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教育改革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7-0087-09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至3月22日蔡元培在教育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新政府不久将在北京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暂时解散，以待交替，在任70天。[1]3月29日，蔡元培被唐绍仪内阁再次推举为教育总长，至7月14日袁世凯令准辞去总长一职，在任107天。两次在任不足半年，而第一次任内还受派作为专使北上迎袁，前后一个月。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实际主持部务不足150天。从1912年1月至1928年6月的16年间，先后有27人(暂代除外)近40次出任教育总长一职，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教育总长中，何以蔡元培被尊奉为民国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在短短5个月内的所作所为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至深且远，原因何在？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这一历史课题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与中西兼容的学理体悟
与清末民初众多的有志于改造封建教育、建立近代新式教育的志士仁人相比，蔡元培是一位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家；与同一时期众多的民主革命志士相比，蔡元培又是一位对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有着深刻体悟的教育家，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特殊经历，是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完成的，可以说，特殊的经历是蔡元培得以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重要条件。
早在1895年4月，《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不久的蔡元培深受刺激，他在日记中写道：“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2]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从传统封建仕途觉醒，再也无法埋首于考据、辞章的旧学之中。翻检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他大量购置阅读介绍域外情况的各种书籍报刊，努力了解世界事物。从《朔方备乘》、《游历日本图经》、《游历古巴图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环游地球新录》、《西学书目表》等国人编著的社会科学书籍，到《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问答》、《化学启蒙初阶》、《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几何原本》等译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他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知，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对国情、世界情势的认知图景。1898年秋，亲眼目睹维新运动由轰轰烈烈而终至失败的蔡元培，已对清政府的所谓改革完全失望：“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3]回到家乡后，蔡一方面投身新式教育机构的创办，实现他“培养革新人才”的初衷，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联络同志、组织队伍，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积蓄力量、制造舆论。1898年12月，蔡元培受聘担任绍兴府中西学堂总理，这是他投身新式教育之始。在前后近两年的办学实践中，他手订学堂规章，编印《切音课本》，创办学堂图书室，多次赴杭州聘请中、外教员，托人在东京为学校购买理化仪器、标本。作为浙江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绍兴府中西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对青年学子产生很大影响。曾经在该学堂就读的蒋梦麟回忆说：“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4]与此同时，蔡元培应嵊县、诸暨官绅之聘兼任二戴书院、剡山书院和翊志书院院长，拟订《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积极参与绍兴地区旧式书院和私塾的改造工作，日记中留下大量记载：“宋家楼书塾开学，随六叔父及从弟宝庼、兄子学琦往”，“斗门辨志义塾开学，与朗轩、古琴前往”，“容山养蒙书塾开学，往”。[5]这一时期蔡元培还先后草拟《绍兴推广学堂议》、《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为绍兴地区和浙江省新式学堂的创办筹谋规划。
1901年5月，蔡元培来到上海。这是一个比绍兴、浙江更为广阔的组织革命力量、培育新式人才的舞台。1901年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受聘为总教习。在特班，蔡元培融合书院与学校之长，“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课程重西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6]曾在特班学习的黄炎培很好地概括了乃师此时活动的特点：“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7]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首任事务长，以后又多次连任。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国内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革命团体，它“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8]其创办“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初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后增设军事教育部。[9]1902年9月，爱国女学成立，11月26日，爱国学社举行开学仪式。蔡元培参与了这两所学校的创办并任爱国女学总理。爱国女学“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而爱国学社以“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为宗旨。[10]在爱国女学，蔡元培“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爱国学社，他“公言革命无所忌……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11]此时的蔡元培“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12]至1907年赴德留学前，蔡元培在上海参加的教育活动还包括起草《师范学会章程》，参与筹办绍兴公学，担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经理、青年学社总教习；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手订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辑体例，参加《最新修身教科书》编订工作；促成上海震旦学院的创办，等等。先后编译出版《学堂教科论》、《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总论》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日文、拉丁文、德文；结合办学实践购置、研读大量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书籍。日记中的有关记载随处可见：“普通学书室购书：《化学定性分析》，《和文论理学》，《白话丛书》，《保全生命》，《千百年眼》(1901年7月29日)”；“(托)叔蕴代购和文书：《教育学书解说》二册，《小学教学法要义》一册，《宗教新论》一册，《新式教授学》一册，《实用教育学》一册，《族制进代论》一册，《教授法讲议》二册，《宗教进化论》一册(1901年11月21日)”；“州髓借书：《论理学》，《代议政体》，《进化新论》，《社会学》(1903年2月6日)”。[1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蔡元培在努力研读日本和西方教育论著的同时，对中国教育史上一些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也给予重新评价和诠释。他在190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颜氏(指颜元——引者)学记，力矫宋明诸儒明心见性之谈、著书传道之习，而以躬行用世为的，可谓佼佼铮铮者矣。其释格物为学三物，即以此为学程，证之以四教三事六府，盖即今所谓普通学者也。由是而推暨之于兵农礼乐为专门学，则偏重政治学，于哲学则未遑及也。今表其学科如左(后)：六德——心理学；六行——伦理学；六艺——礼，法学；乐，美术；射、兵、御，体操；书、农，名学；数，算术。”在同月18日的日记中又大量摘录颜氏的重要观点，并写下“吾国儒者则只知举业耳，于物竞之道何如也”[14]的学习体会。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明辨择善，使他在执掌邦教之后，能明确宣布“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15]的政见。
在创办学堂、研习教育理论和广泛参与各种教育改革活动的同时，蔡元培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推翻清廷、抵御列强的各种活动。1903年12月，联络同志，组织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1904年秋，参加军国民教育会组织的暗杀团，秘密试制炸弹。1904年12月，组织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受孙中山委托，担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可以说，在思考中国前途和从事培育人才的双重探索和实践中蔡元培度过了从甲午至丙午的整整12年。就个人而言，12年间，蔡元培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传统士人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的转变，二是由私塾先生向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变。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已成为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目标，而“委身教育”则成为他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二者在实践中又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绍兴到上海，活动空间的转移不仅带来了交往范围的扩大、学术视野的开阔，也为蔡元培获得革命元勋和教育大家的双重声誉奠定了人脉、积累了学术资本。
但是，蔡元培并未就此止步。根据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刻领悟，他已不满足通过译本和凭籍初步阅读能力从日文报刊书籍中获得有关知识，他等待着时机，希望能走出国门获得对西方文化教育的亲身感受。1906年6月，蔡元培得知清学部有派翰林院编修、检讨出洋留学的消息，积极活动、多方打听。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弟此次进京销假，本为最不安之事，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资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惟此游学一事耳”。[16]那么，为什么“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呢？在《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蔡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赫尔巴特——引者)。且幼稚园创于德人弗罗比尔(福禄贝尔——引者)。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现今德国就学儿童之数，每人口千人中，占百六十一人。欧、美各国，无能媲者。……职现拟自措资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乃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17]从呈文中可以看出，蔡之留学德国的夙愿，是出于对20世纪初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和大势的把握，是出于对中国现实教育改革需求的理解。他之决心要去德国留学，意在从源头上考察现代教育的真谛，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现代教育寻求出路。
由于种种原因，蔡元培的赴德留学迟至1907年6月成行，这一年他已41岁。留学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当家庭教师，为商务印书馆编书，用蔡元培的话讲是过着“半佣半丐之生涯”。[18]尽管如此困顿，他却以苦为甘。7月11日到达柏林，第一年主要在柏林学习德语。从第二年起，入莱比锡大学听讲。在3年多的时间里，选修了近40门课程，而重点是哲学及哲学史、实验心理学、文明史、美术史、德国文化史等，特别是冯特和兰普来西的课，几乎每学期都选。他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留德期间虚心体察、上下求索的学习情景：“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其一二，而无从联贯；又或拾得他人弃掷之钱串，而曾不名一钱；欲摸索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19]听课之余，蔡元培“暑假中常出去旅行”，音乐厅、植物园、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中小学校园，“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20]四年的留德生活，蔡元培寝馈哲理，广稽博采，融贯新知，探本穷源；他的目标，似乎不在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是力图从广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理解和把握西方近代文明的源流。也许正是留德期间这种超功利主义的学习态度和对哲学、美学、世界文明史的比较研究，提升或者说进一步形成了他恢宏的气度和宽厚平和的学术风格，使他能以平等的、不抱成见的态度对待包括教育理论在内的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留德期间没有具体地研习前面提及的赫尔巴特或福禄贝尔的教育学说，但是，这段留学经历使蔡元培得以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使他具备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视野、学识和境界。这一时期他先后编译出版的论著，如《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涵养的升华。
四年留德生活，蔡元培一直保持着与国内革命同志的联系，这一时期的日记和函电，留下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留德四年，对于蔡元培来讲，还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他得以建立了一个以留德、留欧学人为主体的人脉网络，如齐寿山、钱君轶、虞锡晋、贝寿同、顾兆熊、宾敏陔、马君武、夏浮筠、张谨、陶孟和、薛仙舟等，都与他过从甚密。其中的前五人归国后成为他组建民初教育部的重要成员，而另外一些则多成为他日后教育生涯中的同事和伙伴。
1911年10月13日，远在德国的蔡元培，“阅报，知革命军已克武昌、汉阳”[21]，“为之喜而不寐。……一方面愧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一方面以为大局旦夕可定，日盼好消息”[22]。在匆匆办好归国手续后，11月13日，蔡元培结束了留学生活，绕道西伯利亚回国，满怀激情与理想，投身于创建中华民国的伟大实践。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历史性飞跃的重大转折关头，在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历史潮流中，一位站在世界学术前沿、志向坚定、中西兼容、一身而二任的革命家、教育家，就成为时代的选择。
二、高瞻远瞩的改革举措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指出：“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23]此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夺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与封建专制主义决裂、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新中国的高昂精神，为民初的教育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月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在此后短短6个月的任期内，蔡元培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地采取了诸多改革措施，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其荦犖大者有：
1.在战乱中稳定、改革、发展教育
当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碑亭巷借来的三间仄隘简陋的办公室里规划民国教育发展蓝图时，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南北尚未统一，各地军队占据校舍和教育机关房屋者所在多有。京师大学堂师生星散，清华学堂已停课半年。即使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南京，也有几十所学校和江南图书馆不得不由陆军部派兵士予以保护。兵燹之外，教育经费的求告无门，更使各级学校如雪上加霜。清末由各省和中央派赴海外的留学生，因政体变更而骤断经费来源，函电交驰，嗷嗷待哺。因此，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秩序和稳定全国大局，就成了民国教育部的当务之急。[24]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电文指出：“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有必须改革者，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之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惟是省自为令，不免互有异同，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为可虑。”[25]《通令》除强调各地小学、中学、师范学校应尽快限期开学外，其重要内容还包括：(1)清末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2)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3)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4)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注重小学手工科；(6)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7)初等小学算术科自第三学年始应兼课珠算；(8)中学不分文、实科；(9)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修业年限由五年改为四年；(10)清末各学堂奖励出身制度一律废止。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同时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各学年教授科目、每周教学时数及各级学校的暂行课程表。此后，教育部通电各省的类似文件还有：1月29日，通电各省都督府“社会教育亦为今日之急务，入手之方，亦先注重宣讲，即请贵府就本省情形，暂定临时宣讲标准，选辑资料，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影画，以为辅佐”。[26]3月2日，致电各省，在高等以上学校规程尚未颁布前，应照旧章办理，唯《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科目，须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使用。3月5日，通告各省，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3月14日，再次发出通告，凡已设立的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学校，应与高等学校、专门学校一并开学，同时中小学校也应从速筹办。5月8日，教育部要求各省归还教育财产。同月20日，咨行各省催解所欠留英、留日学生的学费。
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为稳定全国教育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受战争影响而停课或关闭的学校得以迅速恢复，大批新学校纷纷建立。据统计，1912年，全国学校数达87272所，学生数达2933387人，与1909年相比，学堂增加近28000所，在校人数增加近130万人。不仅如此，上述措施中所体现出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如废止小学读经科、废除奖励出身制度，社会教育要注重宣讲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而尤注重于公民之道德”等等，事实上成为民国教育的基本原则而得以保留下来。[27]
2.为民国教育立一根本方针
适应政体转变是民初教育改革的最大历史功绩。辛亥革命后由蔡元培所领导的教育改革，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其最大的功绩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政体转变的历史潮流。众所周知，教育宗旨反映着国家的意志，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由于政体的变革，清政府所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显然有悖于时代潮流，提出和颁布新的教育指导方针是关系到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全局性大事。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后者“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他批评清末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尊孔”两项，“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28]，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并对上述“五育”的内涵作了详尽的说明。蔡元培关于民国教育宗旨的意见，在教育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许多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纷纷著文与总长商榷、质疑，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热烈讨论。同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民国教育宗旨。9月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29]可以看出，除世界观教育未被采纳外，蔡元培的其余四项主张均得到反映。
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产生以来，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二个教育宗旨。与清末教育宗旨相比较，虽然前后仅相差6年时间，但其内容却体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就形式而言，道德教育仍被放在第一位，但是，“忠君”、“尊孔”这两条最能体现封建道德教育以至整个传统封建教育特征的核心内容被取消了。蔡元培所标揭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被奉为新时期道德教育的圭臬。实利主义教育与军国民教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清末教育宗旨延续下来的，然而却被赋予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收复国土、抑制军阀割据的新的时代精神。美感教育的提出，尽管在当时受到冷落，但是它最终被列入教育宗旨，不仅体现了蔡元培个人的高瞻远瞩和理想化的个性特点，而且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后，个性的张扬、个人的价值受到重视已经被提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议事日程之上。这个宗旨的形成和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它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为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会反复出现，但是，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重视实用知识的积极态度、突出个性发展的民主意识等等，却被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代表了近代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30]
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民初教育宗旨明确宣布取消“忠君”、“尊孔”以及他对宗旨内容的深刻阐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近代新式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的界线。它的颁布在实践中得以初步贯彻，至少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它使得“忠君”、“尊孔”这两条封建教育最本质的特点永远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尽管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经过辛亥革命的涤荡远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根除，尽管辛亥革命后不久形形色色的“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又沉渣泛起，“尊孔教为国教”的呼声也曾甚嚣尘上；但是，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在教育上扯起忠君的大旗、祭起尊孔的法宝，再也无法挽回封建教育的残局。“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民主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第二，它使得中国教育界在思想上获得一次大解放，为教育理论、教育学说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既然“忠君”与“尊孔”都被明确宣布取消，既然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将被“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新道德规范所取代，那么，一切从属于封建教育的旧思想、旧观念，以至于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受到全面怀疑、批判和一切新的教育学说、新的教育理论、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等受到欢迎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这种对封建教育的全面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学说宣传介绍的新高潮是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蔚为大观的，但是，其源头却是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从民初的教育改革开始的。[31]
3.教育决策民主化的最初尝试及主要成果
在探讨蔡元培对民初教育改革的巨大贡献时，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论者的理由是，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之际蔡已多次提出辞职，甚至未能全程参加。其实，民初教育部于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自始至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试图通过政府与民间交流的方式制定民国教育大政方针的重大努力，会议召开的本身及其成果对民国教育影响深远。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可以说这是蔡元培提倡教育决策民主化的最初尝试。[32]
1912年5月初，教育部即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召开成立了专门筹备机构——临时教育会议事务所[33]；此后不久，通过媒介向社会各界通告将举行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以讨论民国教育的消息；作为临时教育会议的参与主体，议员的推举是至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教育部精心制定了议员类别、资格等相关规定，力求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原则，要求各行政区教育主管部门，作好议员推举等各项准备工作。[34]特别要指出的是，教育部还专门制订、公布了临时教育会议章程九条和议事规则七章四十五条，为临时教育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根据规定，各部门、各省区推选出来参加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议员总数为94人，各类议员的确定，程序上基本体现了民主的原则，资格上也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这是一个代表性较为广泛、接受新教育程度较高、对世界各国教育有较多了解，而且，年龄结构也比较合理的议员队伍，基本上囊括了民国初年国内教育界的各类代表人物。据统计，民初行政区域划分为22个行省和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区。全部22个行省和蒙古均派出议员参会，只有西藏和青海2个地区未有议员参加。在总数94人的议员中，接受新式教育者至少有78人，比例为83%。同时，有留学或赴外考察经历者甚多，这类议员至少为60人，占议员总数的64%。具有丰富教育阅历的议员79人，占议员总数的84%。议员平均年龄约35.18岁。[35]这样一支议员队伍为会议各项议案的科学性、代表性和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准备，1912年7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如期召开，蔡元培致词开宗明义指出会议的重大意义：“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36]很明显，蔡元培之所以特别重视这次会议，是因为他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他希望借助于政府与民间的对话、沟通，集思广益，为民国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在这次讲话中，蔡元培还就民国教育与专制时代教育的根本区别，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关系，权利、义务与责任，关于民国教育方针，关于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废除经科，关于民国教育的取向以及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权力的划分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成为大会讨论的重点。
蔡元培是7月14日获准辞职的。就在获准辞职的前一天上午，在临时教育会议举行的谈话会上，议员们坚请他以总长的名义提出一个有关教育方针的议案。下午，蔡元培与次长范源濂一起，主持了最后一次部务会议，决定由参事厅根据蔡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以总长的名义起草一议案交临时教育会议。前文提及的9月2日公布的教育宗旨，即是临时教育会议对这一议案讨论通过后由教育部公布的。在这次会议上，次长范源濂表示：“暂时牺牲个人之自由，维持部事，以待后任。”[37]
事实上，虽然蔡元培未能全程参加会议，但是蔡元培本人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在全体与会议员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他的副手范源濂对他召开这次会议意图的高度认同和全力贯彻，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取得圆满成功。首先整个会议气氛民主、热烈、和谐，是教育决策民主化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其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大多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法令文献，对实际的教育活动产生影响。据统计，会议收到提案共92件，其中的76件在以后的四年内先后形成相关教育法令、规程79件。而像《教育宗旨》、《学校管理规程》、《学校系统》、《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等重要法令，均在1912年10月底前，即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就予以公布。在《学校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作为民国前期的主要学制一直延续使用到1922年；而《大学令》及其他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也大多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做进一步的修改。蔡元培在全国教育临时会议开幕式上曾预言：“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将来亦必有影响。”[38]历史已经证明，由蔡元培主持召开，并由其继任者完成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从组织形式的探索，到会议形成的议决案，都对民国时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除上述各项改革之外，短短的半年之内，在蔡元培主持下，还有诸多重大举措出台，为了“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教育部增设社会教育司；“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将其“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制定全国大学发展计划，等等。[39]
综上所述，在封建专制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制度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立的社会大转型时期，蔡元培为结束战乱影响、统一全国教育、清除封建流毒、确立民国教育宗旨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而采取的种种举措，既考虑到民初现实的社会环境，又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大局在胸、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为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公忠体国’’的道德风范
建立一个高效率、吸纳各方面新式人才的教育部是摆在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蔡元培主张，办教育部当与办社会事业一样，要“为事择人”，“能者在职”。蔡元培在半年的任期内能为民国教育作出那么多重要的贡献，这与他主持民初教育部的人员构成和工作作风有极大关系，而影响人员构成与工作作风的核心，则是蔡元培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
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派系纷争，政党林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跳出政党、派系之争，“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是蔡元培首先考虑的问题。1912年4月，蔡元培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时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至今读来让人唏嘘不已。蔡元培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并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作次长，也不是屈您作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40]
如此肝胆相照，不仅使身为共和党员的范源濂欣然应命，全身心地投入教育部的工作；而且，如前所述，即使在蔡元培于7月14日获准辞职后，范源濂仍表示“暂时牺牲个人之自由，维持部事，以待后任”，坚持把蔡元培倾心关注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好，获得圆满成功。
多年后，范源濂回忆起民初的这段交往，仍然十分动情：“蔡先生几次的这样说，他的真诚和热情，使我终于接受了他的要求。这个决定曾经使不少更亲近的前辈朋友们责备误会，可是我回想起来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41]而蔡元培自己也对民初在教育部与范的亲密无间的合作终身难忘。1928年4月，范源濂因病逝世，蔡元培赠送的挽联特意提及此事：“教育专家，最忆十六年前同膺学务；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失斯人。”[42]所谓“最忆十六年前同膺学务”，指的就是他们在民初教育部的合作共事。
本着“为事择人”、“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蔡元培对清末学部的原有官员、职员，只要是拥护民主共和政体、有能力且愿意为新政权教育建设服务者，他都大胆使用。1912年5月组建的教育部由一厅、三司和三位参事组成。作为次长的范源濂不仅是一位共和党人，还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除总长、次长外教育部共计73人。其中，路孝植、柯兴昌、高步瀛、常福元、陈问咸、毛邦伟、林棨、王章祜、伍崇学、白作霖等多人皆曾在学部任职，担任教育部首任专门教育司司长的林棨，也曾是清末学部的参事官。最能说明蔡元培不拘一格、“为事择人”原则的是他对王云五的赏识和重用。时年24岁的王云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因为曾做过几年教师，所以对教育颇有心得，出于对蔡元培的信赖，就把自己平时关于教育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刚被任命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真想不到此一建议书，从上海邮寄到南京教育部以后，不过十日左右，我便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服务中接到由上海家里转来蔡先生的一封亲笔信，大意说对我所提供的意见认为极中肯，坚邀我来部‘相助为理’。……是年三月，……我奉派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浩)为第三科科长。……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43]一位素未谋面、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仅凭一件建议书，就被委之为与学部员外郎、留学英国硕士同一级别的专门教育司科长之职。蔡的不拘一格“为事择人”，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王云五不负重托，“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青年，总算应付得宜……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自慰”[44]。
当然，在组建教育部的过程中，蔡元培最关心、最着力的是努力网罗那些富于革新精神、有海外留学或考察经历、勇于任事、热心教育的青年学者。从教育部所属各司、科人事安排看，这种特色十分明显。据蔡元培讲，这70多位部员，“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45]现在收入《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的许多电文说明，在组织教育部的过程中，蔡元培吸纳归国留学生参加部务工作的意识非常明确：4月22日，致电范源濂、周树人(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上，为盼”。上海《民立报》在发表这段电文时特加大字标题：“教育部求贤若渴”。电文中提及的26人中，可考证的有留学经历者即占半数以上。最能说明蔡元培急迫心情的是4月27日连发三电，分别致伍光建本人和夏曾佑、张元济二人。致电夏、张二位是请他们“转商”、“转恳”伍光建迅速到京，就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一职。伍光建(1866-1943)，广东新会人，字昭扆。1887年赴英国伦敦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回国后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后任南洋公学总提调、中国教育会副会长，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理科教材、英语教材多种，于教育学术颇有造诣。蔡元培所提出的人员中还有一些是江浙地区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和他在南洋公学、爱国学社时的同事、学生，如袁希涛(1863-1930)，江苏宝山人，号观澜，清末上海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夏曾佑(1863-1924)，浙江杭州人，号穗卿，1902年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第一部著作；钟观光，浙江镇海人，字宪鬯，1902年与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曾一度任副会长，在南洋公学、爱国学社讲授理化；贝寿同，字季眉，蔡元培任教南洋公学时的学生，留学德国专攻建筑；徐敬熙，字惺初，亦为南洋公学学生。范源濂提出的人选，大多为具有实际教育行政经验者，主要是原在学部任职的中下级学务官员。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人仍以有留学经历者为主，如林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路孝植(日本帝国大学农科)、马邻翼(日本弘文师范速成科)、高步瀛(日本弘文师范速成科)、毛邦伟(日本东京高等师范)等。这样，民国初年的教育部事实上成为东西洋归国留学生的大本营，在蔡元培“能者在职”思想指导下，聚集了一大批思想新、视野开阔、有学识、积极肯干、朝气蓬勃的热心教育人士，形成了民主、高效、廉洁、认真的办事作风。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评论说：“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46]鲁迅也曾回忆道：“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47]时论对民初教育部革新气象、建设气象的赞誉，与当时主持部务的蔡元培“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的抱负和道德风范有极大关系。[48]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中西兼容的教育经历、学理体悟，高瞻远瞩而又缓急适当的改革举措，“公忠体国”的道德风范和“能者在职”的用人原则，这些是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能在极短的任期内对早期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重要的个人原因。当然，这种个人因素只有融入时代大潮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那将是需要专文讨论的另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