生活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安史之乱后，胡族压力不仅构成为“外患”，作为国家内部问题凸显出来的“胡/汉”区分，也成为令唐廷刻骨铭心的“内忧”。而宋代的“华夷之辨”，大倡于契丹、党项等外族压力之下，既体现着民族辨判、文化识别，又是宋廷对待外部（“外患”）问题的基本信念乃至政策依据。“华夷之辨”针对外部“夷狄”政权而发，将“夷狄”之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边界视为一体。但与中唐以后相较，北宋的“华夷之辨”，一方面透露出强烈的紧张与危机感，另方面反而少了一些切身的腹心之痛。当然，南宋的情形大为不同。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一个文化体，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24](P3)。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本文讨论的这一时代，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形成了“多元国际系统”的观念。北宋时期“正统”理论的出现与张扬，正与这种情形有关（注：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五章《北宋朝野人士对于契丹的看法》，第97—13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中国学术》2002年4期，第187—206页；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5—12页；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见《宋史论集》第141—145页，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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