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1)03-0013-07
这里说的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在时间上，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在空间上，指在中国的台湾地区。所以，在对象上，它只是研究在上述时间和空间中发生和进行的西方哲学东渐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通过这一研究，分析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评述台湾学者传播西方哲学的活动与成果；阐明这些活动与成果对于台湾社会发挥的作用；总结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经验和教训；揭示西方哲学在台湾传播过程中的规律性。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说明，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显然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反思与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时，是不应该忽视的。
一、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东渐的继续
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并非始于1949年。实际上，早在日据时期，帝国主义者为了把台湾开发为近代殖民地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推展同化教育的过程中，使在殖民统治下的一部分爱国学者，有可能接触到西方应用技术之外的近代世界思潮。就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他们开展了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工作。不过，由于受到殖民主义者的文化专制主义压制，使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总的来说，基础薄弱，成果不多，甚至直到1945年光复时，连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单位，都不曾存在过。只是光复后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将原先帝国大学实行的讲座制改为院系制时，才在哲学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哲学系。因此，我们认为，台湾地区在1949年以前，西方哲学思想虽然有所引进，但这并不表明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
为了证实这一点，需要把1949年以后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放在整个西方哲学东渐事业中进行考察。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便不难发现，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或者说，当代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以1949年前西方哲学在中国大陆传播取得的进展为起点的。
首先，从传播西方哲学的学者构成来说。1949年前，生活在台湾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只有洪耀勋、林茂生与陈荣捷等寥寥几位，加上光复后从大陆新来的陈康、范寿康等，也数量稀少。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出于各种原因，一批原先在大陆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到来，使台湾地区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队伍得到了明显的壮大。可以说，在当代台湾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代学者，不仅老一辈主要是在大陆时研究西方哲学的，就是中间一代，虽然是50、60年代在台湾接受教育后成长起来的，但其中能够取得重要成绩者，也多半来自大陆。所有这些学者虽然在台湾社会中属于不同的文化思潮，但他们都主张引进西方哲学，而且在研究中，不但老一辈都是沿着原先在大陆时的理论思路进行，就是中间的一代以及新近成长起来的学者，也都是在他们前一辈学者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的。
其次，在传播西方哲学理论基地的建设方面。1949年前，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建立的哲学系，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包括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在内的专业单位。可是1949年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对哲学提出的要求，在来自大陆广大学者的推动下，随着一批大学的“复校”或创建，不少哲学系或哲学研究所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成立了。到本世纪末叶，办了哲学系的有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8所高校；设有哲学研究所的有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9所高校。其中，台大、辅仁、东海、文化大学还建立了博士班。除此之外，“中研院”的文哲所，欧美所、中山社科所，也是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单位。这些系所的创立，不仅在时间上是1949年后适应台湾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它们还都是以来自大陆的学者作为基本力量，通过他们提供的条件，才得以实现的。
再次，在西方哲学传播的内容上。根据台湾学者的说法，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是在下述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即：由于台湾社会的西化日程加深，促使国人必须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还因为台湾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本身隐含着哲学的向度，更加需要从哲学上给它加以论证。[1](12)由此决定了当代台湾的哲学研究任务，“一方面设法保存并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企图引进西方当代优良思想，以与传统文化有所交谈、融通，共同缔造安和乐利社会的思想基础。[2](17)因此，当代台湾的哲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中国传统哲学一个领域，而是还要大力引进西方哲学，并且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以适应和推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在开展西方哲学研究时，在内容上，必须首先着力引进作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概括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以此获得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方法；在工作上，这种引进“如果不通过一种融合的努力，也无法成为中国哲学本质的因素。[3](11)所以，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研究，便成为工作的重点。可见，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内容上突出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工作中加强了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研究。这些现象的产生，离开了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奠定了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二、当代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
如果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一下20世纪下半叶台湾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以及他们获得的学术成果，那么，将不但可以有力地加厚上述论断的根据，而且，对于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这一文化现象，还能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认识。这既有利上述论断的深化，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
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过程中，学者们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仅就学术成绩来说，表现在文献形式上，既有西方哲学家著作以及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出版，还有台湾学者引介、研究西方哲学发表的大量论文与出版的大批著作。只要阐明其中任何一项的内容，前述看法即可得到证实。因此下面以台湾学者出版的有关西方的哲学著作为例，来阐明这个问题。
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是同台湾社会发展与文化思潮的演进大体同步向前推进的。简单说来，50年代到60年代，在文化专制度主义的压制下，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是从大陆转移来的一批学者，虽然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取得的成果不多，西方哲学东渐事业的进展不大。70年代以后，特别从8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台湾社会的全面转型，加上大批年青学者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使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无论学术成果，还是社会作用的发挥，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说明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论述时，本来应该从时间上把它们分为若干时期进行分析，以便从中发现与揭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台湾传播的规律性。然而，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来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尚有一些困难。因此，这里对台湾学者研究西方哲学成果的论述，不以时间为顺序进行纵的论述，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平面上简要地展示出来。
第一，不同时期西方哲学的引介与研究
这是台湾学者在半个世纪中传播西方哲学的一项基本工作。相对说来，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几个时期中，投入到现代西方哲学领域进行引介与研究的力量，较为多些，获得的成果也突出一些。其他几个领域则显得薄弱。不过，其中在某些专题的研究方面，也有值得重视的表现。
首先，古代与中古哲学，是两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台湾学者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是由于文字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希腊哲学的研究，更有待投入极其艰巨的精神、毅力有所收获。因此学者总认为是畏途，不能冒然行事”。[5](41)这样一来，涉足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多，几十年来出版的此类著作也仅有：李震的《希腊哲学史》、吴康的《西洋古代哲学史》、邬昆如的《希腊哲学趣谈》与《中世哲学趣谈》、罗光的《士林哲学》、曾仰如的《柏拉图哲学》、程石泉的《柏拉图三论》、杨深坑的《柏拉图美育思想研究》、傅佩荣《柏拉图》，曾仰如《亚里士多德》、张振青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陈康的《陈康哲学论文选》与《智慧——亚里士多德追求的学问》等。而且，学术水平上同1949年前比较，在整体上并没有明显的推进。不过在断代史著作中，李著与吴著各有一些重视的特点；在专题研究著作中，程著通过“理型”，“灵魂”与“爱取”三个概念的论述，提供了一条阐明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思路；杨著对柏氏美育思想原汁原味的诠释，也颇显作者的钻研功夫。特别是陈康的专书，通过对亚氏《形而上学》一书主题的深入分析与系统论述，运用耶格尔的历史发生法，探索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及其体系，阐明了亚氏所寻求的智慧，从而深化了1949年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在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研究中，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陈康也因此被誉为“国际西洋古典哲学界卓然成立的中国学者。”[5](41)
其次，近代西方哲学的引介与研究，也是一个较为簿弱的环节，既没有全面系统的引介作品，通过深入钻研的论著，数量也不多，甚至有些思潮或重要哲学家，直到世纪末仍然尚未涉猎。前者如法国百科全书派，后者如培根、费希特、谢林与费尔巴哈。不过，在断代史的研究方面，吴康的《近代西洋哲学要论》，邬昆如的《近代哲学趣谈》与赵雅博的《近代西洋哲学的起源》，虽然都是综合性的引介读物，但在近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分析与材料的整理上，却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使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另外，在经验论与理性论专题研究方面，出版了胡鸿文的《英国经验论》，余丽嫦的《霍布斯》，蔡信安的《洛克的悟性哲学》与《巴克莱》，陈永兴的《柏克莱的沉思》，李瑞泉的《休谟》，钱志纯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哲学导论》、《莱勃尼兹哲学导论》与孙振青的《笛卡尔》等著作。尽管它们的内容大多还停留在1949年前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水平上，但其中蔡信安从怀疑洛克与巴克莱是经验论出发，认为洛克是“悟性哲学”，巴克莱哲学以“神”为中心的观点；李瑞全从纠正过往评价休谟的偏颇出发，对休谟哲学目标进行的论证；钱志纯从自身的宗教使命感出发，对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哲作出的解释，却也都包含了一些足以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的因素。
尤其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研究中，尽管总的来说也是一个簿弱环节，但是其中台湾学者对康德哲学的重视与研究，却是一个例外的情形。这是由学者们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决定的。因此，在当代台湾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中，涌现了一些著名学者，问世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例如，牟宗三的《现象与物自体》，《智的直学与中国哲学》，黄振华的《康德哲学论文集》，李明辉的《儒家与康德》等，而在康德哲学的研究过程中，他的伦理学，又成为学者们关心与传播的中心。其中，诠释康德道德哲学著作，有卢雪崑的《意志与自由：康德道德哲学研究》，邝广人的《康德伦理学原理》；评述并用来与中国伦理学说进行比较的著作，有牟宗三的《圆善论》，杨祖汉的《儒家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李明辉的《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之重建》。这些成果不但在理论上分别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台湾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具有人文关怀的鲜明特色。
再次，现代西方哲学的引介与研究。因为在台湾学者看来，既是认识西方社会的重要依据，又是今后融会中西哲学的准备，因此，它在当代台湾的传播，与前面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1](27)其中，对存在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与研究，一度出现过颇为热闹的景象。相对来说，对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引介与研究，则没有得到平衡的发展。不过，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的基础上，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
表现在整体性研究著作上，有赵雅博的《当代西方哲学》，沈清松的《哲学论衡》，邬昆如的《现代哲学趣谈》与《现代西洋哲学思潮》、项退结的《迈向未来的哲学思考》等的先后问世。其中赵著以学派为准，项著以人物为准，邬著以系统为准，阐释与评估了现代西方哲学。而沈著则从“社会不能没学哲学，哲学也不能没有社会”出发，探讨和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社会的相互关系，而且，分析深入、论点新颖，给人以不少启发。
在人本主义思潮传播中，气氛之热烈，无疑是存在主义了。60年代与70年代，由于生活在台湾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年青人，面对严重的政治压抑与新的价值观的挑战，使他们对未来产生了强烈的不确定感。当他们因这种存在环境感到苦闷与焦虑进行思考时，存在主义关于疏离、荒谬与迷茫情绪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心灵上的某种需要。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使存在主义哲学在台湾的传播，曾经掀起过不小的浪潮。仅专门引介与谈论存在主义哲学著作，便出版了30多本。在这些著作中，通俗性的介绍多，进行学术探讨的较少。不过，其中项退结的《现代存在思想家》与《海德格》，赵雅博的《认识萨特》，以及陈俊辉的《祁克果新传——存在与系统的辩证》，都是作者深入钻研的产物，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社会上的重视。另外，从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各方关注下的引进与探讨，虽然说不上“热”，但也有一点温度。因为这个时候，随着先后宣布解除戒严，破除党禁与报禁，使台湾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加上两岸关系的互动，海外学者从欧美捎回的新知，以及本土学者与知识界主体意识的提高，使一向在台湾被视为禁忌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成为哲学家亟特认识和探讨的对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尽管台湾当局对此仍然采取了高压政策，但无法阻挡它们在台湾的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集中表现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出版的此类著作，便有20多本。而旦其中绝大多数都能够进行客观的介绍与评述。例如，史文鸿的《马库色—马库色及其批判理论》、洪翠娥的《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文化工业与批判》、洪镰德的《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科学》以及高宣扬的《新马克思主义引论》，都具有上述鲜明特色。此外，现象学与唯意志主义的传播，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研究。
科学哲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在当代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却长期受到压抑，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不过在困难的条件下，有些学者顶着重重压力，仍然为科学哲学在台湾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例如著名学者殷海光。他不但大力提倡输入逻辑实证论，而且身体力行，撰写论文，出版著作，培养人才，为推动科学哲学思潮在台湾的传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又如林正弘。由于他的《逻辑》、《伽利略·波柏·科学说明》与《知识·逻辑·科学哲学》三本著作的问世及其影响，使他成为科学哲学在台湾传播的主要代表。在此基础上，从80年代中期开始，科学哲学思潮不但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而且在怀特海、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中，都取得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第二，综合性研究及其成果
对西方哲学进行综合性研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一个重要方面。要使西方哲学东渐事业在1949年前的基础上取得进展，不但有赖于学者们对西方哲学不同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的深入探讨，而且，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形成对西方哲学的全面认识，为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提供必要的准备。因此，这项工作受到了台湾哲学界的重视。
根据对象的差别，此种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探讨，即体现为通常称为哲学史的研究。其中，有综合全过程的哲学通史，有综合发展过程中某一时期的断代史，还有综合某一国家哲学发展过程的国别哲学史。台湾学者对这种综合性研究关注的程度以及取得的成果，都显得较为突出。所以这样，既与当代台湾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同时也是基于学者们对哲学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哲学史不是一种单纯的时序排比或单纯的叙述，而是一种寻求哲学问题解决走向真理的重要步骤。因为进行哲学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训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足以包容及超克前哲思想的新观点、新理路，且能扬弃我们自己可能具有的偏狭固陋的观念与思想。”[6](3)所以，他们认为，“哲学史乃是一个人类对相对（有限）真理以及无限真理的一种重新构成史。”[7](65)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把对哲学史的研究，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除断代史前面已有介绍外，据不完全统计，仅哲学通史与国别哲学史，便出版了近20种。
在这些著作中，最早问世的一本，是洪耀勋的《西洋哲学史》。这是一本供开始学习西方哲学的读者入门而写的教科书。从这个目的出发，它大体跟随一般西方哲学史著作的思路，通过简明的纲要形式，把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轨迹全过程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在展示时，作者把重点放在从古代到现代哲学思想的变迁上，“叙述各哲学思想所以相继而起的事实与逻辑的关联”。[8](1)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哲学史研究要努力揭示哲学发展过程的规律问题。
不过，从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却要数傅伟勋提出的哲学史概念及其撰写的《西洋哲学史》。傅氏认为，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在于能够平列地把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内容摆出来，而是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把握哲学家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理论的关联线索。只有这样，才能把潜在着的思想关联发掘出来，然后对它们进行有系统的理论反省，从而得到超克前哲思想的新观点与新理路。他的《西洋哲学史》，便是根据这种看法写出来的。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在修正上述看法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要在三个层次上，即“诠释本位哲学史”，“批判的哲学史”与“创造的哲学史”进行哲学史研究的设想。他认为，完备的哲学史，必须兼顾上述三个层次，只有这样，才能扩充哲学史探索的视野，深化哲学史的研究。然而在他看来，从各自担负的使命来说，应该把哲学家型，即创造性的哲学史放在优先地位。
二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内容或功能分为若干专题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前者如把本体论、形上学、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自然哲学、道德哲学等综合起来分别探讨，后者根据西方哲学的社会作用或对人生的启迪综合起来分别探究。从这一视角进行研究，对于从整体上深化对西方哲学的认识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出版了一批这样的著作。前者主要有李震的《基本哲学问题》、张汝钧的《西洋哲学析论》、张振东的《西洋哲学导论：观念与知识》与《哲学的主要课题》，后者主要有冯沪祥的《哲学与现代世界》、傅佩荣的《西方心灵的品位》等。所有这些作品，由于作者经过钻研提出的一些有理有据的观点，对于推动深化这些论题的进一步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中西哲学比较与会通研究
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这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工作。实践证明，通过此项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促进了中西哲学交流的不断向前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与适应社会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的创立。早在30、40年代，有些中国学者便为些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当代台湾学者继承了上述传统，热情地开展了中国哲学比较与会通研究。
仅就中西哲学会通研究来说。有的学者在谈到当代台湾的西方哲学传播时说，“研究西洋哲学者，不再以介绍西洋哲学为己足，而是或以融合中西哲学为务，或更激烈地以西洋哲学问题为唯一之哲学问题。”[1](5)他们认为融合的方式与成果的价值尽管存在差别，但是都能自觉地努力开展中西哲学会通研究，这已经成为一个主调。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台湾学者看来，是由于社会发展到今天，哲学家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迁的生活世界；在这种形势下，哲学应该成为新的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建构性因素，而为了使它成为这种因素，必须重振哲学的创造性。其中，开展中西哲学的会通研究，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研究中，有些学者不但从理论上论证了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而且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在会通中西哲学的过程中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这一方面，本来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如般海光的成就应该突出，但是由于受到政治上与文化上专制主义的压制，取得的成果却不如新儒家与士林哲学的学者。根据他们的归纳，这些学者在会通方式上。主要有兼综的、新儒家的与新士林哲学的三种导向。
其中兼综导向，以方东美为代表。方氏早在大陆时，通过《哲学三慧》等著作，几乎对自古代希腊到黑格尔为止的西方哲学，都无不“剖其脉络，明其历史发展，揭其文化意趣，又以流畅的文字，一一予以点化”[1](9)。到台湾后，在融合中西哲学建立自己的生命本体论哲学体系的过程中，除了喜欢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外，还经常论述现象学、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谈及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雅士贝尔斯、德日进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并一一以中国哲学相关的思想予以比较和批评。因此，我们看到，在体现其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与《生生哲学》等著作中，不是仅仅着眼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而且还把西方哲学看作是复兴与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的宝库。表现在选择与确定会通的对象时，在西方不计较其为上古、中古、近代与现代，在中国不考虑其为儒家、道家或是佛家，只要能发挥形上奥蕴，阐扬人性论宏旨，都取来予以综合，使他这样会通中西哲学的成果，理论思路较为开阔，在当代台湾社会中产生的影响较为显著。
新儒家导向，以唐君毅与牟宗三为代表。他们从新儒家的立场出发，远承熊十力重建心性本体的血脉，近续冯友兰、贺麟将儒家思想知性化、逻辑化的思路，广泛吸收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理性精神与思辨方法，以期从儒家心性之学中转出知性主体与民主政治，为科学与民主奠定一内在而超越的根据。为此，他们分别创立了三观九境与道德理想主义哲学体系。应该承认，这两个哲学体系是新儒家面对国家民族和传统儒学的危机，以及全球现代化潮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作出的回应，并且是借鉴与摄取西方哲学的智慧建立起来。然而，由于唐牟二氏受到新儒家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限制，使他们对于西方哲学的吸纳，主要是在理论框架而不是在理论内容上。这既影响了他们对西方哲学的认识难以达到全面，也直接削弱了他们这样建立的哲学体系理论深度。
体现台湾士林哲学会通中西哲学的导向，是罗光创立的生命哲学体系。它沿着心灵生命的发展历程，“讲了认识论，以建立人文的世界。研究了本体论，以认识万有的基本。探索了宇宙论，以体现生命的联系。分析了心理现象，以观察生命的创新。讨论了伦理学，以建立生命道律的规范了。”[9](Ⅲ)在这个体系中，罗光把中国传统儒学的生命观与西方士林哲学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通过哲学的思辨，探究了生命的终极问题。在内容上，既继承了利玛窦融合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又在当代台湾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把士林哲学的思想与儒家的生命哲学贯通与融合起来。罗光希望，通过这种结合或会通，运用士林哲学的形上学、伦理学与宗教观念，来解释、补充儒家的生命观，以便使传统儒学得到发展，并作为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结合而成为教会本地化的基础。不过，因为这个体系是以有位格的天主为创生的根源，以爱的圆满为生命至境，就是说，在最终的意义上它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因而使罗光这样会通中西哲学体系，能否真正使传统哲学实现变革，并成为中国的新哲学，是无法阻止人们对它提出怀疑的。
值得重视的是，在会通中西哲学的研究中，台湾哲学界并没有因为上述几个哲学体系的诞生而停顿下来。相反，不论新儒家、士林哲学，还是自由主义思潮中，都有一些学者通过对前辈会通中西哲学得失的反思，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又踏上了中西哲学会通新思路的探索过程。例如，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傅伟勋、林毓生，新儒家中的刘述先、林维明、成中英，士林哲学中的沈清松、傅佩荣等。由于他们与前述哲学体系的创立者都有师承关系，因此在理论致思方向上，同他们的前辈并无原则的不同。但是，在台湾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推动下，加上都有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的经历，使他们的心智更具有分析的触角，心灵更加开放与开拓。所以，当他们先后走上当代台湾的哲学舞台时，无论对于传统哲学，还是对于西方哲学，都能够把它们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进行审视。特别是在中西哲学会通探索过程中，更加能够尽可能地以现代人类的思考和经验所展现的精神需求，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正确途经作为标准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这样就使他们在研究中起点高，视野开阔，富于现实感，不但主张把学术与政治分开来，而且还积极开展两岸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虽然从取得的成果来说还是初步的，但是，如果这种势头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超过其前辈的理论成就，当是深信不疑的。
上面对学术成果中著作一项的介绍，是目前我们实际掌握的材料为依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所以，不能说是全面的和深入的。但是，它们足以说明台湾几代学者，在20世纪的下半叶，面对压力，辛勤耕耘，独立地多层次地开展了西方哲学研究，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引介与传播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要比引介与传播古代、中古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成果突出一些。要是把这个领域取得的成绩同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取得的成绩比较一下，那么，向前推进的程度也较为明显一些。要提出的是，在评价这些著论时，从课题的选择，撰述思路的展开，到论点的阐明与论证，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同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的内在联系。就是说，从学术内容到研究方法，所以能称取得这样的进展，如果离开了1949年前西方哲学东渐奠定的基础，是根本不可理解的。
三、需要加强研究
把前面的论述集中起来，首先证明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在台湾的传播，从学者群的构成、传播基地的建设，到研究内容的确定，都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东渐的继续。虽然在研究对象上，它只是整个西方哲学东渐的一部分，但是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主要是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东渐史，如果缺少这些内容，那将是不全面的。
其次还显示，台湾几代学者在20世纪的下半叶，通过他们的学术成果为西方哲学东渐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通过这些成果反映了台湾知识界一部分爱国人士对自己民族命运的理解，更是他们对于时代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因此，这些成果不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就是对于台湾社会的逐步转型，即在台湾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它们对于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对于传统哲学的反省与新哲学的创立，都曾经并且还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在讨论这些成果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台湾学者收获的这些成果，在为西方哲学东渐作出的贡献中，有和大陆学者共同的方面；例如对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发生、过程、规律性，以及对西方哲学某些专题的探讨，都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和深化。同时，也有他们特殊的地方。主要表现是在，学者们在研究中都能把自己的工作同匡正世风，救济时弊，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具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在著述内容上，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时代与社会精神危机，始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与积极的思虑，从而使他们的成果具有浓烈的人文和社会关怀色彩；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秉着扬榷古今、会通中西、开启新途的伟大理想，一般都能中西并举，在谙熟西方哲学与语言的同时，还致力于把中国传统哲学翻译与介绍到西方去，积极地开展了与国外学者的平等对话和学术交流，使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虽有曲折，但没有被人为的打断，而是基本上能够沿着一条较为正常的道路向前发展。台湾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形成的这些特点，对于他们取得学术成果及其社会作用的发挥，都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从对学术成果的这些分析，说明了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不仅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不可或缺的，而且更为重要是，由于它提供的有价值的成果，还使它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所以，必须加强研究。开展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台湾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再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使本文前言中提出的几个方面都得到清晰的、规律性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来的西方哲学东渐史，必然内容全面，理论深刻，对于今后中外哲学之间的交流，无疑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可见，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反之，要是在这新旧世纪之交进行学术反思时，把对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研究悬置起来，把西方哲学东渐史中的这部分内容空缺起来，那么，这种无视台湾学者创造性劳动的作法，必然削弱西方哲学东渐史的学术价值，对于未来西方哲学东渐事业和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也都只能带来消极的后果。
特别是，如果透过这些成果在更深的层次上考察一下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的传播过程，那么，还将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首先，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倾向逐步淡化。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维护与巩固其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因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实行了一套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在反共狂热中，通过种种箝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与措施，阻止和扼杀社会上一切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在这种高压下，甚至把殷海光研究的逻辑实证论，视为威胁台湾当局的西方思潮，进而长期把它监控起来。然而，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不是反对一切西方哲学在台湾传播。例如，他就亲自提出要把黑格尔哲学作为反共思想武器进行广泛宣传。出于这种政治目的撰写的有关西方哲学论著，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的。它的突出特点是，在选择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与评判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时，均以台湾当局的政治目标作为标准。因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所谓西方哲学研究，不过是台湾当局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已。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上述倾向逐步走向淡化。例如，多数学者都能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从而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了较大的言论空间。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上与态度上发生的变化。而在西方哲学的其他思潮研究中，附加在它身上的许多非哲学的杂质，也在逐步地开始抹去。因此，9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两岸学者之间的学术光流逐步开展起来。这在“戒严令”解除之前，同马克思主义在台湾的传播一样，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台湾社会转型的推动下，在迫使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解除之后，使两岸学者之间公开地进行交流有了可能。对于新近出现的这一变化，两岸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相互交流中，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在共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外，更主要的是两岸学者之间开展的直接交流。例如，相互邀请对岸学术进行访问、考察、讲学、研究，共同主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刊物，或引进对方的学术论著，交换学术成果，等。其中，大陆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十几年来，便有近70部在台湾出版。通过这种学术交流，增进了两岸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也促进了西方哲学东渐事业的繁荣。不仅如此，透过这些发展趋势，细察近20年来两岸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异同走向，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在两岸社会发展、经济与文化的特质中，都呈现出整合认同，互补互动的内在趋势。我们认为，这种趋势作为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将会越来越强劲，必然推动着国家的统一事业向前发展。所以，研究近20年来西方哲学在台湾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哲学与社会发展，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必须加以研究的。
总之，随着两岸关系的松动，虽然两岸学者之间开始了包含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学术交流，但是自1949年开始，由于政治上的敌视，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使两岸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长期处在彼此隔离的状态中进行。这种状态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彼此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互不了解，也影响了西方哲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这对中国哲学事业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要真正克服这些消极影响，既非易事，也非一朝一日所能做到。因此，为了增进两岸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因特定历史条件给西方哲学东渐带来的不良后果，全面地反映和深刻地总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真实面貌及其规律，迎接新世纪中外哲学更大规模的交流和更高层次的会通，以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促进国家统一事业的发展，加强作为西方哲学东渐史一部分的西方哲学在当代台湾传播的研究，无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必要的，有重要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1-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