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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业已吹响，广大西部地区将进入创造历史的新时期，各西部中心城市跃跃欲试，纷纷计算各自的家底、勾画蓝图、苦心禅虑拼撰口号，争当西部“龙头”，一时“跨越式发展”、“西部硅谷”、“西部增长极”甚至“西部王”等口号喊得震天响，各路诸候向中央要政策、要项目，争投资，争当试验田，好不热闹，令人耳热心跳。但是，作为学者，笔者不能不指出当前热遍全国的“西部大开发”宣传中还存在部分心态或理念上的偏颇，特别是西部地区显得过于乐观，低估了西部开发的难度和时间上的漫长性，在开发模式的思路上，更是凸显出西部人的意识局限性，过分看重国家投资，忽视了市场化制度创新的关键重要性。窃以为，许多人在西部大开发的相关理念上存在认识误区，具体表现在：
一、认为西部大开发是20世纪80年代东南沿海发展战略的“西部版”，西部大开发意味着西部也要搞“经济特区”，国家将把大量资金投入西部
这种认识是错误地判断当前我国所处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以静态的座标审视发展着的动态经济社会，因而是欠准确的。首先，当年在东部搞特区，是基于制度创新的初始探索，同时又是考虑到沿海部分地区与境外（如香港）的地理关联或与海外华人资金的联系。而今在广大西部地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某个地区较之其它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地缘特征，以至于可将其作为特区来搞，为别的西部地区构筑发展模式的样版；同时，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与改革，市场经济意识已逐步深入人心，市场机制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西部地区平行推行市场化制度改革看来并不存在很大阻力，没有必要通过特区来试验市场制度的可行性。当初在东部建设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在全国实行优惠政策的地区基本上仅限于东部诸特区，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且不说国内（包括西部）早已实行优惠政策的地区不在少数，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南非也成为国际投资热点，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外资撤离的负面影响还未消除，加上目前美国经济持续看好，国际资本出现分散化流动趋势，争取外资的难度增加，西部要象当年东部那样迅速大量地吸引外资看来是过于乐观的想法。且不说上述原因导致吸引外资的成本上升，就是西部目前也欠缺当年东部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特别是没有东部独有的海外华人血缘资源也会使西部在吸引外资上较当年东部地区困难许多。最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分权化体制改革，国家财政占国家总收入的比例较当年下降了许多，国家掌握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完全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投资和行政拨款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西部大开发不会是当年东南沿海发展战略的“西部版”，究竟如何发展西部，需要开动脑筋，需要创新，打开思路，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认为西部大开发主要是修建和完善基础设施，维护生态平衡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吸引外来投资和城市化的必要步骤，但不是西部发展的充分条件，更不是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标。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无非是大幅度提高西部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均收入、摆脱贫困、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巩固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在阐述他的“梯度发展战略”时，就指出在东部先走一步之后，当东部聚集了大量资金和大幅提高人均收入之后，东部就应反过来支援西部建设，国家也应将发展战略重点由东部移向中西部，形成梯次发展，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拉开的西部大开发帷幕，其实早在80年代初由小平同志设计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就安排好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当前正在展开的西部大开发，或许比当年设想的场面更加火爆，力度更大，速度更快，形势更加紧迫，意义更深。这是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再将国家经济实力的重心置于东南一隅，中亚地区不稳的政治经济架构要求我们加快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确保我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和置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发展高新科技（其基地基本上全在西部）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西部地区来说，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及搞好生态建设是同步的。21世纪初叶的西部大开发，应该是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当年搞“三线”建设，在西部也建了不少的大厂，修了不少的路，甚至也从东部搬迁过来大量工厂，但直到今天，这类“三线”工程或企业仍未能与当地经济社会溶为一体，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不够理想。由此看来，如果仅仅搞点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架桥，而未能将其与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是不足以真正推动西部大发展的。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西部大开发，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部大开发“开发”什么？有人可能说“开发资源”，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谈到西部开发时常常听见的说法。现在说“西部大开发”，多半提到的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产业结构升级等，主要涉及“物质的”开发，关于“意识”方面的开发，几乎未谈及。事实上，当年东部发展拥有现在西部还未具有的特殊资源——东部广大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市场经济意识。在中国东部诸省，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数百年与海外贸易往来中，业已形成牢固的“市场意识”，如温州、苏南地区及广东地区等。因此，当年东南沿海发展是打破了“左”的束缚枷锁，让人民群众自发的市场意识迅速释放出来，市场机制得以建立。但是，在贫穷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和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市场意识”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西部人平均看“市场意识”淡薄，行为保守，缺乏创新与冒险意识，因而在即将到来的大开发热潮中，资金来了，生产资料有了，但没有具有市场意识的创新者，能冒风险将潜在生产因素有效组合起来形成生产函数的企业家，经济仍然难以成长。所以，我认为，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开发资源，修路架桥，或许更重要的是要开发西部人的市场意识，开发企业家人才资源。根据芝加哥学派人力资本学说大师舒尔茨教授的理论，贫困落后地区的人民并不一定“天生”缺乏市场冒险意识，只要制度环境赋予他们创业并确保其预期收益，他们自发的创新意识也会集成拉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由此看来，根本问题就在于制度创新。基于舒尔茨教授的理论，我们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最终根源并非市场意识和冒险创业精神的欠缺，而是制度创新的不足。西部地区市场化制度的落后和先天不足是落后和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这里所说的制度并不一定是显性的制度规范（如法律规定的、政府制定的制度），也包括隐性的制度规范（习欲约定的，前人传下来的游戏规则）。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近期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热门领域的新增长理论在关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说了些什么，或许可以获得不少的启迪！被称为“新发展经济学”的新增长理论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诸多机理方面还存在不少多少有些歧义的说法，但在牵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上，答案却相当一致或肯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三种，即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增长和市场化制度创新，在这三种拉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最基本或终级的动力又是市场化制度创新。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在充分界定财产权的市场化制度条件下，企业才会萌生技术创新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因和积极性。所以，西部大开发的首要问题或深层次问题应是市场化制度建设，而非简单的修桥铺路，对于广大西部地区来说，由于计划经济意识甚至封建意识积重难返，催生市场化制度并非易事，而是一项艰巨和长期的任务，但从另一方面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东部发展的示范作用，西部地区市场化制度培育与发展也不会太难。
三、认为西部大开发为西部各大城市争当西部中心城市提供了机遇
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当然会给西部各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中心严格说来只有一个，至少是很少的几个，大家都争当“中心”、“龙头”甚至“西部王”，是欠理智的，因为这种竞争最终只是零和博弈，当成中心或龙头的只是少数，多数都可能是白忙活。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有效和持续的区域经济发展是由有效区域分工体系牵动的，“中心”不是画地为牢，不是什么都搞，不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中心”应该在产业结构，产品种类，服务体系等方面与其它地区或其它“中心”形成产业分工。一个“中心”应根据其所在地域的资源条件、技术优势、人文传统和区位优势，主要在几种支柱产业上进行规模化生产，并以整个大西部（甚至全国）作为其市场。地区封锁是双败而非双赢博弈，地区间相互封锁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时生产相同的产品，产业结构雷同，但由于相互间封锁市场，各自的销售市场也只能限于本地，都不能获得规模效益。相反，倘若不同地区间在支柱产业上形成区域分工，一个地区专门规模生产某几种优势产品，然后销售到所有其它地区，获得规模效益；另一个地区也同样根据其相对优势生产别的几种产品，然后销售到所有其它地区，也获得规模效益，这才是“双赢”或“多赢”的战略，是正和博弈。西部各地区（特别是各大城市）应该转变观念，应该以基于区域分工的思路来构思地区发展战略，要分析各地区间的相对优势和区域互动，要知彼知己，不能闭门造车和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地制订本地区的发展规划。
新发展经济学揭示的最新成果表明，区域城市网络或由中心——子中心——卫星城市网构成的城市化体系远比中心辐射型区域经济布局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更为有效，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包容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各个层面的发展，如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人文传统的发展及文化艺术发展等。西部大开发必然伴随着一个渐进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关注的是即将到来的城市化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大流动、教育振兴和人文精神或精神文明的提升等。总的说来，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来说将是一个社会总体的提升问题，并非简单地归于修路架桥等几条内容。
四、认为西部大开发是逆市场行为，因而政府行为成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因素
这种说法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就市场机制自身来说，经济发展的区域扩张与转移基本上由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梯级分布引导。当东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不再便宜，投资将向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中、西部转移。所以，西部开发本身也会作为市场机制直接引导的结果，只不过仅通过市场调节，这一过程可能十分漫长，政府有意识地加速这一过程，只是在时间进程上超越了市场机制，但方向上并未违反市场引导的方向，谈不上是逆市场行为。事实上，当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东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要素价格上升，市场信号已经给出了向中西部转移的指示。但在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既然在时间和规模上都超越了市场机制引导的自发进程，因而多少违背了市场调节自身的要求。正因为如此，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机制才选定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五、认为西部地区能否在西部大开发中迅速崛起，一靠政策，二靠中央支持，三靠东部支援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西部开发究竟应如何搞，中央也还是处于探索中。中央政府需要在总结推广地方在具体做法上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才能推出有效的政策思路，如果地方也两眼向上盯着中央，要求或等待中央政府拿出行动指令，那么什么也干不成。因为下面盯着上面，上面也看着下面，下面没有行动，没有创新，上面也不会有想法和思路。只有下面探索成功了，中央才会给出成套的政策。所以，关键是地方政府要勇于先行，敢于创新，西部地区要求中央所给的关键政策应该是让西部地区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的政策许可，而不是具体的操作程序。因此，我认为，西部地区能否迅速取得发展成效，一要靠创新，二要靠创新，三也要靠创新，还是当年小平同志那句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至于来自东部的支援，西部地区要以现实一点的心态去对待。因为无论是东部的资金还是人才，是否向西部流动取决于西部能否为它们提供足够的增值机会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资金运作的本质是增值，何方增值更快、利润率更高，资金就向何方流动，因而西部地区应提供优质的投资环境，向东部显示其无限的商机，才是吸引东部资金的必要条件。谈到人才，一般人总会想到的是各类专业的技术人才或各种层次的人才（如博士、硕士、本科……），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西部地区真正最缺乏的是创业型人才，即企业家人才。企业家人才目前广集于东部，要吸引东部的大量企业家西进，最重要的不是宣称可为他们提供住房、汽车或可观的年薪什么的，而是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办事手续等等。识别企业家人才的重要特征不是学历学位，而是其既往经验和成败记录。西部应尽早建立起经理人市场或组建经理人中介公司，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企业家人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