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主政治建构：回顾、反思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威权论文,民主政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11年2月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到2012年6月穆尔西正式就职，埃及民众初步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政治权利，16个月里用于投票的时间多达29天，全民公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然而到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民众革命爆发两周年之际，曾经吸引民众走上街头的“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等革命诉求中，除了几乎等同于骚乱的自由外，其他诉求基本都没有实现。综观埃及最近两年多的民主政治建构，虽然主导政治过渡的军人集团权势过大，有着建立军政体制的强烈冲动和现实基础；迅速崛起的伊斯兰党派变得更具煽动性和世俗化，凭恃深厚的民众基础几度扩权和打压竞争对手，利用宗教力量掩饰执政能力的欠缺；经济长期停滞延缓了建设自由、开放和多元化社会的大好时机，但鉴于普通民众已经拥有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下简称“穆兄会”)①两大势力间的制约抗衡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社会分权要件。埃及从威权向民主的有特色政治重建前景值得期待，未来的埃及极有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世俗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
埃及的威权政治传统及其局限
1952年建立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践行特征鲜明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迄今60多年的政治发展，尤其是穆巴拉克总统的30年执政，就宛如一首“法老传统”的末世挽歌。
平心而论，无论是迄今仍被怀念的“正确独裁者”纳赛尔、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信士总统萨达特，还是被视为最后一位法老的穆巴拉克，都是具有超常个人品质并肩负民族国家历史使命的政治领袖。在执政早期，他们借助军队或政党等现代政治工具将其理想付诸实践并建立了某种秩序，其人格魅力和丰功伟绩吸引民众长期追随，也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治下政府生机勃勃。
穆巴拉克在1975年被提拔为副总统主要是因为他的军功和忠诚，继任总统后释放重要政治犯，反腐倡廉，改善经济，被很多人视为锐意进取的改革者。②但统治者的雅量和强者的慈悲只能产生短期的“仁政”传说，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威权政府曾经的革命特质逐渐消磨殆尽，领袖自己也往往被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所迷惑，不仅对变革的要求反应迟钝，把向民众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和背叛，通过压制舆论和民间组织来巩固统治；而且常常贪权恋栈，大搞个人崇拜，抛弃了最初的建国理想转而寻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乃至权力世袭。从谦和协商到独断专行，从完美英雄到罪恶之父，被判入狱的穆巴拉克虽然还算有比较清醒的历史认知，顺从民意激流而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埃及的血腥内斗，应该得到尊重和宽宥；但他其实还应该意识到，不是埃及“出卖”了他，而是他“贬低了埃及的国家尊严，让整个国家跪伏在自己脚下”。③由于威权政府“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了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④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屡次被清算，也确实有着很强的必然性。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被民众赶下台甚或受辱而死的威权领袖而言，任期的限制其实是一种保护，既帮助威权领袖避免因绝对权力诱惑而导致的个人和家庭悲剧，更帮助整个国家和民族避免发生全局性的政治悲剧。穆巴拉克如果在1993年急流勇退就是一位伟大总统，但恋栈到2011年才无奈辞职就是一个悲剧。他未来一段时期内留给人们的最深刻记忆，恐怕更多的是肮脏的政治交易、残暴的镇压以及迅速结束其统治的大规模群众示威。⑤埃及最受欢迎的电视布道者穆罕默德·沙拉维在1995年曾这样告诫穆巴拉克：“如果你是我们的命运，愿安拉赐你成功；如果我们是你的命运，但愿真主帮你承受。”⑥
从根本上说，天真烂漫的懵懂孩童仅仅是单纯，将接近蒙昧状态的素朴神圣化和浪漫化是站不住脚的。成熟的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真正成熟持久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只能是抵制诱惑的坚定、历经风雨的收获以及饱经沧桑的积淀。世界范围内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大多曲折，埃及的民主政治建设注定也不会一帆风顺。穆巴拉克时代高压下的稳定和秩序在未来的某段时间可能会被怀念，例如2013年3月在开罗东北部纳赛尔城的数千人集会就高调怀念法老时代的肉锅，呼吁埃及军方接管国家和整治社会秩序，但那本质上类似于中国古人的追慕尧舜，更多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批评而不是希望回到过去。
后威权时代埃及的民主政治实践
作为迄今最不坏的利益博弈框架，民主从来都不是空洞的政治术语。为了给利益冲突方提供一个安全博弈的平台，它在形式上必须同时包括选民的投票自由和候选人的充分竞争，在内容上确保选民对作为其代理人的政党的充分选择权。以此观之，埃及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政治建构确实进展明显。首先，在埃及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各派势力长期被压制的能量由此得到急剧释放。为了能够在新权力体系中得到认可而不断地碰撞交汇重组，各派力量不愿妥协，不够理性，缺乏包容和契约精神，随时准备否定对手和推翻于己不利的选举结果，也随时准备修改宪法或者制定新宪法。上述情势虽然加剧了原有社会关系的解组，整个社会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和随机性，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略显矫枉过正的激进却有助于消除厚实的威权政治坚冰，有助于探索适合埃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其次，借助中东变局营造的大环境，埃及民众5000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自己选择，自己负责，真正当家作主。威力所及，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开始通过主动地改变自己，以期迎合民意。在2012年6月29日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象征性就职仪式上，候任总统穆尔西向支持者大声疾呼：“你们是权威，凌驾一切的权威。你们是保护人，谁不向你们寻求保护谁就是蠢货!……人民是权力的源泉，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⑦2012年12月，面对因为穆尔西总统大举扩权而引发的大规模全国性冲突，埃及军方维持着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时相似的态度，宣称将永远站在伟大的埃及人民一边，选择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不站边”基本立场，以秩序维持者的身份制止街头暴力，支持全民对话和民主进程，发誓保护公共机构和无辜平民，呼吁敌对政治派系通过对话化解冲突，不要将埃及引入“黑暗隧道”，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⑧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坛主要有4股斗争力量，即军人集团、伊斯兰主义政党、世俗自由派政党以及曾在开罗解放广场斗争但缺乏核心领袖的世俗派青年。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缩写“SCAF”)代表的军人集团，主导着埃及后威权时代的政治过渡，世俗自由派政党在2011年底的埃及议会选举和2012上半年的总统选举中未受选民青睐，伊斯兰主义政党则凭借长期从事慈善工作营造的深厚群众基础和强大组织网络在动荡中崛起。在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支持的自由及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缩写“FJP”)联手极端保守的萨拉菲派光明党(Al-Nour Party)获得了超过7成的席位。在只有一个胜利者的总统选举中，埃及内部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势力，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经过两轮投票击败军方支持的对手沙菲克，成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首位非军人总统，也是埃及5000年来的首位全民直选最高领导人。
尽管有许多待改进之处，后穆巴拉克时代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还算是真实透明的全民选举，民众的意愿和诉求基本得到了体现，是埃及在自由和民主道路上向前迈出的历史性步伐。首先，两次选举的结果准确反映了埃及政坛格局的现状。世俗自由派政党长期被虚置，经费缺乏，经验不足，又多谈自由民主等空泛议题，在笼络民心方面收效甚微。穆兄会等伊斯兰政党长期开展卫生、教育等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非常时期又能够利用宗教平台动员民众参与，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胜出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其次，从议会选举到总统选举的舆情变化反映了埃及民众的意愿动态和发展趋势。穆兄会执政固然会产生世俗法律被伊斯兰教法取代的危险，但民众对旧政权死灰复燃的恐惧远超伊斯兰化的恐惧，把长时间遭受打压的穆兄会看作不同于旧政权的变革力量，连续地选择穆兄会及其候选人就是希望在政治过渡中能够更好地除旧布新。但穆兄会在两次选举中得票率从47％到24.78％的大幅下滑，也表明其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已经接近稍纵即逝、随时可能逆转的“窗口时间”。再次，穆兄会流失的选票大多投给了军方支持的候选人沙菲克，世俗自由派候选人中最温和、最务实的穆萨则被选民抛弃，这反映了那些不喜欢原教旨主义但希望埃及是个世俗国家的选民，包括科普特基督徒、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主义者们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他们优先选择“稳定”而非“自由”，把选票投给了同样具备丰富行政经验但却得到军方支持的“问题候选人”沙菲克。⑨最后，埃及总统选举的真正悲剧在于世俗自由派力量的政治脆弱和缺乏组织，他们高估了穆萨的影响力和出线的可能性，大量中间选民随意地把50％选票分散投给了3个候选人，在毁掉穆萨总统梦的同时也暂时地搁置了自己心中的政治蓝图。⑩繁琐的社会建设需要点点滴滴的长期积累，真正的民主选举要容忍善于钻营的平庸领导人上台，在总统选举中寻找克里斯玛型超人领袖的埃及民众注定会失望。
埃及的新一届国会有着浓厚的伊斯兰色彩，总统选举是宗教对军队、“瘟疫对霍乱”的次坏选择，许多人担心埃及民众革命的民主成果会被终结。但事实上，由于激烈政治变革引发的国家活力，任何政治势力要实现政治崛起就必须倾听民众的意愿和诉求，所谓的世俗或宗教之分更多是一种斗争的符号和旗帜。具体而言，由于民众要求建立更好、更诚信的现代政府，而不是更多的清真寺，伊斯兰党派就改变了最初以实施伊斯兰教法为宗旨的观念，正视权力和责任，承诺将维护埃及的共和政体，尊重宪法和法律，组建团结政府，强调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着力解决民生问题。(11)同样，世俗自由派政党则一再划清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界限，誓言改变埃及而不是回到过去，强调尽快恢复秩序、稳定和发展，主张各个派别和解共处，未来执政要依据伊斯兰法立法或者行政。被贴上旧政权政要标签的前总理沙菲克在竞选总统期间承诺当选后任命穆兄会成员担任总理，誓言“把革命果实归还给引爆这场革命的主人”。
现代法老穆巴拉克的黯然下台只是表明埃及暂时告别了威权乃至极权的政治荒漠，却并不意味着埃及已经到达了民主政治的绿洲。民主是埃及民众革命的追求目标，初步显现的民主政治轮廓也确实是革命的主要硕果，但是这在目前还只是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社会进步。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可能要经过漫长的博弈才能找到平衡各派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解决方案，经济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更是一个艰难、曲折、繁琐的长期积累过程，但民众曾经高涨的政治热情、对新政权的支持度却在迟缓甚至反复的秩序重建中日渐消退，实际投票率从2011年3月公投时的80％迅速降至2012年6月第二轮总统选举的50％。(12)对正行使着民主权利的埃及民众来说，尽管已经在赶穆巴拉克下台、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3度击溃了旧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但是若要确保胜利成果不被剽窃或在革命高潮消退后化为乌有，就必须通过切实的制度规划确保自己始终拥有真正的民主权利，不贪图短期的物质利诱，不轻信空洞的天堂许诺，始终警惕任何剥夺或者变相剥夺自己权利的行为，始终确保作为代言人的政党为自己服务，而不是相反。
军队在埃及政治过渡时期的作用和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军队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有着特殊利益诉求、能够对国家与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集团和政治力量。尤其当军队开始直接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决定方向时，军人政权强力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固然会在一段时期内为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同时却会必然地“维持它自己对全体人民的统治，维持它自己的王朝”(13)。
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政治主要体现在军人干政和军人政权。前者是指军人集团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参与政治资源分配、影响政治决策方向、改变或中断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运作的活动与过程；后者则是军人集团以军事手段控制、统治与管理国家及社会，以军方政策和人员替代文官政府政策和人员的一种政体，表现形式有总统制、议会制和君主制多种。因此，军人政权是军人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14)军人政治是政治不发达的产物和阶段性的政治现象，它以军事管制方式管理国家，以军队的结构性特征规范社会，脆弱的合法性无力解决统治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冲突。然而，军人政权由于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地支配、限制和管制社会以及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能够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某种秩序，故军人政治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数十年来，埃及一直都是由“穿着西装的将军在统治”，军队从纳赛尔时代开始就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穆巴拉克时代更是充当着埃及政坛的核心。军人集团不仅始终拥有强大的政治话语权和优越的经济待遇，从军是草根阶层改变人生命运的捷径；而且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工业，掌控着埃及经济总量的30％，直接运作4000多家公司且不必交税。(15)与此同时，由于军队本身的重要性以及长期的正面宣传，埃及民众基本认同军队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视之为埃及最不腐败和最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军队在民众革命期间的表现持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将其看作是人民的军队，批评的矛头主要对准警察和埃及最高武装部队委员会而不是军队。然而，埃及军队人为树立起来的完美形象在现实利益和革命浪潮的双重冲击下开始褪色，军人集团逐渐露出了其作为旧政权既得利益者的本来面目。由于不愿意放弃庞大的经济帝国以及免税福利、土地所有权和充公权、优惠关税和汇率及其他特权，也不愿意交出在国家安全、敏感外交政策以及宣战方面的否决权，埃及最高武装部队委员会带着暴力集团的威慑作用而直接介入政治。(16)旧政权的精英们甚至连形式上的离场动作都不需要做，他们依旧掌握着所有东西的钥匙，革命正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充满谬误的喜剧”。(17)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60年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由于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掌权的军人集团始终缺乏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动力，也不会主动地开启民主化进程，任何利益集团要么与之合作成为军人政权的构成部分，要么长期被排挤在权力体系之外艰难求生。
在埃及从威权向民主的政治过渡进程中，军人集团一段时期内的强势话语地位是该国政治发展逻辑的必然表现，不应该简单地将之看作是政治发展进程的中断，也不能忽视军队在埃及政治过渡中的积极作用和表现。从埃及民众革命的过程看，军人集团并不总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开罗广场上抗议者和士兵们欢庆胜利的场面曾经感动了很多人，如果能够继续维持自身独立王国的权势和利益，未必就贪图目前需要直接面对民众的行政权力而不愿交由其他政治力量代行，更不愿意成为埃及国内冲突各方的斗争目标。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军人集团将自身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的固有思路，仅仅以牺牲穆巴拉克个人来继续维持军队特殊地位的敷衍应付，漠视选民意愿、随意解散议会和肆意操控选举的恶劣行径，却注定是埃及建构民主政治的巨大障碍。(18)
在执政百日内，民选总统穆尔西有惊无险地撤换了国防部长坦塔维、总参谋长阿南和海陆空三军司令，在与军队的交锋中赢了一个回合。但如果只是换掉个别的领导人而不是改变军队的特殊地位和权势，在巨大的权力诱惑和利益调整阻力面前，新的军方领导人进入角色后很难不延续前任的发展轨迹，依然试图充当政治生活“总节制阀”，依然会将自身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依然会牺牲个别人来维持军队的特殊地位和权势。由于埃及军人集团的干政有着一定的必要性，建立军人政权的冲动可以理解而且有着一定的现实可能，所以在从威权向民主的政治过渡中，埃及民众必须改变观念，既承认军人集团一段时期内的强势话语地位，不忽视军队在埃及政治过渡中的积极作用和表现，同时也正视、接受和警惕这样一个现实，即军队也是一个由有私利的人组成的行业，是一个随时可能做出自利抉择的强势利益集团，履行职责时的利他和利己考量同时并存，并不必然地总是民众的天然盟友和国家利益的无私捍卫者，更多时候反而是“在没有独裁者时代必须摆脱的独裁者。”(19)
伊斯兰党派的政治崛起
由于缺乏内在的现代因素，中东国家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探索进程坎坷，屡屡发生以要求民主开端但却以建立伊斯兰政权收尾的民众革命(含未遂个案)，这包括1979年的伊朗、1991年的阿尔及利亚、2005年的黎巴嫩和2006年的巴勒斯坦等。在始自2011年的西亚北非国家政治变局中，最活跃的依然是政治伊斯兰势力。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坛大约有40多个政党，其中12个政党成立于2011年。这些党派立场不同，主张相异，各自为政。自由派政治势力虽然在首轮总统大选中收获了1100万张选票，比最后当选总统的穆尔西还多500万张，但由于缺乏斗争实力、经验和有威望的领军人物，他们短期内仍难成气候。相反，长期遭受打压的伊斯兰党派则在动荡中崛起，穆兄会以“自由与正义党”名义推出的候选人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一路奏凯，是目前最有实力阻遏军人集团从干政走向独裁的政治势力。其原因在于：
首先，穆兄会有资格参与埃及社会分权。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穆斯林占总人口的84％，穆兄会拥有60万会员和300多万支持者，(20)自1928年创立以来始终坚持将伊斯兰意识形态与埃及草根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宗教复兴之路，借助对现实针对性明显的政治批判争取话语权和民众支持，反对贫富不均，倡导社会平等，给社会转型中失落的中下层民众提供可资慰藉的精神支柱。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侵入引发信仰与文化焦虑的殖民时代，还是在底层民众利益缺乏表达机制的军事强人政治时期，穆兄会都是中下层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历史形式，代表着民众政治的崛起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21)从民主的本义看，只要程序合乎标准且公正透明，任何政治力量通过选举成为代表多数民意的政府都应该是民主化的合法结果，民众在选举过程中的探索、提高和体验本身就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伊斯兰国家只有世俗派政党执政才算是民主化和现代化，将穆斯林民众选择伊斯兰政党代表选民治理国家的行为认作是伊斯兰“劫持民主”，把伊斯兰党派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在理论上是对民主的歪曲和倒退，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
其次，穆兄会实质上已经分担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些权力。穆兄会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财政系统，每个分支机构下都有清真寺、学校、医院、银行、公司、农场、媒体等团体，建立了非常广泛的社会结构和服务体系，包括开设平民医院、失业培训学校、贫民救济窗口、提供小额贷款等，长期而专业地从事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在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服务业领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换言之，由于在实践中积极扮演着“第二政府”和“第二社会”的角色，穆兄会已然成为埃及国家机构和职能的有效补充。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现代埃及的历史就是由穆兄会和差不多同时兴起的自由军官组织共同塑造的，穆兄会所代表的宗教势力主要体现为隐性深层的民众政治，自由军官组织代表的现代派和世俗派力量则主要体现在显性表层的官方政治。
再次，穆兄会有能力捍卫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穆兄会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始终是斗争多、合作少，然而因为有宗教和清真寺提供的庇护保障，穆兄会既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又积淀了足以挑战世俗政权统治地位的群众基础，能够捍卫已经取得的政治地位、社会和经济权力，候选人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接连奏凯正是其社会基础广泛深厚的真实写照。相反，由于只能限制清真寺的发展和规模而不可能将之完全取缔甚或铲除，埃及政府对穆兄会的打压实际效果则比较有限，甚至都不可能剥夺穆兄会已经拥有的部分社会和经济权力。穆兄会在遭受打压后，往往经历一段时间的蛰伏，最后总能够东山再起，从而更有力、更策略地争取政治地位和权力，历经80余年努力，终于成功问鼎国家最高权力宝座。
最后，穆兄会有能力参与埃及未来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宗教势力向现代政党的转变，淡化宗教色彩，接受世俗主义，正式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坚持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温和务实地寻求政治参与，力图扮演政治反对派角色。实践上，穆兄会继续深耕传统的宣教、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从1984年开始重点参与和领导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加行业公会和议会选举，代表中下层民众挑战官僚阶层特权，赢得了包括部分世俗主义者在内的广泛支持。(22)2000年之后，穆兄会虽然要求取得合法政党地位并参与议会竞选的愿望依旧没有实现，但由于成员能够以个人身份参加世俗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穆兄会具有了自身转型和发挥政治作用的契机和初步成果，一直是议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在底层民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2011年以来，虽然埃及民众革命所采用的政治话语和聚焦的价值观与穆兄会一贯运用的话语体系不无抵牾之处，但是经过短暂地观望和思考之后，穆兄会很快做出了低调参与、在运动成功后从事选举政治的决策，其“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的政策宣传契合民众心理，一跃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最大受益者。
在埃及后威权时代的秩序重建中，任何将穆兄会排除在权力体系以外的做法，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还是政治手段，都将导致埃及政治斗争的舞台必然地从议会走向街头，更有可能重演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曾经发生过的政治故事和社会动荡。(23)
后威权时代军队和穆兄会的博弈
西方民主政治的顺畅运转需要两个前提，即军队的国家化和政教分离，但在埃及军方权势过于庞大、绝大多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的情况下，这两个政治前提在可预见的时段内几乎都不可能实现。没有穆兄会的抗争和分权，军人政治就会由干政发展为军人政权；没有军队的制约和保障，宗教意味浓厚的穆兄会就可能颠覆埃及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而建立起伊斯兰神权体制。以军队或宗教抗衡式分权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架构，本质上就是过渡时期有埃及特色的权力制衡式民主政治框架。
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作为世俗势力代表的埃及军人集团一枝独大，以“支配者”心态主导政治过渡，予取予求，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选择性地支持民众的民主诉求，形势一旦于己不利就肆意改变游戏规则，一度把立法权、制宪权、预算制定权以及对外宣战权等权力悉数收入囊中，暂时还看不见回到军营的迹象。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要在法老传统深厚的埃及土地上最终建立民主政治，在那个阶段似乎就直接取决于是否有利益集团能够与军人集团持久地抗衡并最终形成某种分权，有着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民众动员能力的穆兄会，就是能够制约军人集团权势膨胀、也最有可能与军人集团形成相互制约和分权机制的利益集团。事实上，虽然很多政治派别都指责埃及最高武装部队委员会在第二轮总统选举前的架空总统之举是“政变”，但实际上只有穆兄会有能力呼吁并组织支持者走上街头捍卫革命成果，以实际行动抗议军方“剥夺总统对其控制的军队和士兵的权威”。(24)同样，在自由主义政党力量微弱和民众宗教意识浓厚的情况下，一旦逐渐夯实了权力基础的穆尔西总统开始背离了革命初衷而意图建立新的无上权威，军队就几乎是唯一能与之持久抗衡并最终形成某种分权机制的势力集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队在埃及后威权时代的秩序重建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穆尔西总统之所以会取消本意在于扩大总统权限的宪法声明，固然有来自自由派、左派和基督徒的广泛质疑和抵抗因素，但军队的态度却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以青年为主体的埃及民众一再地通过广场示威展示力量，借助北非动荡的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赢得了真正的主人翁地位。军队依然是最庞大的势力集团，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势根深蒂固，还能够继续谋求维持自己的独立王国地位和权势。穆兄会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组织严密，民众基础深厚，因为长期受旧政权打压而被视为变革力量的代表，依靠民众支持赢得了后穆巴拉克时代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就职后的穆尔西总统动作频频，一方面积极关注民生寻求支持，大手笔解决埃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强力镇压西奈半岛恐怖势力，重拳改组军队巩固地位，在地区事务中积极发言，接连出访大国改善国际境遇，宣称要建立一个多元民主的世俗化新埃及；但另一方面，穆尔西试图解除总检察长职务的违宪越权之举，以“维护革命成果”为由的肆意扩权意图，都和穆巴拉克初上任时太过相像，不能不让人对其未来的施政走向产生担心和猜疑。如果没有足够的约束力量，尚未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但却执掌最高权柄的穆斯林兄弟会，也许有可能在某个时刻颠覆掉埃及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成果而建立起伊斯兰神权体制，凭借手中的权力与军人集团达成了某种交易甚至勾结，权力基础稳固后甚至可能将埃及社会内部最具现代色彩的军队驯化成了维护其威权统治的派别武装力量。1979年之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这种发展道路的典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繁琐的社会建设进程中和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没有什么人或者势力集团能够做到永远的正确、高效和清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社会发展没有现成或者可以直接模仿的道路，最现实而稳妥的道路似乎只有在各种不同博弈着的力量碰撞中才能够逐步成型，而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25)事实上，正是不受监督和制衡的权力春药所产生的自恃正确而实际堕落的“路西法效应”，(26)才让穆巴拉克在当上总统后逐渐地忘乎所以，自视正确，自认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埃及，自认唯有他才能保证埃及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肆意地僭越法律而不自责，总统生涯长达30年，是19世纪阿里时代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埃及统治者。
民选总统穆尔西几乎和他的前任穆巴拉克、乃至纳赛尔一样，同样太过相信自己的正确而容不得反面意见，忽视自己作为个体的能力限度，忽视社会发展的复杂、艰巨、繁琐和反复，试图按照自认正确和理解的方式造福埃及民众和改造埃及社会，甚至当某一鲁莽决定的严重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后仍执意推行。穆尔西总统确实是知难而退地取消了意在扩权的宪法声明，但其初期执政本质上和他的从英雄蜕变为囚徒的前任一样，出于某种迫切改善人民和国家状况的“良好用意”而有意无意地践踏法律违规操作，甚至试图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试图按照他的理解和设想改造埃及，在基督徒和世俗民主派修宪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强行公决宪法草案，客观上重复了前任从英雄到囚徒的威权领袖堕落历程。可以谨慎断言，在现阶段，如果埃及民众革命的发展惯性不足以抵消穆尔西总统重建威权政治尝试成效的话，“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就会必然地将那些意在改善埃及民众状况然而却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项目演变为某种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27)
埃及民主政治建构的前景展望
综观历史上所有实行共和或民主政治的国家，其在初始阶段的共同特点，就是执政当局对其他社会团体都缺乏压倒性的主宰力量，官民之间以及各派势力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需要，谁也不能消灭谁，必须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共处。可见，民主共和政治形成的要件首在分权，而分权的前提是存在力量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条件与需求。如果社会各集团间存在基于力量均势和相互制衡基础上的社会分权，只有建立起一套妥协机制才能实现各派利益集团的和平共处，这个国家的顶层设计从最初就会有分权和相互制衡的理念，就会为包容性的制度构建预留权力空间。事实上，有着这样社会结构特点的国家，在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也大多建立起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民主共和政体，发展出一套精妙的以分权与制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在社会秩序和公民自由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以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维系国祚。相反，如果社会各利益集团间不存在平衡和协调各自利害关系的需要与条件，缺少基于力量均势和制衡基础的社会分权，整个官僚阶层就缺乏践行民主政治的动力，施政实践中也没有必要。由于很少有人能够长时间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很少有人能够在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约束自己不以权谋私，所以随着绝对主义体制在社会上扎根，威权政府初期的高效、克制、良善等革命特质很快就蜕化为失效、贪腐、残暴等恶行。较少监督的官僚阶层逐渐垄断了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力，越来越以“支配者阶级”自居，(28)不愿平等地善待其他社会群体，厚取薄支，浮夸奢靡，整个国家长时间地实行成本畸高的极权和威权统治。
客观地讲，鉴于埃及的国家权力架构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安排，现阶段世俗主义政党的不成熟和力量分散，埃及后威权时代的力量格局还应该延续街头群众、穆兄会和军人集团的既有格局。作为推动埃及革命前进的三大基本因素，虽然各方的力量来源、利益诉求有所不同，但是只要广场青年代表的埃及民众能够守住手中的选举权力，与时俱进地依凭传播技术进步和非暴力抗争手段推进政治和社会转型，时刻警惕宗教和军事寡头间的互相利用和结盟，代表着军队和宗教势力的两大集团间的权斗及其妥协就是埃及政治过渡的最佳动力和演进路径。穆兄会凭恃民意阻遏着军人集团重建军人政权的强烈冲动，军人集团则打碎了穆兄会建立伊斯兰神权体制的企图和梦想，二者能否斗而不破并最大限度地造福国家和民族，则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智慧和外部环境。
埃及军队或宗教式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大致有3种可能。首先，由于埃及的将军们不会面临阿尔及利亚同行1991年底时曾经遭遇过的危险，更因为埃及引领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制约了军队干政的深度和程度，埃及的军人集团没有像利比亚和叙利亚同行那样嗜血，还只是试图扮演类似于中国古代监国或摄政王之类的守护者角色而不是要建立军人政权，故只要没有太大的意外事件，埃及未来的政治发展应该不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曾经发生的血腥一幕。其次，虽然从2012年6月穆尔西总统就职以来的埃及政治发展看，埃及社会固然不会重蹈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覆辙，但一则因为穆兄会支持的穆尔西总统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推动经济发展，政策路线也不太温和务实，二则从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实际情况看，埃及军人集团并不愿意接受新的民主游戏规则，还继续试图充当政治生活“总节制阀”，故也可以基本排除埃及的民主政治建构会出现类似于西班牙政治转型模式的可能。两相对比，埃及的民主政治建构就最有可能类似于1980年的土耳其，既不会极端的伊斯兰化，也不会继续坚持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所实行的威权政治，一个基于军事或宗教抗衡的刚性分权式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建立，期间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强势的军人集团退居幕后，前台的伊斯兰政党在巩固自身支持率的同时拉拢和争取其他政党势力，平衡各方力量组建技术专家型的多元化新政府，稳妥处理与沙特、伊朗和以色列等区域内国家以及美欧大国的关系，着力在经济和国内安全领域有所建树，以显著的经济绩效取信于民，加速从批评性反对党向建设性执政党的转变。(29)
土耳其是中东发展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而且有着欧盟和美国这样重要的外部正向因素，民选文官政府仍需历经60多年的多党民主化实践才初步与有着“解放者”和“护国者”地位的军队有了平等互动，甚至能够在2011年2月集体审判上百名试图发动政变的现役和退役军官。从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个案审视埃及民选政府与军人集团的关系演变，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埃及军队要在后威权时代的秩序重建和权力体系中保留最后的话语权大概也是无法阻挡的政治现实，只是无法确定它到底还会推出几位穿着军装的威权领袖才会回归军营；埃及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和其他世俗派政党也有各自的发言机会，但无法确定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能够在推动埃及国家发展的框架内追求党派利益而不是将政党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发展之上甚或彻底替代，当然也无法确定后威权时代的民选政府需要多少轮较量才能够把军队约束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余论
“现代性孕育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30)。在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中，一段时期内不可预料的无序和混乱状态确实会让许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政治动荡大都会对现实的经济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但革命爆发本身已经说明了社会体制纠偏和调整功能的失效，政治革命本身就是为了寻求更公平、更有利于经济成长的社会结构改善，赞颂压力下的稳定和内耗严重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只是缘木求鱼。也就是说，正是经济发展成果不惠及大众的畸形增长引发了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故即便没有政治动荡产生的经济损失，渐趋失效的威权体制本身的内耗和磨损也足以抵消增长的经济发展成果。政治革命的发生与否对经济的影响从总量上看差别并不大，区别仅是这种损失究竟是短时间集中发作还是长时间缓慢释放而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承受一段时期内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这几乎是所有后现代国家社会发展中都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也是其社会转型必须付出的成长代价。
埃及从威权向民主的政治过渡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分权要件和还算良好的开端，在现代政党发育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议会保留1/3的独立候选人席位以防止某一政治派别形成足以修改宪法的2/3绝对控制权，总统对总检察长只有提名权而没有任命权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后威权时代的各派势力在强大的街头运动压力下都积极地向民众释放善意，制定中的新宪法也确实在总统、议会和军队之间寻求制衡，因此只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给理想一点时间，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众就能给自己一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