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物价与居民生活：对上海地区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清代论文,物价论文,上海地区论文,居民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11-0103-10
江南是近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近年来有关江南区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从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的生产与销售，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市镇经济勃兴，区域经济成长，以至文人结社、社会阶层、风俗习惯，都有专家、学者予以关注，且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
相比较而言，对于江南人的消费及生活领域的研究并不多。有关这个问题，方行先生在几年前便有所觉察，特意撰写《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从农民的消费特点谈起，围绕江南农民在生活、生产领域的消费进行了一些探讨，方先生希望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注：方行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海外一些学者对此也比较关注（注：前段时间，海内外学者针对彭慕兰（Keneth Pomeranz）教授所著《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间涉及许多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彭慕兰论著中有关英国与中国江南地区在消费领域的比较，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如黄宗智先生的文章《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就提到彭慕兰在长江三角洲的消费问题上“无视普通常识”，并一再说“关于中国人消费的其它方面还少有系统的著述”，“在与欧洲的消费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还需要就中国的消费做许多研究”。）。既然大家都知道消费问题十分重要，为何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很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可供说明、论证传统中国消费情况的直接资料十分稀缺。一些西方学者在分析欧洲经济史时，可以列举大量包括法庭检验遗嘱的记录、消费物品的清单等等的原始凭证或资料，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材料在时间上又往往比较连续。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詹姆斯·W·汤普逊在他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有专门论述：“从12世纪中期起，具有统计学性质的文献，无论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在数量和品种上都一跃而起。”（注：[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等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1-631页。）大约从1300年起，所有这些各类文献都普通出现了。反观同一时期及此后几个世纪涉及中国人物品消费的清单或类似的数据却十分缺少，即便有，也十分零碎。其深层的因素，在于中西方之间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管理体制的不同。
尽管如此，若变换角度，从中国历史文献的实际情况出发，围绕消费问题可以探讨的领域还是有一些。譬如，透过一个地区的物价变动、物品的集散，也能反映当地的消费情况，而这几项资料，在传统中国的文献中并不缺乏。在全汉升先生等所著的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注：Mid-Ch’ 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清中叶的米粮市场与贸易），By Han-sheng Chuan and Richard A.Kraus，Published b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1975。）中，就充分利用了官方文书、宫廷档案、各地方志以及官员的报告、文集等，以此来研究18世纪清代各地的米粮情况。另有一些学者，如王家范先生曾撰文就明清时期江南消费风气作了探测，他综合散见于文集、笔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各类消费记载，把江南的消费概括为九大类，即：饮食肴馔消费、住宅园林消费、衣着服饰消费、陈设用具消费、婚丧寿诞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俗信仰消费、科举官场消费、纳妾宿妓消费等，并就此类消费的社会效果进行了解析（注：王家范的两篇文章《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与《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二》，分别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米粮、棉花、棉布、丝绸等主要物品的生产、流通进行了详细爬梳，相关论著也涉及江南地区的物价情况（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些时候有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则有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较长时段考察江南区域的物价变动以及江南人的消费生活提供了很大帮助。
明清以来江南人的生活水平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有些论著中依据一、二种文献的记载所反映的消费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本文拟以上海地区（相当于清代的松江府及苏太地区所属的嘉定、宝山等县）为范围，通过对相关文集、笔记、方志、档案等资料的爬梳，主要考察两方面内容：一、了解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情况与走势；二、分析影响几种主要物价变化的具体因素，以及由这些因素而引起的物价涨落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多大关联。
一
我们先来看反映不同时期上海人生活状况的两段史料，一段是明末清初的，是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记载的：
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荒谷贵，民多菜色，郡县施粥赈饥。予时尚幼，未知物价。然越二载，壬申（1632）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迨秋成，早米每石价钱止六百五、六十文……（十五年春）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往，米价以二、三两为常。迄于本朝顺治三年（1646），斗米几及千文。四年（1647），白米每石纹银四两。（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
二百年过去，再看一段外国人对上海生活的实录。1832年2月，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H.H.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帆船从澳门沿中国东南沿海考察航行，6月20日来到上海吴淞口，在上海停留了18天。在胡夏米的日记中，有关于上海人生活的描写：
人口看来甚为稠密，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我们在此期间，地里小麦刚收割完毕，土地耕耙、灌溉后紧接着又种上水稻。水稻要到九月份收割。此足见当地土壤之肥沃异常。当地的冬天据说十分寒冷，有些年份数尺深的积雪可经月不化，冰块大量地存放到夏季，主要用于保存鲜鱼。……每户农家都自行整棉、纺纱、织布，所产棉布足供自用，余则入市求售……上海所产的南京布据说是帝国中质量最为上乘的，每匹价银3-4钱不等。
（在上海县城）除了在中国任何地方都难以买到的牛肉之外，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注：[英]胡夏米著、张忠民译：《“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之行纪事》，载《上海史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279页。）
1832年为清道光十二年，这是较早闯入上海的几位西方人的观感。在他们的笔下，上海人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吃的有米饭、面条、面饼，还有鲜鱼及其它除牛肉以外的肉制品，水果、蔬菜也极其丰富，有棉布足可自给，此外，一些家庭尚有余布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一些钱财。在正常的年景下，这一带物产丰富，物价平稳，勤勉的人们可以过上殷实的生活。
17世纪中叶，时值明清更替之际，时局纷乱，物价起伏，百姓流离失所，这是一种非常态下上海居民的生活情况。到19世纪30年代胡夏米他们所见的已是承平已久的上海。这二百年间，上海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居民生活状况时有改观。
物价是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一项重要经济指数，而粮食是生活、生存必需的消费之物，江南人的主食又是大米，所以米价在传统的物价评估体系中自然成了最主要的标尺（注：朝廷也重视江南的粮价问题，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均十分注意搜集江南地区米价与晴雨的情报，此在康熙、雍正的《朱批谕旨》及大臣们的奏折中经常可以查阅到。）。我们首先来考察上海米价的涨落情况。
有关清初三、四十年间上海的米价，可以参考《阅世编》与《历年记》的记载（注：《阅世编》的作者叶梦珠，《历年记》的作者姚廷遴，均生于明崇祯时，卒于清康熙年间，两人非常有心，将各自涉世之六七十年间的所见所闻逐一记录，对上海地方的日常生活记载尤详。）。《阅世编》中米价记录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历年记》所记最后年份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将两者作对比，涉及相同的年份，米价记载基本吻合。大致的走势是：从顺治三年（1646）到十八年（1661）间，米价上下波动很大，有贵至四两一石，也有每石米价银止八钱，甚至六、七钱的。其原因主要是明清易代，政局动荡，粮食供需不定，致使米价也是时上时下。约至康熙元年（1662），该年正月白米二两一钱，七月早米一两二钱，糯米一两三、四钱。“自此以后，米价渐减”，其价格变动幅度大致在每石价银五、六钱到一两二、三钱之间（只有少数年份有涨至每石二两的）。
接着《阅世编》、《历年记》所记的年份，继续从其它文献中寻找有关上海地区米价的资料。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正常的年份下，米价（其它物价亦然）在地方文献中常常是一笔带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有关灾害的资料却被大量保存，其中的原因就是灾年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年成丰歉，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此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也正是通过这些资料（常常是在地方志书中的“祥异”或“田赋志·赈恤”等篇目中寻觅到），我们才得以了解一段时期内米价的波动：
1、康熙二十九年（1690），米价白者两许。
2、康熙三十年（1691），年底银根大紧，肉价每斤二分半，米价每石一两，豆每石六钱。
3、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米谷大贱，谷每斗粜小钱三十文，米价每石小钱七百文，兑银不满六钱。
4、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秋水，岁大祲，石米二两。
5、康熙四十七年（1708），春正月，大雨，至五月始止，歉收。秋，大水，禾棉无收，米、盐尽贵，米每石二两八钱，盐每斤一钱。
6、康熙六十一年（1722），夏，大旱，石米二两。
7、雍正三年（1725），春夏民饥，石米二两三钱。
8、乾隆十三年（1748），春，雨雹，伤豆麦，自春徂秋，米价腾贵，每石三两五钱。
9、乾隆十七年（1752），大稔，斗米不足百钱。
10、乾隆二十年（1755），岁大祲，石米五两，人食糠秕。
11、乾隆二十一年（1756），岁祲，石米五两。
12、乾隆四十四年（1779），石米六两。
13、乾隆五十年（1785），夏大旱，米价每石四千文，花每斤八十文。
14、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多阴雨，米价腾贵，每石五千钱。
15、乾隆五十八年（1793），是年大水，棉花斤值一百六十，米连岁石皆钱五六千。
16、嘉庆九年（1804），夏五月，雨连旬不止，河水溢，米价每石七千文。
17、道光年（1823），春二月大雨，水至夏五月方止。秋七月大雨，九月亦如之。民大饥，城乡劝捐发赈数万。米价腾贵，每石六千文。
18、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十六年（1836），连岁大稔，米石二千文。
19、道光二十四年（1844），岁稔，石米二千七百文。
20、道光二十七年（1847），岁稔，石米二千七百文。
21、道光二十九年（1849），春二月淫雨连绵，至五月，高田皆水大，饥民食糠秕，石米五千六百文。
22、道光三十年（1850），仍饥，米石六千文。（注：主要参考资料：光绪《松江府续志》、同治《上海县志》、光绪《青浦县志》、乾隆《金山县志》、光绪《金山县志》、《朱泾志》、《重辑枫泾小志》、《重辑张堰志》、《珠里小志》、《紫堤村小志》、《紫堤村志》、《蒲溪小志》、《盘龙镇志》、《金泽小志》、《法华乡志》、《龙华志》、《南翔镇志》、《真如志》、《月浦里志》及王奏廷续修的《王氏家谱》等。）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道光三十年（1850），其间一百六十年，尽管相关的记载断断续续，但从中也可以知道些大概。需要指出的是，相关年份的米价，都有几种资料予以记载。如乾隆十三年（1748），该年米价腾贵，每石三两五钱，此在陆立辑所纂《真如里志》（成书于乾隆年间）、乾隆《金山县志》及《珠里小志》（成书于嘉庆年间）、同治《上海县志》诸志中均有记录，且十分接近，从中反映出这些记载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按照近代生活费指数之分类，一般分为：1、食物类；2、衣着类；3、房价、房租类；4、燃料类；5、杂类。食物类中又分粮食（米、小麦等）、肉、鱼、蔬菜等。考虑到前近代的消费情况与实际所能运用资料的状况，我们在这里除考察米价之外，还想就另外几种主要物品如食盐、棉布及部分食品的价格作些介绍。
食盐价格。盐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上海濒临大海，本地产盐，影响盐价的因素不仅取决于盐的生产量，也与销售渠道有关。综合多方资料，有关清代前期上海地区盐价情况大致为：顺治八年（1651），价至较高点，每斤盐需纹银一钱，四月逐渐回落，卖六、七分一斤。自此以后，常年每斤都以一分内外为率。遇到大雨或严禁私盐等，则盐价会有所波动，此举数例：康熙二十二年（1683），积雨，盐价每斤从纹银一分涨至三分三厘（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另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月，大雨，至五月始止，到秋天又发大水，米、盐尽贵，盐竟涨到每斤一钱（注：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十，“杂记一·祥异”。）。但上涨的时间都不长，几个月后又回落。上海地区的盐价到嘉庆年间，才逐渐翔贵，每斤三十文左右。道光二十年（1840）后，出现私贩，盐价保持在二十文左右（注：《盘龙镇志》“杂志”。）。私盐与盐价涨落的关系，我们在下文将作进一步讨论。
棉布价格。上海地区盛产棉花布，有关其棉布生产与销售情况，很多论著对此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言。我们关注的是棉布价格。清代几百年，各个时期使用布匹种类、行情不一，如原来盛行标布，到了后来，则流行中机布，中机布较标布稍狭而长，松江人亦称之为“新改布”，后有一种更为狭短者，称小布。到康熙二十三年以后，中机布也不甚行，俱改木棉标布。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五口通商，洋布大量涌入，本土所产的棉布便叫土布了。
清代前期上海地区的棉布价格大致是：1.标布。顺治年间标布盛行，每匹价至银三钱三分到四、五钱；康熙二十多年，每匹银二钱左右；到乾隆年间，木棉布之佳者每尺未尝过钱五十。2.中机布。顺治时，价与标布等；到康熙年间，每匹银三钱上下。3.小布。顺治九、十年间，每匹银二钱；康熙元年（1662），每匹银八、九分至一钱；此种布后渐绝。4.阔白棉布。清初，每匹原编价银三钱（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七等。）。还有一种布叫黄纱布，由黄花织成，价贱极，康熙三十四年（1695），每匹只卖一百二三十文，合银只值钱许。这在姚廷遴《历年记》与褚华《木棉谱》中都提到。《紫堤村志》中有一段记录：“向以三斤棉花成一匹布，可见米一斗花三斤，故有斗米三斤花之语。”（注：《紫堤村志》卷二，“土产”。）后来有专家作过这样的释读：
在一般情况下，一匹重一斤的土布，其收购价格相当于三斤仔棉（三斤仔棉可轧皮棉一斤许，可纺纱一斤许，正合一匹土布的重量），另加“工资”。清初康熙年间布销畅旺时，史籍有“可见米一斗花三斤”之说，意即一匹布可易“斗米花三斤”。花三斤为纱本，斗米即为劳动所得。（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布价据此可与花价、米价联系起来。布价与棉花价的关系密切，花价的起落会直接影响布匹的生产与销售。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棉花价贱，致使中机布不甚行。
猪肉、豆油、菜油价格。崇祯二年（1645），肉每斤银一钱二分，其后四、五年间，涨至七分一斤。康熙十二年（1673），每斤二分五厘，此后常年保持在三分上下。至于豆油、菜油，百姓日常生活所需，在价格上可参照肉价，“向来视肉价为低昂”（注：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白糖价格。顺治初年，价至每斤纹银四钱，后递减。到康熙中，保持在每斤三、四分，间或浮动至五、六分。常年平均价格每斤二、三分，黄黑者相差一分左右。
燃料价格。在明清江南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物品是不可忽略的，这就是燃料。薪樵而炊，家家必需，到近代广泛使用的煤，在明清时期的江南还非常罕见。上海因无山陵林麓，这里的居民日常所能取用的就是水滨芦苇以及农田里的稻、麦秸秆之物。上海沿海产盐，“煮海为盐”，柴的需要量更大，所以，这一带柴的价格远高于邻近地区，大约百斤之担，值新米一斗，准银六、七、八分，有时买到一钱多。特别是雨水偏多的年份，柴价大涨，对城镇居民的生活影响更大。如康熙三十年（1691），即因雨多水大，家家断薪柴，每担一钱。
在地方文献中，仔细寻觅，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各种物品的价格资料还是有一些的，但彼此间如果没有一定的参照，就会显得非常零碎。王家范先生曾根据《沈氏农书》、《阅世编》、《陈确集》等书提供的资料列出了几种物品的价格（注：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猪肉（每斤）二分或二分五厘鹅（只）一钱四、五分 淡酒（每斤）二分
鸡蛋（10斤）五分鱼虾（每斤）二分鸭蛋（10斤）四分
鸡 （每斤）五分
王先生所依据的大致是明清之际的书籍，没有确切的时间。为了印证相关资料，我们从姚廷遴《历年记》中选择了两个具体的年份对此进行排列：
（1）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底
白米（每石）九钱五分花价（每斤）一分六厘栗（每斤）十五文
鲜肉（每斤）二十二文枣 （每斤）十二文桂圆（每斤）四分
桃 （每斤）二十文糖 （每斤）二十文橘（每斤）十五文
（2）康熙三十二年（1693）
白米（每担）九钱五分花价（每斤）一分六厘笋乾（每斤）三分
鲜肉（每斤）二分三厘咸肉（每斤）二分五厘糖 （每斤）二分
烛 （每斤）五分
（3）康熙三十四年（1695）
豆价 （每石）五钱五分腌、鲜肉（每斤）各二十文 池鱼（每斤）十三文
鱼大者（每斤）十文白米 （每石）价八钱
从这些记载来看，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副食品的价格还是较低的。以米价常年为准，一石米（值银一两），便可换得猪肉或鱼虾5-10斤，水果、蔬菜则更多。
二
有几位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如此，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注：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这种消费结构的特点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支出是在口粮上，日常副食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低于口粮的支出。
一个家庭要维持这样的消费生活，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要者，一为收成、收入要稳定；二为物价稳定，特别是粮价、布价、盐价等主要物品价格的稳定。其间几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各地表现得又不尽相同。
如在上海地区，因为盛产棉布，这里的百姓自然希望棉布价格能卖得高一点，而粮价能贱下来。我们在阅读上海地区的文献中，感受较深的就是当地人对两类物价留心最多：一是粮价（包括米、豆、麦），另一类就是棉花、棉布价格。这里选录《历年记》中的片断：“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棉花无捉，遍地叫苦，价色骤长。米价每石涨至一两三钱，豆向来每石六钱，忽涨至一两有零。花初价二分，涨至四分。……连年有收，独是年一荒，百姓窘极异常。卖身卖子女者甚多。至岁暮时诸色货物皆贱，只有棉花陈者每斤四十文，新而好者三十五文一斤。米价糙者八钱，白者九钱，豆六七钱。布贱极。自冬至起九无雨，日日晴暖，所以小户赶布者犹易，但花贵布贱耳。”上海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花价、布价俱贱，而粮价高涨。但在产粮区的农民，则反之。
一个地区的消费问题，与收入状况、物价涨落等方面都有密切关系，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就影响物价波动的几个因素作一探讨。
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曾感叹清初一段时间上海地区的物价：“不意三十余年来，一物而价或至于倍蓰什百，且自贵而贱，自贱而贵，辗转不测，不知何时而始。”几十年来，米价或低或昂，自贵而贱，自贱而贵，悬绝不一，百姓生活亦深受影响。
物价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影响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与赋税征收、政局变动、自然灾害（年成丰歉）、钱银比价、流通环节以及田价升降等都有密切联系，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有时涨落发生在非常态条件下，也有的是出现在正常情况下，不可一概而论。从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情况与走势来看，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乱及政局变动的影响
明清之际的上海，时值乱世，政局动荡，光景萧条，以崇祯十五年（1642）为例：是年春，上海城乡出现了严重饥荒，“民死道路，填沟壑者无算。大家小户俱吃豆麦，面皆菜色。……沿街满路，有做烧饼卖者，做豆粞饼卖者，杀牛肉卖者，将牛血灌牛肠而卖者，将牛皮煮烂冻糕而卖者。更有可惨者，卖诸可食之物，稍随意即被人抢去。买者亦然，在手捏不坚牢，即被人夺去如飞，赶着必然咬坏”（注：姚廷遴：《历年记》。）。死人甚多，其惨状各异。明末清初的那几年，上海地区物价迷乱失常，百姓生活艰辛。
经历了一场大变动后，随着局势的稳定，生产恢复，流通正常，物价渐趋平稳。此后一直到1843年开埠，上海地区在多数年份里还是比较安定的，但清初的“海禁”及几起政治事件影响对这一地区的物价与居民生活还是带来了较大影响。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颁布禁海令，令沿海不准片帆下海，后又实行“迁界令”，让江南滨海居民向内地迁移，长期的“海禁”，使沿海居民不能下网捕鱼，不能航海贸易，其生计深受影响。作为沿海的上海，市面上的海产品十分缺乏，且其价甚高。曾羽王在《乙酉笔记》开头就记录了实行海禁之后，上海一位居民因购买村民从海边拾到的一条海鱼，被人告发，差些被定为犯有“通海之罪”，酿成祸害。“是役也，鳇鱼半斤，价银八分”，这位名叫许良辅的人“尚未入口，而费银已四百余金”（注：详见曾羽王《乙酉笔记》。）。
（二）灾害与收成的影响
前面，我们在米价资料的梳理中发现，正常年份的物价在地方文献中的记载不多，但遇到灾年，一些记录就被保存下来，因为灾害影响到地方收成，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在传统的农耕时代，灾害、年成与物价涨落关系极为密切。上海的谚语中，有一些就是反映年成与物价关系的，如“风吹弥陀面，米价不会贱”，“雷打惊蛰天，米价贱如泥”，说的都是年成丰歉与米价的贵贱。另如“乾隆换嘉庆，百姓活仔好性命；嘉庆换道光，屋宅田地全铲光”（注：见胡祖德辑《沪谚》卷上。）。则总结了嘉庆在位廿五年年多丰熟，道光朝三十年年多荒歉的事实。
清朝的几位皇帝派大臣到江南搜集情报，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及时奏报江南的天气晴雨状况以及米价的波动情况。由灾害因素引起的物价问题是多方面的，其具体表现：1、大水、大旱、虫灾等灾害直接影响农业收成，从而导致供应的不足，引起物价波动。2、恶劣的天气灾难，影响货物的运输，由此加剧物价的涨势。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天气大旱，稻苗俱死，豆亦枯槁。直至护塘，赤地几百里，河水乾涸，船只不通，诸物皆贵。即如米价向来八钱，今则一两二钱，豆价五钱半者，忽涨至八钱半。同样，大水、大寒，也会影响运输。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初七冷起，十二月发大冷，黄浦内俱结冰，条条河俱连底冻紧，过渡金涨至每人十文，竟性命相搏。该年，年赁件件皆贵，即因客船胶断故也。3、在灾年，通常的情形是物品短缺，物价上涨，但这也不是必然的、绝对的。有时，灾害的发生造成民穷财尽，丧失购买力，这时出现的情形反而是物价下跌。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此年大灾，年底，货物件件俱贱。“据云各色店铺极其清闲，无人买年货，则知民穷财尽矣。”（注：姚廷遴：《历年记》。）灾年影响到居民收入，致使购买力不足，消费低迷。
（三）银、钱比价变化引起的物价波动
明清时期，人们购买物品银、钱并用，两者有一定的比价，其比价的波动直接影响到物价升降。银、钱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是发生在王朝更替之时。明清之际也是如此，先是百姓怕变，竞相抛售钱币，及至新王朝成立，清兵南下后，对前朝之钱，干脆废而不用，致使钱的身价一落千丈。顺治二年（1645），彼时钱价每千值银三钱三分，才过新年，每千值银二钱七分，过了不久，每千钱值银不过一钱二分。此种情形及当时人的心态，在《阅世编》与《历年记》中均有很好的描述。
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之时，消息传来，人心又乱，“三吴钱价顿减”，钱银每百大钱止抵银六分。随着局势的稳定，钱价又急剧升值。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南很多地方银贱物贵，在江村鸡鸭每只值银一分，每布匹价约三钱，时人连连叹曰：“盖百年来市价之至异者。”（注：汪永安：《紫堤村小志》卷后《江村杂言》；又见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钱法》。）
银、钱比价异常复杂，除上述原因外，还与铸造、流通等环节有关。在上海地区，向来钱多银少，且银、钱之版式、分量均不同，混乱不堪，多部乡镇志对此有反映。在青浦县的珠里（今朱家角镇），以银两而言，乾隆、嘉庆以前，用圆丝（又分苏圆、老圆），后来是洋钱盛行，洋钱中旧有马剑（重八钱七分），双烛、佛头（皆重七钱三分），到乾、嘉时佛头盛行。铜钱方面，有足百钱、七折钱、底串、腰串，甚至还有禁钱（禁钱有三：私铸、剪边及伪号），等等（注：详见周郁滨《珠里小志》卷三《风俗》。周郁滨，珠里人，生活在乾隆、嘉庆时期。）。官版、私铸的银钱在市面上流通，导致纯色、分量不一，比价自然混乱，最终影响到物价。
到了后来，又有洋钱的大量流入。英国人斯当东于乾隆年间来华，曾谈到当时江南的物价情况：“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根据过去传教士的帐目看，过去物价比现在低得多。现在中国有些必需品的价格已经同英国差不多了。”（注：[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81页。）外国白银的流入，导致一个地方货币总量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物价波动。
（四）赋税征收、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等引起的物价波动
苏松一带本乃鱼米之乡，在宋代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可是，到了明清时期，却时有缺粮之虞。一段谈及苏州米粮问题的史料，曾作这样的记载：
苏州本属水乡，田土不宽，地方亦狭，户廛之稠密，食指之浩繁较他处不啻倍蓰，额征粮漕又甲于直省，即遇丰稔，完赋外亦属无多。向赖川湖客米源源而来，方敷食用，是以民间盖藏稀少，缓急无资。（注：民国《吴县志》卷三十一，录自《陶澍、林则徐疏略》（道光十五年四月）。）
松江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人多税重，“完纳外亦属无多”，加上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棉争稻田”，“桑争稻田”，种粮面积日渐缩小，缺粮现象十分严重，每年都要从外埠调运大批粮食予以维持。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二月，苏松米价腾贵，一石买价至一两六、七钱。经查，主要由这些因素造成：一因本地歉收；二因湖广客米到少，三因贪利之徒贩米出洋（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72、76，54-55页。）。以后几年，随着湖广、江西贩米之船络绎来苏，米价顿然平稳，“上号米一两一钱之内，次号米止卖九钱，百姓皆容易过日”（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72、76，54-55页。）。第二年也是如此：五月，“今查得江宁、镇江两府麦收俱有十分……松江府之华亭、上海约有八九分，娄县、青浦七八分，苏州府至嘉定县约有十分……”。六月，松江等府截留漕米，平粜已完，各府民间自相粜卖之米，其价自一两七八钱，以至二两不等。“总望湖广、江西客米一到，方得价平。”（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72、76，54-55页。）湖广、江西等地的客米已成为平抑苏松物价的重要因素。
在川湖客米溯长江东进之时，北方的豆麦也靠沙船扬帆南来，运抵上海：“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注：包世臣：《安吴四种》卷第二，《中衢一勺》卷上，《海运南漕议》。）为什么船户每年需要载运大量豆麦到上海？说来这也与上海一带的赋税、粮食供应诸问题有关。豆在上海的用途极广，大豆可榨油，小豆磨作豆腐，沿海多植棉，豆饼还能用来肥田、喂马、溉田，耗用很大。麦也如此，《阅世编》说“粟菽而外，可以养民者，莫如麦矣”。但苏松乃赋税重区，每年输出数以百万计的赋粮，上海本地所产的麦、豆大量被充作税粮缴纳，余存无几。所以，造成了上海乃至整个江南米麦、豆类的紧缺。关东、山东是豆麦的主产区，每年上海港口有许多善走关东、山东的船只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大量北方豆麦的流入，弥补了这一带货物的不足。到康乾时期，江南一带的粮食供求关系更显复杂，有时不仅仅牵涉到国内市场，而且还与海外市场相连。这方面的记载在《清实录》及有关官员的奏折中均可读到。
（五）政策或体制的问题引起的物价变化
典型的就是盐价。盐是国家的专控物品，长期以来一直对私盐采取严厉的措施。但官府垄断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对市场的反映不灵敏，加上官吏腐败，与大盐商勾结，抬高盐价，致使盐价居高不下，为害百姓。
康熙二十二年（1683），积雨，盐价每斤从纹银一分涨至三分三厘，而此时居民所需的盐均从府县官盐途径进入，不许私盐流通。因缺口太大，导致盐价一度上扬，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在《李煦奏折》中也多次提到苏松地区的盐价问题，官府采取的较多办法是饬令地方官员查拿私盐，而不从体制上寻找弊端设法改进。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议准浙江总督兼理盐政李卫题盐政锢弊酌量疏销。疏略：“松所四场（指浦东、袁浦、青村、下沙四场）民灶杂居，向系就团买食贱盐，孰肯舍近图远，加以私盐横行，商皆亏折，弃业逃避上海、南汇，数年片引不销。”（注：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六，“田赋志·关榷”。）上海地区盐价无法控制，一方面有盐场灶户直接向周围城乡居民卖盐，另一方面就是私盐交易猖獗。有关私盐横行，历代屡禁不止。乾隆时，“松江一所原属滨海产盐之区，向因额课季引九万余道，分别上中下三则，征收正课公费银五万四千余两，遂使近场州县多有盐贵之苦”（注：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六，“田赋志·关榷”。）。另据分巡苏松道托恩多的一份报告：“呈详看得上海县民周寿于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八日，在松郡华阳桥官盐店内买盐五十八斤，挑回食用，路经中沙港地方，被巡役拿获，经该县讯供，验票将该犯比照越境货卖官盐律杖一百。……据该府覆称，盐为民间必需，又有一定疆界，其中每有居于此邑而适于彼邑之官店相近，乡愚无知，贪便买食者甚多。……”（注：参见《治浙成规》，“盐案章程”。）盐的销售问题一直困扰着清朝的官员。盐价关乎百姓日常生活，垄断盐价有时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但若为盐商操持，官商勾结，不顾市场变化，则会给地方的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不良后果。
（六）其它因素
其它因素，如社会流言或偶发事件，也会引起某些物价的上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道光二十年（1840）秋，连日讹传，说有人要割小儿肾者，一时间，小孩子“皆裹大红肚兜”，市面的红布陡然紧俏，每尺价贵至六十文（注：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十，“杂记一·祥异”。）。当然，这种偶然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其影响面一般不会太大。
以上，我们主要就清代前期的二百年（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上海地区物价的基本情况作了描述与分析。近代以前江南人的消费生活状况，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所决定。对于当时人的消费生活与消费方式，不能仅仅依据文献记载中的“片言只语”，或者只根据某一特定时间的记载以此作出推断和评判。对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生活状况需进行长时段的观察与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可信一些。
近代上海通商开埠，西方势力进入，上海这座城市“由于西方经商企业的设立而诞生，就经济生活而论，虽然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实际上却安放在农村文明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上海首先建立了通达世界各地的对外贸易，接着又建立了一个工业制造集合体，使之成为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随着上海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发生变化，而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物价体系也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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