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安全——兼谈加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安全教育论文,权力论文,大学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2)04－00010－04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些文件精神对于加强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需要进一步充实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把文化安全教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
在现代思想理论界，文化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与权力相互建构的主流性看法。[1](P594)特别是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极富创见性阐释之后，文化和权力的内在联系更加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以至于“文化权力”成为人们追捧的热词和重要的研究对象。
比如，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看来，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没有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和“纪律”，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的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越来越强化了。[2](P123—124)在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中，文化是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这种权力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都体现了社会“区隔”(difference)，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3](P147—148)在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中，知识和权力的结盟成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担任着“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在后工业社会中不再具有权威话语，应该由后现代知识分子来充当阐释者角色，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4](P163—166)而在萨义德的“东方学”看来，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实质上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因而西方对于东方的强权常常被当做是科学的真理而被人们所接受。[5](P57)
按照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文化权力属于“软权力”范畴。如果说硬权力是指通过威胁或者奖励，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能力，那么软权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性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你所要的东西的能力。[6]换句话说，“硬权力”的运用表现为借助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或者行为。而“软权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culture)吸引力、意识形态(ideology)或政治价值观念(political values)的吸引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7]
从上述不同理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对他者产生影响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化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即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相联系，它或隐或现地成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辩护者。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价值观甚至是美国的价值观当做“普世价值”四处推销，并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强化其权力话语。所谓权力话语，“指的是由各种社会权力构造和选择的话语，或旨在争取和维护某些人的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说法’。”[8](P596)这种“说法”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关注的不是“事实的真相”或者“应该是怎样的”，而主要关注“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样一来，拥有一定的文化，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权力话语。
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来，凡是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一致的就是“先进”的，也就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普遍性；相反，凡是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就是“落后”的，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普遍性，必须被“改造”甚至被“清除”。从本质上讲，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是利益。换句话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权力表面上指向的是话语权问题，其本质还是利益问题。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拥有对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包括如何解读“全球化”本身，不同的利益集团具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内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看来，全球化意味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全球化意味着“西方化”甚至就是“美国化”。正因为这样，才会有“文化多样化”与“文化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与“政治一体化”之争论。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不断地维护和加强“世界美国化”或者“美国主导世界”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友不仅仅运用软权力(文化输出)来强化他国对美国话语权的认同，而且大量运用硬权力对不认同美国及其盟友话语权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击：从经济制裁、支持反对派，到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入侵(就像已经在利比亚发生和可能即将在伊朗、叙利亚发生的那样)，手段多样，花样翻新。可见，文化权力正在与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相结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强力手段之一。
二
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具有同一性的关系：文化权力越强大，意识形态的安全度越高；反之，文化权力越弱小，意识形态的安全度越低。所谓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导价值体系免于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持自己的价值传统，在自主创新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权力的重要性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高度关注。这种挑战既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巨大，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本很高。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发展理念、发展策略(这也属于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我国在主导意识形态上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就前者而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是矛盾的心态，既需要中国又担心中国；就后者而言，中国的日益强大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完全是一种威胁，必先摧毁之而后快。无论哪一种情况，西方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于是总是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打压和遏制中国。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中，美国财长盖特纳没有从其自身的角度思考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是指责中国，认为“中国确实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前所未有和强大的挑战”，“中国的补贴和操纵汇率扭曲了全球经济”。[9]还是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一语道破实质：“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这场危机迟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但它在2007年至2008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美国爆发了。两种机制融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我们发现了在疯狂追逐利润和拒绝监管的思想驱使下，金融化和全球化做法造成所有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脆弱性，作为金融全球化的结果，美国的中央银行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和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危机是美国经济失衡的结果。”[10]
第二，西方文化强势渗透，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困难增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的资金和技术的输入，西方文化也不断涌入国门，冲击着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毋庸置疑，西方文化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精华需要吸收，但糟粕必须抵制。即使是那些反映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价值理念，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其经由产生的西方传统和西方道路，不能采取全盘拿来主义。毕竟中国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国道路也不同于西方道路，更不用说那些扎根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产生出来的价值理念，特别是那些企图诋毁我国形象的意识形态攻击。
现代化进程带来生活方式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功能提出新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意识形态体系显得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其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柱的功能受到挑战。对于一些人来说，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对他者话语的刻意模仿，几乎成了所谓“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典型范式。与此同时，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和价值理念正在被边缘化：厉行节约、勤劳简朴的生活道德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强势话语下显得软弱无力；诚实守信、老少无欺的市场道德在“拜金主义”面前显得弱不禁风；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道德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德冷漠中显得十分脆弱……这些都是社会精神文化不健康的表现。一旦失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将失去自身的文化血脉而陷入危机。
第三，网络文化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新的难度。对于意识形态建设而言，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体现网络的个性化特点，弘扬民主文化、个性文化，发挥个体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这对于培养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的多端性、匿名性和虚假信息的不可控性，导致各种网络不文明现象的产生，网络中大量低俗、色情信息也不利于网络文化的净化。同时，网络还是现实的延伸，现实中意识形态的争斗都在网络中有所体现。近年来中东北非的政局乱象中，可以看到网络推手的重要影响。2012年1月2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公布监控社交网站计划，他们认为可以利用从社交网站上搜集到的信息来更好地应对危机，甚至预测危机。[11]随着网络日益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国网民人数的日益增多，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开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企图搞“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不曾放松。由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cAfee与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安全与防御议程(SDA)”共同完成并发布的最新网络安全调查报告称，网络防御能力中国仅排中下游。[12]因此，网络作为意识形态争斗的重要阵地，它在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增添了新的难度。
三
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青年大学生具有敏感性高、接受新事物快、创新意愿强烈等特点，同时由于青年大学生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赢得青年不仅是赢得“未来”的前提，而且是赢得“现在”的重要条件，所以他们理所当然是文化安全教育的重要群体。在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中，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形势与政策》或《军事理论》等课程中，在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显得很不够，还应该在内容上增加篇幅。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讲，加强大学生的文化安全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自觉树立起文化安全意识，提升维护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其一，认清形势，形成共识。认清形势，才能构建文化安全教育的战略框架；形成共识，才有接受教育的前提。关于文化安全教育，重点需要讲清楚几个问题。一是要讲清楚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外文化发展的差异、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渗透和扩张，以及由此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和影响；二是讲清楚我国国内形势，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特点，以及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需求与文化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三是要讲清楚我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形势，包括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演变的内在规律、精华和糟粕，让学生懂得哪些是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需要发展和改造的，哪些是需要抛弃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从而树立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形成文化认同。
其二，凝练价值，提供“营养”。当前我国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财富大大增长，人们追求多样化生活方式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原有的价值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重建，难以为新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强大的精神动力。于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出现了脱节，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出现了错位，导致社会精神危机的出现。这是国家“成长的烦恼”。在这个时期，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根据现实需要，凝练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系统，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价值引导。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如何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联系和区别？这是当前争取我国文化话语权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其三，多维甄别，强化导向。越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越多样化，社会思潮也就越活跃。当前，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主要有：盲目追求“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强调“一切为了发展”的发展主义；“价值中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观；“告别革命，远离崇高”的后现代主义，以及“重估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对这些社会思潮进行认真的甄别，了解其理论特点、形成途径、本质内涵及其社会影响，掌握其折射的社会心理和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进行批判性分析，吸取其合理营养，为我所用。
其四，加强法制，“护”“建”并举。文化安全的维护不仅需要自觉和自律，更需要法制的强制要求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文化安全保护做得好的国家。比如，法国为了保护其传统文化，相继出台了《保护与修复历史古迹法》(1962和1965)、《古迹保护法》(1967)、《遗产捐赠与继承抵偿法》(1968)、《建筑法》(1977)、《图书单一价格法》(1981)、《著作法》(1986)等。20世纪90年代，法国在宪法第二条下特意增加“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附加条款，后来又通过著名的“杜蓬法”，明确规定所有公共场所的标语、公告牌必须用法语书写，原文是其他语种的也要翻译成法语，违者将被课以重金罚款。[13]目前，我国不乏关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如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但这些文件都是倡导性的，缺乏强制性约束力。在某些领域虽然也有管理规范，但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还需要制定类似《文化安全法》等法律规范，为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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