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升平源》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0）01－0042－07
贞观与开元，是唐朝的盛世。房、杜与姚、宋，是辅佐太宗与玄宗的贤相。然而情况不尽相同，贞观之初，房、杜同居相位，而开元之初，姚、宋先后为相，何哉？史称：“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济谋，以佐佑帝。”（《新唐书》卷九十六）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深相知”，所以太宗任命房、杜同时为相。“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同书卷一二四）姚崇宋璟二人“道不同”，所以玄宗任命姚、宋先后为相。可见，不仅房、杜与姚、宋有王佐之才，太宗与玄宗（前期的玄宗）亦知人善任也。我读唐传奇《开元升平源》后，对此有了更多的理解，撰为小文，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一、姚崇一次向玄宗上献十事吗？
对于《开元升平源》，宋代有不同的评价：（一）《新唐书》卷一二四：“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二）《资治通鉴考异》卷十二《唐纪四·（开元元年）十月姚元之同三品》：“世传《升平源》，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难以尽信。今不取。”宋祁、司马光二人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姚崇向玄宗上献十事，是一次提出的？还是陆续提出的？《升平源》中描述姚崇与玄宗射猎后的对话，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堪称以古文作小说的名篇。宋祁文士气质，一见而爱之，不怀疑其真实性；司马光史家风度，深思而疑之，认为不合情理。但《考异》的辩驳，过于简单，需要进一步地论证。今两《唐书》、《唐会要》的记载，与《升平源》的描述，对照如下：
《升平源》曰：“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景云元年八月）先是，中宗时官爵渝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者，谓之斜封，至是并令罢免。”“（二年二月），戊子，诏中宗时斜封并许依旧。”《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姚元之为兵部尚书，……悉奏罢斜封官，……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睿宗已批准姚崇等的奏请，罢免斜封官，但姚崇等罢相，出为剌史后，睿宗又恢复斜封官，故玄宗时重提此事。
《升平源》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网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
《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开元元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三年，（注：《新唐书》卷六十二《宰相表中》、《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作，开元二年正月乙卯，检校黄门监。）改黄门监。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宪司按得其罪，业为申列，有诏紫微、黄门覆实。怀慎与姚崇执奏‘仙童罪状明甚，若御史可疑，则它人何可信？’（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系于开元二年正月。）由是狱诀。”卢怀慎虽“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紫微、黄门两省坚持对王仙童“行法”，应是姚崇的主意。
又，《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寻代宋璟为御史大夫。时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长孙昕与其妹婿杨伯玉因于里巷遇杰，遂殴击之，上大怒，令斩昕等。散骑常侍马怀素以为阳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陈请。乃下敕曰：‘夫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长孙昕、杨伯玉等凭恃姻戚，恣行凶险，轻侮常宪，损辱大臣，情特难容，故令斩决。今群官等陈表疏，固有陈请，……即宜决杀，以谢百僚。’”尽管群官累表陈请阳和之月不可行刑，朝廷还是坚持“行法”，立即执行，只不过改斩首为杖杀而已，如果不是姚崇的主意，“伴食宰相”卢怀慎无此胆识。
《升平源》曰：“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二年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请检责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二万余人。”同书卷九十六《姚崇传》：“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上纳其言，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作“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上》：“开元二年正月，中书令姚崇奏言：‘自神龙已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勅，则因为奸滥，高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损污精蓝。（注：《全唐文》卷二○六姚崇《谏造寺度僧奏》缺“自神龙已来，……损污精蓝”四十八字。）……’上乃令有司精加诠择，天下僧尼伪滥还俗者三万余人。”这是在姚崇主持下的一次大规模的检括僧尼运动。僧尼还俗者的数字，有三万余人、一万二千余之异，乃古籍写刻之误。
《唐会要》卷四十九：“开元二年二月十九日勅：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已后，更不得创造……。”“（七月十三日勅：）自今已后，百官家不得辄容曾尼等至家……。”“（二十九日勅：）自今已后，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皆姚崇反佛之措施。
《升平源》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
《旧唐书》卷一百二《马怀素传》：“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怀素虽居吏职，而笃学，手不释卷，谦恭谨慎，深为玄宗所礼，令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同为侍读。每次閤门，则令乘肩舆以进。上居别馆，以路远，则命宫中乘马，或亲自送迎，以申师资之礼。”（《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马怀素传》同）这是开元初玄宗礼遇大臣的一例。史称：“初，（褚）无量与马怀素俱为侍读，顾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后，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讲，虽屡加赏赐，而礼遇不逮褚焉。”（注：《旧唐书》卷一百二《褚无量传》。）从玄宗对待大臣前后态度的变化，看出姚崇在相位的重要作用。姚崇在相位仅三年多，故而玄宗礼遇大臣的态度不能持久。
《升平源》曰：“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
《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年正月）制求直谏昌言弘益政理者。”同书卷一百二《褚无量传》：“玄宗即位，……无量频上书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又尝手敕褒美，赐物二百段。”（《新唐书》卷二百《儒学传下·褚无量传》同）《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十二》：“（玄宗》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作：开元二年正月“礼部侍郎张廷珪、酸刺尉袁楚客皆上疏。”）《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传下·倪若水传》：“（开元）四年，玄宗令宦官往江南采等诸鸟，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谏曰：‘方今九夏时忙，三农作苦，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来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于京师，水备舟船，陆倦担负，饭之以鱼肉，间之以稻梁。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直言忤旨，甘以鼎镬。’手诏答曰：‘朕先使人取少杂鸟，其使不识朕意，采鸟稍多。……言念忠谠，深用嘉慰。使人朕已量事决罚，禽鸟并令放讫。今赐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新唐书》卷一二八《倪若水传》同）开元初玄宗纳谏之例甚多。史称：玄宗“杜绝逆耳之言，……由（李）林甫之赞成也。”（注：《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么，开元初玄宗能纳谏，则由姚崇之赞成也。
又，《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此事兼有纳谏和拒绝“贡献求媚”两个意义。
综合以上，《升平源》中所述“十事”，在姚崇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有五、六件事，已施行或已部分施行，有四、五件事，尚未施行。《升平源》之所述，大致可信，但“善应变以天下之务”的姚崇，“所为法，随复更之”（《资治通监》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可以推断，不但他不会鲁莽地在畋猎之时向玄宗一口气提出十件事，而且有些事可能始终未提出过。《新唐书·姚崇传》不加甄别，坚信一次提出“十事”，未免轻率。《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只云：“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是比较谨严的（胡三省注：“此即前所献十事之二三也。”非是。司马光不认为姚崇“一旦可邀”，即否定一次献十事）。
二、《升平源》揭露张说阻止姚崇入相
在唐代小说中，正面揭露姚崇、张说之矛盾者，以《升平源》为较早。《升平源》曰：“张说素不叶，命赵彦昭骤弹之，不许。”“燕公说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东总管，重难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见赏？’上曰：‘谁邪？如惬，有万金之赐。’乃曰：‘冯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即其人也。’上曰‘此张说意也。虽殊两地荣，幸共三春好。花殊鸟飞处，叶镂虫行道。真心独感人，惆怅令人老。”据《旧唐书》卷五十九《姜暮传》附《姜皎传》：“（玄宗）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卷九十九《张嘉贞传》：“（开元十年）其冬，秘书监姜皎犯罪，嘉贞又附会王守一奏请杖之，皎遂死于路。……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卿罔上，当诛。’皎首服万死。”这个记载，宋祁、司马光皆采用之。请看：
《新唐书·姚崇传》：“张说以素憾，讽赵彦昭劾崇。”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上欲以同州剌史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
今案：《旧唐书》卷九十二《赵彦昭传》：“彦昭素与郭元振、张说友善，乃萧至忠等伏诛，元振、说等称彦昭先尝密图其事，乃以功迁刑部尚书，封耿国公，赐实封一百户。……俄而姚崇入相，甚恶彦昭之为人，由是累贬江州别驾，卒。”（《新唐书》卷一二三《赵彦昭传》同）从张说与赵彦昭“友善”、助赵升官来看，《升平源》描述张指使赵劾姚崇是可信的。再从姚“甚恶”赵、将赵贬官来看，正是对赵进行报复。张说在岳州时作《五君咏五首（并序）》，序云：“达志、美类、刺异、感义、哀事、颜氏之心也，拟焉。”《赵耿公彦昭》诗云：“耿公山岳秀，才杰心亦妙。鸷鸟峻标立，哀玉扣清调。协赞休明启，恩华日月照。何意瑶台云，风吹落江徼。湘流下浔阳，洒泪一投吊。”张说对赵彦昭卒于江州的下场，表示无恨哀惋。他对姚“恶”赵“贬”赵表示不满，也就是对赵受其指使劾姚一事感到内疚。
又，张说《代书答姜七崔九》云：“婀娜金闺树，离披野田草。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受诏巡边，中途闻姜皎以罪于朝堂决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从张说歌咏姜皎的“真心”以及为姜皎捱杖鸣不平，反映出他们关系密切。《升平源》描述张指使姜向玄宗推荐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其入相，也是可信的。又据《旧唐书》卷一九○中《文苑传中·李邕传》：“时姜皎用事，与（张）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嫉邕阴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传中·李邕传》同）姚崇先下手为强，把李邕赶出朝廷，挫败了姜皎等的阴谋。姚崇已为相，姜皎还想援引李邕为御史丞来对付他；姚崇未为相，姜皎与张说合谋阻止他入相，盖无可疑。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崇，玄宗“不许”。殿中监姜皎推荐姚崇为河东总管，玄宗面斥其“罔上”。《升平源》描写玄宗排除干扰，“密召元崇会于行所”于前，“即诏中官追赴行在”于后，反映出玄宗急欲一见姚崇，面命为相的迫切心情。史书的记载，对照如下：
《旧唐书·姚崇传》：“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
《新唐书·姚崇传》：“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它宰相畏帝威决，皆谦惮，唯独崇佐裁决，故得专任。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会怀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则曰：‘是必崇画之。’有不合，则曰：‘胡不问崇？’乾曜谢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诏徙寓四方馆，日遣问食饮起居，高医、尚食踵道。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帝使语崇曰：‘恨不处禁中，此何避？’”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唐纪二十七》：“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委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即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擀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擀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擀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而竟如何？’擀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中宗的昏懦与韦后、安乐公主的昏暴相结合，睿宗的昏懦又与太平公主的昏暴相结合，形成了十分昏暗的政治局面。玄宗两次发动武装政变，先后消灭了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以及依附于她们的势力，登上帝位。平乱诛暴之后，摆在玄宗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要将昏暗的政局转变为清明。号称“救时宰相”的姚崇，正是可以辅佐玄宗迅速转昏暗政局的难得之才，所以被玄宗看中，予以充分的信任。既然玄宗“以天下事委姚崇”，其他宰相，形同虚设，只有甘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和“无所是非，持禄保身”（注：《旧唐书》卷九十八“史臣曰”。）的源乾曜，能够忍受这样的冷遇，换了别人，必将引起宰相间的冲突。中书令张说的政治地位，原在“客宰相”姚崇之上，玄宗为了“专任”姚崇，宁可将张说出为刺史。玄宗也不急于任命宋璟为相，因为开元初急需的是“善应变”的姚崇，还不是“善守文”的宋璟也。
三、姚、张斗智
张说阻止姚崇入相，阴谋未能得逞，二人之间的矛盾，从此更加尖锐。姚崇击败张说，实非易事，因为：当时姚不仅政治地位低于张，他与玄宗的关系也不如张亲密，何以知之？
根据史书的记载，玄宗为太子时，太平公主忌之，有异谋，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请太平公主出居洛阳。当时玄宗消灭太平公主的条件还不成熟，反而加罪于姚、宋、贬谪外州。此即《升平源》所谓“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也。（详见第四节）。
张说呢？（一）《旧唐书》卷九十七《张说传》：“玄宗在东宫，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同）卷五十二《后妃传下·玄宗元献皇后杨氏传》：“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后时方娠，太子密谓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于曲室躬自煮药，……梦神人覆鼎。……如是者三。太子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元献杨皇后传》同）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元献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说。说每因进经，辄袖木瓜以献。”（二）《旧唐书·张说传》：“是岁（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相顾莫能对，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监国。”（三）《旧唐书·张说传》：“说既知太平等阴怀异计，乃因使献佩刀于玄宗，请先事讨之，玄宗深嘉纳焉。”（以上《新唐书·张说传》同）
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在玄宗与太平公主决斗的前夕，姚崇、张说都效忠于玄宗（姚请太平公主居洛阳，张请太子监国），并因此而获罪罢相（姚贬申州刺州，张为尚书左丞、分司东都），但张说曾任太子侍读，他与玄宗之间的秘密来往（如保护杨后，献刀申意），是姚崇所没有的。所以玄宗诛太平公主后，即将张说召回，“拜中书令，封燕国公，赐实封二百户。”（《旧唐书·张说传》）而对姚崇，却要在渭川面谈中意之后，才任命为“客宰相”。这是玄宗对张说的关系深于姚崇的证明。《升平源》描写了这个过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尽管玄宗与张说有特殊的亲密关系，但姚崇不向张说屈服，他自信能凭智谋，取得胜利。姚、张都是智士，智谋较高的一方，才能战胜智谋较低的一方。请看《新唐书·姚崇传》：“及当国，说惧，潜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忧之。’于是出说相州。”在这场斗智中，张说失败了。张阻姚入相未遂，考虑到姚必对他进行报复，秘密地与皇弟李范拉关系，自以为是智谋，却弄巧成拙，被姚抓住把柄。睿宗共六子，玄宗本非嫡长，即位后，表面上兄弟友爱，实际上防范甚严。《旧唐书》卷九十五《睿宗诸子传·让皇帝宪传》：“宪尤恭谨畏慎，未曾干议时政及与人交结。”（《新唐书》卷八十一《三宗诸子传·让皇帝宪传》同）即是明证。姚崇看准了玄宗的心病，采用了攻心战术，挑拨了玄宗与张说的君臣关系，把张说排挤出朝廷。《韩诗外传》卷三：“疏不间亲。”姚崇即以疏远者离间了亲近者，可见其智谋远在张说之上。（《旧唐书·睿宗诸子传·惠文太子范传》：“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附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裴、刘、张都因与李范“交结”获罪，更可看出姚崇攻击张说潜诣李范，确是打中要害的。）
顺便说一下，司马光对《升平源》中描写的姚崇“呼鹰放犬，迟速称旨”一事，认为“难以尽信”，理由是“果如所言，则元崇进不以正。”（《资治通鉴考异·唐纪四》）而对《新唐书》中记载的姚崇伪装足疾，说出心疾，揭发张说与皇弟交结一事，予以采取。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姚崇善用智谋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司马光从维护贤相的角度考虑，认为姚崇不能“进不以正。”在《资治通鉴考异》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如卷九《唐纪一·（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谋诛建成元吉问于李靖李世勣皆辞》云：“《统纪》云：‘秦王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刘餗《小说》：‘太宗将诛萧墙之恶以主社稷。谋于卫公请，靖辞；谋于英公徐勣，勣亦辞。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在两种记载截然相反，“未知谁得其实”的情况下，司马光不是存疑待考，而是采取一种符合于封建道德的所谓“有益风化”的记载，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他不能相信贤相“进不以正”，也是由于思想的局限性。
姚崇排挤张说，是先向玄宗告状，先发制人。魏知古先向玄宗告姚崇的状，姚也能用智谋击败魏，后发制人。《新唐书·姚崇传》云：“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轻之，出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知古憾焉。时崇二子在洛，通宾客馈遗，凭旧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为隐，微以言动之。及闻，乃大喜，问：‘安从得之？’对曰：‘知古，臣所荐也，臣子必谓其见德而请之。’帝于是爱崇不私而薄知古，……”魏知古已向玄宗揭发姚崇二子在洛阳的非法活动，而姚尚无所知，玄宗对姚进行试探，形势十分严峻，姚在这个紧要关头，又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一、“姚揣知帝意”，变被动为主动。二、主动向玄宗交代二子“多欲而寡慎”，表示不“私”不“隐”。三、婉转向玄宗陈述他对魏知古有恩，所以二子“凭旧请托”，干了蠢事。这样，形势立刻转变为对魏不利而对姚有利了。足见姚智谋之高。
张说的智谋，虽不及姚崇，对付他人，还是足够的。《新唐书·张说传》云：“（张说）坐累徙岳州，停实封。说既失执政意，内自惧。雅与苏环善，时环子颋为相，因作《五君咏》献颋，其一纪环也，候环忌日致之。颋览诗呜咽，未几，见帝陈说忠謇有勋，不宜弃外，遂迁荆州长史。”今案：张说曾奉勅撰《故太子少傅苏公碑铭》，除了颂扬苏环的“忠”、“孝”、“文”、“惠”之外，还推崇苏颋：“帝谓庭硕，伊公是似。”《五君咏·苏许公环》云：“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诗以汉代韦贤、韦玄成父子比喻苏环、苏颋父子，较《碑》的用意更为深刻。据《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韦贤“号称邹鲁大儒”，韦玄成“修父业”，父子为相，“荣当世焉”。韦玄成还有一个特点：“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这正是谪居岳州的张说抱希望于苏颋者。又，韦玄成父子情深，卒前表示：“不胜父子恩，愿乞骸骨，归葬父墓。”张说也正是希望苏颋念父辈之交，推屋乌之爱，加以援引。张说罢相后，连遭贬谪，降至岳州刺史，已进入最低谷。他利用苏颋对苏环的孝思，献诗传情，果然感动了苏颋，帮助张说走出低谷。此后逐渐好转，然而开元九年九月姚崇卒后，张说始得入相。于此可见姚、张嫌隙之深以及开元元年十二月张说失败之惨。
由于姚崇智谋超过张说，唐代社会流传着“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之说。《明皇杂录上》：“姚元崇与张说同为宰辅，颇疑阻，屡以其〔事〕相侵，张衔之颇切。姚既病，试诸子曰：‘张丞相与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人少怀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后，以吾尝同寮，当来吊。汝其盛陈吾平行服玩，宝带重器，罗列于帐前，若不顾，汝速计家事，举族无类矣！目此，吾属无所虞，便当录其玩用，致于张公，仍以神道碑为请。既获其文，登时便写进，仍先砻石以待之，便令镌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数日之后，当悔，若却征碑文，以刊削为辞，当引使视其镌刻，仍告以闻上讫。’姚既殁，张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诸孤，悉如教诫。不数日文成，叙述该详，时为极笔。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时成岁，亭毒之功存。’后数日，果使使取文本，以为词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复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知才之不及也远矣。’”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请看下面的分析：（一）据《旧唐书·玄宗纪上》：“（开元九年九月）丁未，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崇薨。”“癸亥，右羽林将军、权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燕国公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姚文贞公神道碑》明言姚崇“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当姚崇卒时，张说正在并州任内，不可以亲赴洛阳吊唁，所谓姚崇卒前设计以服玩引诱张说上钩，出于虚构。（二）张说《碑》的标题中，写明“奉勅撰”，文云：“有诏掌文之官叙事，盛德之老铭功。”“帝乃洒恩仙翰，镂泽丰
。日月临照于佳城，烟云变态于神道。”可见张说为姚崇撰神道碑，不是私事。所谓姚家请张说撰碑，撰成后，张说向姚家索回修改等情节，也是虚构。这个故事漏洞很多，是编造出来的，但“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的流言，却反映出张说智谋远不如姚崇的真实。
四、《升平源》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
将《升平源》的描述，与史书的记载，对照如下：
《升平源》曰：“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
《旧唐书·姚崇传》：“姚崇本名元崇。”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新唐书·姚崇传》同）《升平源》所述故事，发生在先天二年十月甲辰，此时姚名元之。“（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旧唐书·玄宗纪上》）此后，姚名崇。
又，《旧唐书·姚崇传》：“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成器为闲
使，歧王范、薛王业皆掌禁兵，外议以为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新唐书·姚崇传》同）同书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附太平公主传》：“公主惧玄宗英武，仍连吉将相，专谋异计。”《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高宗三女传·太平公主传》：“玄宗以太子监国，使宋王、岐王总禁兵。主恚权公，乘辇至光范门，召宰相公废太子。于是宋璟、姚元之不悦，请出主东都。帝不许，诏主居蒲州。主大望，太子惧，奏斥璟、元之以销戢怨嫌。……主居外四月，太子表追还京师。”
《升平源》曰：“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
《旧唐书·姚崇传》：“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俄除同州刺史。”（《新唐书·姚崇传》作“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徒同州刺史。”）所谓“方任元崇以相”指玄宗将要任命姚崇为宰相。
《升平源》曰：“张说素不叶，命赵彦昭骤弹之，不许。”
详见第二节。
《升平源》曰：“上将猎于渭滨。”“元崇闻上讲武于骊山。”“上方猎于渭滨。”
“旧唐书·玄宗纪上》：“（先天二年十月）癸卯，讲武于骊山。”“甲辰，畋猎于渭川。”（《新唐书·玄宗纪》同）
《升平源》曰：“燕公说使姜皎入曰：“……”
详见第二节。
《升平源》曰：“元崇曰：‘臣少孤，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四十年，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
张说《姚文贞公神道碑（奉勅撰）》：“公纨绮而孤，克广前业。激昂成学，荣问日流。”《定命录》：“（姚崇）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广记》卷二二一《相一·袁天纲》引）《升平源》所述，与张说《碑》、《定命录》符合，惟《定命录》无相者姓名，而《升平源》云张憬藏耳。据《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张憬藏传》：“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新唐书》卷二百四《方伎传·袁天纲传》附《张憬藏传》：“姚崇、李迥秀、杜景佺从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贵。’”亦与《升平源》符合。
张说《碑》云，姚崇卒于开元九年，年七十一。姚当生于永徽二年。天授元年四十岁，即《升平源》所述遇张憬藏之时。开元元年六十三岁，即《升平源》所云老而犹能驰射。
《升平源》曰：“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书（《宰相表中》同）
《升平源》曰：“公曰：‘张说是紫微宫使，今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
《新唐书·玄宗纪》：“（开元元年七月）乙亥，尚书右丞张说检校中书令。”“（九月庚午），张说为中书令。”（同书《宰相表中》同）所谓“客宰相”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此时张说为中书令。据《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改元为开元，”“中书省为紫微省。”同书《张说传》：“改易官名，拜紫微令。”十月甲辰，张说的官衔不是紫微令。
综合以上，《升平源》中的描述，与史书的记载，虽多相合，但也有舛误，如姚崇当时名元之，不应称元崇。姚崇当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应称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张说当时为中书令，不应称紫微宫使。小说家言，不必苟责。
五、《升平源》与《唐书》、《旧唐书》之纠缠
从白居易《为宰相谢官表》看：
白居易《为宰相谢官表（为微之作）》云：“臣伏闻：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为宰相。元崇欲救时弊，献事十条，未得请间，不立相位。玄宗明圣，尽许行之。遂致太平。实由于此。”
对于白居易之一段话，岑仲勉作过分析：“陈鸿之书最早不过元和初作，去崇相可九十年以上，定不与崇同时，而君臣问答之词，历历如绘，有同身觌，正《考异》所谓稗官依托，其无稽与鸿之《长恨歌传》（《白氏集》一二）等尔。”“居易既曾与陈鸿往还在前（元稹作相在长庆），此一段故事殆亦闻诸陈鸿者，吾人不能据白表以证鸿之有据。”
今案：岑氏推测白居易所云姚崇“献事十条”，来源于陈鸿，查无实据，即使如此，谢表与传奇不同，白居易岂能仅凭陈鸿一人之戏言，而书于庄严之公文耶？鄙意中唐社会普遍存在着向往贞观、开元盛世之心理，流传着一些明君贤相的佳话，姚崇十事即其一，“以开元之治，基于用崇也。”（注：《玉海》卷六十一《艺文·策·唐姚崇十事》）否则，白居易不能在挚友被穆宗任命为宰相所撰之《谢官表》中，郑重提及此事也。
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看：
《册府元龟》卷八一一《总录部六十一·晚学》云：“姚元崇少居广成泽，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年四十，张憬藏谓元崇曰：‘当以文学备用将相，无〔为〕自弃。’尔〔来〕遂折节读书，后为相。”
《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学部八·晚学》引《唐书》云：“姚元崇，玄宗猎于渭滨，上曰：‘卿颇知猎乎？’元崇曰：‘臣少居广城大泽，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年四十，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于是乎驱鹰效犬，迅速称旨。上大悦曰：‘久不见卿，思有顾问，卿可于宰相行中行。’常后，上纵辔久，顾之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平章事。’”
今案：《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都是宋初官修之书，两书所载姚崇“晚学”故事，当出于同一来源，即所谓《唐书》（注：《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监修国史……。”“自武德已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兼修国史。”子刘贶“修国史。”《吴兢传》：“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馀卷。 ”《韦述传》：“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也。此《唐书》虽非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但也属于史类。《元龟》、《御览》未载姚崇献事十条，是《唐书》原无此说呢？还是原有此说而不采取呢？
如系后者，则可得到两点启示：（1 ）白居易在《为宰相谢官表》中提到姚崇《献事十条》，未必是陈鸿之戏言，或有当时《唐书》之根据。（2）姚崇向玄宗献事十条，比他晚学成名，重要得多，《元龟》、《御览》均着眼于姚崇之“晚学”，可见其不信一次献事十条之说，与司马光的见解一样。
从杨慎《丹铅总录》看：
杨慎《丹铅部录》卷十一《史籍类·二唐书》云：“余又观姚崇十事要说，此其大关键。而《旧书》所传，问答具备，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犹如面语。《新书》所载，则剪截晦涩，事既枉，文又不通，良可嘅也。……”
杨慎这段话，遭到后人的反对，如：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新旧唐书十九·姚崇十事要说》：“杨慎《丹铅总录》第十卷……以为《旧唐书》文者，今《旧唐》纪、传皆不见，……必杨氏偶见他书载之而误记耳。”
岑建功《旧唐书逸文》卷九《列传四十六·姚崇》：“案《崇传》云‘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此条当是彼处逸文。”“案王氏谓杨氏误以他书为《旧唐书》，其说良以为有见。《通鉴考异》引吴兢《升平源》，与杨氏所引《旧书》，虽首尾略异，而大致相同，似杨氏即误《升平源》为《旧书》。然《御览》此条，与《升平源》及杨氏所引《旧书》，颇有彼此仿佛之处，或杨氏曾见他转引《旧书》，亦未可知。”
岑仲勉《唐史馀渖·姚崇十事》：“余按闻本《旧书》，固多脱节，然亦非无迹可寻，今《崇传》完好，谓累累七百言，恰全段夺佚，恐未必如是之巧。《考异》一二……所节引，尚比杨慎为详，可一一覆按。……使是书果兢撰，而《旧书》开天以前事，多吴、韦旧稿，不应不采；《旧传》果采，司马氏当提及，今《考异》祗云‘世传《升平源》’，足知《旧书》本无其文也。杨慎征引常舛，前人言者已多，此必曾见传本《升平源》而误记以《旧书》耳。”
今案：考证之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岑仲勉对杨慎谬说的驳斥，比王鸣盛、岑建功有力得多。岑仲勉最重要的理由是：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所依据之《旧唐书》，并无姚崇献事十条之说，杨慎怎能见到司马光所未见之异本？还可补充一点：《元龟》、《御览》所引之《唐书》中，也无姚崇献事十条之说，生于明代的杨慎又怎能见到久已失传的《唐书》原本？《丹铅总录》所云，如非故弄玄虚，则是记忆错误。岑建功所云“或杨氏曾见他书转引《旧书》”，乃无稽之谈。
至于《开元升平源》文字之异同，另有校勘记。
六、《升平源》的标题、作者、写作时间
著录《升平源》的重要文献如：（一）《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丙部子录·小说类》：“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二）《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史类·故事类》：“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又《开元升平源》一卷。”（三）《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开元升平源记》一卷，右唐吴兢载姚崇以十事要明皇。”（四）《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开元升平源》一卷、唐史官吴兢撰。叙姚崇十事。”标题、作者、皆有异说，今考订如下：
标题 《开元升平源》五个字是原标题，“记”字乃衍文。唐传奇《辛公平上仙》、《喷玉泉幽魂》都是五个字的标题。
作者 近代有三种意见：（1 ）鲁迅《稗边小缀》：“疑此书本不著撰人名氏，陈鸿、吴兢，并后来所题。二人于史皆有名，欲假以增重耳。”（2 ）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五章：“有一篇《开元升平源》，……似乎应该把它归属吴兢。……本文叙事平直简洁，完全像史家的实录，如果和《长恨歌传》相比，显然缺乏文采。”（3 ）岑仲勉《唐史馀渖·姚崇十事》：“《新唐志》无吴兢书，……彼署名陈鸿，自必有据。”我同意鲁迅先生之说，但需进一步地说明，唐代有名的史家很多，为什么假托吴兢、陈鸿？
（一）贞观与开元，是唐朝的盛世。吴兢是《贞观政要》的作者，好事者假托他撰《开元升平源》，以求成龙配套。而且《升平源》扬姚抑张，与吴兢的政治态度，也比较接近。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开元四年，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姚崇上《请褒赏刘子玄吴兢奏》，叙二人之“勤劳”，“请各赐物五百段”，“许之”。而《新唐书》卷一三二《吴兢传》云：“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姚崇、张说对实录的不同表现，必然使吴兢尊姚而鄙张。那么，扬姚抑张的《升平源》，当以假託吴兢撰为最合宜了。（二）陈鸿是《长恨传》的作者，好事者假托他撰《升平源》，一叙天宝之乱，一叙开元之治，配搭起来，可以成为完整的系统。但从《升平源》中人名、官名之舛误来判断，决非史学名家吴兢、陈鸿之作品。
写作时间 唐代宰相的官名，多次改变，其中“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使用与废除，有明显的时间性，可据以推测《升平源》的写作时间。《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自天后已后，两省长官及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为宰相。”玄宗朝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名并用时期。
“武德定令，侍中正三品，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升为正二品。”“（中书令》本正三品，大历二年十一月九日，与侍中同升正二品，自后不改也。”（《旧唐书·职官志二》）侍中、中书令从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原来“谓同侍中、中书令”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官名自然也就废除了。此后，专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名。
从《升平源》的作者不知道姚崇的官衔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而称为“同平章事”这个失误，反映出它的写作时间应在大历二年侍中、中书令升为正二品之后，因为：这时已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专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名，作者非史学名家，也非吴兢、陈鸿之流，他在撰定《升平源》时，未必考究宰相的官名变化，随手写下了当时通用的“同平章事”官衔。
总之，《升平源》是中唐以后的一位文士所作。从姚崇的政治手腕来看，他任相之初，未必一次向玄宗提出十件事。《升平源》不是史书而是小说，为了生动感人，凑足十事耳。前人对《升平源》的讨论，范围较狭，今以盛唐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角度，阐发其可以证史、补史的价值。
[收稿日期]1999—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