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与经济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绩效论文,转移支付论文,效应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并在2002年进行了所得税改革，2014年开始了“营转增”等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的结果是大的税种划归到中央，财政资源分配逐步向中央倾斜。从1993年到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3％，相比之下，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增长率为16％。增长速度的差距导致中央财政集中度明显上升，由分税制之前的22.02％上升为目前的46.6％。很多学者认为过高的中央财政集中度造成了地方财政保障能力不足，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央财政集中度并不算高，因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央财政集权水平仍属较低水平(白景明，2007)。笔者认为中央财权集中度的高低，不应该简单只看财权集中度本身，还需要结合事权、财权、财力、支出责任之间的匹配关系。如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或者事权与支出责任不适应，特别是如果财权大于事权并且在事权和支出责任相脱钩时，过高的中央财政集中度可能就构成一个问题。考虑到一些学者经常以发达国家为例论述，这里我们也对中美两国进行比较。美国的中央财政集中度通常为50％～60％左右，从数字上看，美国的确有着更高的中央财政集中度，但美国中央一级的事权也较大，其联邦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0％，中国的这一比重仅为15％左右，也就是说美国联邦政府把自己的钱大部分花出去了，而中国中央政府只花了一小部分。中国的中央政府无相应的支出项目(事权)，又集中了大量资金，预算平衡要求必须把资金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分配出去，转移支付资金大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80％，而2010年美国联邦财政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补助支出仅为联邦本级财政支出的15％。 中国的财权、事权、财力和支出责任之间并不匹配，导致了地方政府必须依靠转移支付才能维持运转，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比重平均为50％左右，也就是说地方财政资金的一半需要中央拨付。这一财政体制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联邦财政主义的分权，也不完全属于集权，而是一种伴随着大规模转移支付的分权。理论上，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信息，将财政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会有利于区域或国家的经济绩效改进(Tiebout，1956；Stigler，1998；Oates，1972；Oates，1993)。那么中国的财政体制会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呢？关于中国转移支付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的实证文献，近期研究多认为转移支付会恶化经济绩效(范子英和张军，2010；李永友和沈玉平，2010)。这些研究认为转移支付向特定地区倾斜会牺牲效率，不仅没有促进资金流入地的经济增长，还降低了资金流出地的经济增长潜力。对这些研究结果我们是比较怀疑的，因为中国转移支付的资金非常庞大，最近几年，每个省平均分配的转移支付与省级GDP之比大约为8∶100，把它放在经济总量这个盘子中仍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这样一笔庞大的资金，起码可以计入本地的GDP，何以会恶化经济绩效呢？在转移支付的理论文献中，存在一个“粘蝇纸效应”理论，指的是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刺激地方政府规模扩张，当扩张无效率时，转移支付可能会恶化经济绩效，范子英和张军(2010)的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存在粘蝇纸效应。因此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至少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直接效应，即它对本地GDP的直接影响，一种是间接效应，即可能通过粘蝇纸效应和公共支出影响经济绩效，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应是这两种效应之和。 本文的目的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第二部分为转移支付效果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实证策略与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含义分析，第五部分为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 关于转移支付的文献大部分围绕的是其间接效应或者粘蝇纸效应，我们主要梳理这一领域的文献。关于转移支付的较早期理论认为，转移支付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和居民收入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的“等价性定理”(Bradford and Oates，1971)，这一定理的基础是中间人投票理论。“粘蝇纸效应”则是和“等价性定理”相对立的概念，大量经验研究并不支持“等价性定理”，而是发现与收入相比，转移支付会更多的刺激地方政府扩大支出，这种现象被称为粘蝇纸效应(flypaper effect)，意思是上级政府给居民的拨款被地方政府“粘”在原有支出项目上，而不是重新调整财政资金分配。这些研究包括：Weicher(1972)，Gramlich，Galper，Goldfeld and McGuire(1973)，Feldstein(1975)等，最近的研究还包括：Levaggi and Zanola(2003)，Aeosta(2010)，Dahlby(2011)。Hines and Thaler(1995)、Bailey and Connolly(1998)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好的综述。经验研究与理论分析矛盾说明：如果经验研究本身没问题，那么或者转移支付和居民收入不是等价的，或者“等价性定理”需要进一步拓展和解释，当然也可能是这些经验研究本身不准确。 为了调和理论与经验的冲突，有的研究从理论上重新解释粘蝇纸效应，有的研究则对经验研究进行了反思。从理论上解释粘蝇纸效应的假说包括：(1)财政幻觉解释，该理论认为纳税义务人错误地理解转移支付的性质，误以为转移支付会降低地方公共产品的价格，从而支持更多的政府支出(Oates，1979)；(2)官僚体制失败和信息不对称解释，该理论认为自利的地方政府会向纳税义务人隐瞒转移支付的信息，在纳税义务人不掌握转移支付的信息的条件下，预算最大化动机会激励地方官员增加支出(Filimon，Romer and Rosenthal，1982；Bae and Feiock，2004)；(3)利益集团左右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的游说会影响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资金会被较多用于利益集团所需要的项目，这时转移支付对支出的影响大于收入的影响(Dougan and Kenyon，1988)；(4)福利净损失的解释，地方政府的税收会产生福利净损失，这是税收的额外成本，而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不存在这种福利损失(Hamilton，1986)。 对经验研究进行反思的学者认为，估计中的误差导致出现了粘蝇纸效应，这些误差包括：(1)方程形式的误差，Becker(1996)发现对于同样一组数据，使用对数化方程不支持粘蝇纸效应，而使用线性方程会高估转移支付的系数值，容易接受粘蝇纸效应；(2)估计方法的误差，Megdal(1987)认为当误差项与价格、收入等解释变量相关时，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会向上偏，从而接受粘蝇纸效应；(3)变量缺失或变量不适当，Hamilton(1983)认为很多模型存在缺失变量问题，例如缺失社会经济背景变量，这些变量可解释粘蝇纸效应的很大一部分。 粘蝇纸效应指的是转移支付与公共支出的关系，而转移支付影响到经济绩效，还需要考察公共支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理论上，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密切(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Acemoglu，2009)，但在实证研究上，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清楚，Aschauer(1989)、Munnell and Cook(1990)、Kocherlakota and Yi(1996)、Kneller，Bleaney and Gemmell(1999)、Henderson and Kumbhakar(2006)认为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Guseh(1997)、Agell，Lindh and Ohlsson(1997)、Agell，Lindh and Ohlsson(1 999)、Agell，Ohlsson and Thoursie(2006)、F
lster and Henrekson(1999)认为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Conte and Darrat(1988)、Devarajan，Swaroop and Zou(1996)认为对一部分国家这一影响为正，对另一部分国家则为负。对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政府支出规模越大，则对经济的干预越多，从而越不利于经济绩效的提升(Barro，1991；Wan，Lu and Chen，2006)。因此明确中国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存在何种影响，需要理清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何种关系，以及中国是否存在转移支付中的粘蝇纸效应。 三、等价性定理与粘蝇纸效应理论 国外经验文献中经常以公共支出作为自变量，以转移支付和GDP(或者居民收入)作为因变量，如果发现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大于GDP(或者居民收入)的估计系数影响，则表明等价性定理不成立，接受存在粘蝇纸效应(Strumpf，1998；Heyndels，2001；Levaggi and Zanola，2003；Fafchamps，McKenzie，Quinn and Woodruff，2014)，国内学者在检验中国是否存在等价性定理和粘蝇纸效应时，也直接沿袭了国外通常做法，这样做其实并不妥当。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1中简单推导一下等价性定理，这个定理建立在中位数投票模型(Black，1948)基础上，假设投票者或者向地方政府纳税以获得公共品，或者自己消费私用品，如果全部消费公共品的话，可以消费的数量为
，如果全部消费私用品的话，可以消费的数量为
。已有理论表明，使用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的话，中位数投票者偏爱的公共支出水平被选择。如果中位数投票者的无差异曲线是
，那么均衡时消费组合在A处获得，此处预算约束线
与无差异曲线
相切，这时政府的公共支出为
。当上级政府向该区域地方政府下拨数量为
的转移支付时，公共品与私用品的比价没有变化，预算约束线平行移动到
，均衡时
与无差异曲线
在B相切，此时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为
，转移支付
所带来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为
。如果转移支付不增加，而是中位数投票者的收入增加
，预算约束线将平行移动到
，所带来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为
，因此转移支付的增加对公共支出的影响与居民收入的增加对公共支出的影响是相同的，这就是等价性定理。如果与无差异曲线
而非
相切(偏好是拟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为C，政府仍维持
水平的公共支出，地方政府将向投票者减税，减税的额度等于转移支付额度。
图1 等价性定理 “等价性定理”背后存在很多假设：(1)地方政府有调整税收的权力；(2)官僚体系运行完全和投票结果一致；(3)投票体系能够清晰一致的反映投票人的偏好。上述假设更多反映了联邦制国家的选票政治和财政体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灵活调整税收的权力，投票模型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上也具有局限性，实践中，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大概也不会认为转移支付和GDP(或居民收入)间存在“等价性”。可以说，中国天然的不存在这个“等价性定理”，这样照搬国外的检验方法就存在理论基础问题。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可能会认为转移支付和本地财政收入之间具有“等价性”，如果转移支付对公共支出的影响大于本地税收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一种“粘蝇纸效应”。至少有以下三点支持中国可能存在这种“粘蝇纸效应”：第一，单一制下的地方政府长官没有选票压力，在获得较多的转移支付情况下，增加支出通常是不假思索的选项，中国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也缺乏监督，转移支付制度本身仍然带有过渡性色彩，法律法规不完善加上资金种类较多，都容易造成支出膨胀。第二，在中央财政收入比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努力将其资金分配出去，地方政府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讨价还价就能获得这些资金，由于转移支付的获得成本相对较低，地方官员没有对待本地财政收入那样珍惜，支出更容易变得无效率。第三，中国转移支付资金具有时效性和延续性，地方政府为了向中央政府证明转移支付资金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为了来年继续获得相同或者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有激励扩大本年度的政府支出。 四、变量与实证模型 本文使用了1998年到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涉及的变量符号、名称、描述和单位见表1。数据来源的详细情况为：转移支付的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非农人口比重来自《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中央补助收入和地方财政支出调整为不变价格，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调整为不变价格，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固定资产调整为不变价格，上述不变价格都采用1998年的价格，涉及汇率换算的地方均采用了年平均汇率。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主要用于核算资本存量，核算时采用了Chou(1995)建议的办法，折旧率取0.05。西藏作为一个较特殊的样本，没有包含在回归分析中。
为了检验和辨析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我们将估计一个包含经济增长模型和政府支出规模模型的联立方程。经济增长模型为(1)，用于检验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参考一些增长文献的做法(Barro and Sala-i-Martin，1990；Benhabib and Spiegel，1994；Devarajan、Swargop and Zou，1996；Yanikkaya，2003；Bertinelli and Black，2004)，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速度，解释变量包含上一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人均政府支出规模、人均转移支付等，其中上一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捕捉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性，人均政府支出规模捕捉公共支出的影响。
在检验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时，国内外通常会估计以下政府支出规模方程(2)：
这一回归模型的理论基础是等价性定理，右边包含了转移支付Transfer和表示居民收入的GDP，如果检验结果有：
，那么接受存在粘蝇纸效应。第三部分我们已经分析了，等价性定理不适合分析中国转移支付的影响，使用(2)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无论接受还是拒绝都具有误导性。 我们想使用地方财政收入替换掉(2)中的GDP，分析是否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影响不同，但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因为总支出等于转移支付加财政收入，回归结果必然是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为1，财政收入的估计系数也为1。退而求其次，我们设计了如下思路：检验转移支付依存度是否会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转移支付依存度定义为转移支付占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加上转移支付)的比重：
如果转移支付依存度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没有相关性，说明转移支付和本地税收之间具有等价性，如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则说明存在粘蝇纸效应。借鉴研究公共支出文献的做法(Fabricant and Lipsey，1952；Borck，Caliendo and Steiner，2007)，我们将估计的政府支出模型为(4)，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人均政府支出，解释变量除了转移支付依存度外，还纳入了城镇化、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等变量。
五、转移支付的一个初步分析 转移支付从本质上说是税收，其首先从地方流向中央，再从中央流向地方，这一过程是非市场的税收再分配过程。中国1995年确立了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制度，根据政策规定，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遵循公正、规范、透明的原则，根据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测算，财政越困难的地区，补助系数越高。因此通常的观点认为，财力水平较低的省份会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但是实际上，转移支付并没有严格按照各地财力水平进行均衡化分配①。我们逐年计算了地方财力水平与转移支付的相关系数(见图2)。发现2005年前转移支付与财力水平有正相关关系，2005年之后两者是负相关关系。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2005年并不是某一个特别的改革时间节点，因此转移支付均衡化分配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2005年可能恰巧成为从“量变”到“质变”的时间节点。如果使用堆积数据计算相关系数，可以发现两者呈现轻微正相关。
图2 财力水平与转移支付的相关系数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相继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促进中部崛起的区域开发战略，由此带来了大量的转移支付。我们控制了这些区域开发变量，继续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转移支付与人均财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2，(1)栏为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2)栏为1998～2005年的样本回归结果，(3)栏为2005～2012年的样本回归结果，(4)栏为纳入区域发展战略变量后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在这四个回归结果中，转移支付与人均财力水平都高度正相关，说明转移支付没有均衡化的功能，这与江新昶(2007)的结果一致。但区域开发覆盖的区域可以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同等条件下，西部大开发覆盖省份获得最多，东北振兴覆盖省份次之，中部崛起覆盖省份再次之，因此均衡化转移支付主要是通过这些开发政策实现的，显然一些财力水平较低但没有被开发政策覆盖的省份处于不利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转移支付数据包含了税收返还，这部分没有均衡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为了不降低地方政府的增收动力，即使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也没有机制保证其一定跟财力水平成反比。
接下来我们观察转移支付依存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见表3)。如果将转移支付依存度超过50％定义为高转移支付依存度，那么在样本初始观察期1998年共有8个省份属于高依存度省份，它们全部为西部省份，西藏是一个较特殊的样本，观察期内转移支付依存度一直在90％以上，除西藏外，较高的有宁夏和青海，达到60％～70％。转移支付依存度较低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较低的有广东和福建，其转移支付依存度低于30％，其他东部省份的转移支付依存度分布在30％～40％之间。这一时期中国的转移支付依存度离散度较小，方差为0.017。到2012年上述8个省份的转移支付依存度都出现上升，其中甘肃和青海超过了80％。除此之外黑龙江、安徽、江西等11个省份由低依存度行列进入高依存度行列，它们大部分是中部和西部省份。在中西部转移支付依存度上升的同时，长三角、京津地区和珠三角的转移支付依存度明显下降，如上海由1998年的36％下降为2012年的14％，江苏由1998年的39％下降为2012年的19％，北京由1998年的32％下降为2012年的15％，2012年转移支付依存度的方差有所扩大，为0.04。因此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转移支付依存度总体上升了，但区域之间出现分化，早期获得转移支付较多的省份，现在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更高了，这至少说明这些地区经济活力依然不够，税源仍不充足，依靠转移支付实现均衡化也仍需要一个较长时期。
六、转移支付与经济绩效：联立方程分析 1.全部样本的结果 我们使用全部样本估计联立方程(1)和(4)，首先将面板数据去均值化，然后将其作为截面数据对待，联立方程模型是过度识别的，因此使用了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的第一列。从经济增长方程我们发现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说明转移支付本身会正向影响经济绩效；人均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可能对经济绩效有间接负面作用，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粘蝇纸效应：如果较高的转移支付会带来粘蝇纸效应，则可能会通过人均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负面影响本地的经济绩效。其余变量的情况是：前一期人均GDP的符号为正，数值非常小且不显著，说明不存在明显的经济收敛现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符号为正且显著，说明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的符号为正且显著，说明城镇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重要推动因素；开放程度和资本存量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的估计值也非常小，这可能说明这十多年，开放程度和资本存量已不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变量。接下来我们观察政府支出规模方程，转移支付依存度对政府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转移支付存在较明显的粘蝇纸效应，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总收入中的比例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扩大政府支出规模；资本存量的符号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政府支出需要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人口密度的符号显著为负，说明人口的集聚不能分摊公共支出，反而需要增加公共支出；城镇化水平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 我们发现就全国平均来讲，转移支付依存度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政府支出将增加34元，那么由此带来的粘蝇纸效应有多大呢？为了直观，我们以黑龙江省为例进行测算，从2000年到2009年黑龙江省转移支付依存度上升了10个百分点，根据政府支出方程，粘蝇纸效应导致人均公共开支增加了341.6元，再根据经济增长方程，其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0.33个百分点。根据经济增长方程，人均转移支付每增加1000元，可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黑龙江省的人均转移支付增加了2229元(1998年价格计算)，其直接效应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3.34个百分点，最终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叠加大约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而间接效应抵消了转移支付直接效应大约一成。 2.分割样本的结果 我们除了使用全国样本外，还使用了分割样本进行了估计，因为考察期内西部加东北地区的转移支付依存度上升较快，而中东部地区转移支付依存度比较稳定或者存在下降趋势，我们怀疑这两类地区的转移支付的效应会不同。分割样本时，除了考虑样本本身的特征，还考虑了样本容量的均衡性，最终将西部加东北地区作为一组样本，将中部和东部地区作为一组样本。表4的第二列为东北和西部的样本估计结果，首先观察经济增长方程，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结果相比，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增大为原来的2倍多，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在这些地区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政府支出规模的系数为负，同时绝对值增大为原来的4倍，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在这些区域人均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存在的负面影响更大。其余变量估计结果与全国样本相差不多，城镇化和人力资本是决定该区域增长的重要变量，前一期的人均GDP的符号显著为正，表明如果把东北和西部看成一个区域，那么区域内单位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拉大。随后我们观察政府支出规模方程，发现东北和西部地区的粘蝇纸效应更强一些，转移支付依存度上升1个百分点，会使得人均政府支出规模增加44.69元，比与全国样本回归结果相比增加了10元多。除此之外。资本存量显著为正，与全国样本一致；城镇化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是影响这些区域政府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口规模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这些区域人口聚集的规模经济性不明显。我们仍以黑龙江省为例测算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2000～2009年的10年间，转移支付的直接效应是拉动黑龙江经济增长速度7.98个百分点，间接效应则是降低黑龙江经济增长速度1.55个百分点，这些区域间接效应抵消了直接效应的两成。上述结果表明转移支付向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对于均衡区域发展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也表明中央的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是一个合理决策，但是在这些地区，粘蝇纸效应更大，过高的转移支付依存度一定程度上恶化经济增长绩效。
使用中部与东部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4的第三列，大部分估计系数介于上述两个样本之间，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中东部地区的粘蝇纸效应小得多，表现为转移支付依存度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估计系数都大大降低，它仅在10％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绝对值仅为全国水平的1/2，为东北和西部水平的1/3。其余变量的结果与之前回归的相似，不再赘述。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因此较理想的状态是哪级政府承担事权，哪级政府应具有财政保障能力，即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现实中，中国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中央必须通过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解决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实证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比重过高会产生粘蝇纸效应，刺激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西部加东北地区等高转移支付依存度区域的粘蝇纸效应更大，因此单纯分配财力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会形成过高的转移支付依存度，从而会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转移支付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为正，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加总后，转移支付会正向影响经济绩效，因此财政资金向较不发达地区倾斜，能够起到均衡区域发展的效果。考虑到粘蝇纸效应的存在，设计财政体制框架时应注意到转移支付依存度过高带来的问题， 既要不影响财政资金向不发达地区流动，又不至于形成过高的转移支付依存度，这就需要事权与财权匹配。匹配事权与财权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维持事权格局不变，以财权匹配事权，另一个是维持财权格局不变，以事权匹配财权。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较为理想的方案是后一种，因为这样不会削弱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又不影响财政资金向不发达地区倾斜。关于事权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理论上应按照“外溢性”来划分，即外溢性较强的全国性公共品的提供应划分为中央事权，外溢性较小的区域性公共品的提供应划分为地方事权。实践中除了按照上述理论划分事权外，还应将“外溢性”不强但容易被挤占资金的领域上收为中央事权，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事权上收后相应的转移支付同步压缩，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相关的行政成本上升，如果不能配置相应的公务人员，则需要采用公共服务购买的方式。 事权财权调整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分区域、分步骤推进，对于财力不足的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可先上收一部分事权，降低地方政府的财力负担并相应降低转移支付支出，而对于东部财力充裕地区不做调整。在这一过程中，转移支付的均衡性特征也应得到强化，尽管我国转移支付较多的投向落后地区，但是并不是说转移支付充分发挥了财力均等化作用。部分地方政府财政官员，认为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分配不均(马海涛、任强和程岚，2013)，我们实证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一些区域开发变量，转移支付没有实现财力均等化，中部地区财力水平较低的省份在转移支付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应使转移支付制度化、透明化和规范化，尽量按照公式法进行资金分配，并辅以一定激励制度。 注释： ①在2015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徐守盛提到，湖南省的边界的若干县希望脱离湖南，并入贵州、广西、重庆等转移支付较高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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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飞纸效应与我国转移支付的经济绩效_转移支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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