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的发掘、阐扬和批判——寻根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80年代中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寻根小说，表现出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似的民族文化危机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作品都着重对民族特性进行了发掘、阐扬和批判。寻根小说明显受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启迪和影响。但寻根小说存在既排斥西方文化又模仿魔幻现实主义，既否定“五·四”文学传统又不自觉地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等矛盾。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小说的经验表明，民族性不排斥向外借鉴，民族性并不是死守传统的保守性。
关键词：民族性 寻根小说 文化传统 魔幻现实主义 “五·四”文学
毫无疑问，寻根小说曾以它强烈的民族意识，给新时期小说写下了重重的一笔。文化寻根小说，早可追溯到王蒙1982年开始发表的《在伊犁》系列小说。到1985年前后，文坛吹起“寻根”热风，出现了一批“寻根”小说，其表现的民族文化危机感，复苏民族文化意识的强烈愿望，以及对民族特性的挖掘，都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今风靡世界，并影响中国文坛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
一
魔幻现实主义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拉美形成和发展起来，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的文学流派。它借魔幻来表现现实，即把现实放到一种魔幻的环境和气氛中客观地、详细地描写，给现实披上光怪陆离的外衣，却又始终不损害现实的本质。这种新的现实主义，是拉美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和由现实激活的民族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自本世纪初开始，墨西哥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世界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使长期生活在贫困与压迫下的拉丁美洲人民日益觉醒，并逐渐形成一种“拉丁美洲意识”。虽然，拉美各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但在遭受殖民统治和外国资本渗透、掠夺方面有着共同的经历，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共同的特点。西班牙语世界源远流长的美洲主义思想，独立战争时期博利瓦尔的拉丁美洲大统一思想，同样的重新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感，使这些有着共同历史、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传统和共同处境的拉美人民空前团结并导致这种统一的民主主义意识的形成。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下，拉美历史学界、语言学界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寻找民族特性”的运动。在文学领域里，作家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纷纷用文学作品来反映拉美神奇的现实，真实的面目，反映时代的精神，民族的气息。他们反对脱离拉美现实，一味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倾向，把注意力从现实的和传统的生活范围展开，深入到广阔的自然、几乎被人遗忘的生活角落和历史往事，去发掘民族文化传统，包括曾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性摧残过，长期处于孤独状态的印第安文化遗产。在这场运动中，一批才华横溢，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创作出一大批质量高，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享誉世界，被西方评论家称为一次“文学爆炸”。
中国的寻根小说，也是由作家们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感所催生的。面对新时期以来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再次涌进国门，在一种世界意识的参照下重新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反思，一些作家认为，是“文革”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几近崩溃，民族优良传统被破坏，从而导致各种不正之风产生；传统文化之根已经断裂，文学应该担负起“寻根”的责任。他们还由此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阿城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其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1〕韩少功说：“五四以后， 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2〕李杭育甚至对当代中国人向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深表忧虑：“其实何止文学，中国的整个现代文化都在向西方拿来……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穿西装，坐沙发，吸西式的烟卷，喝雀巢咖啡，听迪斯科音乐……在你我的身上已经没有很多中国的气味，中国的气质。我们的民族个性在一天天地削弱，民族意识是愈来愈淡薄了。”〔3〕作家们因民族文化之根的“断裂”而痛心疾首， 为民族意识的日益淡薄扼腕长叹，因此要用自己的创作来寻求对民族价值的重新评价，复兴民族的传统文化。虽然这种寻根意识的产生与魔幻现实主义产生有着不同的国情背景，也没有那种波及整个文化界的轰轰烈烈的寻找民族性运动作依托，对民族文化传统被削弱的忧患程度不一，但都有共同的出发点：反对文学脱离本国现实和传统，反对一味模仿西方文学，警惕殖民主义文化卷土重来。
二
寻根小说作家对民族文化之根“断裂”和民族意识消亡的担心并无可靠的现实依据，观点也不无偏颇。但尽管如此，他们寻找和挖掘民族文化“优”根以和所谓文化传统“断裂”的现实相对照，并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初衷，却导致了一些宏扬民族精神的作品产生。
莫言的“探索性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试图通过“红高粱家族”的族史，来探索中国人在历史的新旧交替时期所遇到的种种国民性格问题。小说竭力颂扬以“我爷爷”、“我奶奶”、罗汉爷等为代表的祖先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与红高粱共存亡的英雄历史，着重描绘他们的粗野、热血和火性，以及他们求生的意志、抗争的勇气和追求的执着，并用以同懦弱无能，工于算计，伪善胆小的现代人作对比。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张承志《北方的河》、《辉煌的波马》等小说，有对人生意义的确定和对传统世俗观念的超越，也有对原始野性、刚健之美的“力”的追求。小说中男子汉跃入黄河的身影，碎爷那颗“打不垮的心”，都以一种顽强进取，生生不息的民族韧性精神进入读者视野，挥之不去。这些都不禁使人联想到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和彼特里的《黑薄荷》等等小说。它们不仅展现了神秘莫测的美洲世界，而且在这个扑朔迷离、移人神思的背景下，展开了一幅幅民族斗争的画卷。马康达尔联合黑奴，焚烧庄园，举行武装起义，立志把白人主子从海地驱逐出去。起义遭到了法军残酷镇压，马康达尔沦为俘虏，被活活烧死。黑人心中的种族仇恨之火并未就此熄灭，反被剑与火磨砺得更加炽烈。他们在布克曼领导下，举行第二次武装暴动，用复仇的钢刀和长矛击败了强大的殖民军（《这个世界的王国》）。为了抗击危地马拉玉米种植主们焚毁森林，吞并土地的暴行，玛雅部落人在部落酋长加斯帕尔·伊隆率领下，进行了一场保护土地的英勇斗争（《玉米人》）。委内瑞拉布里亚矿的黑人奴隶米格尔，为了自卫，与黑人兄弟一起揭竿而起（《黑薄荷》）。这些小说在拉美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交织和冲突中，突现了被压迫民族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以及为此而奋斗不息的精神。虽源自不同的传统和文化背景，但寻根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都表达了对生命强力和顽强不屈斗争精神的热情颂扬。
寻根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不约而同地有探讨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篇章。刘醒龙的《灵
》中，护林老人曾是一位猎人，因打死过一只幼獐遭天谴，砍掉了扣板机的食指而结束了狩猎生涯。直到晚年，他还觉得当年打死的不是动物，而是自己的儿子。他尽全力保护自然却终保不住，山空林毁，树王被砍，童话应验——暴雨袭来，泥石流淹没了良田，人类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阿城的《树王》写十年动乱中，主人公肖疙瘩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失掉了心灵的平衡，却从大自然里寻找到了支撑点。他成了自然的忠实保护者，并与自然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他预感到森林将被毁灭而忧心忡忡。创作于1949年的《玉米人》，故事就是在土地的呼号和悲叹声中开始的。在玛雅人的头脑中，土地、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当失去森林的时候，土地就恸哭、控诉。而玉米是人的肉体、子女，用玉米去作买卖等于出卖自己的亲人。正因为玉米关系到人的尊严和种族的存亡续绝，玛雅人同玉米种植主展开了殊死搏斗。战争的结果是咒语灵验了：镇压玛雅人的戈多伊上校死在高山林莽之中，叛徒马乔洪和儿子被萤火烧死，萨卡通一家八口被满门抄斩，凡是参加与玛雅人作战的白人士兵全部断子绝孙。彼特里的《鹿》描写人与动物相通的关系。年轻猎人达米安，妻子重病缠身，陷入贫困之中。当他听说山上有一只长有十二只角的怪鹿，抓住它可发一笔财时，他便与同伴一起上山狩猎。怪鹿正巧出现在达米安面前，并流露出亲热的表情。他于恍惚间随便开了一枪，打中了鹿的要害。他回到村里，自己的妻子刚好咽了气。与大自然为敌必遭报复。来自不同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顺应自然的观念，都分明回响着保护大自然的呼声。
对传统美德和淳朴人情的描写与歌颂，在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等作品中就已有偏爱，到“寻根”旗号正式打出，这类作品更不断增加。如贾平凹的《天狗》写师母对天狗的照料，天狗在师傅身残后主动承担师傅的家庭重担，师傅为他人方便而选择了自杀之路；王安忆《小鲍庄》写少年捞渣尊敬长辈，在洪水中把生存的唯一希望留给了鲍五爷；何立伟的《淘金人》中，一群男人在一个女子面前出奇地规矩。女人不幸淹死，男人们把所有的金子都做了她的陪葬，并都于次日离开了这块藏金之地，再也没有回来。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彼特里的代表作《雨》写一对生活在贫困和孤独中的老年农民夫妇，不仅无儿无女，连养的一条狗也死掉了。天逢大旱，他们日夜盼着下雨。老头在地边上偶然遇到一个来历不明，骨瘦如柴的小男孩。老人暂时忘掉了旱灾带来的不幸，毅然将孩子带回家，将仅有的一点干粮给他，为他起名字，对他爱护备至。可还不到傍晚，小孩突然不见。两位老人焦急地四处寻找。他们跑遍了地头和树林，被突降的暴雨淋着也全然不知。老农民心灵的美在天灾与人伦的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重义轻利等观念，在拉美民族文化中找到了对应之处。
三
在人类进化的文明史上，各民族的文化积淀都总是优劣并存，良莠同生的。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抛弃劣点，发扬优点的过程。当人们回头探寻民族文化特性，审视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在发现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要触及到长期沉积下来而还未被抛弃的民族劣性。因而，寻根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都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作出了一边阐扬一边批判的双向选择。
如果说，《红高粱家族》对“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的高密东北乡“种的退化”的暗示，《小鲍庄》对贫穷愚昧和落后的否定，以及《最后一个渔佬儿》（李杭育）对滞后的生产方式和愚顽的思想意识的嘲讽，或只是对现在时态的民族性的对比批判，或只是不经意的顺带流露，并非重心所在，那么，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蔡测海的《“古里”——“鼓里”》等等，则是作家在反思民族历史与文化时，对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有意识的揭露与批判。而这一方面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更为一致的地方。《归去来》写一个名叫黄治先的“我”被村民们当作曾在此地生活过的“马眼镜”，向他讲述和询问“马眼镜”的过去和现在。“我”在这个想象中的，好像也真实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的，是善良纯朴的村民，贫困的物质生活和愚昧的精神状态。《“古里”——“鼓里”》写一个不知该叫“古里”还是“鼓里”或“蛊你”的地方，“周遭总象是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来，鸟飞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来，连太阳和月亮也莫不如此。周而复始，一切终未离去；别的也不见进来，……”这里的人有了三灾六病，先是找人念符咒，“不灵再去送稀饭鬼”，尽管云山医师早在三十年前就带来了科学！人们似乎“蒙在鼓里”，生活在象刘二娘那种三十年如一日的等待之中。一切按步就班，毫无变化。这个“鼓里”和黄治先去过的村寨正是现实生活的环境，只是人们虽时时意识到而又时时忘却。这种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犹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那个一百年来仍然“贫穷”、“落后”、“与世隔绝”、“毫无变化”的马孔多镇，人们都在不断地回忆往事，由现在到将来再回到过去，一切都在孤独的自我封闭的怪圈中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也如卡彭铁尔的《阴森可怕的差事》里那个破败的城市中发生的一切——葬礼、地震和霍乱都并不影响人们排演话剧《进入上流社会》和去教堂做弥撒，唱赞美诗，人们满足于既定的生活方式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两篇小说都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4〕的手法， 把人们生活的环境描绘得朦胧神秘，而传统文化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人们心上。扎西达娃的小说受西藏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独特的历史，神秘的宗教和伦理习俗，虔诚的奉献精神等等影响，更接近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一开始就把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和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相提并论，道出了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用皮绳结扣计数的琼盲目地跟随追求神佛的塔贝，沿途却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诱惑。塔贝全力追寻的神不过是幻影，他临死时听到的“神示”却是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时从太空送来的“鼓号乐和千万人的合唱”。他临死也没有从痴迷中解脱出来。《隐秘岁月》叙述了哲拉山区一个叫廓康的村子里，次仁吉姆和达郎两家近乎原始生活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象哲拉山一样坚韧的民族，但封闭落后的生活方式，比亲情还强烈的宗教意识，把他们与现代文明隔绝开来。尽管在近一百年间有过外乡人的引诱，英国人的造访，但他们只乐于重复祖先的生活方式不愿有所变动。这里的人们如同《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一样，过着世代相沿成习的生活，连每一代人的名字也都重复不变，每个女人都叫次仁吉姆。而贫穷、愚昧和孤独的生活也与人名一样毫无变化。从这几篇藏域小说，我们可明显看出，作者不仅仅在营造神秘奇特的气氛，探讨民族深厚的宗教意识和文化积淀方面与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反映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宗教追求与世俗生活的碰撞，人们生活的艰难，传统的沉重和行进的迟缓等方面也十分接近。
四
民族性，是文学艺术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因素。这一论点因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得到有力的证明。寻根小说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注重民族特性的挖掘，并进行阐扬和批判，作品也充满较强的民族色彩。
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中始终以“拉丁美洲意识”作为指导，努力发掘拉美人民在反殖民统治，反外国资本渗透和掠夺，反独裁统治和寡头政治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以及善良美好的人性。但是，他们没有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自己的眼光，站在传统文明的一边，一味地歌颂褒扬，而是以现实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面对严峻的现实，在赞扬的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批判传统文化所遗存的种种劣迹和污点，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来审视这个百孔千疮而又生机勃勃的民族，从而给人们展示出拉美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演出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正是因为有对自己所立足的现实的正确认识，有直面拉丁美洲历史和现状的勇气，才成功了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才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价值。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因《百年孤独》一书“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而成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人。这举世瞩目的殊荣，正是对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扎根民族文化土壤，客观而正确地反映拉美现实的肯定。
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还来自于作家们对外来文化和艺术不带偏见的兼收并蓄，以及长期艰苦的艺术探索与实践。早在马尔克斯这一代作家之前，卢文·达里奥，何塞·马蒂和博尔赫斯等两代先驱，就一直为摆脱殖民主义影响，创造拉美民族文学努力着。他们以广阔的胸怀吸收各种文化养料，并输入自己的文学创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拉美文学才有了魔幻现实主义这样既立足本民族现实，又有诸多外来文学技巧的世界型小说作品。这说明，民族性并不排斥向外借鉴；民族性不等于死守传统的保守性。
寻根小说在短短的几时年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有实力的作品，如《北方的河》、《小鲍庄》、《爸爸爸》等等。它们在对民族根性的发掘、阐扬和批判几方面各显其长。但是，从整体上看，上乘之作并没能形成一股冲击力量，给文坛带来较大的影响。相反，由于有的作家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失误，对民族特性褒贬失衡，造成了作品不可弥补的缺陷。
寻根小说的倡导，本意是要弥合传统文化的“断裂”，但是他们对文化断裂的分析并不正确。应该承认，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中国社会中文化历史感的缺乏，民族意识的淡薄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流行盛于任何一个时期。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分析、总结、继承和批判，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很有必要性。但是，把文化传统的“断裂”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毫无道理。因为，“五·四”运动从根本上说，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而是对造成社会严重停滞和极度腐朽的文化负面进行批判，是要奋力拯救民族文化和祖国的命运。也许正是由于“五·四”的批判在某些应该锋芒所向的层面尚嫌不够深入不够彻底，才使传统文化的重负长期难以卸下，其落后消极的因素到“文革”时期发展到了极至。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根是割不断的，不用有意去续接，它已是根深蒂固。中华民族需要的，不是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的发扬光大，而是阐扬优良传统，摆脱落后意识的重压。扬善弃恶，才能增强民族的活力，走向现代文明。可是，有的寻根小说在张扬民族文化的同时，强调的是道家哲学、原始野性和落后的民族意识。阿城的《棋王》通过王一生“何以解忧，唯有下棋”的痴迷，赞赏的是逃避现实，知足常乐，营造精神安乐窝的庄子哲学。而有的作品在思考天人关系的时候，张扬的也是老子的“无为”思想。这些作品似乎是要把老庄哲学作为挣脱儒家伦理道德精神枷锁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这不禁使人想到“五·四”时期以道反儒的吴虞和稍后的以佛家教义反现存社会秩序的许地山等作家。正如他们忽视了儒释道三家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一样，寻根派作家也忘记了它们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带来真正的文化动力。
就总体面貌而言，寻根小说作家由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分析有误，使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两个矛盾现象：要想排斥西方文化的影响，宏扬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传统，却又无法抗拒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西洋文学，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本意是要续接“五·四”以前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而他们的创作恰恰是“五·四”文学的延续，甚至作品的不少缺陷也是“五·四”文学的重复！
寻根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经验启示我们，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其艺术之根都必须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同时，作家必须具有与现代文明进程保持一致的审美目光和世界性的胸怀，努力去表现与民族文化心理和思想情感相和谐的东西，创作才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性的重视和发掘，将是永不过时的话题。
注释：
〔1〕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
〔3〕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文学评论》1986年2期。
〔4〕《魔幻现实主义》，引自《文学》第1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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