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刊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1)01-0064-05
晚清民初以来，随着现代报刊等大众传媒在我国越境登陆，我国长篇小说发展亦呈现出蔚为壮观的繁荣局面。在1900年至1911年的十二年间共产生了529部通俗白话小说，占明初至清末(1369-1911)542年小说创作总量的47%（总数共为1140部）。[1]由此文学史也迅速进入了一个平民化文学时代。对此，许多学者纷纷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自身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探究，成果颇丰。然而有一个特殊的传播形式却被文学史不经意地忽视，那就是小说的长篇连载。这种栖息于大众传播媒介之上的特殊文学形式，对我国近、现代长篇小说的生成、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甚至至今还影响着当代文学，如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金庸武侠小说。为此，我们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上，来描述由于现代报刊在我国出现、发展与长篇小说生成发展关联的过程，从而就大众传媒的出现来解析改变长篇小说生产样式，导致长篇小说繁荣的多重因素及其相互影响与渗透的关系。
一
对于晚清民初我国长篇小说繁荣的原因，较早指出近代媒体和小说发展关系的是阿英，他把“印刷事业”和“新闻事业”列在小说繁荣的首位。“第一，因为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从前那种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生产。”[2]但小说形式因报刊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则很早就有人隐约地感觉到了。1901年梁启超意识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3]；1907年黄摩西也注意到了“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的现象[3]；1908年耀公猜测“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3]。可惜都没有细究下去。
现代报纸、杂志在我国出现与西方的影响有关。我国第一张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外国人办的。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第一份中文的近代化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化报纸。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才开始大量涌现。1815年至1861年，总共才出现8种中文报刊，1900年据梁启超统计大约有124种。辛亥革命掀起了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办报热情，全国报纸达500家，期刊达700余种，仅报纸的总销售量当时就达4000万份。1927年，中国大约已有报刊2000余种。
报刊的出现与繁荣，是近代工商业与商业都市发展的产物。近代实业为报刊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近代机器印刷工业的出现，靠传统的木刻印字，报刊是难以繁荣的；印刷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众多报刊的创立且快捷而大量的印刷、转送成为可能。倘若没有大都市，即没有巨大的报刊消费市场，报刊也不可能出现和繁荣，这就是现代报刊主要出现在上海、广州、香港、天津、北京等地的主要原因。据美国传教士John Farnban统计，19世纪初到1890年出版的中文报刊共76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33种，约占总数的43.3%。[4](P965)1933年上海就出版了至少200种杂志，占全国总数80%以上。可以说，上海在成为一个近代商业都市的同时，也在逐渐成为一个新型的媒体城市。因此，我们考察报刊的兴起，就不能不把视线落在上海；描述连载小说，就不得不以上海为重心。
我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是《瀛寰琐记》，创刊于1872年。1892年韩子云创办《海上奇书》文学期刊，分期刊登自著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首开近代杂志连载小说之先河。1902年梁启超的《新小说》是首次出现的专门登载小说的杂志。“报纸以词章补白，始于《申报》。”[5](P80)“长篇小说刊载报纸，当以《野叟曝言》为创始。盖其时蔡紫黻受聘《字林沪报》为总编辑，取夏二铭之《野叟曝言》，逐日披露之，既开风气之先。”[6]当时在报纸上刊登小说的目的就是“以资兴味而资多闻”[7]不过真正对长篇小说形式构成影响的是报纸文艺副刊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我国报纸之设副刊，可上溯到1875年上海《申报》于新闻之后，公开征求和逐日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与“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虽未辟专栏，但已有“报屁股”的味道。1897年严复、夏曾佑为《国闻报》作《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计划“广为采辑”小说并“附纸分送”；1900年《中国日报》辟副刊《鼓吹录》，后来大部分报刊都腾出固定的版面设置文艺副刊。像五四时期的《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四大副刊在新文学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那时简直就是一个以杂志、报纸为中心的文学时代。绝大部分小说家都亲自创办或参与编辑小说杂志和报纸（如李伯元创办《繁华报》、《游戏报》，首开上海办小报之风）；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连载）后才结集出版；小说理论、文学批评和主张都是首先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在《繁华报》上、刘鹗的《老残游记》在《绣像小说》上、曾朴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小说丛报》上连载发表等，当时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以连载形式出现的。连载小说涵盖了当时小说所有的题材：言情、社会、武侠、侦探等，品类齐全，注重审美性，同时淡化文学的功利性，广泛地采用和实验西方的写作技巧，连载小说在五四以前可以说是独踞文坛中心。报刊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充当了一个新的但又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媒介。我们选择文学史上鸳鸯蝴蝶派这一典型个案来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鸳鸯蝴蝶派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报刊作家，关于它的源头，鲁迅认为“开始的是《申报》”（《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阵地在上海。鸳鸯蝴蝶派的作者大都是报人出身，从民国初到30年代，由鸳派作者主办、编辑的报刊杂志约有113种，掌握大报、小报的副刊不下50种，仅上海一地，在当时由他们主办的刊物就多达34种以上，上海报业中销路最广的三家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在1911年后的副刊均由鸳派作者任编。《民权报》因连载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玉怨》而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张恨水在北京分别主笔《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副刊《夜光》和《明珠》。他们的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1909)、《小说时报》(1909)、《游戏杂志》(1922)、《小说丛报》(1913)、《礼拜六》(1914-1921)、《小说海》(1914)、《小说新报》(1915)、《小说大观》(1915)、《小说画报》(1917)等，这些刊物中比较著名的作者先后有包天笑、周瘦鹃、半侬、林纾、恽铁樵、王钝根、李定夷、徐枕亚、吴双热、指严、天虚我生、毅汉、徐卓呆、觉迷等人。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报刊上发表或连载，几乎控制了整个文坛。所以报刊的兴盛是推动鸳派繁荣的一种现实力量，没有报刊作传媒，鸳派作品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或者说没有报刊，可能会出现一两只鸳鸯蝴蝶，但不会产生一个派别。因此，研究连载小说，鸳鸯蝴蝶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小说经过报刊连载而销售剧增，这为文人依靠稿酬作稻梁谋创造了条件，鸳派作者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他们把小说卖给报刊进行发表或自编刊物进行推销，从而使小说与报刊更加紧密地拴在一起。
二
长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连载小说。张恨水是一位典型而又杰出的连载小说作家，我们以他的作品为例来探讨连载小说。《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力作之一，1929年至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曾轰动一时，“一时文坛上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小说或许在本质上是与印刷媒介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文学体裁，如同新闻一样，小说是一般平民最能接受的一种文学样式。新闻要求实录，具有叙事性，但简单概叙难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理，于是小说因其生动性、形象性以及世俗性应运而兴。应该说是新闻报纸诱发和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因此连载小说具有强烈的报章特色。连载小说题材具有即时性、当下性的特点。早期读者很多时候是把小说当作新闻来读，从中了解信息以资多闻；《春明外史》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报纸，就为的是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读者往往将书中人物，一一索引起来，当作历史一样来看。”（张恨水：《我的小说过程》）而连载小说依仗报纸的印刷权威常常故意将二者界限混淆，作者创作多是从报刊上剪辑敷衍成篇，多倾向于采用实录的叙述方法。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者读到的正是作者观察的现实。徐枕亚声称《玉梨魂》是用友人秦石痴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寄来的一份材料写成的，何梦霞确有其人，自己还和秦去探访过崔宅等。这种力求题材真实性实际上就是受到报纸新闻化影响的结果。张恨水是连载小说大师，他致力于寻求连载小说的独立品格，希望通过回叙手法来削弱题材的新闻性，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时事性色彩仍然突出，就连艺术水准相当高的《啼笑因缘》也是通过北京城当时几段社会新闻编织而成，书中关寿峰父女的设置与当下上海的“武侠热”有直接的关系——题材时事性特色非常明显，仍露报界拾闻之痕迹。
另一方面，连载小说的尽力铺张敷衍、结构松散也是报章特色之一。《啼笑因缘》对沈凤喜投入军阀刘将军的怀抱这一情节进行详细的描述——“刘将军笑道：‘……这两本账薄，还有账薄上摆着的银行折子和图章，是我送你小小的一份人情，请你亲手收下。’凤喜向后退了一退，用手推道：‘我没有这大的福气。’刘将军向下一跪，将账薄高举起来道：‘你若今天不接过去，我就将一宿不起来’凤喜靠了沙发的圆靠，倒楞住了。停了一停，因道：‘有话你只管起来说，你一个将军，这成什么样子？’刘将军道：‘你不接过去，我定不起来的’。凤喜道：‘唉！真是腻死我了！我就接过来。’说着不觉嫣然一笑。……”作者好像用慢镜头一样仔仔细细、不厌其烦地把凤喜接受存折的过程实录下来，通过实事自身泄露出它的意义：虚荣是凤喜悲剧的根源。连载小说文字铺张，结构相对散漫，依靠实事细节来平面铺开故事，一般缺乏纵深度，深入浅出，不以人物的性格逻辑为中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效果，增加阅读的随意性和松弛感，将读者从紧张中解放出来，每期能给读者一次完整性的满足，因此连载小说分期阅读的效果比一口气读完整本书要好得多。所以连载小说自身的特点使它更容易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成仿吾指责鲁迅为《晨报副刊》写的连载小说《阿Q正传》“结构极坏”[8]（前言）殊不知这恰恰就是连载小说的特点，一般结构严谨的长篇小说不宜连载，因为拆开来就支离破碎了。
连载小说在我国实际上就是章回小说的变体。在中国小说史上，传统的章回小说源于宋元时期说书人的话本。说书是一门听觉艺术，章节分回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和说书人把握陈述时间的需要；情节迂回迭宕、引人入胜，缺乏深奥的哲理，但特别强调表现的吸引力和追求愉悦性。文人根据话本创作的章回小说仍带有浓厚的书场色彩，文字表述上常常露出说书人的痕迹，如“话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传统的章回小说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接受基础，连载小说在形式上与之暗合，故连载小说一出现就深受市民读者的欢迎。但是早期的连载小说（主要是翻译小说）颇具随意性。它不以章回段落为起讫，只求填满版面，随意排到哪算哪，常常是一句话要二个月才能读完，不便于排版装订，也不便于阅读。梁启超在《新小说》中改革了这种割裂原作的连载方式：“本报所登各书，其属长篇者，每号登一回、二三回不等。惟必每号全回完结，非如前者《清议报》登《佳人奇遇》之例，将就装订，读气未完，戛然中止也。”（《新民丛报》14号，1902年）此后各杂志报纸连载小说，绝大部分都以章回或章节为单元自成起讫。
不过连载小说中的章回只是一套用来中断和继续叙述的文学设计，它常常就在人们极想知道的某一点或某一情节上打住，卖点关子来勾住读者，通过分章回或章节来达到中断和连贯的张力，所以连载小说的结构层次不由章回来决定，章回这种分节技巧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策略目的。
连载小说依附于印刷报刊，开始逐渐疏离书场转向书面化。最典型的是回叙法的使用：先讲述目前已发生的事件，再用补叙、倒叙、插叙交代事件的原因和条件，最后写出结果。中间有议论、抒情以及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场景描写。《啼笑因缘》中的“雪景”是多么缥缈空灵：“……大雪初停，月亮照在积雪上，白茫茫一片乾坤，皓洁无痕，那里有什么人影……”小说有头无尾的结构布局令人难以割舍，欲罢不能！连载小说的结构特点是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啼笑因缘》有相对完整的故事和贯穿始终的人物，依靠人物和情节来吸引读者，这是长篇连载小说的一种结构形式—珠花式。珠花式讲究波澜起伏和前后照应，是一种成熟的连载结构形式。像《玉梨魂》、《孽冤镜》、《啼笑因缘》都属于此类。连载小说的另一种结构形式是集锦式。连载形式促使作者有意识地注意到将作品写成一段段有一定关联但又各自独立的小故事，从而形成一种被鲁迅称之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连载小说早期结构形式，代表作品有《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连载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随写随刊。随写随刊使得连载小说的写作不同于一般的长篇小说：“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今依报章体例，月出一回，无从颠倒损益，艰于出色。”“寻常小说一部中，最为精彩者，亦不过数十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无暇苛责。此编既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苛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梁启超聪明地道出了连载小说写作的特殊性。“不能苛简”就是连载的独特形式要求作家每回都能吸引读者，以章回为单元构思，每回自成段落，自合趣味，这就要求作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笔力，一丝不苟地制作每一回的卖点。
连载小说在报刊上的连载形式有两大类，一类是刊出部分章节以吸引读者注意或兴趣，然后中途刹车另出单本；一类是保证每次刊出的一两回情节相对完整，能自成起讫，一般的连载小说多用这种形式，如《啼笑因缘》。
我国早期连载小说由于体验不深，偏重搜罗，太过于实录而缺少“陌生化”艺术魁力，难以召唤读者的再造性激情；随着连载小说形式的不断成熟，作家的人文情怀和理想不断地自觉注入，小说审美品格得以进一步塑造和提升。于是连载小说逐渐淡化了信息资讯功能，娱乐消遣功能得到强化和表现，这一点更是吸引了商人的注意和兴趣。
收稿日期：2000-07-08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申报论文; 玉梨魂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梁启超论文; 张恨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