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元济出版事业中的文化使命感
□文│邓丽萍 邓纯旭
[摘 要]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其出版业绩以及作为出版家的楷模形象一直影响至今。研究者们对他从事出版业的编辑思想、经营理念，以及教科书、辞书、古籍整理、西学引入等多方面的出版实践都给予了多角度的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张元济带领“商务人”出版业绩的取得完全基于其“为国家谋文化之发展”的强烈文化使命感的推动，这种精神在当今的出版业中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张元济 出版实践 文化使命感 文化自强
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期间，正值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民族民营出版机构的掌舵者，张元济等出版人以求富求强、开启民智的社会担当，为国家出版事业谋划布局，充分彰显了中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发展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自强精神。在这种精神推动下，近代民族出版业迅猛发展，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进步、民众教育、文化自新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家的路上，灰蒙蒙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开始还是零星地飘落，渐渐地如鹅毛般飞舞，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肆意飘洒。走到一片树林时，突然掉下来一只黑鸟。
一、张元济文化使命感的形成
张元济出身于书香世家，少年时期勤奋好学以求“光大门闾、显扬宗祖”。稍长，受其父指引以九世祖张惟赤直言敢谏的立朝大节为榜样，奋进于仕途，26岁中进士，从供职于刑部至总理衙门任职初期，“致君泽民”之道是张元济的职业理想与追求。而甲午之役后，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从戊戌维新开始便肩负起普及教育、文化兴邦的历史使命。
1.以教育大众求“保国保种”的警呼
甲午一战，中国士大夫仿佛“从睡梦里醒过来”，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同样受到巨大触动，他痛感国力的衰微，认识到“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1]尤其是面对世界大势以及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更加焦虑：20世纪初已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世界强国，由“力争”转为“智争”，[2]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的中国，国力孱弱，人口素质低下，既“无力”，亦“无智”，4亿人口，绝大多数为文盲，[3]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一团漆黑。他深入分析中国民众的教育状况：“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万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4]这样的焦虑也是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反映，当时国家上层和士林普遍存在教育救国的理念，甲午战争战胜中国的日本，将中国的战争赔款大部分用于教育，一个东方小国日渐强盛，令中国举国震惊。戊戌政变把“百日维新”的内容几乎全都消灭，但却保留着京师大学堂，连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也发布“维新诏旨”，首先强调“变法教育”“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5]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联衔入奏的“新政”奏折《江楚会奏三折》刻意强调的也是教育救国，建议改革教育举办新式学堂。[6]发展文化教育乃是救亡图存之根本，成为当时有识之士之基本共识。
但与国家上层主张英才教育不同的是，张元济提出必须进行普及教育，他指出若不教育警醒民众，中华民族将面临被奴役甚至灭亡的危险。于是发出警呼：要“尽人皆学”“否则岂有不为人奴，不能消灭者也……”。[7]他致信盛宣怀恳切建议要“广设学堂”教育民众，通过改变中国民众的精神状况，集“全国之人之智”造就中国的强大。“以兴学为先”启发民智成为张元济所秉承的文化使命感的第一块思想基石，也是他日后倾注于出版事业中文化使命感的先声。
2.对出版业推动大众文化启蒙性质的认同
张元济对出版推动大众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的认同始于他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之时。在未进入出版业之前，他寄希望于以学堂教育大众。但是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起到1890年止的几十年间，全国新式学堂还不足40所，无论规模还是授课内容都是刚刚起步的新式学堂难以担负起教育“觉醒”民众的重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鉴于西学的影响和时局的巨变，清廷创办一系列译书局以襄时务，南洋公学译书院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1899年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在任期间推进“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及“译成之书，次第付刻，以广流传”[8]之事，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政治、教育、法律等多方面的图书。张元济对出版业在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9]1903年年初，南洋公学“院费短绌，无可展开”时，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
以张元济为代表的知识群体进军书业与当年王韬等士大夫的“不得志”“不得以”而从事图书出版有着质的差异。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知识分子告别政治舞台，转向书报等新兴媒介，借此确立面向大众的新的公共话语空间，承担起启发民众、唤醒民众的启蒙精英的社会责任。因此张元济舍弃地位显赫的南洋公学，毅然投身民营出版业，是实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人生理想，更主要的是“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10]的使命感，他以后的一系列出版行动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
二、文化使命感在出版实践中的体现
鸦片战争后，清末出版体系虽然已经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但是没有形成独立的展示民族精神、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出版业态。张元济带领文化精英成为中国首批职业出版人，中国出版业因此发生了质的飞跃。尤其是他坚持以本国文明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以“为中国造新文明”的文化使命感来指导出版活动，以“商务”为代表的民族民营出版业对本国文化进步、民众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以现代教科书育化新型国民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法定学校系统，试行教育改革。此后新式学堂纷纷成立，但所用教科书或为旧时蒙学读物、举业用书，或为教会出版机构编撰的教科书。张元济未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就曾指出旧读物培养的人必定被时代抛弃，而外资出版机构所编教材“大都以阐明彼教为宗旨，与中学绝无关合”，[11]他主张“勿滥读四书五经”“勿沿用洋人课本”。基于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和出版对教育的推动作用的深刻思考，值国家教育改革之机，1903年张元济把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硕学专家及富有教育经验的人”引入编译所，请来日本教育专家担任顾问，以构架国民新的知识体系、道德体系，重塑精神与思想为宗旨，开始自主编纂新式教科书。
以《最新国文教科书》为例，从内容到编排体例，张元济付诸于出版业中的文化使命感显而易见：初等部分以精选我国的传统美德、习俗、历史故事、儿童歌谣、寓言故事等为主要内容；高等部分开始中西融会，介绍西方的实用科学及地理历史等广博的世界知识。教科书以保持本国文化特性及民族精神为柱础，弘扬民族悠久历史、矫正落后的封建弊俗，同时有选择性地吸纳西方文化。在编排形式和体例上，借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小学国文课本的经验。在中华民族意识勃发之时，张元济以日本为镜鉴有着深层的原因：日本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后，反复强调民族精神，成功地进行了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合璧。张元济效法日本不失传统也可自强的举措正是他立足民族文化以寻求更新发展的行动。而附在教科书首册卷首的言明“编辑大意”的“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更清晰地表达了张元济寄寓在教科书事业中的职业理想：“以期社会之进步改良。……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知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12]
教科书的编撰主旨与1902年张元济发表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一文中关于教育的思考一脉相承：“中国开化甚早，立国已数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学之事，何必舍己芸人”“预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宗教、政体相为调剂。”[13]这种对民族文化高度的自尊感和自信心，不但为中国现代教育奠定起“独立精神”的深厚根基，也为近代出版业的文化努力指明了方向。
1.2 仪器 1290 型高效液相色谱(美国 Agilent 公司)，AB 4500Trap 三重四级杆液质联用仪(Applied Biosystems C)，TE612-L型电子天平(S 公司)，Allegra 64R型高速冷冻离心机(BECKMAN COULTER 公司)，Maxi Mix Ⅱ型旋涡混匀仪(美国 Thermolyne 公司)，烘箱。
2.彰显出版业对本土学术发展的导引功能
为使国人破开蒙昧认识域外文化，近代知识分子们做着不懈的努力。张元济主持的西学出版涉及内容之广、规模之大、经典著作之多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壮举。但张元济并非对中国文化进行单向性改铸，仍然是中西文化“相为调剂”的坚持，是用西方文化修复和弥补本民族文化缺陷和不足，因此五四运动前后，“诸多学人迫于西学疾进，中学渐退的现实处境，秉持传统士大夫的天下使命观与忧患意识，进而明晰地提出学术独立的吁求”时，[14]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力量为民族学术独立发展助力，对本土的学术著作出版进行大力的扶持。他多次向各大学及先进文化团体的学者发出诚挚的邀约，“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15]在馆内他反复强调“本馆现在营业，宜处处从求进步着想”。[16]对出版业他也极力倡导“宜多出高尚书，略牺牲营业主义”。[17]
1918年，张元济与蔡元培分别代表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联手推出《北京大学丛书》。作为出版业与高等教育合作的首创，该套书的出版对重建本国学术、重塑民族文化自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继之，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丛书，发挥了出版对教育的导引功能，为中国民族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以出版古籍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
张元济反复强调语言文字乃立国之精神，“未有语言文字亡而其国尚能存者”，而文化遗产“事关国脉”，他萃毕生的心血于古籍整理校勘，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传承民族精神作出巨大贡献，也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张元济曾致信好友傅增湘，吐露他为延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殚精竭虑、只争朝夕的心情：“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唯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秉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18]19世纪末叶以后，张元济自任复兴古老文化、重振民族精神的主将，以鲜明的态度捍卫民族文化，他再三强调“中原文物系属老成，国之光也”，并于《印行〈四部丛刊〉启》中以“睹乔木而思故乡，考文献而爱旧邦”表达他对祖国文化的深情。历时十八载校勘《百钠本二十四史》，为求善本、抢救孤本“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走域外”，积年累月付出无法估量的精力和辛苦，以分文不取的磊落之心为维护民族文化“独立之道”表现出超人的信念与毅力。“本馆深知出版物之性质，关系中国文化之前途，故慎重思考，确定统一之出版方针。即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保存国粹；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中西之沟通，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19]这正是张元济在出版事业所秉承的文化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总结。
三、张元济文化使命感的社会效应
张元济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成就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深受爱戴，一大批知识分子围绕在他周围，他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影响着他身边的精英，形成“蒲公英效应”。
1.对馆内职业出版群体的引领
张元济的精神对商务印书馆编译群体的影响直接而深切，他把“为国家谋文化发展”的出版理念植入“商务同仁”职业全景中。夏瑞芳原本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印刷工人，连同亲朋共4人自立门户创办“商务”小印刷所，为的是“月入六七百元以付开支”。张元济的到来使得夏瑞芳由为经济利润而奔波的小业主提升为放眼国家文化大业的企业家，“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20]
张元济广揽人才壮大编译所，并在精神上加以提携，深受张元济影响的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自觉承担中国思想、教育、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多重层面的责任。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考察令高梦旦“发愿要编一部适合于当时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他辅助张元济完成现代教科书的编撰事业。陆尔奎提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的深刻思考，张元济明知编纂辞典是“事烦而益寡”的“甚难”之事，却仍倾全力支持，参与择类审题、立目释义、体例版式整个编辑过程，并编撰部分具体词条。陆尔奎率“阳湖耆宿”50多人，“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这部400多万字的巨著《辞源》差错率仅为十六万分之一，流芳至今。披八载星霜的辛劳，陆尔奎目力受损终至失明。杜亚泉耗时12年主持编撰成“科学界空前之巨著”《植物学大辞典》。浑铁樵在中西医学论争、中医面临被废止消灭时，发表著名的《群经见智录》，在保存祖国中医学完整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本人却积劳成疾，临终前一天仍在修改《霍乱新论》。夏曾佑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开创以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李伯元创作了《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以披露时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徐珂编撰了《清稗类钞》等珍贵的史学著作，等等。
2.与馆外文化巨匠相辉映
张元济因兼容并蓄的特性和高尚的人品成为知识界的核心人物，他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严复、林纾等馆外诸多文化大家保持密切的交往与合作，尽管有着不同的精神方向和思想风貌，但仍携手并肩共同推进中国文化在近代行程中的新发展。
③建立设施大棚集雨工程。小流域内有设施农业大棚膜面面积79.90 hm2，道路面积 6 hm2，可发展棚面与路面雨水利用。将生态园内温室大棚膜面雨水在排至地面前通过集流槽进行收集，并结合园内的天然沟渠及坑塘组成雨水收集与利用系统，回用至生态园内种植物的浇灌及景观生态用水。主要工程包括膜面集雨集流槽、大棚排水立管、排水槽、雨水入渗池等工程，年综合利用雨水13.13万m3（平水年P=50%）。根据2012年统计，设施农业大棚区2012年用水量为316 520 m3，雨洪利用工程可节约东半壁店小流域内用水的42%。
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困顿潦倒，染上鸦片瘾，张元济从经济上、精神上对严复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照。严译八种均在张元济策划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优厚待遇下出版。严复曾对张元济谈到翻译西书：“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人之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21]这与张元济的“扶持教育为自任”同出一辙。
注释：
在上述例句中，我们可以看见英文用了较长的一段句子来表示对方不知道这是他的音乐，还用到了“You’re not the sharpest knife in the drawer”。如果是原文直接翻译的话，那字幕就会变成：“你不是抽屉里最尖锐的刀”。很显然，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不仅仅句子很长之外，观众还没法了解原文所表达的真正的意思。根据原文的意境，这里是要告诉对方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根本都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这个句子直接提取了主要意思，译为“你还不知道，这是他的作品。”即让观众了解了角色所要表达的，又把字幕简约化。这符合字幕翻译的简约性。
居家养老健康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表示,做好养老服务是重大的民生课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坚持不懈,持续推动。
另外，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生活书店等几大出版机构及著名的《良友画报》的创办人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培养出来的。深受张元济精神的影响，在出版事业中他们紧随“商务”的方向，共同绘制了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
牟泽雄:文学的商业化非常典型的是“郭敬明”式，“唐家三少式”的写作，有特定的商业运作模式和目标消费群体，与泡沫电视剧式的“快餐消费”没有本质不同，与书画上的“商品字”和“商品画”有些类似。
四、结语
[5]《清德宗景宗实录》卷 486[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15
张元济与蔡元培两个文化巨匠数十年彼此推重、相互辉照，他们以出版和教育的合力引领社会进步。张元济与胡适更是新旧学人契合的典范，胡适学成刚归国即得到张元济的大力扶持，“允以与林纾相同稿酬”。胡适赞扬张元济的人格“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张元济提出“于保存吾国固有精神文明之外，发展物质之文明，成功世界上一种特别文明”，[22]蔡元培主张：“真正的文化是要自己创造的”，[23]胡适强调今日“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24]他们为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共同擘画崭新的方向。
[1][11][13]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70，172，170-171
[2][4][7]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8
[3]王涛.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N].人民日报，2017-04-18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国力羸弱，张元济等出版家带领民族民营出版业，以文化兴邦为己任，始终把出版业与国家强盛、民族强大、人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等时代主题相对应，对国家文化体系的重新构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当下国家对图书出版社会效益的强调前所未有，实际上即是对出版业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大业中必须发挥的作用予以规划。在国家对出版业提出新要求的背景下，评说张元济的文化使命感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
[15]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9
通过计算可得，电动机所需有效功率为25.8W，由电机到滚筒的传动总效率为η=η1·η2·η3。其中，η1，η2，η3分别为链传动、轴承和滚筒的传动效率。经计算可得所需电动机功率为36.5W。
依据《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培养应该在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三方面进行，具体到教师教育课程方案，应包括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其中又包括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实训实习组织、班级管理与教育活动、教育教学评价、沟通与合作、教学研究与专业发展等方面。
1.1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江苏省中医院收治的52例SAP患者，其中男性32例，女性20例；年龄28～76岁，平均年龄（47.3±12.7）岁；胆源性胰腺炎29例，暴饮暴食10例，高脂血症8例，病因不明5例。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5］，本研究经过本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查同意，所有纳入人群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合并严重心肝肾或其他全身系统性疾病、机械性肠梗阻、肠道占位或正在参加其他药物试验者。
从林琴南写给汪康年信函 “闻张菊生颇称吾书。此君品学皆高，恨未之见，恨甚。”[25]足见张元济社会影响力，林译大量出版得益于张元济的鼎力支持。
[10]杜亚泉.记鲍咸昌先生.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10
[12]《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光绪三十年二月初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四日二版
[14]李来荣.欧化至本土化：清末民国时期学术独立观念的萌发与深化[J].学术研究，2011（11）
[8]刘岸冰.追寻南洋公学初创的足迹——盛宣怀关于南洋公学的奏折与光绪皇帝的对此的批示[N].上海交大报，2009-02-23[9]宋应离，等.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62
[6]马东玉.张之洞大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323
[16][17]张元济.张元济日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5，465
马克思把矛盾观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建构了一些唯物矛盾的基本观点，并把它应用于理论批判和现实斗争中，从而奠定了矛盾观乐曲的基调，拉响了矛盾观发展的第一乐章。当然，马克思的矛盾观是在和思辨哲学家论战的时候零星发散出来的，所以其矛盾观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征，而对矛盾的生成逻辑和具体内容的论述较少。
首先，如今财务管理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如果没有专业过硬的财务相关知识，中小学的财务管理水平就不会与时俱进，所以在对财务人员进行入职选择时，应考虑该财务人员是否持有相关的专业资格证书，是否具有财务工作经验，以保证将来学校财务人员的专业性和实践能力。
[18]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
[19]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35
[20]张元济1926年3月写的《东方图书馆概况 缘起》
[21]严复.与张元济书[A].王拭编.严复集( 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527
[22]申报[N].1922-07-12.转引自吕明涛.张元济与近代基督教[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4）
[23]蔡元培著，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85
[24]胡适著，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北京：中华书局，1998：3
[25]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160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外语部）
标签：张元济论文; 出版实践论文; 文化使命感论文; 文化自强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论文; 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外语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